大约10年前（本书创作于1987年），也就是罗马天主教教皇保罗六世在位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的我看着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播放的新闻，不由得苦笑起来：

“罗马教皇保罗六世决定，将1571年勒班陀海战中基督教方舰队缴获的伊斯兰军旗归还土耳其，以表达教廷希望与信仰其他宗教的民族建立超越信仰的友好关系的愿景。今天，教皇将这面军旗正式交给土耳其驻意大利大使。”

古今东西，军旗被敌方夺走都会被认为是极大的屈辱。但夺旗发生在1571年，已是400多年前的往事了。

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陆军博物馆陈列着各种过去在战争中从基督教国家缴获的战利品，博物馆前的通道上，也摆放着当时的战利品——威尼斯共和国军的大炮。

之所以陈列这些并非完全因为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想要通过展示三四百年前缴获的战利品激发民族自豪感。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间，这些物品早已不再是战利品，而成了一段历史的史料。

我苦笑的原因在于：土耳其拿着这面归还回来的勒班陀海战时的军旗，必定会因不知如何处置而感到为难。即使是现在，土耳其学校的教科书里也找不到关于勒班陀海战战败的记载，但这面被敌人夺走的军旗，就是其战败的证据，所以肯定不愿堂堂正正地展示出来。但教皇也是一片好意，所以也不能烧掉、扔掉。这个“麻烦的东西”最终一定会被塞进某处史料库的箱橱里。在看到这则新闻之后，我曾去土耳其找过几天，无论在托普卡帕宫，还是只要是当年土耳其帝国的胜利纪念品就会收藏的陆军博物馆，甚至像是永久闭馆的海军博物馆，都没有找到这面军旗。

看来自称进步派的理想主义者也会为保住“面子”而选择性遗忘。为了那场海战，伊斯兰舰队总司令官阿里帕夏特地在圣地麦加订制了在白色丝绸的周边用金丝绣出《古兰经》经文的军旗。但是由于最终战败，那面曾高高悬挂在阿里帕夏旗舰桅杆上的军旗再也没有机会出现在世人眼前。

400多年后的现代，即使在梵蒂冈博物馆看到那面军旗，又有多少人能想象到当年基督教世界在战力方面对伊斯兰教世界的优势呢？

勒班陀海战是历史上的一个节点。尽管因为是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间的一场冲突而具有某些特殊性，但与其他所有节点相同，男人们的争斗最终都归于战争。如果用这样的视角看问题，那么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其间的差异似乎就会变小，400多年的岁月也会因之被拉近。

勒班陀海战，是以地中海为历史舞台的漫长岁月里的最后一次战争，也是以加莱舰为主角的最后一场大海战。

我称我的狭长书房为史料阅览室。几个月前起，书房中的桌子上就放着一张图表。图表长1米，宽70厘米，与英国海军制作的1比10万的勒班陀海域图并排放着，占满了长240厘米、宽70厘米的中世纪僧院式长桌。意大利海军制作的可纵览南意大利至希腊、爱琴海海域的1比100万的地图，则在这两张图下稍稍露出一点身影，以便让人知道自己的存在。

我的这张图表是参加勒班陀海战的基督教、伊斯兰两军超过400艘军舰的一览表，包括各舰的旗帜、舰名、所属国名、舰长名等信息，表上有些舰只附有极简单的介绍。

之前并没有谁做过这样一张图表，它是我从半个世纪前在威尼斯出版的学术著作的附录中剪裁下来的。几年前，我在旧书店里买到这本书，我对书的内容感兴趣，当然也仔细读了书的附录。

这张图用的是颇为优质的纸张，但历经50多年，即使没有被很多人阅读，纸张还是已经泛黄，折痕处的文字也行将消失，而且有四处破损的地方。裁下图后，我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用铅笔描出那些快要消失的字，用透明胶带修补破损的地方。

图表以中线为界，左边介绍基督教国家的军舰，右边介绍伊斯兰的军舰，以两军对垒的形式来标记。

基督教各国的军舰占据表的左半部分，由上至下，分别是左翼、中央主力、右翼，及其背后，即图表最左端的后卫。

伊斯兰军舰则占据表的右半部分，由上至下分别是右翼、中央主力、左翼，后卫则排在图表的最右端。

1571年10月7日正午，在帕特雷湾外的海域，两军发生激战之前，双方舰队就是这个阵势。

随便挑选几段一览表里的记述来看一下。

表的最上面，位于基督教舰队阵容最左翼的是加莱舰舰队。

（1）威尼斯共和国海军旗舰。威尼斯海军参谋长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左翼总指挥。舰长费德里戈·南尼。骑士队长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步兵指挥官希尔维奥·迪·波尔奇亚。

与此相对的是伊斯兰军最右翼。

（1）埃及旗舰。总指挥、亚历山大里亚总督马赫梅兹德·夏鲁克。仅看这个记述，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名堂。这位亚历山大里亚的总督别名“西洛克”（意为东南风）。其实，这个绰号名噪一时，因为这个男人的另一个身份是海盗头目。

与威尼斯不同，土耳其并非海运国家，因而也没有海军传统。土耳其海军在实战中只能依赖信仰伊斯兰教的海盗。海军任命他们为以海盗巢穴而闻名的亚历山大里亚、突尼斯、阿尔及尔等地的总督（帕夏），作为回报，这些海盗的头目每逢海战都会应召参战。

而这样的方式，不仅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下简称“土耳其”）的苏丹来说十分方便，对海盗的头目们来说也是很不错的安排。因为海盗无论多么强大，其身份并不光明正大，而这种做法让他们获得了上得了台面的地位。

伊斯兰阵容的最左翼、图表右半部分最下面的舰只，有以下一些记述。

（246）阿尔及利亚方旗舰。伊斯兰海军左翼指挥官、阿尔及尔总督乌尔齐·阿里之舰。

乌尔齐·阿里也是海盗的头目。但这个男人与其他出生于阿拉伯或希腊的海盗头目不同。他原名乔万尼·加列尼，是生活在南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少年时他被海盗劫持，过了多年加莱舰奴隶的生活，海战时成了伊斯兰舰队左翼的指挥。

这里可以明显看到一点：海上会战，一般会让久经沙场的海军将领在两翼指挥，伊斯兰方面则将这个重要位置托付给了海盗头目。

基督教方面按惯例用久经沙场的海军将领指挥两翼。在最左翼扎下阵脚的是威尼斯的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位于阵容最右翼、与海盗乌尔齐·阿里相对的是在海运传统上毫不逊色于威尼斯的热那亚的海军将领。

（167）多里亚舰队的旗舰。舰长吉安德里亚·多里亚，基督教舰队右翼的指挥官。舰上有文奇恩茨奥·卡拉法、奥塔维奥·贡萨格等多名贵族子弟、骑士。

这是标记在一览表左半部分最下面的舰只。然而，仅靠此表还有很多情况是模糊的。多里亚是热那亚人，但不是热那亚共和国海军的总司令官。他是多里亚舰队的统帅，他所在的舰船也是多里亚舰队的旗舰。多里亚是海上雇佣兵的队长，多里亚一族把自己的船和船员，连同战士一起出售。勒班陀海战时，多里亚的雇主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

顺便提一下，热那亚共和国军的旗舰属于各国旗舰集中的中央主力，表上标记如下。

（84）热那亚舰队的旗舰。舰长埃特雷·斯皮诺拉。亚历桑德罗·福尔内塞公爵在此舰上。

想要进一步了解基督教方面的情况，图表对总司令官的舰船的记述当然很重要。但这部分在一览表的中央，因纸张泛黄变脆，破损得很严重，加之有折痕，文字等已经非常模糊。即便如此，尽量把文字拼凑起来，还是可以读到以下内容。

（86）基督教舰队旗舰。舰长霍恩·瓦斯基·德·科罗纳多。神圣同盟联合舰队总司令官、奥地利公爵唐·胡安在此舰上。

此舰乘有西班牙贵族38名、腓力二世特别任命的唐·胡安专用的告解神父弗朗西斯科、百名随员，还有从撒丁岛人中选出的400名步枪手。

为方便查找，标为（86）号的大加莱舰两侧分别是对土耳其同盟的主要国家——威尼斯共和国和教廷的旗舰。

（85）威尼斯共和国海军旗舰。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官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总指挥。

（87）教廷海军旗舰。舰长加斯帕尔·布鲁尼。神圣同盟联合舰队副总司令官马卡提尼奥·科隆纳公爵在此舰上。教皇庇护五世的外甥帕奥罗·吉斯利艾利以及罗马的很多贵族在此舰上。另有瑞士枪手25人、步兵180人及来自法国的志愿骑士多名。

一看便知道，以上舰船是主将们所在的舰只。一般的舰船在表上是这样被记述的：

（123）旗帜，复活的基督号。威尼斯。舰长本尼迪特·索兰佐。

（33）侯爵夫人号。属多里亚舰队。舰长弗兰切斯科·圣菲德拉。

年轻时的塞万提斯作为一名战士也在后一艘加莱舰上。

仅看这张只记载必不可少的事项的图表，便能很容易想象到参战的每个男人各自的故事。但要追寻这样的故事，除非完全虚构，否则是非常困难的。

阿纳托尔·法朗士曾说过，所谓历史，不过是一些著名事实的罗列而已。即便是事实，如并不出名，其历史性也常被抹去。这种危险是始终存在的。如果后来没有写出《堂吉诃德》的话，塞万提斯参加勒班陀海战这段历史也一定会被湮没。要贯彻以中立的立场来撰写的态度，就历史领域而言，绝非说说那么简单。

仔细研究这张图表数个月后，我所做的第二件工作，就是在阅读其他史料的过程中，在已证明阵亡了的舰长和指挥官的名字下画线。

结束这项工作时，面对着如此众多的人名，我愕然无语。但我想，这件工作对视觉性地把握激战发生的区域是有用的。

那个年代，离海上战斗方式变为拉开距离的舰只互相炮击的特拉法尔加海战还有200多年。勒班陀海战说是海战，不过是把步兵的战斗场所搬到了海上而已。步兵登上靠近的敌船，用剑、长枪、步枪、弓箭交锋，这种作战方式与在陆地上战斗并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判断指挥官、舰长的阵亡者分布图与激战位置的分布图大体一致是没有错的。

是谁说过，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在描绘流血的政治之前，也有必要描写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勒班陀海战，首先，

是不流血的战争

然后是

流血的政治

接着，最后再次

以不流血的战争结束

它仅仅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恐怕，其他的战争也同样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