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凭巧妙的语言是远远不够的。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伯里克利必须掌握权力。而赋予他权力的是雅典拥有公民权的人们。

对于34岁开始政治生涯的彼时的伯里克利而言，确立民意基础是他的首要任务。如前文所述，从自己的选区胜出只能让他成为10位将军之一，分量明显不足。

在执政初期，由伯里克利提案且得到公民大会承认的，大多是保护雅典公民既得利益，同时以提高伯里克利个人地位为目的的法规。

其中有一条限制公民权的法令，在当时颇受好评，却被现代学者们斥为“反动”。

限制令是对公民权的要求。此前雅典人要获得公民权，其父必须是雅典公民，新限令在原有要求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项母亲也必须出生在雅典的规定。

如果这条法令溯及既往，那么母亲是外邦人的地米斯托克利、客蒙都得失去公民权。所幸，该限制令不溯及既往，对生活在国外的雅典人也一视同仁。但不可否认，这一法令的出台事实上是以限制公民数量为目的的。

伯里克利的这个提案在公民大会上轻松地以多数票赞成通过。由于雅典在希波战争中获胜，20年来外邦人不断涌入，引起不少当地民众的不满，这些不满的人在公民大会上投了赞成票。

民主政体的国家须保障公民人人平等地享有权利。然而，忠实地按章办事可能引发既得利益者的不满。

在当时的雅典，既得利益者，或者说拥有公民权这个利益的人是20年前打败波斯的主力军。

在他们看来，那些新来的人从未参加过战争，他们在雅典赢得胜利、逐渐繁荣之后才拖家带口移居这里，如今竟然与自己享受同等的权利。既得利益者由此产生不满可以理解。

那些新来的人是原本住在国外的雅典公民，他们大多娶了当地女性为妻。

伯里克利很清楚，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民基础，必须与这些新居民保持距离。忽视既得利益者的不满是很危险的。

将限制令视为“反动”，我不能苟同。

因为当时的雅典对外来人口的流入没有任何限制。

雅典公民享有参政权的同时，需要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因为他们承担着保家卫国之责，所以在经济上可享受免除直接税的待遇。

尽管外邦人不能享受以上的特权，但依然有很多人愿意居住在雅典。自雅典打赢希波战争之后，这类外来移民的数量激增。

在商人的眼中，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是一个充满商业机会的魅力都市。

首先，首都与外港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使雅典城邦成为大经济圈的中心。更重要的是，雅典具备生产畅销品的能力，不缺乏购买他国物产的资金。比雷埃夫斯附近有两个专门造船的海港，外国的商船若遇故障，不愁找不到地方修理。

再者，爱琴海全域完全处于强大的雅典海军的控制之下，商船遭遇海盗袭击的风险逐渐降低。爱琴海上几乎所有的岛屿都加入了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如果外国商船遇风暴需要避难，那些岛屿势必不会拒绝。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大，它的货币以及计量方法便可在国内外通用。雅典的德拉克马银币就是当时的国际流通货币。

总而言之，用现代语言讲，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周围形成了一个广域经济圈。对生意人而言，这里是拓展事业的最佳之地。

此外，希望居住在雅典却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外国人也不少。虽然古代并没有这样的概念，我们还是姑且把他们统称为“文化人”。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居住着一批以头脑与双手为武器，立志以创作为毕生事业的人。具体地说，他们中有哲学家、历史学家、剧作家、诗人、画家、雕刻家、建筑家等。

这些“文化人”中有不少雅典本地人，也有很多在国外出生，移居雅典后事业达到高峰的人。其中的著名人物有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os）、雕刻家米隆（Myron）、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斯等，不胜枚举。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这些人忽然不约而同地奔向雅典呢？

因为这里有机会。

希腊人搞城市建设的时候必须先建神殿。而建造神殿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从建筑家、雕刻家到石匠，它需要集中各行各业的专家，经年累月才能完成。而且神殿内还要修建诸神的雕像。

除此之外，希腊的体育比赛十分频繁。以奥林匹亚召开的运动会为首，光大型赛会就有四项，每四年或每两年举办一次。体育比赛上的优胜者会为他的国家带来荣誉，因此，再现运动员英姿的雕像需求源源不断，有很大市场。

雅典的比赛并不限于体育。这里每年举办戏剧节，无论悲剧作家还是喜剧作家，每年都必须完成多部作品。

而且这些作品不愁销路。为强迫富人花钱做公益，雅典富裕阶层被要求承担戏剧演出的费用。伯里克利就曾做过埃斯库罗斯（Αeschylus）的《波斯人》的赞助者。

不过，对立志以创作为生的人而言，他们在雅典最大的收获是通过接触他人的作品及与其作者间的交流，获取崭新的视角和观念。搞创作的人都很清楚，没有什么比这种相遇相知更能提升自己的创作力了。

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为这些“文化人”提供了最好的创作环境。伯里克利称雅典是全希腊人的“学校”。

在很久以后，柏拉图创建了柏拉图学院（Academy），亚里士多德创建了吕克昂学院（Lykeion）。在这些学院出现之前，雅典已经是一个为充满好奇心的感性的艺术家们输送养分的“学校”。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恺撒到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再晚一些，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

为什么这些现象出现在这些地方？因为人才荟萃，尤其是创作欲旺盛的人。

我们甚至可以用这类人的流向判断一个国家能否走向繁荣。

不过，伯里克利是政治家。振兴文化固然重要，但保卫国家安全、提升国民生活水平，才是政治家最重要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