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式”的理论与实际

在一九三八年的盛夏，在昭觉寺的小佛阁之中，当小莹对张叔伦所做的地主家庭的“调查研究”提出以上的补充时，叔伦也对她的“补充”，提出理论性的“补充”，足使众姐妹大为折服——虽然据李兰的回忆，那时李兰、朱三妈、涂全胜、王秀英她们和李七爹，对“张书记的话”，一句也未听懂。

“张书记那时是我们山上山下的最高领导，”李兰说，“也是最忙的人。”叔伦认为山下那个“自卫大队”只是“乌合之众”，“迟早要出大纰漏”。那时秋收季节已近，当地原先解体了的国民党政权，已恢复了“乡镇建制”。日本人也搞出个伪政权，使原来的“三不管”的地区，渐渐地变成了“三管地区”，而三方面的目标都是在争取“秋收”。等到他们由“三管”而“竞争”、而“摩擦”、而“冲突”、而“刀枪相见”，则地方农民就更要遭殃了。

所以张叔伦认为他工作的当务之急，第一便是对“自卫队”那批乌合之众，加强“思想教育”；第二便是根据共产党的“苏区经验”，抓“基层组织”，因为国民党“干训团”训练出来的一些“乡镇干部”已逐渐形成一种新官僚体系、新地主阶层——他们不但与当地农民脱了节，与老地主（如林放鹤堂）也有尖锐的矛盾。这种新官僚、新地主，可能比旧官僚、旧地主更为可怕。

“最倒霉的还是胼手胝足的贫苦农民，”叔伦告诉诸姑娘，“我们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抓基层组织，根据叔伦的指示，最好以林家原有的“佃农”为基础。叔伦在他们林家账房内，已找出他们全部名单和账目。这些“佃户”，不但与林家有“东佃”关系可以善加利用，有的甚至与林家有深厚感情——像赵婆婆的一家——他们可以林家名义去“减租减息”，充实义仓，争取“秋收”。不要像国民党乡镇干部，那种“竭泽而渔”式地贪污自肥胡搞一泡。

“维莹啦，”叔伦特自告诉小莹，“这个世界不是个单纯的‘好人’和‘坏人’对立的问题。那是个‘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是个‘不同阶级对立的问题’啊。”

叔伦认为林文孙这位“公子哥儿”是位有情感、有正义感和有血性的“好人”。他所看到的社会上的不平和罪恶——例如男人欺侮女人的问题，富人压迫穷人的问题——都只限于他耳闻目睹的小圈圈，是片面的，没有看到全局，也没看到彻底解决的方法。

其实所谓“好人”、“坏人”都是相对的。如果不牵涉“本身的利益”，社会上人，绝大多数都是“公正”的——虽然“公正”的观念和范畴，亦有其严重的阶级性。

叔伦强调说，一桩事如牵涉当事人“本身的利益”，则绝大多数人（包括你与我）都是“自私”的——只是各人“自私”的程度，颇有不同罢了。有绝顶的自私自利——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有轻微的自私自利。有心黑皮厚的自私自利，也有时感脸红心跳的自私自利。二者的分野，就是“坏人”和“好人”相对的定义了。

至于制度，那分别就大了。一个好人如不幸卷入了坏的制度里去（例如传统的封建制度），那你最多只能做个“清官”——清官事实上干的也是一些“助纣为虐”的事，做坏制度的帮凶。例如目前那些腐化贪污的国民党“乡镇干部”，有很多都是有血性有正义感的青年。但是你一旦“身在庐山中”，视而不见，就跟着贪权好利的腐化了——人总是“人”嘛。大权独揽、金钱在握、美女在抱，连孔老夫子、耶稣，恐怕都心慌意乱了，何况我辈凡夫俗子呢！？

但是，据叔伦说，一切“制度”都是“阶级”的产品。人类对自然事物自从发生了“私有观念”之后，就产生了不同的“社会阶级”。上面的阶级便统治下面的阶级。“统治阶级”便压迫“被统治阶级”。压迫的方式很多，最巧妙的方式便是把这“方式”化成“制度”——例如“封建制”、“地主制”、“资本主义制”、“宗法制”等等——和与这些“制度”有血缘关系的“风俗习惯”，例如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等等风俗。

所以要解决社会上一些不平的现象，不是单纯的镇压、消灭坏人的问题，必须搜根，必须彻底解决。彻底解决之道，则是要变换这个现有“制度”；要变换这个现有“制度”，则必须消灭这个“制度”的“现有统治阶级”。要消灭现有统治阶级，则必须发动现前的“被统治阶级”，向现前的“统治阶级”作“阶级斗争”，争取“解放”。

因此“抗日战争”只是一种对抗国际“资本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解放了而阶级没有解放，则抗日战争对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贫苦农民，便失去意义。所以为着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叔伦指示诸同志应以组织西山东区的贫农“地下网”为当务之急。只有这以贫农为主体的“地下网”，才是真正革命阵营里经得起任何大风大浪的礁石，任何反革命势力都消灭不了的革命基础和原动力。但是要组织好这个地下网，他们要有个颠扑不破的“革命指导力量”。

叔伦这位已有十二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这次是自动请调，衔命而来的。武的任务是发展游击武装；文的任务则是发展地下党的组织。他是本地区的“书记”。凡经他亲自遴选训练的前“政宣队”老同志叶维莹、曹文梅等七八人，今次都经过“张地委”介绍正式入党；朱三妈、李七爹都志愿列入“预备党员”；李兰、小和尚、王秀英、涂全胜等则加入“青年团”；张得标、李连发则由“新四军军部”加派“游击队正副队长”军衔为“外围”。张书记认为“烟掸帚张三”的“问题比较严重”，暂不加委，借口是“先戒烟瘾再说”。

新四军政治部张叔伦少校直辖之下原有六个“临时难民收容所”、一所“医院”，随张少校而来的地下组织，因而也有一个“书记”和七个“副书记”。昭觉寺这一支部，由张书记提名叶维莹为“副书记”，小莹因身怀六甲，不任繁巨，坚辞不就，并改推朱三妈或曹文梅担任。但是张书记不许。他认为朱三妈是个最理想的工作干部，但目前不能当领导干部——她还需要有耐性的“思想教育”来改造。文梅的才能甚强，张书记则认为维莹的“社会关系”，在目前比才能更重要，劝小莹勉为其难。

至于“社会关系”，文梅和维莹都知道，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另一半则是书记的借口而已。叔伦知道文梅的工作能力远非维莹能比，但是主要的还是“思想问题”——小莹思想搞通了，而文梅则没有切身的体验，思想没有深入她的灵魂，而当革命干部，在叔伦看来，“思想战线”，还是比重最高的。

有了这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张书记如臂使指地运用起来，西山东区的农村，就逐渐变红而永不褪色了。

“你又不是替美国CIA工作”

林文孙博士听到老友李兰场长所叙述的，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也是抗战第二年）共产党在他家乡搞地下组织的情形，不禁豁然而悟。

他告诉李场长说，当他于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第二年）从印度回国返乡时，只见家乡一片糜烂，荒田处处，民生痛苦达于极点。那时他父母便告诉他，家乡到处都是共产党。连最忠厚老实的赵全财和他的老婆（赵婆婆）的三个孙子，有两个都当了共产党。他另外在上海做工人的两个孙子，也在搞罢工、搞工运。

“连这个‘小茅匠’都是个共产党！”一次爸爸指着小茅匠告诉文孙。那时爸爸要在“老马房”之后，添盖一间茅草“披厦”，好让带伤归来的儿子有一榻之地，所以找小茅匠来帮忙建造。

这个“老茅匠”的儿子“小茅匠”是文孙儿时一起穿“开裆裤”的玩友，亲如兄弟；这时正爬在屋上铺茅草，忙得一身汗。

“小茅匠呀，”文孙仰起头来，笑着问他，“你也当了共产党了吗？”

“三哥……”小茅匠抹一抹头上的汗，傻笑了一下，又去铺茅草了。

“小茅匠那时的直接领导，就是你的老婆呢！”李兰说着笑成一团（这原是桩十分滑稽的故事嘛）。李又说：“田军是我们那个地区的副书记呢。”

“小莹那时在什么地方？”文孙问。

“我们那时都在苏北，”李兰说，“国民党把你的老婆孩子，和我们整个基层干部，在‘皖南事变’之后，都赶到苏北去了。”李兰唧唧地笑得好开心。她又说：“国民党说我们是‘匪’，我们这群男女‘共匪’——包括你那八岁的儿子‘小共匪’，都在苏北、鲁南一带‘流窜’！”

“你们那时如果私下通知我，”文孙认真地说，“我可前去加入你们，带着老婆孩子，和你们一道‘流窜’。”

“哪有那么容易！”李兰也认真地说，“那时国民党坚持要肃清苏北鲁南——内战，解放战争正在最高潮，你纵使来了，组织上肯定信不了你……”

“你们和小莹应该可以信任我嘛。”

“那时内战正在疯狂地进行中，大家组织性再坚强不过，”李兰说，“我想那时连小莹也不会信任你！”李又补充一句说，“那时连你那八岁的儿子，也不会信任你——三哥，我现在对你很信任，但是那时你如来了，小莹和我都会建议把你抓起来……”

“打起内战来，”文孙深沉地叹口气，“情人、同胞，就那样六亲不认！？……”

“革命嘛！解放嘛！”李兰也叹口气，“没那种精神，解放战争怎能胜利……”李兰说着叹了又叹。

“你说那时小莹是小茅匠的‘直接领导’，”文孙又问李兰，“你们在苏北，相去数百里，如何‘领导’呢？”

“这儿是我们的‘根’，”李兰说，“国民党可以破坏我们的组织，但是国民党挖不了我们的‘根’。像小茅匠这样的同志，国民党抓又抓不得、杀又杀不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国民党对我们毫无办法。”

“那你们和小茅匠有无往还？”

“我们的地下管道，消息灵通得很呢！”李兰说，“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到美国留学去了呢？”

“你们怎么通消息呢？”

“三哥，”李兰说，“你又不是替美国CIA工作，你问这些事干嘛呢？”

“……”文孙经李兰这一反问，不免一怔。他立刻体会到坐在对面的那位精明强干的女人，已不再是四十年前耳鬓厮磨的童年玩友，她是个“共产党”！是个中级“共干”，领导数十人，威震一场的“李场长”——这一怔，对文孙真非同小可。

但是那心直口快的李场长倒未体会出教授的戒心，她说他们自“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组织是被赶到苏北去了。但是他们领导干部们，尤其是小和尚，却常时回到县城来，指导柳和集一带基层群众（像小茅匠那样的同志），展开工作。小和尚那时才十三四岁，长得一年一个样子，县城中人没人认识他，可是在柳和集，恐怕就有人认出了。

“但是小和尚回到县城，住在哪里呢？”文孙还是忍不住地问了一声。

“他住在邢小龙同志家，说是小龙爱人的表弟。”

“邢小龙！？”文孙不免又一怔，“那个在‘春江大酒店’当打杂的‘小聋子’也是你们的同志？我们是老朋友嘛——你们共产党真无孔不入……”

“你老婆、三少奶奶‘动员’他加入革命的嘛！”李兰站起来走过来拍拍文孙的肩膀，笑不可仰，说，“三哥，你对革命大有功劳呢！”

“……”文孙长叹口气，问道，“小聋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三哥，”李兰笑着把三哥抱住，说，“你在招待所的伙食，就是他供应的嘛——你吃的招待所里的饭很合口味罢！”

“太好了！太好了！都是我三十年来，日夜所怀念的，”文孙说，“最初我以为只是‘家乡口味’呢。”

“不只是‘家乡口味’呢，”李兰调侃地说，“是林放鹤堂，林三少爷的口味呢！——好吃吧？”

“……”文孙愣了半晌，感到尴尬，也有点犯罪感。

“小和尚和我以前吃你的剩菜吃得太多了，也吃出你的口味来，”李兰说，“这次小龙同志做一份‘冬鳝’给你吃，也送何任一份。”这时李兰放低声音，轻轻地说，“——几乎惹批评呢。”

“我当时便问服务同志：‘哪里来的这种名贵的东西？’他们说是乡下‘生产大队’送来的。”

“你知道哪个‘生产大队’吗？”李兰瞅着文孙开玩笑般地问。接着她又说：“就是胡小茅匠的生产大队。小茅匠听说你回来了，特地挖着送给小龙同志的。”

“儿时伙伴，穿开裆裤的朋友嘛……”文孙说来不觉两泪一溜而下，“……老朋友们，都还记得我呢……”文孙深受感动。

“我们这儿‘三八式’老同志，哪个不知道你？哪个和你没有朋友关系？”

“我是‘黑五类’，五毒俱全，应该遭受清算的。”

“以前搞土改时，清算过你的——现在你是中央指示要受‘热情招待’的‘贵宾’了。吃点‘冬鳝’算什么！”

“他们知道不知道我和田书记的私人关系呢？”

“‘三八式’老同志全知道！后加入革命的，全不知道！”

“年轻点的同志，也未听人说过？”

“他们捕风捉影——谁知道林文孙博士是田军书记以前的爱人——没人知道。”

“‘三八式’老同志没人露口风？”

“海外关系、美蒋特务——谁敢惹火上身？像我这样大嘴巴，我也不讲；他们要我和田军‘划清界限’，我也不划。去他娘，像我这样农村中贫农家庭、烈士家庭出身的‘自来红’，他们一些后加入革命的小‘市平’，能把我怎么样？但是我不同他们打架——不像朱三妈，她打人‘头头’的嘴巴，被人把老腿打断，气得去‘投井’……”

“……”文孙叹口长气。

“三哥，我们‘三八式’老同志对你都不错呢！”

“小茅匠不是还有个弟弟吗？”文孙问。

“三年自然大灾害中，都饿死了唉！”李兰说。

“饿死！……”这对文孙又是个晴空霹雳。

“他们照例不应该死，”李兰说，“军属嘛，那时小茅匠参军在西藏。”

“饿死？……”文孙心里在想而口不敢言，乃换了个题目，问李兰说，“邢小龙现在在本城吗？我们快四十年不见了。”

“他今早在看你的电影呢，”李兰说，“田军介绍他是‘邢主任’，你未注意。”

“今早我以为在座的全是生人，谁知道有这么多老朋友呢？”

“小龙还是老样儿，就是老一点，”李兰说，“他还保存了一张他和你夫妇一起拍的照片，预备今晚还给你……”

“你说邢同志入党是小莹介绍的，”文孙不经意又问了一句似乎不应该问的话，说，“他那时留在县城做什么工作呢？”

“三哥，”李兰笑着说，“关于我们的‘党’和‘军’，官样文章，都没什么可谈的。还是你们林家事有趣些，我们还是集中谈你们林家和你老婆孩子的事吧——那些故事真谈不完呢……”

“你说得完全正确。”文孙若有所悟地接下去——二人还是谈私事比较妥当；文孙说：“你知道我家，比我清楚得太多嘛。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倒很想多听听你的故事。将来我也可转述给我的美国儿子们听。”

农村泥土中的“根”

根据张叔伦的数据，李兰说，你们林家这个“超级大地主”，完全是个“空架子”。按“转变期中经济成长规律”的发展，它会自然消灭的。纵使不通过“抗战”、“解放”、“土改”这五关六将，它也是生存不下去的。

张叔伦这位美国专家所训练出来的中国农业经济的调查员，所收集的数据，便说明得很清楚。

“维莹呀，”叔伦告诉小莹说，“你这位林三少奶奶的家当也很有限呢。”

“我有什么家当呢？我是个真正赤贫的无产阶级，”小莹微笑着说，“我只嫁了个‘大地主的儿子’就是了。”

“文孙这位‘大地主的儿子’的家当也很有限，”叔伦说，“还抵不上战前一位中学教员呢。”

“指导员，”小莹说，“我看不止哎！”小莹毕竟做过三天的“少奶奶”，她深知林家的底细呢。

“少奶奶，”叔伦开玩笑地说，“我们研究农业经济的，结论要根据统计数据嘛。”

以下便是张叔伦在林家“账房”，和“林放鹤堂家庭图书馆”中收集的“数据”：

林放鹤堂，根据当地传统通用土地单位，拥有良田八百担。每“担”合四市“亩”计，这家“超级大地主”有耕地三千二百亩。六华亩抵一英亩，则林家是个有耕地约五百三十英亩的稻作“农场”。

一个五百英亩的农场，在北美洲（包括美国和加拿大）、澳洲，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乃至中、西欧，都只算是个“中级农场”。在这种农庄中操作的全时自耕农和雇农，大致不会超过十几个成年农民——农忙时临时工除外。

以一个五百英亩的农场收获所得，来供给场主的营业利润和十来个全工和半工的工资，则其利润不会太小，工资也不会太低。所以在那工商业相当发达的欧美国度里，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不会太大。

但是在中国可就不一样了。且看这同样面积的中国稻作农庄，养活多少人：

林家的主人便有四个已婚的兄弟和一位未婚的妹妹。按林氏堂规，未嫁或残废女子，在家庭“析产”时，应分得男子应得财产之一半。林家在“七七事变”时，四兄弟已生子女十余人——包括文孙在内的堂兄弟七人，而文孙的三位婶母（和一些不知名的二叔的情妇），甚至文孙的母亲，都还在继续“生产”之年。

三十年代中期某一农历新年，他们四兄弟均回庄过年、祭祖。四人乃做个“析产”而不“分家”的“试分”——把全家田地房产，试分为五份。四兄弟各“一份”；未婚四妹“半份”；另留“半份”为庄园“维修费”。这样一分，则四兄弟每人仅有水旱田六百四十市亩，或一百六十“担”，约合一百零六“英亩”，而一百零六英亩，在欧美就只算个中农或小农了。

这个中国“超级大地主”，四兄弟的个别土地生财，按欧美标准，既然只是四个“中小农”，那他们的下一代“文”字辈十余人，按欧美标准，那就在“清寒线”之下了。

就拿当时的中国标准来说罢。那时长江流域各城镇，中学教员的薪金，平均每月银元一百块，年薪一千二百元。但是他们林家“文”字辈（文孙是“文”字辈的老三），如坐吃山空，靠地租过日子，他们每年所得，不可能超过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

所以张叔伦这位农业经济专家，说小莹这位少奶奶和她丈夫的家当，抵不上一个中学教员。他们林家到再下辈——“明”字辈——如靠“祖业”吃饭，那就是“无产”阶级了。

叔伦认为中国的“大地主”与欧美的大地主不一样。中国的大地主几乎全是“官僚地主”——做官的人，以贪赃枉法方式所得来的金钱，向农村土地投资，谋求利润。所以“土地”，则是传统“官僚”的“储蓄银行”。现代储蓄银行中所发的“利息”，其性质便是传统中国地主所收的“地租”。

但是传统中国，没有传统欧洲的“长子继承制”——中国的家庭财产或“祖业”，例由诸子“均分”；而中国又是个“多妻制”的国家，愈有钱，则老婆愈多、儿子愈多。儿子一多，则偌大“祖业”，来个“诸子均分”，则各人就所得无几了。老头子做了一辈子的官，贪得万贯家财，“三代”以后的子孙，也就是一窠穷光蛋了。所以传统中国有句谚语，叫“一代做官，三代打砖”，指的就是这个现象。

中国没有“长子继承制”，据张叔伦这位受过西方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专家看来，也是“资本”和“土地”不能过分“集中”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迟迟起不来的原因之一。

“土地和资本不能过分集中，”叔伦说，“这是我们祖先维持社会安定的最聪明的发明。”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思想家，就是按照这条孔子思想路线来安排其经济制度的。这种制度不算太坏。相反的，它还有维护淳朴的农业社会的许多优点，美国的民主大师杰弗逊，和十六七世纪来华传教的耶稣会教士，都曾对中国的农业制度，赞不绝口呢！——虽然这一制度也妨害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中古乃至近代欧洲的农业经济时期，亦有其官僚地主（封建王公）和教会地主（各地的教堂），但是这些土地生财，在个人家庭则通行“独子继承制”，在教会则是教堂单线承继，所以既集中的财产不会分散。等到“重商主义”一起来，继之以“工业革命”，这些既已集中的财产，便很容易地转化为工商业资本，而产生实业家、金融家、富商大贾和现代化自耕农庄——这些都是近代欧美“中产阶级”的骨干。中产阶级兴起之后，在政治上架空了封建贵族和教会内的神职霸主，就变成今日西欧北美的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中产阶级的头头之间，为着共同的繁荣安定，乃不得不约法三章，相互妥协，这样就产生了中产阶级所自吹自擂的民主法治了。

中国的超级大地主的数目，实在很有限；有之——像“林放鹤堂”那样的地主——也不能直接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因为主人太多，资本分散。愈分愈小，就必然消灭无疑。

“张指导员，”小莹插嘴说，“我看他们林家不是‘愈分愈小’，而是‘愈滚愈大’呢！”

“小莹呀！”文梅调侃她说，“你到现在还说什么‘他们林家’——你这‘少奶奶’都白做了，你应该说‘我们林家’……”

“……”小莹未搭腔，只是微笑一下，但神情之中，多少也认为文梅所说甚是。

“维莹啦，”张指导员接着说，“你们林家如果没有‘抗战’，你们的确‘愈滚愈大’，但不是在‘土地’上打滚——‘转变期’一过，有钱人的资本，就不会再在‘土地’上投资了。乡下佃农多么穷困，你能榨出、压迫出他们身上多少油水来！？”

根据张叔伦的调查，这个林家庄内真正的超级大地主，只有一位——其他都早已“转化”了。这位超级大地主便是小莹的公公林伯章。伯章在日本法政毕业后，做了短期的“革命党”。民国成立后，做了两任“京议员”，成为“北洋军阀的余孽”。北伐之后，就退休在家中做“员外”做“地主”了。

但是他家究竟有多少“田地”、“世房”、“钱钞”、“古董”……他也不太清楚——一切都得去问张老管家。张老管家是“红顶子”时代留下的遗老。平时除掉林家在“修桥补路”、“义仓”、“义渡”、寺庙“香钱”、“红十字会”等庞大开支，他如数家珍之外，他也未对任何人“清”过什么“账”。他自己薪金多少，也没人知道。只是讨厌他的“郑奶奶”，有时揭他的底，说他大儿子是“头号米商”；两个小儿子都是美国“麻子电工”毕业的，抗战前已在上海做资本家。

文孙的二叔林仲才，则是“庚款留美”，回国后一直在“上海开厂”，有职工千人。北伐后南京地产涨价，他在南京“炒”了一阵地皮，蔚成巨富。三叔叔通，同济大学毕业后留德，曾在克鲁伯厂任实习工程师。三十年代由大学教授转业兵工，入“军委会”递升为兵工署陆军中将。林家庄内一批新式武器，尤其是德制“驳壳枪”二十余支，便是林中将以对抗“红军”为借口，取得军委员执照运回的。

文孙的七叔、“小七老爷”或“大七少”林季成，清华毕业后入美国哈佛深造。回国后在交大兼过短期课程便改行做“进出口”。大七精通英语、法语、沪语、粤语，兼以为人倜傥，舞艺超群，驭车跑马，均属第一流，加以生意兴隆、腰缠万贯，是战前春申江上、交际场中，有名的小开佳公子。但他毕生以“清华毕业”这一科名，最感自豪。所以在家中花园一角，请五侄婿老同学张崇直设计，建一水畔凉亭，自题其额曰“水木清华”。他并自美国携回一盒上等“重荫草籽”，在亭畔辟一美式草坪，自己设计一“水枪”为草地浇水。因此小和尚当年在林家庄落难时，除掉替张老管家“倒夜壶”之外，便是替小七老爷的“草皮”“打水枪”。小和尚讨厌夜壶，却热爱水枪。

总之，照张叔伦的调查，林家这四兄弟，只有老大（文孙的爸爸）才靠收租过活。其他三兄弟皆“都市化”了。这点“乡下地租”已不在他们计算之列了。正如大七说得好：“那几筐稻，还不够七爷‘别克’一年的汽油钱！”

兄弟们不靠地租过日子，“析产”也就犯不着认真了。那点烂田土，就让大哥去管管，做做“土财主”，充充“大老爷”算了，逢年过节，大家自都市归来，脱去西装、穿上土棉袍，磕头、祭祖，正如上海“中西”毕业的“大七太”所说的，“真够别致”呢！

“林家庄”是个什么东西？它像一棵已经移植到都市的果树，还有点腐烂了的“根”，留在农村的泥土中就是了。日子久了，“根”烂完了，姓林的和农村也就脱离关系了。向恺然老师替林家庄看“风水”，说它是“离心沙水，子孙四溢”，倒颇有点科学根据呢。

跟二爷去上海

听完张指导员对林家经济的分析，那位对林家情况一窍不通的“林三奶”，却补充说，“他们林家”不只是自农村移植到都市去，也是从农村移向另外的农村。因为“大七少”在苏州乡下还有个农场。

“七叔的‘娘’，还住在那儿。”小莹说。

“那个苏州农场，不是个真正的农场呢，”叔伦说，“那只是一座上海资本家建在苏州的别墅！”

这时文梅插嘴说她上次陪小莹去林家庄，也在庄内住过三天。文梅的印象是，他们林家的生活“太阔气”了；而他们的佃农如一个叫“霍大盆”的，实在是“太贫困”了——孩子们连裤子都没得穿。

“指导员，”文梅建议说，“我们实在要帮政府搞‘二五减租’。他们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实在太厉害了。”

“我以前在金大和洋人一起搞‘农村调查’时，也是这么想，”叔伦说，“现在看过林家账房里完整的资料，我的看法，也有改变。”

“‘二五减租’，甚至干脆搞‘耕者有其田’，实在非实行不可哎。”小莹加重语气说。

“你们知道什么叫‘二五减租’吗？”叔伦问一窠看来聪明、实是糊涂的姑娘们。

“实在不知道内容。”文梅笑得很难为情。

“‘二五减租’就是把地主原订租额，减掉百分之二十五！”一位姑娘说。

“不止呢，”小莹说，“听说是减掉百分之三十七点五？……”

张指导员指出她们都说错了。

“二五减租”根据张叔伦的解释，又叫“三七五减租”，那原是国民党订的减租办法——并未经过详细调查研究的很空洞的办法。

“二五减租”的理论根据，是一个在美国南部和欧洲农村也通行的“假设”。这假设便是“地主和佃农对出租土地上农作物的收获，各分一半”。国民党的留学生，留学归来，便把外国这一套，也套到中国农业经济上去。

什么是“二五减租”？“二五减租”便是把地主出租的土地上，农作物的总收获量提出百分之二十五给佃农。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再由东佃双方平分——这样则农民可分到百分之六十二点五，地主得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所以“二五减租”也叫“三七五减租”，二者是同一回事。

不过这项减租额，只适合于“小地主”。他们有些是百分之五十对五十，东佃对分的。林家这一超级大地主则不然。叔伦在林家百多年租账上，竟没有找到一庄田的租额是高到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的，普通田庄租额，都远低于此数。就以林家第一等的佃田，所谓“辅庄田”为例吧。它们在丰收之年，每“担”田（四亩），可能实产稻谷二十“担”。但对这些田，林家最高额只收所谓“七租”——每二十担收七担，低额则收“四租”，每二十担只收四担，远低于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这所谓“七租”“四租”，在每年夏初，所谓“嘴新”之时，东佃双方讨价还价，还可酌减。

所以国民党这种“二五减租”，对传统大地主不发生作用；财产有限的小地主，则抗不执行，而小地主则是国民党乡镇干部出身的阶级背景，执法者抗法，所以无法普遍施行。

再者像林家这种大地主，东佃的关系是根据传统帝王时代的习惯法——所谓“东顶东，客顶客”。换言之，地主只享有土地“所有权”；“所有权”可以买卖方式易手。佃户则享有“使用权”；“使用权”也可以买卖方式易手。东佃双方可各行其是，互不干涉。

据说林家的第一代大地主“红顶子”，原是佃农出身，他深知佃农疾苦。一旦身为官僚地主，他并根据大清的风俗习惯，订了很多“肥田不如肥佃”、“薄租多收”的“规矩”。他对佃户的身家安全、生活状况，都颇为关心。加以那时是洪杨大乱之后，农村田多人少，农民勤劳终年，不难温饱，所以“红顶子”竟被许多佃农，忠实地看成“恩东”，至少是极少有阶级斗争的仇恨之心。双方相处甚得。

可是日月推移，林府人丁兴旺，财产相形减少，加以朝奉、管家又上下其手，精打细算，佃东关系乃远不如前。

最严重的还是佃户亦人丁兴旺，耕地依旧而食用浩繁。加以“洋布”入侵，副业减少，渐渐地便弄得民不聊生。所幸“林二爷”自美国归来，在上海设厂有职工千余，他竟替他本家的佃农搞出个意想不到的大出路——舍农从工，“跟二爷到上海厂里当工人”。

首受其惠的则是赵全财一家。全财已是林家的第三代佃户。他祖父是个独子，种七租田十担，不但温饱，甚至可说是丰衣足食。可是至第二代三子四女，十担田就嫌不足了。全财虽是他家大房的独子，他自己却生了两个儿子、五个孙子。他这一房仅分得佃田三担（十二亩），养十口之家就很苦了。孙子们有力无田，徒唤奈何，这样他们就变成贫、雇农了。

一次东家林二爷自上海返乡过年，赵婆婆带了两只“风鸡”和两个幼孙到庄中向二爷拜年。林二爷见赵婆婆两个幼孙眉目清秀、行动灵活，乃带他们去上海厂内当学徒。谁知二爷这一无心之举，竟改变了赵家一家的生活方式。两个孩子在厂中进了补习学校，很快就（如赵婆婆所说的）“一笔滔滔了”。后来二人都做了“领班”，按月寄钱回来养家。二人每月所寄的数目，竟超过三个不识字的哥哥全年劳动所得的总和而有余——两个青年工人竟变成一个贫农家庭的“摇钱树”。

后来二人遵祖母之命返乡过年、祭祖，并“定亲”，这一衣锦还乡的盛举，真使全乡轰动。在柳和集乘民船上岸时，他二人皆西装、革履、呢帽、呢大衣，老五还戴了副“金丝眼镜”，二人皆手提皮箱，步履端庄，微笑点头……真不知羡煞多少乡亲。托媒讲“亲”的更不计其数——赵婆婆更日夜笑口常开，带着两个孙子四处拜访亲友。到林家拜年时，张老管家也破例为他们开了“中客饭”，并要赵婆婆陪着吃。不用说他二人在家中的睡房，也都挂了青布门帘，使兄嫂都跟着分享风光。

后来林二爷的上海厂中，由于共产党搞工运，闹起“工潮”来，厂长被揍伤，赵婆婆闻讯，乃带“口信”告诉两个孙子，他们如果也跟人胡闹，恩将仇报和“二爷”为难，她便要开赵家祠堂门，把他二人“活埋”掉。

所以赵婆婆的家人被林家大地主剥削了五代之久，她还对林家那样忠心耿耿，甚至对一个十九岁的“三毛奶”也下跪，实在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种传统大地主，现在虽已风烛残年了，但是居然生存了两千多年，实在也是有其生存之道的。”张叔伦感叹地说，“在一个靠人力、兽力耕作的传统落后的农业社会里，一个‘劳力单位’的生产量，最多只能养活五六口闲人。所以在传统社会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是胼手胝足的农民。这种社会不能豢养百分之二十以上脱离劳动的闲人。我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谓‘读书人’，都是‘脱离劳动’，肩不挑、手不提的‘闲人’，靠农民豢养。因此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不可能超过百分之二十——这是经济条件限制的结果。一个国家，工商业落后，靠农业过活，则其文盲人数，必然在百分之八十左右——中国如此、印度如此，中古欧洲、近古俄罗斯，都是一样……社会经济问题，真是不单纯啰！”叔伦说着感慨万千，而诸姑娘对张指导员的话，则似懂非懂。

“只有地主才能受教育，做知识分子，”文梅气愤地说，“农民养活他们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回头剥削农民，这种罪恶社会，不打倒，抗战胜利也是枉然。”

“指导员不是也说过嘛。”小莹补充了一下。

“话要分两面讲，”叔伦说，“文梅的话，固然很对，但是推动中国进步、创造传统中国文化，也都是知识分子干的。”

叔伦对小莹说，他们林家最受人诟病的便是“二爷”林仲才。他私德不修，到处玩女人。但是最能解决柳和集一带农民基本问题的，还是林二爷的办法——他如能带三五百个柳和集一带的贫农子弟，到上海厂里去当工人，则柳和集一带的“农村问题”，便可以彻底地解决了。

张指导员又感叹地回忆起来说，当年把“林二爷”揍伤，把他的厂关了一个多月的工潮，他那时也是“地下指挥员”之一——那时他还年轻。想不到十多年后，他竟然访问了工人的祖母赵婆婆。赵婆婆如知道张某曾教唆她的孙子“揍”林二爷，赵婆婆不也要把张某“活埋”掉吗？

“林仲才在上海是个‘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张某心中感到十分矛盾地说，“但是在柳和集，他却被当地贫农看成救人出狱的‘观世音菩萨’——我们对林仲才又如何评价呢？”张某也想不通。

“指导员，”小莹替他解释说，“在上海办实业，吸收贫农当工人，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不做，偏要让资本家去做——赚钱玩女人呢？”

“就是这话呀，”张指导员说，“国民党的混账就在此呀！它能做的事太多了，但是它不做，却拼命开倒车——你看我们此地什么‘省干训团’训练出来的一窠小混蛋，一个个做了土皇帝，一个个做了小地主，把你们的传统大地主挤垮——他们买田买地、逃捐逃税、重利盘剥，把捐税军粮，全套在大地主头上。大地主垮了，他们也出不了个林二爷，把无地农民带到上海去……”

叔伦说，林家有佃农九十余户。他访问过十来户。他们对林家的恶感不大；同时还存着靠林家，送儿子到上海去的幻想。但是他们对小地主和乡镇干部，却深恶痛绝——他们最怕的是林家把田地卖给乡镇干部或暴发户小地主。所以他们有句话叫：“不怕水旱荒年，只怕林家卖田。”

“国民党是代表地主利益的，”叔伦说，“但是它在农村搞垮它原有的政治基础，却训练出一批小地主、小贪官、小恶霸，它会自食其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