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时代”始于客蒙遭陶片放逐。不过，为了让大家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必须回头从3年前说起。

公元前464年的夏天，一场可怕的大地震袭击了斯巴达，现在想来，它应该属于垂直型地震。在城邦国家斯巴达的拉科尼亚（Laconia）地区，首都斯巴达的受灾情况最为严重，除了九间房屋没有倒塌，几乎全城被毁。

希腊位于地震多发地带，斯巴达所处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部更是直接坐落于地震带上，灾害尤为频繁。尽管斯巴达人早已习惯了这种天灾，但那一年的情况实在惨烈。惊恐的人们叫它“波塞冬的愤怒”，提心吊胆地等待余震过去。在当时人们的认知里，陆地上的地震源自海神波塞冬的指令。

除却忍耐别无出路的斯巴达的市民们，好不容易熬过余震，刚松下一口气，就发现有新的危险朝他们逼近。

大批的希洛人正向刚经历了人力、物力、精神三重打击的首都蜂拥而来。

这些半奴隶身份的农奴被禁止携带武器，他们手中握着的可能只有镰刀、斧头，但人数是斯巴达市民的16倍，而且他们一直对高高在上的斯巴达市民心怀恨意。

城邦国家斯巴达的社会结构与实施“民主制”、连最底层民众都有投票权的雅典不同，斯巴达人选择了由少数人掌握国家政权的“寡头政体”。因此他们的社会分为以下三个等级：

斯巴达公民——从20岁到60岁的现役人口，不超过15000人。他们要服兵役，名闻天下的斯巴达战士指的就是这群人。

庇里阿西人——为军人阶级提供必需物资的手工业者或商人。

希洛人——国有农奴。终其一生为统治阶级的斯巴达战士耕田种地。

根据学者的估算，以上三个阶级的人口比例是1∶7∶16。

在斯巴达，具备公民身份必须履行兵役，同时又拥有投票权的斯巴达男性只有一万多。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都不是公民，也就是说算不上真正的斯巴达人。

鉴于这样的社会状态，斯巴达对地震和希洛人的暴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戒。然而在公元前464年，这两大威胁接踵而至。

斯巴达陷入深刻危机的消息，从手持镰刀、斧头朝首都进军的希洛人人群，传到从没想过造反的庇里阿西人耳里，甚至蔓延到位于拉科尼亚西部的斯巴达属国美塞尼亚，一场暴动演变成直接左右斯巴达存亡的严重事件。

伯罗奔尼撒半岛

就在同一年，斯巴达迎来了他们的新国王——刚满30岁的阿希达穆斯（Archidamos）。

相较于灾后重建，年轻的国王首先得调动兵力。上至60岁以上已经退役的老人，下至尚未经历过“通过仪式”提着希洛人首级回营地的未满20岁的男孩，但凡能拿武器的男人，无一例外地统统被动员起来。

国王率领着这支军队，在步步逼近的希洛人大军前布阵。军队的具体人数不详，以当时的情形，哪怕全国总动员，阿希达穆斯能够调集的兵力也就一万人。

尽管人数处于劣势，但他们毕竟是从7岁至60岁坚持强身习武的斯巴达男子。斯巴达重装步兵的装备、武器，虽说是刚从倒塌的房屋中找出来的，但较之希洛人手中的镰刀、斧头，威力不可同日而语。结果，斯巴达人击退了数量在自己10倍以上的希洛人，将他们赶进首都斯巴达以西50公里左右的伊托美山中。

然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希腊的山多岩石。因此，攻山犹如攻击城墙高筑的要塞。首先，需要大量的士兵；再者，战法十分复杂。

斯巴达从来没有足够的士兵能够彻底包围山岩打封锁战。

16年前的希波战争中，斯巴达战士因温泉关血战以及普拉塔亚战役的全胜而声名远扬至远东，但他们擅长平原作战。

“永远不要将后背朝向敌人”“战场上不胜利，毋宁死”，这些斯巴达人自孩童时便接受的教导，在实战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一面防守来自上方、左右甚至背后的袭击一面进攻杀敌的战法，不是斯巴达人所长，或者说是他们的先天缺陷更为合适。纵观斯巴达的历史，他们从来没有攻下过建有城墙的城市。

虽说攻山战有违斯巴达人的天性，可是任由希洛人盘踞山中，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如果叛乱的势头扩散至庇里阿西人和美塞尼亚地区，斯巴达人再勇猛，仅靠一万名士兵终是难以抵挡。

胶着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多以后，斯巴达人终于低下头，向雅典求援。之所以熬这么久才开口，是因为斯巴达人的自尊心。

当年波斯来袭，希腊危在旦夕之际，赢得萨拉米斯海战胜利要归功于雅典人。但是在温泉关之战中，是列奥尼达国王率领斯巴达300名勇士，以全体战死换取对手损兵2万，让波斯大军的南下延迟了一周。更何况，温泉关之战的第二年，在普拉塔亚平原歼灭波斯军大获全胜的是帕萨尼亚斯率领的斯巴达战士。

如此强悍的斯巴达竟然要向雅典讨救兵，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倘若是海军，多少还情有可原，毕竟斯巴达没有训练海军的传统，但要求陆军支援，实在让高傲的斯巴达人纠结不已。

形势危急，骄傲的斯巴达人不得不向雅典派去了求援的特使。

在接到斯巴达的正式请求后，雅典紧急召开了公民大会。

最先表态赞成派兵的是客蒙。这个人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斯巴达的好感，甚至为儿子取了一个意为“斯巴达之子”的名字。

不过在大会上，客蒙没有用“情”，而是以“理”服人。他说：“希腊有雅典和斯巴达两只脚，方能四平八稳。我们必须帮助斯巴达。”

而反对客蒙的是吸取了地米斯托克利政治理念的一批人。如果客蒙算“稳健民主派”的话，这批人就是“激进民主派”。彼时，伯里克利尚未成为这一派的领头人，还处于类似副手的位置。因此，在公民大会上与客蒙展开激烈辩论的是比伯里克利稍稍年长的埃非阿尔特斯（Ephialtes）。

埃非阿尔特斯究竟以何种理由反对出兵，史料没有记载。据说埃非阿尔特斯的思想比伯里克利激进数倍，也许他会这样反驳客蒙：“斯巴达一味压榨剥削希洛人、庇里阿西人，不赋予他们公民权，对采取这种社会制度的斯巴达，雅典没有支援的必要！”

然而，当时客蒙的民意基础可谓坚如磐石。最终，公民大会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客蒙的提案，客蒙亲率4000重装步兵支援斯巴达。

客蒙顺利率军进入斯巴达后，处境渐渐变得微妙起来。也许是他直率的性格引发了冲突，毕竟“正直之人”不等于“外交高手”。

首先在军事方面，客蒙对自己的军事才能信心十足，他可能向斯巴达军的上层提出了什么建议或忠告，损伤了斯巴达人的自尊心。

斯巴达人天性顽固、保守。对奠定国家体制基础的吕库古“宪法”，他们不会去想“为什么要护宪”，而是“反正就是要护宪”。斯巴达人欠缺灵活性简直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无论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凡外国人提出的建议，他们都坚决予以拒绝。客蒙越直言不讳，在斯巴达越不受待见。

其次是政治上的原因。客蒙及其麾下4000雅典士兵的存在，让斯巴达一方颇感不安。

如第一卷中所述，斯巴达的国家政治由每年选出的5名监察官操控。这些人以吕库古“宪法”守护者自居，对滞留斯巴达的客蒙和4000雅典士兵逐渐产生了怀疑，担心他们的存在会威胁到斯巴达的社会体制。

客蒙再怎么亲斯巴达，终究是来自民主雅典的公民。他率领的4000名重装步兵是雅典的中坚力量。他们会不会表面上来救援斯巴达人，其实在暗中帮助希洛人？就算没有直接的行动，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斯巴达底层人民的激励。监察官们对这4000名雅典公民来斯巴达的真正目的产生了怀疑。而客蒙对此毫不知情，一心一意援助斯巴达，想来也是够可悲的。

斯巴达的5名监察官以维护国家体制为使命，只要心存疑虑即可给人定罪，不必冷静地去究清事实。在第一卷中，我说这些监察官类似中世纪将大批无辜民众投进火堆的无耻的异端裁判官，就因为他们都有妄下断言的特质。

不到10年之前，在普拉塔亚平原战中，率领斯巴达重装步兵彻底打败波斯王牌骑兵团，英名远扬至远东地区的统帅帕萨尼亚斯，最终也是惨死在监察官手里。他被定罪的理由是利用普拉塔亚战的声誉煽动希洛人，勾结波斯，企图背叛斯巴达。

帕萨尼亚斯的叛国罪在当时看不过是有些疑点，如今确定完全是冤案。是斯巴达的国家体制决定了5名监察官可以实际控制国家政治。

遭到猜疑的客蒙在斯巴达的处境变得微妙。而这些监察官一旦生疑就会立即采取行动。

客蒙被告知斯巴达已不需要帮忙，请他即刻返回雅典。明明是被请来救援的，结果还没做什么就被斯巴达人要求离开。

希洛人虽然被赶进了伊托美山里，但仍然顽强反抗，叛乱并没有结束。在这种时候，斯巴达要求客蒙及其军队离开，可算是监察官们一旦怀疑便不计后果的典型一例。

客蒙接到逐客令败兴而归，迎接他的是群情激愤的民众。受到斯巴达人如此怠慢，雅典人自然义愤填膺。

雅典人对斯巴达人的行为感到气愤的同时，也对不做任何抗议便顺从而归的客蒙产生强烈的不满，客蒙的民意支持率急剧下滑。反客蒙派没有放过这个好机会。

公元前461年的春天，49岁的客蒙遭陶片放逐，他离开雅典，远离政坛长达10年。客蒙下台后，埃非阿尔特斯领导的激进民主派掌握了大权，但埃非阿尔特斯在执政后不久便遭暗杀，暗杀者据说是客蒙的狂热支持者。

埃非阿尔特斯的死，对于政治生涯刚起步的伯里克利而言是一个好消息。这种情形有点像一心想闯出自己事业的儿子，碰巧遇上了父亲的早逝。

就这样，刚满34岁且完全不像政治家的伯里克利领导城邦国家雅典进入了新时代。

然而，史称“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并不是那么顺风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