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先进还是落后，王权国家都存在一个缺陷——王族容易为争夺王位发动叛乱。马其顿也不例外。在这个时期，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斯胞弟发动了企图夺权的叛乱。

这本是一场马其顿王国内部的斗争，可唯恐王位不稳的国王想要到国外寻找支持。马其顿国王看中的是位于马其顿南边、正在雅典霸权下逐渐兴起的卡尔息底亚地区的一个叫波提狄亚（Potidea）的海港城市。

在卡尔息底亚地区的各城邦中，马其顿国王为什么偏偏挑上了波提狄亚呢？

如果按照提洛同盟经费征收区划分的话，波提狄亚隶属“色雷斯征收区”。当地居民对于雅典霸权逐渐产生不满，这正是马其顿国王看上它的原因。佩尔狄卡斯认为，只要向波提狄亚人表明自己反雅典的立场，势必能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盟友。

有关这个地区的居民对雅典不满的原因，一些现代学者认为与希腊人强烈的独立意识有关。

事实上，人们的不满很少源于高贵的精神，更多时候是基于非常实际的问题产生的。卡尔息底亚地区的居民对加入提洛同盟并没有异议，他们只是不喜欢负担经费。

恺撒说过：“但凡是人类，并非个个都能正视现实，大多数人只愿意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事情。”

与爱奥尼亚相比，卡尔息底亚属于爱琴海世界的落后地区。

人们不太会考虑加入提洛同盟这一经济体能获得的利益，反而对负担经费深恶痛绝。加入经济体的好处无法明确计算，但是向雅典缴纳经费的不利，却是有确凿的数字证明。

这类人的看法虽然片面但并不令人吃惊。当波提狄亚的居民知道马其顿国王会做自己的后盾时，一下子信心大增，继而想到把不久前因为雅典丢了颜面的科林斯拉进同一个阵营。

这种“摆放在银盘上被端上来”的好机会，科林斯自然不会放过。

不过，在希腊世界属于先进国的科林斯可比波提狄亚考虑得多。

如果科林斯派遣正规军，便违背了泛希腊城邦会议上确定的两大同盟互不侵犯对方势力范围的约定。波提狄亚所处的卡尔息底亚地区属于提洛同盟。另一方的科林斯虽说被雅典摆了一道，但毕竟属于伯罗奔尼撒同盟。

于是，科林斯决定组织一支“志愿军”去支援波提狄亚。

科林斯在除斯巴达以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地区招募了2000名“志愿军”。他们的军饷由科林斯支付，事实上属于科林斯军队。但由于没有科林斯公民加入，不是正规军，所以无须征得盟主斯巴达的同意。

2000人的雇佣军没有走海路前往目的地。爱琴海的制海权掌握在雅典手中，在海上航行极有可能遭遇雅典海军。如果雅典人发现他们所乘船只属于科林斯，那么科林斯的参与便暴露无遗。因此，他们决定先坐船北上到卡尔息底亚地区，然后沿陆地长途行军至波提狄亚。

马其顿和卡尔息底亚地区

但是，在科林斯出手之前，雅典抢先采取了行动。年届63岁的伯里克利准确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与科孚岛问题的性质不同，卡尔息底亚地区某个城邦的反雅典叛乱大有蔓延至提洛同盟其他城邦的危险。拒绝支付同盟经费这个倡议，任谁都能理解，任谁都会同意。

公元前432年5月，希腊已进入夏天。1 000名重装步兵即雅典正规军搭乘30艘三层加莱船离开了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这是第一支先遣军。紧接着，雅典决定再出动40艘战船运载2 000名重装步兵。

两支军队都由将军率领。出动重装步兵可见侧重点在陆战。为镇压一个海港城市的叛乱，雅典居然投入了合计70艘战船和3 000名重装步兵。

去卡尔息底亚地区旅行过的读者，应该理解我下文的意思。

那里的地形犹如三叉戟般插入爱琴海，相比组成队列的正规阵地战，更适合打游击战。而且，正规军打仗非赢即输，而游击战只要不输就是赢。

此外，拥有最强实力的雅典海军也有难以克服的弱点。

一般来说，若海军从海上发起攻击，就算攻击再猛烈，岸上受攻击的一方只要躲起来熬一阵子，总会等来进攻方的撤退。

与之相反，从陆地发起攻击时，对方躲藏也好忍耐也罢，进攻方是不会轻易罢休的。换言之，对方只要不举手投降，进攻方就不会撤退。

斯巴达军队出兵并不频繁且规模只有1万人左右，他们在希腊世界之所以能保持不怒自威的姿态，靠的就是陆军斩尽杀绝的攻击力。

这多少有点像现代战争的空中轰炸与陆上攻击的不同。

为了弥补陆地战方面的不足，自客蒙以来，雅典一直将平原会战的主力重装步兵当作“海军陆战队”使用。不过像卡尔息底亚那样的地形，“海军陆战队”恐怕无用武之地。

雅典面临的不利因素除了地形还有将军指挥作战的能力。雅典并不是每年都能出现像地米斯托克利那样能攻坚克难的天才。

就这样，从夏到秋，雅典久攻不下。如果雅典从波提狄亚撤军，提洛同盟就有解体的危险，所以绝不能退兵。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斯认识到雅典誓不罢休，于是抛弃波提狄亚，再次与雅典接触，但这并没有多少意义。国王态度的转变对局势完全没有影响，这足以证明马其顿在当时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偏僻王国。

雅典攻城不下，斯巴达也左右为难。

尽管科林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没有正式参战，但那些与雅典军作战的人再怎么说也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居民。

利用这件事情大做文章的，首先是“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却绝不会忘记过去的耻辱”的科林斯人。同时，斯巴达的5位监察官也在背后煽风点火，对他们来说，做这种事实在易如反掌。

以“吕库古‘宪法’守护人”自居的5位监察官是维护国家体制的狂热的保守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传统的反雅典派。由此，反雅典的势头在斯巴达国内不断高涨。

14年前在斯巴达举行的泛希腊城邦会议上，斯巴达和雅典以“30年和平”之名达成了平分天下的协议，按理说这样的状态还应该持续16年。然而，就在和约达成14年后的公元前432年，雅典和斯巴达都面临着和平还是战争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