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倭国向日本国大和王朝的华丽转身，从大王向天皇的华丽转身，传说和真实的掺杂，描绘出飞鸟时代大和国的一斑之貌。

部民和氏姓

倭国蓬勃发展，不但逐渐统一列岛，甚至还有余力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在朝鲜半岛建立任那殖民地。与此同时，朝鲜半岛上三国鼎立，中国也正处于南北朝乱世，有大量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涌入日本，既有被掳去的战俘，也有主动逃去的移民。日本史料中多次提到汉人（中国人）、新罗人、高丽人（高句丽人）和韩人（任那人）、百济人等等，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使倭国的奴隶制社会进一步完善。

就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在公元4世纪前后出现了部民制度和氏姓制度。所谓部民，是指王室和贵族的私有民集团，身份介乎于农奴和奴隶之间。他们或集体在王室和贵族的田庄中劳作，或定期前往王室和贵族的家庭中、工坊中从事服务和生产工作。部民最初的来源是奴隶、战俘、移民和罪犯，后来相当多的本土公社自由民也加入其中。

在部民制度的基础上，氏姓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中国秦汉以前以姓来代表血缘，以氏来代表身份，日本的氏姓制度则恰好相反。氏原本是指由血缘为中心组成的氏族公社，两极分化后，其首领即被称为“氏上”，对内主持对氏神的祭祀，裁决氏族内部纷争，对外则代表氏族与其他氏族或倭王朝廷接触。姓原本是对氏上的尊称，后来逐渐成为大和（倭）王朝赏赐给氏上以区别其尊卑高下的一种称号。比如天皇（大王）的后裔往往赐姓臣、君，很多传统氏上赐姓连，中国或朝鲜移民的氏上赐姓主、史，其他的还有别、公、直、造、村主、稻置等。最尊贵的姓是臣和连，其中在朝廷中身居高官者称大臣和大连。

日本人现在的所谓姓，其实应该写作“苗字”，除明治维新后新造的或附会的苗字外，主要来源是古代和中世纪为区别同氏异流而另起的称谓，和最初氏姓制度之姓，已经完全是两码事了。

说白了，古老的氏族为氏，有按地名而造的，比如出云氏、吉备氏、葛城氏等等，也有按在朝廷中的职掌（品部）而造的，比如物部氏、大伴氏、日下部氏等等；天皇所赐的氏上称号为姓；同氏的分家、异流的标称，则为苗字。

日本虽然运用中国的文字，但因应其本土的需要，很多文字的含义与其在中国的本源已经截然不同了，必须加以区分，而不能望文生义。

且说从公元5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分久必合的趋势日趋明显，而朝鲜半岛也因新罗的崛起即将摆脱三国鼎立的局面，倭国也即大和王朝在半岛南端的殖民势力日渐萎缩。大和王朝还想挽狂澜于既倒，不停地渡海派发援军，但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地方贵族和百姓此起彼伏地反抗。雄略大王二十三年（公元479年），五百名虾夷族（本州岛东北部和北海道的原住民，可能即今天所称的阿伊努人）士兵在西部发动叛乱。继体大王二十一年（公元527年），筑紫国造（“国”是行政区划，“造”即其长官）盘井掀起反旗，又占据“火、丰两国”，叛乱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之久。

到了公元6世纪中叶，部民制度因生产力的发展而走向没落，逐渐崩溃，许多贵族被迫解放部民，使其成为拥有一定人身自由、缴纳贡赋的农奴和小生产者，这就引发了大和朝廷中两种思潮的强烈斗争，即是因应这种社会形势进行改革，还是维持旧有的生产关系——前者以苏我氏为领袖，后者的代表家族则是物部氏。

崇佛和排佛

苏我氏和物部氏的斗争，并不是简单的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势，而是旗帜鲜明的路线斗争，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古老的大和（倭）国，第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我们必须明白，从传说中的初代君主——神武天皇——到公元6世纪后期的推古女皇，其间的传承大多荒诞不经，基本为后世伪造的。大王（后称天皇）虽然很可能确实来自同一家族，但并未掌握家族内传承的主要权力，而是由贵族们推举产生的，大王的权力非常之小，甚至可以直接目之为贵族会议的主席。物部氏代表了维持这一模式的政治势力，倘若最终由他们掌握政权，日本很可能走上一条类西欧式的道路，彻底封建，诸国林立，大王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而已。

苏我氏乃是葛城氏的分支，其先祖苏我满智宿弥据说曾经统辖过东汉、西文、秦等氏族——从这些氏族名称便可得知，他们大多源自大陆移民。故此苏我氏受到来自大陆的先进文化影响，希望压制地方贵族势力，建立一个中国式的中央集权的新国家。

简单言之，物部氏在政治上主张地方分封，经济上主张传统的奴隶制，苏我氏则在政治上主张中央集权，经济上倾向于封建农奴制度。于是，以这两个家族为代表，贵族阶层分裂了，并且爆发了长时间的血腥斗争。

社会改革的首要表象是宗教改革。苏我氏希望利用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传入的佛教构建全新的宗教体系，以此作为社会变革的思想依托。而与其针锋相对，物部氏则顽固地坚持倭国原有的纷繁复杂的氏神信仰，蔑称佛教为“蕃教”，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压。

因为自然神式的日本本土氏神信仰各自代表不同的贵族利益，趋向于分裂，而佛教则超越于诸神之上，故而能够成为统一的武器。

钦明大王十三年（公元552年，一说538年）十月，百济国的圣王向大和国赠送了一尊释迦牟尼的鎏金佛像和若干经卷。在此佛像是否应由大和国王供奉的问题上，苏我、物部两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的大和国王为钦明大王，苏我氏的首脑为大臣苏我稻目，而物部氏的首脑则是大连物部尾舆。

苏我稻目认为，“西方各国大都信奉佛教，我国怎能故步自封，拒不接受呢？”而物部尾舆则反驳说：“我国从来祭拜国神（指各种本土氏神），如果改信外国神，恐怕会招致国神的愤怒，降下灾祸来。”钦明大王无从抉择，最终决定，咱先做个试验吧，下令让苏我氏先尝试单独供奉佛像，看看效果如何，是最终外国神压倒国神，保佑苏我氏繁荣昌盛呢，还是国神压倒外国神，会使苏我氏遭逢灾祸呢？

崇佛和排佛的第一阶段斗争，以物部氏大获全胜而告终。就在苏我氏全族改变信仰后不久，大和国内突然暴发瘟疫，死者无数，物部尾舆趁机跳出来煽动贵族们，说这都是因为佛教传入而招致国神的不满，降下疾病来警告世人。因为苏我稻目曾将两个女儿都嫁给钦明大王，生下多位王子、王女，权势颇大，物部氏无法将其一脚踢翻，所以只能奉旨出兵，查封佛寺，烧毁佛像——从此两族仇深似海。

钦明大王三十二年（公元571年），钦明大王去世，传位于敏达大王。敏达大王六年（公元577年）十一月，百济国又来凑热闹，献上经论及造佛像和建寺的技术工人，佛教就此在贵族当中再度流行开来。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趁机重新掀起崇佛的舆论，在自己石川的宅邸内建造佛殿，却也再度遭到物部氏的蛮横破坏。也是赶巧，流行病又一次发挥作用，不过这次不是在毁佛之前，而发生在毁佛以后，大和国内流行疮疥，连敏达大王也被感染到了，全身长满了癞疮。苏我马子于是进言说，这就是不尊佛教的结果，佛陀将召国王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去也。敏达大王一听害怕了，只好同意苏我一族继续供佛。

敏达大王十四年（公元585年），敏达大王病逝，用明大王即位，这位大王倾向于苏我氏的主张，崇敬佛法。用明大王在位仅两年就死了，苏我、物部两族围绕着王位继承人问题展开激烈的冲突，甚至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苏我马子原意立敏达大王的王后、自己的外甥女炊屋姬为女王，而物部尾舆之子物部守屋则打算拥立用明大王的异母弟穴穗部。用明大王二年（公元587年）七月，苏我马子奉炊屋姬之命处死穴穗部，随即发兵包围了物部守屋的住宅。经过顽强的抵抗，物部守屋寡不敌众，终于全家被杀，从此大和朝廷呈现出苏我氏一族独大的局面——苏我马子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权臣。

苏我马子最终拥戴用明大王的另一个弟弟泊濑部为王，即崇峻大王，他自己则飞扬跋扈，独霸朝纲。然而崇峻大王并非甘当傀儡的傻小子，他对苏我马子的专断十分反感，某次借着有人进献野猪的机会感叹说：“何时能断朕所嫌恶之人，如同斩断此畜生的脖子！”一语招祸，苏我马子听闻此事觉得不妙，就派亲信东汉直驹去刺杀了崇峻大王，然后他又把东汉直驹杀了灭口。

大概苏我马子认为还是女人比较好控制一点儿，于是重提前议，擅自拥立炊屋姬为女王，即日本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推古女王。

日出处天子

权臣执国柄，等时间一到，自然可以水到渠成地改朝换代——尤其这时候中国正当隋朝，此前几百年的南北朝时期，这种事例还少吗？深受大陆文化影响的苏我氏大可以有样学样。

经过苏我氏的改革，新的大和王朝走向中央集权的趋势，似乎已经无可逆转了，唯一的变数，就是由旧王室来引领这一潮流呢，还是由苏我氏来创建一个全新的王朝呢？必须承认，苏我马子在这个关键时刻走错了一步棋，推古女王并非甘心给他做傀儡的无能女性。

推古女王登基以后，根本不买亲舅舅苏我马子的账。据说苏我马子曾经请求受赐葛城的领地，但是女王推托说：“我是苏我家的女子，舅舅提出的要求，从来晚上提出的不会等到天亮，白天提出的不会拖到天黑，总会尽快办理。但这次舅舅的请求太过分了，如果今天无故割取县邑下赐，后代国王必会骂我是愚痴妇人君临天下！”就此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苏我马子的无理要求。

女王即位的第二年，册封用明大王的遗子厩户为东宫（太子），同时授予他“摄政”的头衔，用意大概是想分夺苏我氏的权柄吧。这位厩户王子素有贤名，既虔信佛教，也仰慕中国尊王大一统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理想和苏我马子是殊途同归的，因而倾注心血，打算从根本上改革旧制，建立全新的国家体系——后世尊称厩户王子为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执政的时代，正是中国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分裂，建立起强大隋朝的年月。太子有感于此，派人西行考察隋朝的政治制度，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试图建立以大王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制定冠位（官僚体制的滥觞）、制定宪法、提倡佛教、恢复中日邦交和编纂史书等等。

先说制定冠位。冠位分十二阶，即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和小智。这套花样始创于推古女王十二年，最早只是授予贵族的荣誉头衔，是想在臣、连等氏姓外，另造一种以才能、功绩为重，而不以氏族高低为重的贵族体系，并逐渐将其转化为官僚体系——所以冠位起初大多授予畿内及其周边地区的中下等贵族。

同年，圣德太子还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大肆宣扬中国的儒学思想，鼓吹三纲和五常。十七条宪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文件，它更像一本思想品德教科书，给倭国人灌输“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的封建大一统思想。圣德太子知道改革是无法一蹴而就的，旧氏姓势力依然庞大，无法一朝扫尽，只好先“教化”他们，先树立拥王的道德准则，等时机成熟后再推出全新的制度。

不过中国的儒家思想终究并不完全符合大和国的国情，此后屡经扭曲和利用，日本之儒和中国之儒早就大相径庭了。况且儒家思想并不是那么快就能深入人心的，圣德太子在思想领域对变革所作的准备，最成功的还是崇佛。尊崇佛教，为的是宣扬众生平等和因果报应，一方面削弱人民的反抗意志，另一方面也借此打破旧的等级制度，结束等级森严的氏姓奴隶制。

圣德太子的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向中国学的，所以他多次遣使通好隋朝，恢复中日邦交，以从大陆学习更多的先进文化。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他派遣小野妹子初次使隋，据说所携带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小野妹子二度使隋，国书中却变了称号，说“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是最早的日本君主称“天皇”的记载。大概大和朝廷想要和隋朝平等建交，觉得中国君主称“皇帝”，而大和君主才称“大王”，实在丢面子。

其实这种记载并不怎么靠谱，更可信的是，日本君主自称天皇，要在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以后。我们知道，唐高宗曾经自称天皇，他的皇后武则天则称天后，两主共同临朝执政。日本的所谓“天皇”，很可能是直接从唐高宗那里抄去的。日本的部分史料记载中将此事提前到隋朝，乃是怕抄袭的马脚被后人揭穿。

话说回来，圣德太子的改革，本是其后“大化改新”的滥觞和准备，他在物质领域基本上没起到任何作用，但在精神领域却开教化之先，为其后更进一步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其后的改革者为了这个理论基础，也把圣德太子捧得高高的，推崇为圣人。然而事实上，权臣当道的时代，哪有圣人立朝的可能？

无疑，圣德太子的种种改革措施，即便没能动摇旧氏的根基，也必须事先得到掌权的苏我氏的首肯。我们甚至可以推测，是苏我氏利用太子的名分和人望，推出这一系列政策，主导权本在苏我氏手中，只是后世都把功劳记录在太子身上而已。

圣德太子的名言是：“重要的问题在于与大多数人商量。”很明显，这一主张绝非真正的民主，他所要商量的对象只是氏族贵族而已，那么倘若当时稳占朝堂的苏我氏公开表示反对，那是绝对不可能通过任何法案的。

从公元6世纪中叶佛教传入，一直到大化元年（公元645年）大化改新，这一百年间的日本文化被称为“飞鸟文化”——因为当时大和朝廷建都于奈良盆地南部的飞鸟地区。飞鸟文化佛教味道非常浓厚，这是和掌权的苏我氏族以及圣德太子的努力分不开的。这一时期，也是大和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转型期。

圣德太子的改革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当时部民制逐渐崩溃，贵族们大量兼并田地，出租给百姓耕种，大量部民转化为农奴或佃农。在这种经济环境的变革过程中，苏我氏始终站在贵族们的前列，因而也就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来保证家族的继续掌权，并且保证社会变革的顺利开展。经过太子的改革，苏我氏不但权柄没被削弱，反而更加烜赫，他们仍然一只脚稳稳地踏在距离御座只有一步的位置上。

公元621年，圣德太子没能戴上大王的桂冠，就病殁于斑鸠宫。五年后，苏我马子去世。又两年，推古女王也去世了。继苏我马子为大臣的是其子苏我虾夷，据说他曾经征用了全国各地的百姓，甚至也包括大王的部民，来给自己和儿子苏我入鹿建造坟墓，并称之为“天皇（大王）墓”，自称其宅为皇（王）宫，称儿子为王子。

改朝换代的危机，逐渐逼近……

太极殿上的政变

推古女王三十六年（公元628年）三月，推古女王驾崩，大臣苏我虾夷和其叔父境部摩理势聚会商量大王继嗣问题，虾夷主张立敏达大王的孙子田村王子，而摩理势则主张立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王。

当时苏我氏全族都在苏我马子的坟前建庐守丧，摩理势自焚其庐，跑回家去，以示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绝不妥协。苏我虾夷派人劝他说：“大家说的都错，就你说的对，我一定会遵照你的意见办理；大家说的都对，就你不开窍，我当然要违背你的意见。你不要执迷不悟，咱们两人若相争斗，国家必乱，后人也会说是你我二人败国，徒留千载恶名，何苦呢？你别再和族人们对着干了！”

这番话与其说是劝告，不如说是威胁，摩理势当然不肯听从，就逃去泊濑王（圣德太子之子）府上藏了起来。不过他也真倒霉，没过多久泊濑王也去世了，摩理势无从依靠，被迫和苏我虾夷兵戎相见，兵败后被缢杀。于是苏我虾夷终于得以拥立田村王子继位，也即舒明大王。

舒明大王在位十三年，没有多大的建树，而苏我虾夷及其子苏我入鹿则日益嚣张跋扈，引发了因圣德太子改革而得以参与朝政的很多中小贵族的不满。传说为物部一党残裔的中臣镰足是反苏我势力的首脑，而山背大兄王则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中臣镰足，这位日本古代史上对后世影响力巨大的传奇人物就此登上历史舞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影响力甚至要超过圣德太子。

舒明大王十三年（公元641年），舒明大王在百济宫去世，苏我虾夷学他老爹马子的做法，不立大王之子，而立王后宝皇女（同时也是舒明大王的侄女）为大王——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位女主，史称皇极女帝（女王）。

苏我虾夷想使苏我氏的权势代代烜赫，着力培养其子入鹿，自行授予他“大德”的紫冠，使其掌控朝政。苏我祖孙父子，一个比一个张狂，入鹿执政时，出入仪仗等同于大王，俨然不是大臣，而是大和国真正的统治者。为了打击反对势力，更为了使有苏我家血统的古人大兄王子可以顺利成为下一任大王，入鹿还派兵袭击山背大兄王，迫其自杀。

这一举动，使得王子们人人自危，认定若不及早诛杀苏我入鹿，自己的性命也会如同山背大兄王一般不保。于是中臣镰足等人就与舒明大王和皇极女王所生的葛城皇子——又称中大兄皇子——联起手来，伺机铲除苏我氏一门。

大化元年（公元645年）六月，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都派使节来到日本，与大和朝廷修好，按照礼仪，大臣苏我入鹿必须出席，同时由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麻吕”旧为一字，写作“麿”，乃是日本所独创的汉字）宣读表文。这位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也是中大兄王子一党，遂建议趁此机会诛杀苏我入鹿。

六月十二日，皇极女王、古人大兄王子和群臣都来到太极殿，准备接见三国来使。中臣镰足设计解除了苏我入鹿须臾不肯离身的佩剑，而中大兄王子则命令禁军锁闭了十二道宫门，只等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宣读表文时，佐伯连子麻吕等刺客就冲出去取了入鹿的性命。

然而事到临头，佐伯连子麻吕等人却胆怯了，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表文即将读完，却不见有人动手，以为阴谋败露，不禁浑身打战。苏我入鹿并非蠢人，看到这种情形，心知有异，冷着脸询问他：“何故发抖？”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支支吾吾地回答说：“因为站在大王面前，感觉十分紧张。”

眼看计划就要破产，隐藏在暗处的中大兄王子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亲自动手，大吼一声跳将出来，一剑刺伤苏我入鹿的肩膀。苏我入鹿匆忙躲避，但受中大兄王子这一剑所鼓舞，佐伯连子麻吕等刺客也勇气倍增，纷纷蹿出，砍伤了苏我入鹿的腿脚。

苏我入鹿自知无法逃脱，于是跪在皇极女王面前，口称“臣不知罪”。皇极女王莫名所以，惊慌地询问中大兄王子，中大兄王子伏地上奏说：“苏我入鹿谋杀王子们，想要倾覆王位，以苏我氏代替王统，罪不可赦！”皇极女王看到他仪态从容，料知必是有备而来，此事断难善罢甘休，于是长叹一声，转身退入内宫。女王才走，中大兄王子便一声叱喝，众人乱剑齐下，当场把苏我入鹿斩成了肉酱。

中大兄王子随即率部入驻法兴寺，筑城备战，还把苏我入鹿的尸体还给其父苏我虾夷，等于下了战书。不满苏我氏专权的王族和贵族们纷纷前来投效，苏我氏宏伟的大厦瞬间崩塌，虾夷知道大势已去，便于家宅内纵火，自焚而死——可惜的是，他当年奉圣德太子之命编纂的史书《天皇记》和《国记》，也就此化为灰烬。

经此政变，皇极女王决意退位，让位给中大兄王子。中大兄王子喜出望外，正打算接受，却受到中臣镰足的劝阻。镰足的意思很明确：你发动政变，是为国除奸，不是为了个人的野心，如果就此继位，后世将说你是逼宫篡位之君啊。当然他表面上没这样说，他编的说辞是：“古人大兄王子是您的兄长，轻王子是您的舅舅，如果越过他们继承王位，有悖长幼之序，孝悌之礼。”天晓得，日本中世纪以前的继承制度从来不讲长幼，所谓孝悌等儒家礼法也是才刚输入的舶来品……

中大兄王子最终接受了中臣镰足的谏言，推戴轻王子继位。轻王子一开始还想让给古人大兄王子，古人大兄王子一想：当初支持我的是苏我入鹿，如今入鹿已死，我若继承王位，那不是凶险万分吗？中大兄会放过我吗？于是坚辞不受，甚至削发出家以明其志。

轻王子就此登上御座，成为孝德大王。

改新之诏

中臣氏是居住在今天京都市山科区附近的古老氏族，镰足本名镰子。然而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当佛教传入之时，苏我稻目说必须信奉，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则坚决反对。如果镰子即镰足，那么他此刻少说也有一百零五岁了，焉有是理！

其实传统上认为中臣镰足生于推古女王二十二年（公元614年），卒于天智大王八年（公元669年），去世时虚岁才五十六岁。考虑到日本自古以来便有后裔取与先祖相同名字的习惯，或许镰足是前一位镰子的直系血亲吧。

中臣镰足并没有出国留过学，但他曾经拜在飞鸟时代著名学问僧南渊请安的门下，虚心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儒学。咱们前面提到过，圣德太子曾经派遣亲信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妹子的使团当中有高向玄理、僧旻等八人从此留在隋朝进修，南渊请安即是其中之一。请安在中国待了整整三十二年，目睹了隋朝的灭亡和唐朝的建立，直到公元640年，他才与高向玄理一起返回日本，就此把中国的先进知识传播到了大和国内。

中臣镰足成为南渊请安的高足以后，很快便声名鹊起，甚至受到苏我入鹿的注意和刻意延揽。然而镰足看不惯苏我氏的嚣张跋扈，予以婉拒，甚至在皇极女王三年（公元644年）辞去官职，退至在摄津国三岛地区的别墅隐居起来，待时而动——时机何在呢？他很快就瞄上了中大兄王子。

镰足足智多谋，他首先想从内部分化瓦解苏我家族，于是怂恿中大兄王子纳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的长女为妃，把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也拉上了自己的战车——此公本是苏我马子的孙子、入鹿的堂兄弟。不过这种政治联姻本身不应该看得过重，因为当时倭国社会盛行的是“访妻婚”。

所谓访妻婚，是指男女双方在结婚后并不组建新的家庭，而是各居母家，夫妻生活也多采取男性走访女家的形式来实现。这种婚姻是相当脆弱的，并且不规定男性只能走访一名女性（这是真正的一夫多妻制，没有妻妾的区分），因此婚姻关系完全比不上血缘关系来得重要。正因如此，与其说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因为政治联姻而倒向中大兄皇子，不如说他是不满苏我入鹿掌控整个苏我家族，遂想要取而代之吧。

中臣镰足在争取到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以后，通过缜密谋划和反复游说，还拉拢了很多不满苏我入鹿擅权的有力氏族。苏我入鹿对此也有所察觉和警惕，加强了自己府邸的守备，中臣镰足等人没有办法，这才专等苏我入鹿离家到太极殿参与外交活动的时机，发动了突然政变。

苏我虾夷父子一朝覆灭，中臣镰足等人弹冠相庆，等不及似的立刻就开始了全面的改革。孝德大王即位后，立中大兄王子为东宫，任中臣镰足为内大臣，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为右大臣，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留学生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高级顾问）。就在这些革新派的推动下，诛杀苏我父子和孝德大王即位的同月（大化元年六月），日本即学习中国建立年号，定元“大化”，并于大化元年十二月迁都难波。大化二年（公元646年）元旦，“改新之诏”下达——这就是著名的“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的主要内容是废除旧的部民制，模仿中国唐朝的制度，创立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也就是说，全大和国的田地、山泽名义上全都归于大王，称为“公田”，百姓也都名义上收归国有，称为“公民”，朝廷每隔六年授给公民口分田（班田），公民有按时缴纳地租和服劳役的义务，受田人死后，口分田要重新归还给国家——这就把大和国硬是从奴隶制社会全面扭转向封建社会。大化六年（公元650年）改元白雉，白雉三年（公元652年）首次营造户籍，开始班田。

与经济制度对应，朝廷也改革行政制度，在中央集权思想的指导下，学习唐朝的三省六部制，“置八省百官”，制定“冠位七色十三阶”（随即增为十九阶），在地方上则设国、郡、里三级行政区划，分别由朝廷委派国司、郡司和里长管辖。官僚制度就此略显雏形。

日本历史的发展是跳跃式的，曾经因为接受了来自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新文化、新技术，日本社会快速由原始社会迈入奴隶制社会，但难免保留了很多原始社会甚至是母系社会的残余（访妻婚就是表现之一）。经此大化改新，日本又突然跳入封建社会，于是封建为壳，奴隶为瓤，还夹着原始的秄粒，形成一种独特的四不像的社会形态。

当然，旧社会的残余终究会逐渐被历史所遗弃，先是原始制度，然后是奴隶制度，日本终将迈入彻底的封建社会。但那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仅仅“大化改新”一场变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就在改新过程中，新旧势力的斗争依然是无日止歇。

首先是大化改元的三个月后，古人大兄王子以出家为名逃往吉野，勾结苏我入鹿的亲族和旧臣策划叛乱，因为消息泄露而被杀。然后到了大化五年（公元649年），苏我马子的另一个孙子苏我日向诬告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意图谋逆，中大兄王子没经过缜密调查，就迫使老丈人、诛杀入鹿的功臣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自尽。据说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虽然反对苏我虾夷父子，可是本人并不赞成改革，在冠制改变后仍然坚持戴古冠上朝，中大兄王子应该早就对其有所不满，所以才会借此机会将其铲除的吧。

当时中大兄王子权势熏天，根本不把孝德大王放在眼里，对于各种改革措施也是独断专行，两人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白雉四年（公元653年），中大兄王子奏请将都城迁回飞鸟地区，遭到拒绝后竟然裹挟群臣离开难波，自行回归飞鸟。孝德大王受此沉重打击，遂于次年忧愤病死。

孝德大王去世后，中大兄王子并没有登基称王——大概他摄政王当得蛮有趣味的吧——也没有立孝德大王的儿子继位，反而再度扛出自己的老娘来，让皇极女王在飞鸟的板盖宫二度即位，改称齐明女王。

齐明女王四年（公元658年），孝德大王之子有间王子劝齐明女王和中大兄王子前往纪伊的牟娄温泉疗养，想趁机在飞鸟发动叛乱，但随即因为党羽内讧而遭逮捕，被绞死于藤白坂。

新旧势力连番恶斗，中大兄王子虽然稳占上风，也难免感觉左支右绌，加上老娘齐明女王又不修德，大兴土木，加重百姓的负担，搞得天怒人怨。中大兄王子遂想通过对外用兵来转移国内矛盾，于齐明女王七年（公元661年）携母同赴九州的筑紫地区，策划介入朝鲜半岛的战争——对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文化交流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白村江水战”，就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

白村江水战

朝鲜半岛三国，北部是高句丽，南部西为百济，东为新罗。原本高句丽的疆域最为广大，国力最强，隋炀帝、唐太宗数次发兵前往征伐，都未能使其臣服。唐高宗继位以后，采取远交近攻之策，联合新罗，共同对高句丽施压。为了摆脱这种不利态势，高句丽也和百济联起手来，他们不敢对唐朝动武，却从北、西两个方向齐攻新罗。

经过这一番合纵连横，首先遭难的是百济。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三月，唐高宗任命苏定方为行军总管，统率水陆联军十三万进攻百济国。在新罗五万兵马的配合下，唐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包围了百济都城，百济义慈王被俘送长安，百济国灭亡了。

战后，唐朝背弃与新罗的约定，尽收百济故地，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以管辖之。新罗武烈王敢怒而不敢言，只得继续配合唐军北伐高句丽。然而彻底灭亡一个国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很快，百济遗臣鬼室福信就在周留城树旗举兵，谋划复国大计——只是王室全被一锅端了，老老少少尽数押往长安，他该以谁为号召才好呢？

百济素与大和国交好，据说公元5世纪或6世纪的时候，百济曾一度为高句丽所灭，旋即复国，为了对抗高句丽，就曾多次向大和国求取救兵。因此，大和国派遣重臣监护百济，并向百济讨取人质——如今王子扶余丰璋和扶余禅广（善光）就在大和国内，这恐怕是仅有的没有落在唐人手里的在世王室成员了。因此鬼室福信就派使者前往大和国，请求送还扶余丰璋，作为他复国的大义名分。大和国东宫中大兄王子正愁没仗可打，无从转嫁国内矛盾，得知此信大喜过望，于是召集各地兵马，准备渡海杀往朝鲜半岛。他还真是一不做，二不休，把老娘齐明女王也裹挟在身边，一起坐船来到北九州的筑紫地方。

或许齐明女王年岁大了，经不起这番海上奔波，他们于齐明女王七年（公元661年）一月离开难波，三月到达筑紫，女王随即就一病不起，熬到七月份终于咽了气。大王驾崩，中大兄王子没有立刻称帝，他身穿丧服，仍以摄政之名整编军队（史称“素服称制”），于当年九月间发兵万余，以安昙比罗夫、朴市秦造田来津等为将，乘坐船只一百七十多艘，护送扶余丰璋渡海北归。

次年，扶余丰璋在周留城登基，而大和国方面也不断增派兵马前往支援，到了癸亥年（公元663年）的三月，更组建了两万七千人的大船团，浩浩荡荡渡海杀向朝鲜半岛，百济遗民更是受此鼓舞，到处掀起反旗。正在北方和高句丽恶战的唐军知道不能再坐视不理了，于是派大将刘仁轨率军，并合新罗兵马，南下救援，很快就攻克多座城池。

强敌压境，百济小朝廷不但不能同心抗敌，反而内讧不断，眼看就要被唐军彻底吃掉了。然而正当此时，李唐方面也出了纰漏，三十五万大军围攻高句丽都城平壤，遭逢大雪，被迫尽数撤回国内。新罗军一看形势不妙，也打点行装准备班师了。于是唐高宗下诏给刘仁轨，要他暂时退往新罗境内。

刘仁轨上书高宗，说此时如果退兵，百济势必死灰复燃，再联合高句丽，这就又回到了数年前的局面，唐军势必要被迫吐出所有占领地，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却劳而无功。高宗听他说得有理，就命其固守百济故地，并派孙仁师等将跨海支援。

与此同时，大和国两万七千大军已在朝鲜半岛登陆（或说其后又增派了万余人，则总兵力达到近五万），用围魏救赵之策，不先救百济，反而攻克了新罗数城。刘仁轨不去理他，会合诸路兵马南下，直趋白村江口，准备合围扶余丰璋所在的周留城。

这是唐高宗龙朔三年八月间的事情，当时唐将刘仁愿、孙仁师所部与新罗文武王金法敏率陆军包围了周留城（兵数不详），刘仁轨、杜爽并归降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兵力七千）列阵白村江口。大和国军队一看不妙，一旦周留城被攻克，扶余丰璋遭擒，自己就再没有滞留在朝鲜半岛的借口了，于是匆忙赶来救援。八月二十七日，日军两万余人，战船近千艘，也开到了白村江口。

朝鲜半岛的史书《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当时按总体军力来说，唐与新罗占优，但仅以水军来说，日军数量要大大超过刘仁轨所部。正因为如此，多年未逢强敌的日军极为骄横，气焰嚣张，以为只要争先勇斗，唐军将不战自退。于是船列不整，混乱一片地就杀了过来。

刘仁轨沉着应战，《旧唐书》里是这样描述的：“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大溃。”《日本书纪》中则记载道：“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

想也能想到，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如日中天，而多年东征高句丽、百济，也肯定锻炼出了一支战斗力异常顽强的水面部队；相比之下，素质、器械均较低劣，多年未逢大战又多为各地豪族私兵联合的大和国军，就算小心布阵也未必是唐军的对手，何况还有勇无谋地贸然发起进攻呢？他们在海面上就真的能打赢吗？

白村江水战结束后，百济遗民因之胆落，周留城遂被唐罗联军顺利攻克，扶余丰璋狼狈逃往高句丽，不久后被唐军逮捕，被处以流放之刑。捷报传至长安，唐高宗大喜，当即重赏了刘仁轨，授为带方刺史，使其镇守百济故地。

郭务悰来了

白村江水战给了中大兄王子一记大耳光。他本想利用对外战争转嫁国内矛盾，结果大败亏输不算，还把大和国在朝鲜半岛最后一点点影响力也扔了个精光。不仅如此，当时国内舆论嚣然，都传说唐和新罗联军将要渡海杀来倭国，中大兄王子被迫一方面遣使前往唐朝重修旧好，一方面在对马、壹岐、筑紫等地设置防人（戍守军）和烽火台，还在筑紫修筑了庞大的水城，以完善九州方面的防御态势。同时，他在都城难波附近也广修城寨——万一唐军不打九州，而直接向本州岛中部挺进呢？岛屿国家就是这点可怜啊，缺乏足够的陆地纵深可供层层防御。

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五月十七日，一支规模不小的大唐船队驶到九州，使大和朝廷上下无不胆战心惊。船团首领乃是唐朝的朝散大夫郭务悰，他奉大将刘仁愿之命，携带牒书和礼物前来拜访中大兄王子。郭务悰先后四次出访倭国，第三次率领了四十七舰、两千人的大船团，实在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估计是刘仁愿派他前来侦查日军的动向，同时施以高压。

大和朝廷不愿迎接郭务悰进京，又不敢武力驱逐，一直拖到十一月份，才由中臣镰足献计，派和尚智祥宴请郭务悰，转赠中大兄王子的礼物，并暗示他尽快离开为好。郭务悰好整以暇，一直淹留到次年二月才率军离开九州——中大兄王子肯定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此后数年间，中大兄王子在九州北部、本州西部，以及统治中心的大和地区继续到处整修城防，以备唐军来攻。然而唐朝直到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才终于灭亡高句丽，此后又陷入与新罗的战争，根本无暇顾及大和国——或许郭务悰在九州的所见所闻，也使得唐朝不愿再渡海开辟新的战场吧，中大兄王子白忙活了好几年，把自己的家底都快掏光了，结果做的全是无用功。

白村江水战对日本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大和王朝从此不敢再轻视中国，决心维持中日和平，并以中国为师，遣唐使派得越来越频繁；另一方面，中大兄王子为了度过危机，被迫向旧氏族势力妥协，甚至下诏在部分地区恢复了氏姓制和部民制，这无疑是一种倒退；第三个方面，有大量百济遗民逃来日本，为岛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并补充了新鲜血液。

至于那个还留在大和国当人质的扶余禅广，后来被持统大王赐予“百济王”的氏，家系一直传承到平安时代中期。

拉回来说，中大兄王子日防夜防，然而唐军就是不来。到了丁卯年（公元667年）三月，他终于彻底放下心来，于是就把都城从难波迁往近江大津宫，并于次年元旦正式登基，称天智大王。同年，天智大王命中臣镰足参照唐朝的《贞观令》制定《近江令》，这份已经亡佚的法令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

中臣镰足于两年后去世。此人辅佐天智大王，不但从政治上、经济上改革了大和国旧的制度，还对宗教事业做出极大的贡献。据说他为了压制从苏我氏掌权以来就日益膨胀的佛教势力，整合大和国各地的旧氏神信仰，再掺杂进部分佛教和儒教的要素，最终完善为本土的神道教。在他死前一日，天智大王赐予其最高冠位大织冠，并赐号藤原氏，称为藤原朝臣镰足——日本最大的神官家族就此产生，最终引发了统治日本两百余年的藤原氏摄关政治，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再说天智大王，既然已经登基，当然要立东宫，他选定的接班人乃是自己的兄弟、王族中最有魄力也最有势力的大海人王子。为了拉拢大海人王子，天智大王竟然把自己的四个女儿全都嫁给了他（日本古代近亲跨辈通婚本是常事），然而大海人王子仍然和哥哥兼老丈人不对付，屡屡在言行上刺激大王，甚至于公然在宴会上“以长枪贯敷板”，以表示他的不满。

大海人王子究竟有何不满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天智大王虽然册封大海人王子为东宫，却不肯按惯例给予其摄政的权力，天智大王十年（公元671年）元月，更封亲儿子大友王子为朝臣领袖的太政大臣，总摄朝政；二，传说天智大王与大海人王子的爱妃、风流才女额田女王私通，并最终将其据为己有；三，大海人王子极端不满天智大王向守旧势力妥协的举动，想要加快改革的步伐。

就在如此重重矛盾之中，天智大王十年十二月，天智大王病殁，临终前果然推翻前议，跳过大海人王子，传位给亲儿子大友王子，大海人王子为了避祸而主动出家，遁往吉野。当然啦，大海人王子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而大友王子也不会容许自己这个威名素著的叔父活在世上。当时的情形，仿佛中大兄与古人大兄之间夺权斗争的再现，只是结局全然不同而已。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壬申之乱”。

番外篇 从天智、天武和额田女王的三角关系看日本古代婚姻

额田女王可能是畿内（指都城周边地区）的豪族之女，据说她美貌多才，最早和中大兄王子也即后来的天智大王相恋，但不久后就爱上了恋人的弟弟大海人王子也即后来的天武大王，还为其生下一女——十市王女。然而天智登基以后，强行把额田女王掳了过来，额田女王身在深宫，却仍与天武藕断丝连。等到壬申之乱爆发，天武战败大友王子登上宝座，老实不客气地又把额田女王抢到身边，可是此刻的额田女王反而思念起过世的天智来，终日以泪洗面。这种复杂的三角关系，催生出多篇美丽的诗歌，都记录在日本古代和歌集《万叶集》当中。

据说，额田女王还有一个姐姐，称为镜王女（一说是舒明大王之女，是天智的同父异母姐妹），本是天智之妃，也生得国色天香，功臣中臣镰足不遗余力地加以追求，天智正仰赖着镰足的辅佐，于是就把镜王女赏赐给镰足为妻。

如此混乱的关系，偷情、通奸、夺妻，内中或许还掺杂有乱伦的因素，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起来，肯定是卑鄙龌龊到了极点，然而如果了解了日本当时独特的婚姻制度，这一切却都不足为奇了。

日本跳跃式的社会发展方式，使得即便在大化改新以后，也还残留着大量原始社会甚至是母系社会的风俗传统，比如婚姻制度就基本采取访妻婚的形式。访妻婚中，女子为婚姻的主体，首先由男子主动，或由女子暗示男子通过吟诗或唱歌的方式向心上人倾诉爱意，然后因女子的同意而最终确定婚姻关系（这一阶段称为“目合”），所以女子在婚姻中握有绝对的主动权——当然啦，在上流社会中，婚姻关系还必须得到女方家长的认同。婚约缔结以后，妻子仍然居住在娘家，丈夫晚间到妻家与妻子同居，或者实行短期的“从妻居”。

大化改新以后，访妻婚的形式也发生了部分变化，不固定的访妻逐渐转化为较为固定的招婿，但女方仍在婚姻生活中占据着主导权。这种访妻婚所产生的让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主要包含有以下几点：一，丈夫不再前往妻家，或妻子拒绝丈夫上门，都表示婚姻终结，并非仅仅男方握有离婚权（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情况下则只有男方有权离婚，称为“休妻”）；二，妻子居住在娘家，在维持婚姻状况的前提下，仍能与多个男子交往，而男子更可以同时走访多妻，因此日本社会毫无贞洁观可言，婚外情非常普遍，并为社会所认同；三，因为夫妻并不组建单独的小家庭，所以辈分混乱，近亲结婚和跨辈结婚也是常事。

如此，大家就可以理解额田女王的朝三暮四并非品格低下，天性淫荡，而天智、天武先后娶额田女王为妻，也未必是采取纯强迫的形式，更不因夺取兄弟之妻而遭到世俗舆论的谴责，至于镜女王可能和天智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也根本不影响他们之间缔结婚姻关系。日本这种女方占有主导权的婚姻形式，到了武家政权上台以后才正式改变和扭转，变成男方占有婚姻的主导权——但访妻婚在皇室和朝廷公卿之间，仍继续存在了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