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乱世催生了《三国演义》，日本的乱世则催生了《太平记》，描写镰仓幕府的覆灭、室町幕府的诞生，以及其后的南北朝动乱。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家政权，某种意义上是由公家推翻的，但公家之反动，却又导致了第二个武家政权的诞生。

金刚山上

日本原先的土地制度应该算是封建庄园制，庄园主控制了全国大量土地，向耕种庄园土地的百姓们收取年贡，从而维持本阶层的生存和活力。这一情况从镰仓幕府开始有所改变，首先因为大量幕府御家人成为实际控制庄园土地的庄官和地头，因此那些并不居住在庄园中而是居住在遥远的京都和奈良的庄园主们，就必须通过这些庄官和地头来包收年贡，称为“地头请”。

庄官和地头们当然不肯白干活，他们也一定要占有年贡的一部分，因为庄园主对庄园土地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同时庄官和地头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年贡分配比例总是谈不拢，最终很多庄官和地头们甚至把年贡彻底攫入自己囊中，一分一厘也不上缴。庄园主们向幕府提起诉讼，在幕府的干涉下，双方同意将“下地”（即可征收年贡的领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的产出上交给庄园主，另一部分的产出完全由庄官和地头们控制——这被称为“下地中分”，形成于镰仓中期。

就这样，庄园主对庄园的控制力进一步地削弱，庄园逐渐变成了他们的食邑而非采邑。相对地，庄官和地头们则与幕府派驻当地的守护们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庄园经济逐渐向由守护所控制的中世领国经济转化。

另一方面，从镰仓幕府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多新兴武士阶层逐渐与“座”（一种商业行会）相结合，不仅从土地上获得物产，也将势力渗透入流通领域，他们希望能够打破旧的庄园经济，开拓更有利于商业活动的领国经济。后醍醐天皇亲政后，为了扩大自己的收入来源，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策略，诸如撤销近畿地区的大量关卡等等，这就必然受到这些新兴武士阶层的欢迎。而后醍醐天皇也借此机会大力拉拢近畿地区的“恶党”们为其所用，或许楠木正成早在正中元年（公元1324年），日野资朝和日野俊基化装成修行僧潜行畿内各国的时候，就已与后醍醐天皇取得过联络了。

置笠山政权热闹了没几天便被镇压了下去，后醍醐天皇遭到流放，各地倒幕派纷纷沉寂下去，只有楠木正成还在赤坂城坚持战斗。大概是为了向天下示威吧，幕府攻打这样一座只有两町大小、五百人防御的小城，竟然调遣了足利高氏等诸将率领的数万大军（传称三十万）。

然而本以为可以一蹴而破的小小赤坂城在正成的出色布置之下却固若金汤，城里布下了疑兵，城外又有游兵骚扰，幕府大军围攻二十余日，百计用尽，竟然不能攻克。最后由于城中兵粮不足，正成假装集体自焚，趁着幕府军懈怠的机会率部混出重围，在群众基础良好的金刚山上打起了游击战。幕府军在山林中到处挨打，耽搁了许多时日也找不到楠木军主力的踪迹，只得留下汤浅定佛的部分兵马长时间驻扎赤坂城进行围剿，剩余部队灰溜溜地返回了六波罗探题。

幕府军主力刚一撤离，楠木正成便率领他的五百亲兵走出山林，化装成民伕，施用巧计再次夺回了赤坂城。然后，他又在京都附近摄津住吉地方的四天王寺打败了宇都宫公纲率领的五千幕府军，伪作进京之势，被搞得晕头转向的六波罗探题只好再次召集数万关东军进行讨伐。正成且战且退，将敌军引至赤坂城，然后主动放弃城池，潜至敌军后方，断其粮道。幕府军不得不再次撤退，而正成第三次夺回赤坂城后，除留下一将守御外，主力转移到了地势更为险要的千早城。

正庆二年（公元1333年）正月，幕府再次调集大军，号称百万，分三路攻打赤坂、千早和在大塔宫护良亲王控制下的吉野城：阿曾时治领八万人马攻打赤坂城；二阶堂道蕴领六万人马攻打吉野城；剩下的数十万兵马由大佛高直率领攻打千早城。十余日后，赤坂、吉野两城陆续被攻陷，驻守赤坂城的正成部将平野将监被俘，吉野城的大塔宫则突围逃到了吉野山中。只有千早城由于地势良好，三面都是悬崖，狭窄的山道每次只能容纳不足千人的队伍行进，正成又频施奇计，才能在被围三个月后依然完好如初地屹立在金刚山上。

由于楠木正成的奋勇作战牵制了幕府军队的主力，各地的守护、地头们看到了幕府的软弱无能，于是在正成和大塔宫的努力下，四方烽烟迭起：播磨的赤松则村（入道圆心）、则佑父子在要隘苔绳城起兵，断绝了关西幕府军和六波罗探题的联系，并在船坂山收编了镇西探题派往京都支援六波罗探题的部队；伊予的河野一族大破长门探题的三百水军；肥后的菊池武时、阿苏大宫司率领岛津、大友等豪族进攻镇西探题……倒幕风潮如同瘟疫一般蔓延开来，全国性的倒幕形势就此形成了。

足利与新田

据说大塔宫与楠木正成一直都和被流放到隐岐岛的后醍醐天皇密通书信，因此后醍醐天皇虽然身处僻远，对于全国倒幕形势的掌握却非常准确，当他看到时机成熟后，就在亲信千种忠显等人的保护下，于正庆二年闰二月二十四日乘船逃离隐岐，为了躲避追兵，最后在伯耆国的名和凑登岸。

当地的倒幕派豪族名和长高赶来会合，建议后醍醐天皇移驾到地势比较险要的船上山坚守，待时而动。幕府军大将佐佐木清高率领三千人马来攻，被四方赶来的勤王部队全数歼灭，清高仅以身免。船上山之战后，后醍醐天皇嘉奖名和长高之功，授予其从四位下伯耆守之职，并改其名为名和长年。

天皇逃离隐歧岛的消息很快便传遍全国，各国的守护、地头、豪族们纷纷派遣使者前来表示愿意接受节制，于是各国的作战势力趋于统一指挥，避免了乱世中常见的军阀割据局面的产生。

正庆二年三月初，此时幕府大军还在围攻金刚山上的千早城，突然后院起火，后醍醐天皇的身影出现在山阴道上，很快便聚集起了数万兵马，他任命千种忠显为主将，东进直逼京都。播磨豪族赤松则村自愿率部担任先锋，他是天下知名的勇士，一路上势如破竹，顺利击破了幕府军的重重防线，甚至在三月十二日一度攻入京都。由于兵力单薄，赤松则村最终在巷战中落败，退往山崎、八幡地方屯扎，等待千种忠显的大部队赶来会合。

虽然赤松军对京都的突袭以失败而告终，却已经使掌握幕府实权的前执权北条高时惊恐万状。这时围攻千早城的部队还未撤回，六波罗探题极为空虚，于是高时急命名越高家与足利高氏各率七千六百人和三千人西征，进攻船上山。足利高氏此时患病未愈，正请假在家中休养，突然，一道接一道的命令纷至沓来，他被逼无奈，不得不带病和弟弟足立直义以及细川、今川、吉良等源氏一门，于三月二十七日踏上了征途。

足利本出河内源氏——想当年源义家生子义清，再三传即为源赖朝；源义清之弟源义国有二子，长男源义重受赐上野国新田郡的庄园，故而指地为氏，开创新田分家，次男源义康则继承了父亲在下野国的足利庄，同样指地为氏，开创足利分家。足利（源）义康五传而至家时，就是咱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在“霜月骚动”后自尽的武士；足利高氏乃家时之孙也，本为次子，但因长兄高义早亡，遂得以继为一门总领。足利一门虽非御内人，和执权北条氏的关系却很亲密，多代通婚，高氏本人的名字也是得蒙前执权北条高时下赐“高”字而确定的。

北条高时对足利高氏可谓是相当器重，然而器重归器重，在得宗专制下，非御内人是很难有机会渗入到幕府权力中心去的，这肯定会引发很多外样（包括足利高氏本人）的不满。想当初元弘元年（公元1331年）幕府征发大军攻打笠置山，九月二日下达命令，九月五日就要出发，使得父亲刚刚过世还没来得及做法事的足利高氏戴孝出征，其心中的愤懑更是可想而知。

到了这一年的三月受命进攻船上山，高氏再次被不情不愿地拉上了幕府的战车，而他率兵才走到丹波的筱村，就听说前方的名越高家已被赤松则村击败。高氏本来就因在父丧和患病期间被幕府提勒到前线而憋了一肚子的火，如今眼见进退无路，索性横下一条心，于四月二十七日在八幡神宫前宣布起义，并向全国的源氏发出檄文，要求联合倒幕。

五月七日，千种忠显、赤松则村、足利高氏等人合兵一处，据称有将近十万大军，从三个方向对京都发起了猛攻。六波罗探题发兵六万迎击，结果全军覆没，南北两位探题——北条时益、北条仲时——被迫裹挟着光严天皇和皇族们向镰仓方向逃亡，却在近江国内被追兵赶上。经过一番激战，南探题北条时益在守山战死，北探题北条仲时在番场自杀，可怜的光严天皇等人均遭擒获。正在围攻千早城的幕府军在得知六波罗探题陷落的消息后，匆忙解围退走，楠木正成的部队也终于冲下了金刚山，全面转入反攻。

畿内风云变幻，瞬间易主，关东地区也猛然蹿起烈火——五月八日，足利氏麾下大将新田义贞、胁屋义助兄弟突然在上野生品明神社前举兵倒幕。

如前所述，新田氏与足利氏本为同族，数代以来，两家结为“乌帽子亲”，也即足利当主要在新田当主或嫡子元服典礼上担任主持人，为元服者系上代表成年的乌帽子——等于新田氏臣服于足利氏门下，足利是亲方，新田是子方。新田家的世传通字本为“义”字，但在义贞之前，连续三代家主——政氏、基氏、朝氏，全都接受了足利氏通字“氏”的赐予，而义贞本人，他得到足利高义（足利高氏异母兄）赐予“义”字，故此取名义贞。

正因如此，新田兄弟此番举兵，并没有亲自担任总帅，而是抬出了足利高氏之子、四岁的千寿王（后来的足利义诠）做首领。前有足利高氏的行文，后有新田义贞的登高而呼，于是刹那间，甲斐、信浓、上野、下野、上总、常陆、武藏等关东各国的源氏陆续引兵来合，浩浩荡荡直向镰仓挺进。

五月十日，幕府军在大将金泽贞将、樱田贞国的统带下，于武藏的入间川迎击新田义贞所部。由于全国形势都对北条氏执权不利，幕府军士气涣散，稍一接触便溃不成军。十五日，在武藏的分倍河原，两军再次展开大战，幕府军也再度失败，主力至此丧失殆尽。于是新田义贞将部队分成三个集团：右翼大馆氏明向极乐寺方向进发，左翼堀口贞满向洲崎与巨福坂方向进发，义贞自己则和兄弟胁屋义助为中央军向化妆坂方向进发，合围镰仓。十八日早晨辰时，倒幕军与北条氏的最后决战终于打响了。

据说北条的武士们在这最后关头打得非常英勇——虽然已经无补于大局了——其中洲崎方向的抵抗最为惨烈，堀口贞满进行了六十五次艰苦的突击战，最后幕府执权北条（赤桥）守时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与全体士兵集体自杀，洲崎才被攻克。极乐寺方向的大馆氏明甚至被敌将大佛贞直杀伤，右翼军几乎崩溃，新田义贞在得知消息后，亲率主力向大佛贞直后退的片濑、腰越方向杀去，将其击败。

眼看大势已去，幕府前执权北条高时在四面楚歌的绝望中烧毁了官邸，然后带着北条一族八百七十人在东胜寺集体自杀，许多深受北条氏恩典的武士也纷纷自杀殉主——身为得宗、幕后执权的高时，这一年只有三十一岁。

新田义贞的关东大军在北条一族灭亡的当天，也就是二十二日进入了镰仓城。末代将军守邦亲王被废，自源赖朝开幕以来历经了一百四十二年风雨的镰仓幕府至此拉下剧终的幕布。

建武中兴

正庆二年（公元1333年）五月二十二日，千种、赤松、足利等将领联名奏请后醍醐天皇御驾回归京都主持政务。二十五日，后醍醐天皇在进京的途中，下诏宣布废黜光严天皇。三十日，赤松则村父子率领一门郎党五百人在摄津的兵库迎接御驾。六月二日，在摄津地区活动的楠木正成率其部下七千人于路拜接。后醍醐天皇将正成召到御驾前，感慨万分地说：“今日之成功，全赖卿家的忠诚敢战呀！”

后醍醐天皇命令楠木党列队于御辇之前，为大队开道。不久后，从镰仓匆匆赶来的新田军的使者向天皇报告了幕府灭亡、北条一族自杀的消息，君臣上下尽皆大喜。六月五日，京都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千种忠显率领五百名带刀武士分成两列，徒步警戒街道，足利高氏、直义兄弟率领骑马武士五千人为前驱，楠木正成、赤松则村、名和长年及百官穿戴甲胄环绕着御辇，旗幡飞舞，缓缓步入皇宫。前来观礼的百姓和各地勤王兵马塞满了沿途街道。

此刻的后醍醐天皇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眼看幕府灭亡，无论公卿、武士还是平民百姓全都拜倒在自己脚下，他心中的得意可想而知。如果此公就此咽气的话，大概会成为日本历史上罕见的一代英主吧，只可惜，他随即展开的所谓“建武中兴”，却彻底毁灭了这一切。

建武是后醍醐天皇复位次年（公元1334年）所改的年号，但实际上各种改革措施从他进入京都后就开始了。他首先重开记录所，并设“恩赏方”以颁布奖赏措施，发布“诸国平均安堵法”，随即废除摄政关白之职，将行政权力彻底集中到自己手中。

刚从河内志贵山回归的大塔宫护良亲王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辅助改革——当然啦，如今的这一职务已经变成了荣誉头衔，而不再开设幕府。足利高氏因为临阵倒戈，并煽动各国的源氏起义，被宣布为功勋第一，天皇命他放弃北条高时所赐“高”字，另赐予后醍醐天皇御名中的“尊”字（其实二字读音相同），更名为足利尊氏，任为正三位参议，封地武藏、常陆、下总三国，为镇守府将军。新田义贞叙从四位上职，封地越后、上野、播磨三国。楠木正成叙从五位下职，封地摄津、河内二国。名和长年、千种忠显以下诸将根据功劳大小赏赐不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塔宫很有远见的建议下，天皇特任北畠显家为陆奥守，命显家与其父北畠亲房一同辅佐皇子义良亲王镇守奥州，任足利直义为相模守，辅佐皇子成良亲王镇守关东——在未来的时间里，这两个人由于地位重要，都将成为历史的关键。

应该说，这一分封格局还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然而由于倒幕战争的迅速胜利，积压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各阶层的矛盾并未因战乱而被逐一扫清，只是暂时缓解而已，必须通过缓慢而执着的变革才有可能彻底平复。那么对于后醍醐天皇的改革又该作如何评价呢？恐怕只有“天晓得”三个字才可以形容吧。

当时的日本社会，武士阶层占有最广泛的经济基础和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朝廷公卿本无卷土重来的社会基础。后醍醐天皇之倒幕成功，本是利用了武士阶层和广大百姓对镰仓幕府及北条执权腐败统治的厌恶，那么在天下大定以后，就该建立清明的政治，并且还武士阶层与百姓们安定、富足的生活才对吧？然而后醍醐天皇初靠朱子学得以专政，后来也因朱子学而倒了大霉。

宋代的朱子学于镰仓中期经留学僧传入日本，这种学说鼓吹“三纲五常”“大义名分”，宣扬掌握王权的“王者”击败有实力的“霸者”乃是正义之举。后醍醐天皇极为推崇朱子学，曾特召禅僧玄惠入宫讲解《新注》，北畠亲房、日野资朝和日野俊基等人都是玄惠的门徒。在朱子学的指导下，似乎只有天皇才是日本真正的统治者，公卿百官是其辅弼，而武士不过是公卿们豢养的看门狗而已——然而历史真能倒退回幕政以前的平安时代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后醍醐天皇才一复位，就立刻收回皇族和公卿们失掉的土地，恢复他们对庄园的统治，对帮助他打倒幕府的武士们反倒处处设限，很少赏给实际利益。而原本被幕府和各地守护、地头们压榨得喘不过气来的百姓们也并没有从新政中得到丝毫好处，甚至后醍醐天皇为了充实国库和扩建宫殿，使税赋更为繁杂和沉重。

为了充实国库，后醍醐天皇甚至一度想要仿效元朝，发行纸币……元朝的纸币政策是彻底失败的，而在照猫画虎的日本，只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于是，所谓的“建武新政”很快就使得原本被压制住的种种弊端没隔一年就全番暴露出来。失望至极的武士们纷纷聚拢在源氏名门足利尊氏身边，怂恿尊氏扫除“恶政”，重新开创一个武士掌权的时代。

无论在官职上还是武力上，朝廷中唯一可同尊氏匹敌的只有新田义贞，所以要想创造出军事上尾大不掉的先决条件，尊氏必须先将屯扎在关东、监视着镰仓的足利直义的义贞拔掉。他计划的第一步是散布传言“义贞乃是借着尊氏之子千寿王的威名才号令群豪攻破镰仓的”，在朝廷中掀起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中兴第二功劳者”的讨论热潮。后醍醐天皇早想拉拢尊氏，于是顺手将“中兴第二功劳者”的荣誉加到了小孩子千寿王头上。各国源氏豪族眼见尊氏势大，又有天皇偏袒，纷纷脱离义贞控制而倒向尊氏一方。新田义贞是个很情绪化的家伙，负气之下索性带着一族移住京都——从此，关东地区彻底变成了足利一门的天下。

“中先代之乱”和尊氏的反乱就由此揭开序幕。

巨大的牢笼

大塔宫护良亲王早在中兴初期就预见到了足利尊氏可能发生的叛乱，所以特意在尊氏封地的关东插进了一个新田义贞，又在他背后的奥州安上了一个北畠亲房，而既忠实可靠又足智多谋的楠木正成则被封在京畿，他的封地摄津、河内如巨人的双臂拱卫着天皇所在的京都。另外，虽然足利尊氏被封在关东，朝廷却只将足利直义放在镰仓镇守，尊氏本人则以辅政之名被栓在京都坐冷板凳。尊氏在京都举步维艰，根本没有造反的机会，自然恨大塔宫入骨，于是在逼走义贞后，矛头立即指向大塔宫。

建武元年十一月，因为大塔宫暗自招兵买马以防变局，足利尊氏见机会来到，于是上奏诬其谋反。愚蠢的后醍醐天皇“当机立断”拘捕了大塔宫，并讨好似地将他送往镰仓关押。

就在足利尊氏万事俱备的时候，最后的一线东风也终于来到了——早在正庆二年（公元1333年），不甘失败的北条余党就拥戴旧执权北条高时的次子北条时行为总大将，在信浓国的诹访掀起反旗，到了建武二年（公元1335年）七月初，这支叛军居然连战连捷，直至攻破镰仓。足利直义顺手杀害了被囚禁的大塔宫，然后保护着成良亲王狼狈逃往骏河。

足利尊氏得到了这个天赐良机，急忙上奏后醍醐天皇，要求竭尽忠义，亲自出马讨伐北条乱党，并在还没有得到正式诏命的情况下，就自封征东将军，率领部下离开京都，去与足利直义会合。八月一日，尊氏更提出无理要求，请求在他出征时权代征夷大将军职，后醍醐天皇不肯答应，折中地任命成良亲王为征夷大将军，统领尊氏、直义等诸部兵马。

关东各地武士纷纷合流，尊氏手下很快就增加到了三万余人。在和直义汇合后，官军一路东向，击败了远江的桥本叛军，然后又在骏河、武藏消灭了叛军主力，十九日彻底收复镰仓，北条时行逃走。由于时行是已经灭亡的先代镰仓幕府执权的遗孤，而攻破镰仓仅二十日就失败了，故而此次叛乱被后世称为“二十日先代之乱”或“中先代之乱”。

八月三十日，后醍醐天皇为嘉奖尊氏平乱之功，特加封其从二位之职，并命其即刻返京交令。尊氏磨磨蹭蹭地不肯立即成行，反而上表要求补上征夷大将军的空缺。十月，藤原氏的上杉宪房夺取了新田义贞的领地上野来献，在宪房的倡议下，尊氏自封征夷大将军，网罗党羽，以讨伐奸臣新田义贞为名掀起反旗，开始公然和建武朝廷作对。

尊氏造反的消息传到京都，后醍醐天皇勃然大怒，立即向全国下达了“尊氏追讨诏”，任命尊良亲王为上将军，新田义贞为大将军，分别从东山道和东海道两路进攻镰仓，同时传檄奥州，命令北畠亲房从尊氏身后发动攻击。

十一月二十五日，新田义贞在三河的矢引川大破足利尊氏部将高师直的前军，十二月五日，又在骏河的手越河原大破足利直义的部队，突破了箱根天险，军势直逼镰仓。在镰仓坐镇的尊氏眼见东海一路吃紧，急令直义在竹之下死死顶住，自己亲率大军支援。十一日至十二日，尊氏首先打败了兵力比较薄弱的尊良亲王，然后集中东山道方面的精锐部队同义贞展开决战。

此时，尊氏方的兵力已经远远超过义贞，而赞岐的细川定禅、备中的饱浦信胤、越中的普门利清等豪族也在各处群起响应。新田义贞以寡敌众，关键时刻从幕府方投降过来的佐佐木道誉（高氏）等军突然倒戈，致使其腹背受敌，终于战败，并在遭受重大打击后退往伊豆国府。不久后，义贞在国府的防守战中再次落败，率部退回京都。

趁着战胜之势，足利尊氏除留下千寿王率少量部队驻防镰仓外，不顾背后义良亲王和北畠亲房已从陆奥发兵，自己亲统几乎全部兵力西上，准备在朝廷新挫、兵马调度不及的情况下一举拿下京都。一路上，各地对建武新政不满的武士们竞相加入尊氏军，总兵力号称有数十万之众。

足利尊氏自己也很清楚，楠木正成用兵之策远在自己和新田义贞之上，并且京都附近是正成打过多年游击的老根据地，地形熟悉，根基深厚，想要占领京都，必须先争取楠木正成的相助。于是他写信给正成，许他事成以后封以畿内、南海十一国的土地，然而却被正成一口回绝了。

楠木正成组织了勤王部队开入京都，并着手布置防务工作。当尊氏的部队在来年（延元元年）元旦对京都发动攻击之时，十二月三十日前的最佳形势已经不复存在，一个贯穿势多（防卫将领千种忠显、名和长年、结城亲光）、淀和山崎（防卫将领新田义贞、胁屋义助）、宇治（防卫将领楠木正成、楠木正季）的三角形防御体系已经构成，尊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艰苦的攻坚战中。

顺便一提，防守势多的千种、名和、结城三将，再加上楠木正成，民间俗称为“三木一草”，并列为后醍醐天皇的侧进宠臣。这是因为楠木、名和、结城三人苗字中都有“木”（ki）的音，千种苗字中有“gusa”的音，与“草”（kusa）发音相近。

千种忠显本出公卿六条氏（村上源氏久我氏庶流），在“三木一草”中出身最为高贵；名和长年自称村上源氏的后裔，其实不过是靠海运发家的地方小豪族而已；结城亲光出身下总国豪族结城氏（藤原秀乡后裔）的白河分家，其父宗广曾经跟随新田义贞攻打镰仓，于是战后，后醍醐天皇即允其家成为结城氏的嫡流。

拉回来再说战场。元旦当日，尊氏首先集中兵力对宇治发起了猛攻，由于楠木正成、正季兄弟防守得异常严密，攻打了整整一天后，尊氏军竟未能前进一步。九日至十日，尊氏又将突破口改在了淀，但新田义贞所部拼死抵抗，尊氏仍然无法得手。

就在尊氏一筹莫展的时候，播磨的赤松则村、赞岐的细川定禅派来了联络使者，表示愿意协助夹击京都。十日，赤松则村之子范资和细川定禅率领中国、四国的大军突然袭击了山崎阵地，胁屋义助战败逃亡。山崎失陷，楠木正成的三角形防御体系瞬间崩塌，各方官军全面溃散。义贞率残兵连夜进宫，护送后醍醐天皇逃往比睿山，楠木正成、名和长年等将也都率领残余部队向该方向突围而走。十一日，尊氏军进城，京都宣告沦陷。

但是，这一切实际上都在楠木正成的预料之中。京都防御失败后，正成坚壁清野，在紧要关隘布下重兵，并派遣部队截断尊氏的粮食供给线——京都成了一座巨大的牢笼。

日本国土地面积狭小，镰仓时代及以前的战争中很少有过长途远征的事例，因此并不重视军队补给，大军所到之处，往往纵兵抢掠，自筹粮饷。没有稳固根基而能杀入京都的部队，往往因为兵力庞大但粮草不继而迅速弱化，遭遇攻击便全线溃散——此前的木曾义仲是如此，如今的足利尊氏也是如此。

且说尊氏进入京都仅仅三天，正因楠木正成的坚壁清野策略而感到头痛不已的时候，突然发现琵琶湖中出现了大批战船，船上树立着的，竟然是陆奥守北畠显家的旗印！

原来，北畠亲房、显家父子在接到讨伐诏书后便积极行动了起来，当尊氏的主力部队一离开镰仓，前往箱根－竹之下和义贞的部队决战之际，北畠军立即开始向西运动，在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将领北畠显家的率领下，风驰电掣般突破了镰仓的重重防御，紧紧跟在尊氏身后。此刻，当北畠氏的旗印出现在京都城外时，尊氏知道，大势已去了。

正月十六日，楠木正成、新田义贞、北畠显家的部队开始对细川定禅驻扎的三井寺发动突击。在官军优势兵力的攻击下，三井寺的细川军全面崩溃。从二十七日到三十日，官军对京城中粮尽气衰的尊氏叛军发动了长达四天的总攻，到三十日傍晚，京都收复，尊氏及残兵数万人遁入曾经是他发家之地的丹波筱村。二月三日，尊氏继续西逃到了摄津的兵库。十日，足利直义的殿军被义贞、显家军击败。十一日，在以阻截义贞、显家军为目的的丰岛河原之战中，尊氏军再度被击败——这回尊氏败得好惨，当他乘船逃到备后时，部属仅仅剩下了两千人。

眼看尊氏败局已定，建武君臣欢天喜地开宴庆功，只等朝敌首级一到便可论功行赏。楠木正成趁机进谏后醍醐天皇，警告说“新政失却民心，遂使武士倒向尊氏”、“此时当用怀柔政策，赦免尊氏一切罪责，主动诏其还朝”、“如持明院统再起，则国家危矣”。

因为正成非常清楚，各国武士对建武新政的失望，不会因为尊氏一人或者足利一族的灭亡而就此烟消云散，如果后醍醐天皇不改变重用贵族、轻视武士的态度，那么新田义贞也可能变成足利尊氏，名和长年也可能变成足利尊氏，甚至连自己都可能会有失望蜕变的一天。大势如此，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当然啦，后醍醐天皇对此完全听不进去。

七生报国灭朝敌

后醍醐天皇一心想要恢复天皇往日的荣光——其实天皇独掌政权的时代，只在传说中出现过——权柄在手，不受公卿、武士的制约。然而皇族并非仅他一人，高高在上的他当然可以这么想，被压在底层的持明院统诸人可是别有心思。且说被迫远离根据地关东，避于备后一隅的足利尊氏，突然接到了被废的持明院统旧帝光严院的院宣。院宣命令尊氏聚集兵马，讨伐伪帝后醍醐和匪将新田义贞，重扶光严院复位。势穷时衰的尊氏一党喜不自胜，立即竖起光严院的御旗，宣布讨伐逆贼新田义贞，并手持院宣在各国征兵。十五日，应九州豪族的敦请，飘扬着光严院御旗的尊氏军“堂堂正正”地西下了。

二十五日，当尊氏到达筑前的芦屋浦时，九州豪族少贰贞经首先派遣五百骑人马前来迎接。然而，肥后的菊池党首领菊池武重时在新田军中，其弟菊池武敏当然不肯买尊氏的账，一听说尊氏到了九州，二话不说，上来就把亲尊氏的少贰贞经杀了个人仰马翻。

三月二日，菊池党同尊氏军在多多良滨打了场狠仗。菊池党虽然兵数占优，却多是乌合之众，一开始还占有部分优势，后来却节节败退，等到同盟的松浦党阵前倒戈，终于全线溃败——尊氏的好运气来了。

须知因为与元朝战争的洗礼和磨炼，九州、四国豪族们的势力普遍庞大，处境却极艰苦。这是因为元军到来之时，九州、四国的豪族们首当其冲，被迫征兵拉伕，殊死抵抗，然而战后却很少能够得到幕府的奖赏，一族郎党不可能散去归农，人人心怀怨愤。好不容易盼到幕府倒台，然而所谓的“建武新政”也无法给他们以实利和补偿，人人皆恨朝廷入骨，莫不希望再建一个能对自己有利的武士政权。尊氏的到来，使他们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

于是趁着官军因胜而骄追赶不力的契机，足利尊氏在九州晃荡了不过一个月，就拉起了一支庞大的部队，号称五十万，于延元元年（公元1336年）四月三日启程，分水陆两路浩浩荡荡地踏上了东征之途。

播磨重镇白旗城正卡在中国通往九州的要冲上，官军、叛军双方都非常重视它的存在价值，足利尊氏临走前，特意留下名将赤松则村及兵士五百名防守该城。果然他前脚才离开，新田义贞后脚就到了，亲率六万大军进攻白旗城。然而在长达三个月的攻城战中，义贞用尽各种办法，始终未能将城堡攻克，赤松则村的奋战为足利尊氏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最后新田义贞只得留下一支部队继续围城，自己则和弟弟胁屋义助转向攻略其他城寨。

且说延元元年四月间，足利尊氏果然卷土重来。到了五月十日，正在攻打备中福山城的新田义贞部将大井田氏经首先遭到足利直义军突如其来的攻击，全军覆没。正在围困备前三石城的胁屋义助也遭到直义军的袭击，被迫撤围而去。当新田义贞得知消息时，在他“大中黑”家纹的旗幡两翼，已经布满了画着“二引两”（足利家家纹）的白旗……

面对如此庞大的敌军军势，京都朝廷再度手足无措。只有楠木正成足够沉着，他早在尊氏西渡以后，就已经开始考虑未来的形势对比和相应的防御对策。当后醍醐天皇向正成问计时，他胸有成竹地奉上了写成已久的《楠木奏折》。他在此奏折中写道：

“尊氏率筑紫九国之众进犯京都，其势如洪水猛兽。如以我疲兵对之，以惯常之法战之，则必败无疑。应召回义贞，君王退避山门，正成退守河内，引贼入京，遂以兵封锁淀川河口，切断京城联络，绝其粮道，派兵骚扰，敌必疲惫不堪。此时，义贞自睿山、正成自河内，两翼进攻，则朝敌一举可灭。”

然而短视的公卿们却竭力反对这一正确战略，似乎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朝敌不是急欲窃取皇统的足利尊氏，反倒是要剥夺他们来之不易的优裕生活的楠木正成。后醍醐天皇也是同样的想法，他驳回了正成的奏折，命令正成率兵出京去协助新田义贞，抵御足利叛军。

因为建武新政丧失人心，最主要是丧失了各地的武士之心，据说竟连声威赫赫的楠木正成在本领内征兵，一门郎党都面有难色。正成知道官军兵力既薄，士气低落，又缺乏足以制约敌方的水军力量，此去无异于以卵击石，必无生理。于是他留下主力部队以保存反攻的实力，自己只带了胞弟正季和五百名亲信武士驰往前线。

在京都西面的樱井驿，正成和年仅十一岁的幼子正行演出了历史上有名的“樱井诀别”。日本江户时代著名诗人赖山阳曾经有《过樱井驿址》一诗，缅怀楠木正成：

“山崎西去樱井驿，传是楠公诀子处。林际东指金刚山，堤树依稀河内路。想见警报交奔驰，促驱羸羊委狞虎。问耕拒奴织拒婢，国论颠倒君不悟。驿门立马临路岐，遗训丁宁垂髫儿。从骑肃听皆含泪，儿伏不去叱起之。西望武库贼氛恶，回头几度睹去旗。既歼全躬支倾覆，为君更贻一块肉。剪屠空复膏贼锋，颇似祁山与绵竹。脉脉热血洒国难，大淀东西野草绿。雄志难继空逝水，大鬼小鬼相望哭。”

时为延元元年五月二十五日，著名的“凑川合战”就此爆发。朝廷方面，以胁屋义助军五千守卫经岛，大馆氏明军三千扼守南之滨，楠木正成、正季的五百骑兵在西之宿布阵，总大将新田义贞在和田岬本阵驻扎，策应各部。足利军则以尊氏将水军，直义将陆军，齐头并进，浩浩荡荡杀向京都。

首先尊氏水军在直义陆军的配合下，于长达十数里的海岸线上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登陆作战，胁屋义助的经岛守军在经过顽强抵抗后放弃了阵地。于是直义大军铺天盖地地卷向楠木正成镇守的西之宿，五百楠木武士瞬间就被淹没了。然而，楠木武士早已舍弃了求生之念，他们的剽悍敢斗完全超出了敌人的想象，“菊水”（楠木家纹）旗如同猛虎般楔入敌阵，足利军似波开浪裂一般，连足利直义本人也被流箭射中马足，几乎死在乱军之中。

足利尊氏远远望见这般情景，立即派遣高师直率六千兵马前往增援，代替直义指挥作战。楠木正成在进行了多达十六次冲锋后，气势也终于到了衰竭的时候。此时合战已经进行了六个时辰，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身边仅剩下了七十三骑，于是长叹一声，与正季二人一同步入凑川神社旁的一间民房，伏刃自尽，享年四十三岁。据说临终前，楠木正成曾询问正季说：“你还有什么愿望吗？”正季回答道：“愿和兄长七生报国，消灭朝敌！”

楠木正成对建武政权的愚忠被后世统治者利用，被尊为“军神”。就其本人能力和品格来说，无愧于一代名将，然而明知建武新政完全是开历史的倒车，“天下已经背离了君王”，他仍奋不顾身直到战死，却不能不说是受了后醍醐天皇大力鼓吹的朱子学毒害，于国于民都毫无益处。

吉野王朝

凑川合战，“军神”楠木正成永远地消失了，足利尊氏腾出手来，立刻调集所有部队进攻新田义贞。在尊氏绝对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新田军彻底瓦解，义贞的战马也被箭矢射杀，最后他徒步退到一个名叫“求女冢”的坟冢上。已经突出敌围的义贞同族部将小山田高家见状，毫不犹豫地冲回敌阵，将自己的马匹让予义贞，然后徒步掩护主公突围，直至战死。

延元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新田义贞在五千残兵的保护下，带着战败的消息返回京都。后醍醐天皇此时再慨叹楠木正成的策略有多正确，后悔自己不用其人之计，也已经悔之不及了，只好携带着三种神器，率领皇族、公卿、武士数万人撤离京城，重上比睿山——给尊氏下过院宣的光严院在途中假称患病，掉转身去就如兔子一般跑回了京都。

足利尊氏于五月二十九日杀入平安京，六月五日，他派足利直义率领大军对比睿山发动攻击，建武功臣千种忠显奋战而死。二十日，一队从宇治方向出现的官军突然袭击驻在东寺的足利尊氏本阵，正在围攻比睿山的部队顿时陷入恐慌，在当日的大战中被全面击溃，狼狈退回京都。

三十日，各方向汇集来的官军在新田义贞的统领下，对京都展开反攻，尊氏军收缩防线，采取守势，形势再次倒向后醍醐天皇一边。然而，官军终究人数较少，在发动过几轮攻击后，由于后援枯竭而被迫后退。撤退过程中，新田义贞主力遭到细川定禅的追击，大将名和长年战死。

八月二十八日，新田义贞调动全部兵力组织了最后一次京都攻击战，又被高师直击退。为了瓦解敌人，足利尊氏进呈了一份奏折，宣称这次战争完全是针对新田义贞的，只要后醍醐天皇下山并且交出三种神器，自己可以既往不咎，依然奉他为天皇。此时比睿山上粮草将尽，士卒疲惫无助，后醍醐天皇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答应了尊氏的要求。

然而他才下山，就被足利直义率领重兵以“护送”为名，押解到京都的花山院软禁起来。跟随出行的公卿大臣全部被捕，只有新田义贞等武士保护着东宫恒良亲王与皇子尊良亲王渡过琵琶湖，逃往越前敦贺。

经过反复协商，足利尊氏拥立光严院的弟弟丰仁亲王号令天下，即光明天皇。后醍醐天皇答应退位，并将三种神器授予光明天皇，唯一的条件是，让自己的儿子成良亲王入主东宫。

当年十一月，足利尊氏在京都开设幕府，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他编成新的武家法典《建武式目》，减轻“建武新政”以来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奖赏有功武士，惩治贪官污吏，打击贵族、寺院势力，禁止他们参与国政。在这一法典的约束下，政治开始走向清明，各地武士之心也逐渐安定下来。

可惜乱局却并没能就此止息，在进入花山院隐居两个月后，不甘失败的后醍醐上皇再次施展出看家本领，化装成女人逃了出去——根据世传画像，这位上皇留着一部非常漂亮的大胡子，竟然能够装成女人，真是天晓得！他跑到大和吉野地方，修建临时宫殿，再次即位，自称正统，而称京都政权为必须讨伐的“伪朝”。相应的，京都方面则自称“京方”，也骂后醍醐天皇的吉野政权为“伪朝”——“一天两帝南北京”，日本从此进入了长达五十余年的南北朝时代。

南北两个朝廷分裂了整个日本，领土犬牙交错，各方势力朝秦暮楚，厮杀了将近五十年，直到北朝明德三年、南朝元中九年（公元1392年）十月，才在足利尊氏的孙子义满的努力下，和平归于一统。此后的日本天皇，都是光严、光明天皇的子孙，自然坚持自己的正统地位，不过民间也有很多反对者——因为后醍醐天皇当初交给光明天皇的三种神器竟然都是假货（不过本来就都是赝品嘛），神器所谓的正品始终保存在南朝天皇手里，直到南北朝结束时才交给北朝天皇，那些反对者们坚持认为，神器在谁手里，谁才算是正统嘛。

在数百年间的官方论调中，北朝是正统，南朝是伪朝，既然如此，那么楠木正成、新田义贞等人也都是侍奉伪朝的“朝敌”了。然而到了公元16世纪，德川光国编纂《大日本史》，为了宣扬楠木正成的所谓忠义精神，公然和官方大唱反调。德川光国是江户幕府德川氏将军的同族，是当时声名卓著的“贤侯”，他的论调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因为民间百姓对楠木正成这一历史形象的喜爱，更因为日本官方大力宣扬“武士道”精神，宣扬以“忠”为主体的日式儒家思想，所以南北朝孰为正统的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在明治天皇在位期间竟然引发了全社会的大争论和大动荡。最后明治天皇干脆连祖宗都不要了，正式宣告南朝为正统，他本人的祖先们都是叛逆，北朝天皇不再列入天皇系谱——这真是世界各国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大笑话。

番外篇 古代日本的铠甲及其演变

古代日本的铠甲样式非常独特，大致经过了挂甲、大铠和具足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日本现在发现的最早的成型铠甲，大致对应古坟时代，基本属于挂甲。所谓挂甲，是指甲片层层相叠，下一层甲片必然覆盖上一层甲片的底部。我国商周时代也大量使用挂甲，其后逐渐演化为棉袄甲——即将甲片补缀于衬里上，互不覆盖，或者上片覆盖下片顶部，与挂甲正好相反。

日本挂甲的主体，也即身铠，大多用金属或皮革的甲片缝合而成，形如背心，肩部有带相系。到了奈良时代，日本因为大量学习中国文化，原本在肩头打结的四条带子，逐渐变成由后背向前胸延伸的两条带子，结纽在胸前，类似于流行于中国南北朝直到五代时期的两当铠。

日本古代铠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大铠阶段，产生于平安中期，至镰仓时代达到顶峰。大铠多由竹木所制，在关键部位加缀金属或皮革的甲片，甲片也多是下层覆盖上层底部，究其根本来看，仍属于挂甲一系。但大铠有几个独有的特色，是世界各古代民族铠甲样式中都很罕见的。

首先，身甲除仍以肩带固定外，并非“套头衫”，而在一侧开口（多在左侧），上面覆盖“胁楯”（一套独立的甲片，由肋下一直延伸到大腿）。其次，胸前垂挂有两条甲片，右边的长而且宽，称为“栴檀板”，左边的较短而狭，称为“鸠尾板”。当武士伸长左臂，侧身拉弓放箭的时候，鸠尾板正好遮盖住心口；而当在马上用右手挥舞太刀的时候，栴檀板也可以防护最大的破绽——右胸或右胁。第三，知名武士的头盔上一般会设置纯粹只具有装饰作用的金属饰品，大多设置在头盔前方，称为“前立”，主要的形制是“锹形”。

到了室町时代，战争日益频繁，规模也日益扩大，战争模式逐渐从骑马武士间的射箭为主，搏杀为辅，转向步兵集群作战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原本低级武士所穿着的朴素的胴丸，以及杂兵所穿着的简陋的腹卷和腹当（身甲开口在背后而非胁下）逐渐大行其道，并且合流，发展为具足。

具足和大铠相比，有如下几点不同：一，甲片变大，连缀方式变简单，因此制作工艺也更简便，制作流程缩短；二，删去了很多不实用的金属部件，代之以实用的部件，防护更为严密；三，种类样式繁复多样，包括头盔上的装饰品也五花八门，并且大量出现装在头盔侧面的“胁立”、顶部的“顶立”，以及装于后部的“后立”。

到了江户时代，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停息，具足的装饰性重新抬头，又添加上很多已被淘汰的大铠上的零散部件，这种具足被称为“当世具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