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曹嵩花费一亿钱的天价买下太尉一职的几个月后，是中平五年（188年）春天，在家赋闲三年的曹操再次接到朝廷的任命，职务是帝国刚刚组建的新军师长（都尉），品秩仍然是二千石。这是曹操再次担任军职。

黄巾起义的第一次高峰被压制下来以后，各地仍不平静，为了加强帝国的军事力量，防备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出现，在大将军何进的主持下，一系列军事扩充计划得以实施，组建新军就是其中之一。

曹操没有拒绝这个任命，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观察，他发现原打算隐居二十年的想法太不切实际。如果天下大乱，唯一能拯救自己和国家的办法，就是奋起抗争，成为中流砥柱。

与地方行政官员相比，曹操觉得在军队里发展更有价值。近三年来，他阅读了大量兵法和相关著作，迫切需要在军事实践中进行检验。

于是，他离开谯县前往洛阳上任。他有意带卞氏和曹丕一快走，但曹丕刚出生不久，想想还是算了。

到了洛阳，曹操刚一上任，就有人前来拜访。这个人是老相识，好多年没有见了。这些年来曹操一直注意打听他的消息，但得到的信息总是很少，仿佛他已经失踪了一样。

如今这个人精神焕发地来到他面前，从此之后，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部分，他们二人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进程。

这个人就是袁绍，在曹操担任都尉的时候，他在大将军何进手下任职，是何进最倚重的亲信。

出身于汝南袁氏家族的袁绍，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之一，但是近十年来，他好像没有太大的作为。党锢事件中被迫害的党人里没有他，与宦官作斗争的人里没有他，黄巾起义爆发后上前线打仗的人里也没有他。

鼎鼎大名的袁绍在做什么？答案是：在家乡汝南郡守孝。

袁绍字本初，豫州刺史部汝南郡汝阳县人。这个家族自袁绍的高祖父袁安以下，前后有四代人位居三公的高位。袁绍不仅拥有这个令人炫目的高贵出身，还有堂堂的仪表（姿貌威容），在那个时代要想受追捧，这些都是必要条件。

袁绍出生于何时，史料没有明载，一般认为他出生于本初元年（146年），所以他字本初，大概比曹操大九到十岁。

与曹操一样，袁绍也是首先从“郎”，即天子身边的侍卫做起。在曹操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之前的几年，袁绍获得了第一个正式的行政职务，东郡濮阳县县长。濮阳坐落在黄河岸边，据说袁绍在这里干得还不错，几年后，他离开了这里。

党人被禁锢时，袁绍面临着一生重要的人生考验，他与著名党人李膺有姻亲关系，李膺被杀后，袁绍也有受牵连的危险。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帮他化解了危机。

袁绍的母亲死了，按照规定，袁绍将解除公职，回家乡为母亲守孝三年。

袁绍母亲下葬的事在史书中有具体记载，袁绍故意把丧仪搞得很大。通常这个时候死者家属都是被同情的一方，袁绍用哀痛换来了同情，没有人再追究他与党人的关系了。

袁家办丧事惊动了各路豪杰，大家纷纷前来吊唁，乘坐的各式车辆竟达数千辆，其中也包括特意赶来的曹操和好朋友王俊。

曹操与袁绍最早相识大概也正是在此时。当时袁绍、袁术兄弟的名气已经很大，曹操不仅年龄要小得多，还是个无名小辈。

在这些吊唁的人中，还有几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是朝廷通缉的政治犯何，也就是那位曾经盛赞过曹操的党人领袖。这个神秘人物此刻正被宦官们高价悬赏捉拿，此时却秘密地现身于袁府。何是来吊丧的，还是另有目的呢？

自从遭党锢之祸而被中官们通缉，何的行踪就变得十分诡秘，但是周围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都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实际上在到处串联立志干一番事业的各路英雄豪杰。借着袁绍为母亲办丧事的时候，何密潜而至，有更重要的事与袁绍面谈。

他们商谈的内容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但是袁绍行完母丧后决定追行父丧，时间也是三年。其实他是借服丧之名继续隐居，这一决定很可能与何商谈的内容有关。

袁绍早年丧父，可能没有来得及行父丧。现在主动提出追服三年父丧，于情于理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朝廷批准他延长三年丧假，袁绍的名声因为孝心进一步扩大。

当然，再隐居三年不是为了换取声名。何等一帮人认为，现在时机还不到，为了干一番大事业，还必须等待和准备，洛阳耳目众多，反倒不如汝南郡这里便于活动。于是袁绍在父亲袁逢的墓前修了一座草庐，大家看到他一整天都在看书或深思，而到了晚上，他开始接待秘密的访客。

行完父丧后，袁绍回到洛阳，按惯例他可以继续因行父母丧而中断的仕途，要么接受朝廷的任命，要么接受公府的征辟。回到洛阳后，袁绍的行为方式更加低调，虽然也有公府征辟，可全被袁绍谢绝。他过着一种隐居式的生活，“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

能经常接触到袁绍的，除何外，只有张邈、许攸、伍孚、吴子卿等几个人。这几位都不是普通人物，王粲在《英雄记》里，把他们称为“奔走之友”。

张邈、许攸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们与曹操早年相识，这些年来，与袁绍的来往更密切。伍孚字德瑜，跟袁绍是同乡，都是汝南郡人，是侠士一类的人。吴子卿的情况不太清楚，应该跟伍孚相类似吧。

这些人应该算党人和士人的新生代，与前辈不同，他们对社会和汉室朝廷的看法更清醒、更深刻，因而也更绝望。他们都有参与救世的大志，但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天子或者现有官僚体系身上。比如何，早年与李膺、陈蕃互相引为同志，但一夜之间，重要的党人或被杀戮，或被禁锢，其本人也被朝廷长期通缉。

血的事实不断教育着他们，使他们在斗争中更加理性和现实，他们在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不是杀几个宦官或权臣那么简单，要干就干彻底一点，改朝换代也再所不惜。

在他们眼中，袁绍是可以高举的一面旗帜，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又具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现在需要的是，尽可能多地联系同志和豪杰，把准备工作做到最充足，一旦最佳时机到来，立即出手，一举而成。

于是，他们的活动中心随着袁绍回归京师也转到了洛阳，除了以上骨干分子外，他们还秘密联系了各地的豪杰志士，史书记载竟然达到上千人之多。但这样一来，无论做得多么机密，也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了。

一天，新的宦官首领之一中常侍赵忠对下面的人说：“袁绍这个人只顾抬高自己的身价，不断招募、私养侠士，不知要想干什么（此儿欲何所为乎）？”这话后来传到了袁绍的叔父、本朝太傅袁隗耳朵里。袁隗立刻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把袁绍痛责了一番，限袁绍马上断绝与那些江湖朋友的来往，应公府征辟老老实实出来做事，以绝他人非议，不给袁家带来灾祸。袁绍也预感到有树大招风之虞。刚好在这个时候，大将军何进征袁绍为属下（掾吏），袁绍这一回不再扭捏作态，痛快地应征了。

袁绍到大将军府上班以后，深受何进的倚重。他本人利用这个舞台，变得更加活跃。听说老朋友曹操重新复出担任军职，袁绍立即前来拜访。

袁绍给曹操透露了一些他的想法，但他不会说得太深，因为曹操还不能算他们的核心成员。不过，袁绍很清楚，曹操可以视为“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