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战争结束咯！

万岁，我们赢咯！

告别漂泊的生活，

告别枪声的喧嚣。

回到那亲切的家园，

和平鸽栖息的故乡；

不要再让我们歌颂战争，

让我们只为爱欢唱。

——哈里·劳德尔，《和平歌》，1918年11月

1918年11月11日刚过11点，路易丝·韦斯（Louise Weiss）在她那间位于巴黎里尔大街、狭窄得转不开身的办公室里，被突如其来的喧哗吓了一跳。先是挪动椅子的吱嘎声、推开门窗的砰砰声，然后人们叫喊起来，还夹杂着歌声与钟声。她那些《新欧洲》周刊（L'Europe nouvelle）的同事也纷纷穿过院子，涌到大街上。是时候了吗？

世界大战开始时，路易丝·韦斯才21岁。她以出色的成绩通过了毕业考试，然后和她的兄弟姐妹前往布列塔尼的宁静小镇圣凯波特里约尽情游览。那时，路易丝还觉得小镇的夏日风光十分迷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美。直到她敬爱的哥哥乘上火车去参加对抗德国的战争，留下她在站台火车头喷出的黑烟里迷失了方向时，她才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人们都要做出牺牲，她是否也准备好了呢？她觉得自己的回答是“不”。而她参军的哥哥根本没被问到这一问题。

大战开始的头一两个月，法国在初期的边境战役中陷入苦战，一大波难民逃往战火仍未波及的法国西部。对路易丝来说，向他们伸出援手是理所当然的事。她克服自己的腼腆，请求当地的牧师拨一块空房给她，缠着她的伯父讨资金，又拜托赫特尔修女——她是小镇里“万能搬家”公司的老板——给她提供一辆卡车。有了这些，她在村子里绕上一圈，收集床垫床具、锅碗瓢盆和木柴炭火。这些生活必需品刚刚凑齐，第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就上门了。

物资供应一天比一天少，但路易丝总是有办法找到无私的捐助者。没过多久，一些贫苦无依的人以及马恩河战役的受伤士兵也纷纷前来求助，路易丝把他们安置在一位叫瓦雷的独居女士的别墅里。有一些士兵是摩洛哥人和塞内加尔人，他们给这个布列塔尼的小镇带来一阵骚动。然而村民们终归还是慷慨解囊，部队也得以恢复元气。他们表达衷心的感谢后，便继续上路。

经过一番曲折，路易丝回到巴黎，在一位议员的办公室里担任接待秘书。对这位天资聪颖、有着大学文凭的年轻女士来说，这并不是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但她能在这里认识一些有意思的人，还可以在不经意中把握许多最新消息。路易丝·韦斯对政治有兴趣，她密切关注着急遽变化的局势，也开始为报刊撰写文章。为了跟踪有价值的新闻，记者和出版人亚森特·费洛兹（Hyacinthe Philouze）经常出现在路易丝所在的接待室。他的名声不大好，办的几份报纸不赚钱，政治上又摇摆不定。有一天，议员不见客，费洛兹便在接待室里和路易丝随意聊天。他告诉这位办公室女郎说，他有一个朋友，刚从死去的战友那里得到了一小笔钱，现在不知道要投资什么好。他问她是否真的甘心一辈子给一位垂垂老矣的议员当秘书——关于这笔钱的用途，或许她有合理的想法？对此，路易丝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她想要创办一份政治性周刊，向世界倡导民主，并推动奥匈帝国内部的民族自决。它的名字可以叫“L'Europe nouvelle”——“新欧洲”。

“嘿，”费洛兹喊道，“这个主意不错！”路易丝接着对他细细展开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就这么办！”后来，他的确信守了诺言，这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惊讶。就这样，路易丝离开议员的接待室，搬进了由她一手策划创立的《新欧洲》编辑部。她的职称是“编辑部女秘书”，但其实她干的是编辑的活，负责全部的内容。1918年1月，《新欧洲》创刊号出版。差不多也就在这时，路易丝·韦斯剪短了头发。现在，她留着齐颚长的淡黄色卷发，衬托她那饱满的脸庞和坚毅笔直的嘴唇。

1918年11月11日这天，路易丝·韦斯正在筹划《新欧洲》最新一期的内容，它的主题显然是战争的结束。她是否正着手处理那封她给乔治·克里孟梭的公开信？在这封即将登出的信里，她会祝贺这位法国总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她也向他发出警告，战争结束后，便是各民族的关键时刻。现在摆在她面前的这一期《新欧洲》，将深入报道中东欧地区在传统君主制瓦解后的处境。其中一篇文章详细阐述了“民族国家联盟”理念的实践，为此，协约国巨头的代表已齐聚伦敦展开讨论。作者儒勒·莱斯（Jules Rais）提出，关键是要在旧欧洲的废墟上火速为更好的未来打好基础。战争结束后还彼此仇视会非常危险，它总是一再引发新的冲突。同样迫在眉睫的危机，还包括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这足以导致新一轮的紧张关系。必须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来寻求解决办法。首先，是对年轻人的教育。他们必须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并通过交换项目探索异国的日常生活。接着，莱斯建议设立一套共有的国际贷款体系，让大国能够以平等互惠的条件给小国提供资助。这样，在战时许多国家都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可以协调各国利益，为一个稳定团结的新欧洲、一种可持久的和平奠定基础。

然而，就在她逐字逐句地审核这篇文章时，屋子里掀起了一阵骚动，路易丝马上明白：停战了！可早了4天！新一期的《新欧洲》要到11月15日才付印，现在编辑工作都还没完成呢！同事的兴奋之情没能感染她，路易丝·韦斯关上了她办公室的窗户，把欢乐的钟声和人群的嘈杂一并拒之门外。

1918年11月11日10点半，协约国军官哈里·S. 杜鲁门正在琢磨德国人对协约国提出的停战条件会是什么反应。这时他显然还不知道，就在当天早上，停战协定上的墨水尚未干透之际，福煦元帅已给所有前线部队发出一份电报：“从法国时间11月11日11点起，前线地区中止一切敌对行动。”此后前线不再推进，军队坚守此前所占领的领土，禁止与敌方接触。

电报抵达前线需要一些时间。那时杜鲁门显然还希望继续战斗，直到德意志帝国竖起白旗：“我们不能去蹂躏德国的土地，不能去砍掉他们年轻人的手脚，剥掉他们老头子的头皮，这真是太可惜了；不过我猜，留下他们为法国和比利时做50年奴工，应该更好。”他得意扬扬地总结说，自己在最后的进攻中向敌人发射超过1万发炮弹，“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决定继续轰炸敌人直到最后一刻。附近另一支炮兵分队也尽情开炮，“仿佛他们想趁来得及的时候脱手剩余的弹药”。

杜鲁门所在之处不是唯一继续作战的前线阵地。战争在最后时刻仍旧夺去不少人的性命。9点半，英国军人、利兹矿工乔治·埃里森在巡逻中被射杀。离11点还有5分钟时，在贡比涅西北几百公里以外的阿登地区，法国军人、洛泽尔省牧羊人奥古斯丁·特雷布雄死于德军的子弹。正式停战前2分钟，加拿大军人乔治·劳伦斯·普莱斯在比利时的中央运河附近倒下。

不过最终，法国本土时钟上的时针还是指向了“11”——这特定日子的特定时刻。它载于几位军事领导人和外交官员此前在巴黎附近的森林里所签署的停战协定，这些人凭借自己的签名，让这一时刻具有国际性的约束效力。自此，一个罕见的全球性时刻开启，它将为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终生铭记——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自己在1918年11月11日11点的所见所闻。

停战协定签署后没多久，费迪南·福煦就离开了贡比涅附近那块具有历史意义的林中空地。他以庄严的口吻形容这个从战争跨入和平的时刻：“继53周的激烈战斗以来第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平静。”而在给协约国军队的通告里，福煦也充满感情地赞美道：“（你们）赢得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并且捍卫了最神圣的东西：这个世界的自由！”他还补充道：“尽管自豪吧！你们为你们的战旗覆上了永恒的骄傲！后代会因此感谢你们的。”回到巴黎，福煦首先去爱丽舍宫拜访法国总统，然后赶往家中，他的妻子正等着他。但沿途到处都是向他欢呼祝贺的人，人们情绪激动，喜极而泣，元帅着实花了不少时间才应付过去。等到了家门口，福煦还得站在台阶上发表一通即兴演说。他的公寓里到处是琳琅满目的花束，多半是各界知名人士赠送的，但也有些他完全不认识的人。整个午饭期间，福煦还不时在窗口露个面，向聚集在街上的人群致意。

对亚瑟·利特尔（Arthur Little）来说，他的幸福时刻已在前一天，也就是1918年11月10日到来。这位隶属美军第369步兵团的军官获得一天探亲假，做了一次特别的出游。他借了一部车，开往驻扎在朗格勒小城约8公里外的一支坦克分队。一到那儿，他便和值班军官取得联系。亚瑟向军官解释来意，后者邀请他一起吃午餐。接着，人们去叫另一位利特尔军士。这位年轻人来了，他在亚瑟面前立正站好，敬礼，开始做报告。然而说到一半，年轻人就顿住了。他瞪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位长者，好半天才恢复理智能开口：“天啊，爸爸！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别人告诉我你已经死了！”两人紧紧拥抱。

他们一同驱车前往朗格勒，给远在美国的孩子母亲发了电报。晚上两人好好吃了一顿，看了场电影，然后便在一家基督教青年会的旅社过夜。年轻人是直接从前线战场回来的，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睡过床。他几乎是头刚一沾上枕头便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亚瑟必须走了，却怎么都叫不醒儿子。于是他让儿子继续躺在床上，他明白，现在儿子可以好好睡了，不会再有什么事来打扰他。那是1918年11月11日，而做父亲的知道，他的儿子不用再去打仗。

带着这种美好的把握，亚瑟·利特尔回到他的部队：独一无二的第369步兵团。这些受法军指挥的美国士兵来自纽约国民警卫队，绝大多数是纽约哈莱姆区的非裔美国人。在美国，黑人想参军可没那么容易，只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兵员紧缺，他们才来到大西洋彼岸服役。他们的新兵训练完全比不上其他士兵：训练地点不得不选在哈莱姆区的体育馆、舞厅这样的公共场所，手上拿的也不是真正的武器，而是铁铲和扫帚。只有少数人能晋升为军官。在这块几十年前才废除奴隶制及种族歧视、各类冲突仍屡见不鲜的土地上，他们不得不忍受无数的轻蔑目光、贬低言论和侮辱性手势。在一次对纽约州国民警卫队“彩虹师”的阅兵中，黑人士兵不准参加。因为彩虹没有黑色，这就是组织方的答复。即使在大西洋的另一侧，黑人士兵一开始也得不到信任。他们往往被派去卸载船只，挖掘战壕，在死伤惨重的交战后去掩埋尸体。直到第369步兵团转由法军指挥，他们的处境才有所改变。法国人很早就从他们的非洲殖民地征召士兵，因此经验丰富。对于把黑人士兵彻底武装起来并投入最前线，他们可不会有半点犹疑。很快，这些来自哈莱姆区的黑人士兵就表明他们一点也不比他们的白人战友逊色。他们勇猛善斗，德国人闻之丧胆，不无敬意地称他们为“哈莱姆地狱战士”。其中好些人更是成了传奇人物。

士兵亨利·约翰逊（Henry Johnson）就是第369步兵团最出名的斗士。这个个头矮小的男人战前是纽约州奥尔巴尼火车站的一名搬运工。在新兵训练期间以及投入战场的第一个月里，约翰逊能引起别人注意的最多不过是他的碎嘴。然而后来的一个晚上，他的表现着实令人刮目相看。当时，他和另一位战友负责把守的前线瞭望哨被一支德国突击队发现，并遭到猛攻。战友在一开始就受了伤，于是约翰逊只能靠自己了。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岗位，挽救同伴的性命。他先是用步枪和手榴弹，然后拔出了手枪，最后是刺刀肉搏。就这样，他造成了超过20名德军的伤亡，打得他们抱头鼠窜。约翰逊为此遍体鳞伤，也因而成为美国的第一位黑人战争英雄，甚至连《星期六晚邮报》也报道了这位“黑色死神战士”（Black Death）的英勇事迹。

哈莱姆地狱战士中，另一位享有盛名的士兵是军乐队的灵魂领队，黑人军官詹姆斯·里斯·欧罗巴（James Reese Europe）。战前，他是纽约风靡一时的拉格泰姆乐团“社团乐队”的首席领班。他改编进行曲、舞曲和流行歌曲，加入节奏激昂欢快的切分音。“社团乐队”属于当时率先使用萨克斯风的乐队，他们演奏当时为清高的中产阶级所蔑视的狐步舞曲，在哈莱姆区的夜总会引起轰动。作为首批涌现的黑人音乐家之一，詹姆斯·里斯·欧罗巴为唱片业巨头美国无线电公司录制了唱片。一战时，这位乐团领队应征入伍，成为首批有中尉军衔的黑人之一。他组成了成员超过40人的军乐队。刚抵达法国的布列斯特，他们便演奏了爵士版本的《马赛曲》，码头上的法国听众听得额头都渗出了汗。在前线待了5个月，詹姆斯·里斯·欧罗巴见识了壕沟战令人深恶痛绝的一面［他为此创作了拉格泰姆乐曲《无人区的巡逻》（On Patrol in No Man's Land）］，这时军方领导做出结论，这40多位黑人和波多黎各士兵放在壕沟里太浪费了，爵士乐可以为战争做出更多的贡献。于是，哈莱姆地狱战士的军乐队前往巴黎。他们在剧院、音乐厅、公园和医院的演奏持续数月，在法国人中间引起了巨大反响。此前，巴黎人从未听过爵士乐。拉格泰姆乐曲的跳跃、弱拍节奏和切分音，蓝调音阶和滑奏，以及欢快的萨克斯风和重鼻音的小号，无不让听众兴奋异常。他们在黑暗中登场，开始不合节拍的演奏和即兴独奏；乐手的身体随着节奏放松，眼睛半张半闭，手臂和大腿随着节拍摆动，随心所欲地扭动肩膀，所有这些都让台下的听众心醉神迷。它是一种新生活方式的表达，是20世纪新时代开始的象征，是除了机关枪、潜艇和坦克之外另一种振奋人心的现代发明。

1918年11月11日那天，不眠不休地战斗了191天的哈莱姆地狱战士们正待在孚日的营地里修整。欧洲中部时间11点，战争正式结束了，亚瑟·利特尔形容道，那一刻他的内心洋溢着满足感。一位法国译员路过造访美国战友，带来了两瓶香槟。大伙儿举杯祝酒，心情轻松，但没有肆意放纵。正如利特尔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的，这里并没有发生像纽约、伦敦和巴黎那样突然爆发的“狂欢”。停战来得更为平静和清醒。作为指挥官，利特尔一直以来所承担的重任一下子被卸下了。哈莱姆战士们饶有兴致地观赏阿尔萨斯的居民穿着民族服装涌上街头，痛饮雷司令葡萄酒来庆祝他们脱离德国的统治。海伍德上校准确地总结了每个人在此刻的感受：“基督诞生的那一天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今天则仅次于它。”

与此相反，在这“第二伟大的日子”里，待在柏林老家的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获知了贡比涅森林的谈判结果，并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的情况。珂勒惠支出生在柯尼斯堡，父亲是一名石匠。身为著名雕塑家和画家的她，当时已51岁，丈夫卡尔·珂勒惠支是一位医生，夫妇俩住在柏林的普伦茨劳贝格区。她有着浑圆的脸颊，头发总梳得平整且绑着发髻，这一天，她震惊地在报纸上读到“糟糕透顶的停战条件”。当天晚上，巴黎、纽约和伦敦的狂欢还不曾结束，柏林街头却是“死一般的寂静”。忧心忡忡的人们闭门不出。空荡荡的街上回响着此起彼伏的枪声。

1918年11月11日11点，在驻扎地，协约国军官哈里·S. 杜鲁门懒洋洋地靠坐在椅上，咧嘴笑着，吃着蓝莓蛋糕。然而，当他的法国战友互相递着酒瓶、大声欢唱的时候，杜鲁门却感到一丝惆怅，尽管他大可对这场战争的结果以及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他给他亲爱的贝丝写信说：“你知道，对我来说，我已实现了自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抱负：带领我的部队挺过战争，不失一人。”但他建立彪炳战功的雄心远未得到满足。杜鲁门打小便熟读荷马作品和拿破仑回忆录。他一直梦想着去西点军校就读，然后凭借自己的成就让法国皇帝相形失色。仅凭这场战争中的成绩，还远称不上实现他少年时的梦想：“我的成就到头就只是个百夫长，这离恺撒的丰功伟业实在差得太远了。现在的我就是个无名小卒。”杜鲁门愈发清楚，战争结束了，自己再无晋升希望，他有点自暴自弃：“同时，我大概能预感到未来的我既不会大富大贵，也不至于落魄到沦落街头。但我相信这差不多也就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令人满意的状态吧。”也许，他发着牢骚说，停战后他至少能去某个德国城市充当占领军军官。回到美国后，他或许还能在国会军事事务委员会谋个差事。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早就知道战争要结束了。1918年10月15日那天，赫伯特·费希尔（Herbert Fisher）来她家喝茶便带来了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今天我们赢了战争。”费希尔是她的表兄，担任英国教育部长已有2年。他近水楼台，直接从英国战时内阁获得了消息，而且他已经知道——甚至比威廉二世本人要早——德国皇帝很快就会下台。

那年伍尔夫36岁，她的处女作小说虽然获得好评，但尚未引起读者的注意。她深恐自己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业余爱好者。她努力克服这样的念头，告诉自己除了写作外的“其他工作”都是在“浪费生命”。她和丈夫伦纳德住在伦敦西边宁静的小镇里士满，紧邻泰晤士河。夫妻生活融洽，尽管伍尔夫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告诉丈夫，她不能满足他的性需求。婚后没多久，他们的关系就遭遇考验，当时伍尔夫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她先是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不停说话，接着语无伦次，陷入幻想和幻听。后来则是严重的抑郁，既不能起身，也不能说话吃饭，甚至不愿继续活着。内心坠入黑暗深渊的她，曾吞服大量安眠药，但自杀未遂。伦纳德陪着她四处求医，尽管所有医生都帮不上忙。他巨细靡遗地为她安排日常起居，保证她能规律地工作，拥有良好饮食和充足睡眠，甚至还为她记录月经的周期。

这对夫妇买下一台印刷机，希望凭借这台袖珍的手动机器创立一家文学出版社。伦纳德或许还指望，出版规律的校验工作能够摒除伍尔夫的心魔。1917年，他们首次出版的是一本收录2篇短篇小说的小书，分别出自伍尔夫〔《墙上的斑点》（The Mark on the Wall）〕和伦纳德之笔〔《三个犹太人》（Three Jews）〕。由于只有少量的铅字可供使用，他们每次排版都只排2页，印刷出来再排下2页——幸亏它只用来印短篇小说。他们也审阅其他作家的文稿，拓展出版事业，不过他们的筛选标准十分苛刻。他们拒绝了一位叫詹姆斯·乔伊斯的不知名作者，他那份叫《尤利西斯》的书稿不仅远远超出他们那架小印刷机的工作能力，稿子里俯拾即是的脏话也让他们作呕。

赫伯特的来访不具有官方意义——在职教育部长拜访知名女作家——它纯粹是家人之间的感情联系。当赫伯特来到表妹伍尔夫身边时，他已经把作为办公室政治家的自己留在唐宁街10号。那里掌握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消息，“军事成败或多或少就取决于在那里运筹帷幄的两三位老先生”。在与伍尔夫相处时，赫伯特显得亲切随和，完全不拘礼节。尽管他的官方身份让她印象深刻。对她来说，他是她联结现实、通往真实生活的桥梁，甚至是她视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大人物。在他滔滔不绝的论述里，世界大事是如此脉络分明，仿佛就发生在眼前！比如停战谈判的准备工作，以及劝阻福煦的复仇欲和他“最后决战”计划的必要性。听起来就像费希尔和法国元帅进行了亲密的私人谈话。他说德国人里“残暴的人”要比其他民族多，因为他们所接受的就是一整套非人化的训练，这也很有道理。通过费希尔，伍尔夫感到这天下午，自己和世界是如此接近。同时，她也不无痛苦地察觉到，生活安逸的里士满让她视野短浅，犹如井底之蛙。

仔细来说，其实世界大战并没有影响到里士满。当然，物资供不应求，家庭保姆的数量也明显缺乏。弗吉尼亚·伍尔夫去伦敦时还亲历了一次恐慌，那里满大街流传着德国齐柏林飞艇要来轰炸的说法。然而，即便德国飞机就在头顶来回飞行，里士满人也很少为此感到惊恐。

伍尔夫夫妇平常散步时，也会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聊到和平，以及重新经历繁荣富足的人们很快就会忘了这场战争。夫妇俩都不怎么相信，里士满的居民会为英国人把德国人从专断独行的君主制中解放出来并给他们自由这事感到多高兴。通过家里订的报纸，伍尔夫完全掌握了战争最后几周的外交进展。但所有那些大字标题都没有给平素思维活跃的她留下深刻印象。难道“整件事离得太远，毫无意义”？

同样，当11月11日11点里士满响起庆祝的礼炮声时，伍尔夫夫妇也没有满怀期待。伍尔夫在她的日记里写道：“乌鸦四处盘旋，看起来就像正在举行一场半是感恩、半是与死者告别的仪式。乌云密布的一天，没有风，礼炮腾起的烟雾往东边沉落；有那么一瞬间，它显得漂浮不定，仿佛在向我们招手，显得疲惫不堪。”为了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刻，一些地方还拉响了警报。

身处这躁动不安的世界，她还怎么写作？女仆们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奈莉拿来了4种不同的旗子，她想挂在朝街的房间。洛蒂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看到她都快哭出来了。她擦亮了门环，还穿过马路去叫那些住在对面的老消防队员。上帝啊！她们只是在制造噪音。”现在甚至更让她觉得郁闷，“所有的出租车把喇叭摁得震天响，小学生满大街插旗。整个气氛就像给临死之人送终。就在此时，风琴奏起了国歌，一幅巨大的联合杰克旗缓缓升起。”这就是和平。

这就是和平？隔天，伍尔夫一家搭火车前往伦敦。这多少是由于这历史性一刻所带来的冲动，但很快他们就对这一决定感到后悔：“一位穿着破烂黑羽绒服的胖女士，带着一口穷人的烂牙，非得和两个士兵握手……她已经半醉，手上还拿着一大瓶啤酒，她一定喝了不少；然后她亲吻他们。”首都满大街都是这些看起来糟糕透顶、为胜利摇旗呐喊、还喝得烂醉的人物，而伦敦的天空则用秋天的瓢泼大雨报复恣意狂欢的人群。对于这一切，伍尔夫在日记里写道，她怀念那可以疏导群众和情绪的“大人物”。“大人物”指的是她的表哥赫伯特·费希尔吗？或许不是，尽管她之前有使用这个词形容他。不过，伍尔夫抱怨说，政府根本没有为这非同寻常的日子准备好体面的庆祝形式。她不无苦恼地强调，在这毫无礼法的宣泄下，可敬的市民根本没有感到喜悦——比如她——而是被所有这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弄得扫兴：拥挤的人群，不做生意的商店，还有大雨。

伦敦沸腾了，而在它地下深处——卡尔顿酒店的地下室里——阮必成（Nguyen Tat Thanh）已经洗了好几个月堆积如山的盘子。在这家位于干草市场的豪华酒店里，身着制服的服务员把楼上餐厅用过的餐具放进通往地下厨房的电梯，由胡志明和他的伙伴接手。他们把吃剩的食物残渣倒进垃圾桶，分开杯子和刀叉，放进圆木桶里仔细清洗，然后用棉布擦干擦亮。

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阮必成就已经离开他的家乡：当时的法国殖民地印度支那，今天的越南。此后他多半在不同的船上充当厨房帮工，游遍世界。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打扫厨房，给炉灶生火。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他必须从闷热、充满油烟的厨房下到冰冷的贮存舱，把当天要用的东西拿到厨房。扛煤和搬运食材的重活让他以往羸弱的身体硬实起来，然而天庭饱满、眼神深邃和嘴唇丰厚的他，看上去仍一脸秀气，极富感染力。

1917年起，阮必成逗留在伦敦，加强他的英文能力。在卡尔顿值班前后的时间里，人们都能看到他坐在海德公园，翻阅书籍和小册子。他从书中学到的不只是单词，还有理念，有些甚至能够转化为现实。一天早上他决定，再也不丢掉客人盘子里剩下的食物了，他把它们收集起来，整整齐齐地重新摆好，再送回厨房去。当受人尊敬的法国主厨奥古斯特·埃斯科菲耶（Auguste Escoffier）质问他时，他回答说：“这些东西不该丢掉，可以把它们送给穷人。”埃斯科菲耶大笑：“听着，年轻人，忘掉你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吧，让我教你厨房的手艺。这样你能挣更多的钱，如何？”于是从这天起，阮必成开始在糕点部上班，学习制作精美的蛋糕。

同样在11月11日的伦敦，托马斯·E. 劳伦斯正和帝国战争博物馆馆长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foulkes），以及他们共同的老友、现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的艾德华·瑟洛·利兹（Edward Thurlow Leeds）吃晚餐。三人静静地坐在联合俱乐部的餐厅里。从他们的桌子望出去，可以眺望到特拉法加广场一片黑压压的狂欢群众。战争一打就是四年，三个老朋友有太多可聊的；在经历了这场现代战争以后，他们此前对中世纪武器装备的共同爱好，简直就像一种不合时宜的怪癖。

英国画家布里顿·里维尔（Briton Rivière）并没有将胜利的美好赋予他的画作《圣乔治与龙》（St. Georg und der Drache，1909）里的主人公：筋疲力尽的圣乔治瘫倒在他死掉的坐骑旁，难道即使他战胜了恶龙，却仍为此耗尽了元神？这一身着闪亮铠甲的疲倦英雄形象，尽管创作于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却像是以一种迷人的手法预示了此时此刻。因为事实上，在这场波及全世界的战争里，无论是赢家还是输家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就像是画里所象征的，1918年虽生犹死。1914年是各民族和帝国之间的相互竞争，是统治者的意气用事，最后是同盟体系的僵化运作，让整个世界陷入了战争。到了1918年，原先好高骛远的战争目标，现在只剩下胜利者的自我安慰，他们指望用战败者的破产资产来补偿自己无可弥补的损失。此外，圣乔治还可以被视为许多士兵在1918年11月11日11点那一刻状态的化身。战斗折磨他们的肉体，战争的非人道和无处不在的死亡令他们的精神过度负荷，甚至连战胜国都是苟延残喘地获胜。他们曾为将军、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战略浴血奋斗，现在他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只想回家获得安全和保障，把过去的事抛诸脑后。有些人根本没有心情来庆祝。

在停战之前，艾文·C. 约克就已离开炮火中的丛林。在不间断地战斗数周后，他和几个战友获得休假。他们搭上火车，前往阿尔卑斯山脚下的艾克斯莱班游玩。和法国北部满目疮痍的景色截然相反，那里有清澈的海水浴场，以及面朝布尔歇湖的白色房屋。约克和伙伴们住在舒适整洁、旗帜飘扬的阿尔比恩旅店，在山色倒映的光滑湖水中驾驶摩托艇，还被当地心怀感激的居民请去吃饭。

自从那天他几乎单枪匹马挑翻一个德国机枪据点并俘虏上百人后，这个来自田纳西的男人就更加坚信上帝在庇佑着他。他的战友对于整件事匪夷所思的经过做了合理的解释，让他成为英雄。但对约克来说，唯一的可能是：在1918年10月8日那天，他得到了上帝的启示！自从入伍以来，约克就一直对自己的决定有所怀疑。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参军杀人是正当的吗？幸好上帝最终听到了他的祈祷，在10月8日那天给予约克指引。从那以后，约克才卸下心头沉重的负罪感。

不过，在1918年11月11日那天，艾文·C. 约克并没有纵情狂欢。他在海水浴场的田园风光中告别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里，所有的“死亡和毁灭”离他是如此遥远，近乎不真实。中午时分，消息从贡比涅森林的火车车厢传到小镇。“可怕的喧哗，法国人都喝得烂醉如泥，扯着嗓子嘶吼。美国人也陪他们喝，所有人。我没怎么加入。我去了教会，给家里写信，还读了点书。这晚我没出门。毕竟我才来这里没多久，还是非常疲劳。当然我很高兴他们签署了停战协定，很高兴这一切都过去了。战斗和死亡真的够多了。我和其他美国小伙子有一样的感觉：都结束了。我们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他们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他们就是在做正确的事。”艾克斯莱班的庆祝持续了好几天，然而约克远离这一切。他迫切需要把战争最后几个星期的经历和场景记录下来，容不得自我放纵。

1918年11月11日，路易丝·韦斯隔了好一段时间才为好奇心所征服，这位出版人走下楼，想亲自感受巴黎人的“胜利呐喊”。一来到街上，她就为那些“充满喜悦和仇恨的喊叫”所吸引。目光所及，是高举着成千上万幅法国和美国国旗的人山人海。士兵们被人群扛在肩上穿行。这是由军乐、缴获的武器、亲吻和欢愉之舞组成的极度狂喜，一旁还站着身穿丧服的女人。这一切让路易丝觉得厌恶，不，应该是更糟糕的感觉：愚蠢。尽管她渴望胜利，但满是敌意的狂欢，及奉屠杀为圣事的态度，在她看来是如此的野蛮。

路易丝·韦斯躲到一间咖啡馆里。一小群狂欢的人旋风般冲进来。他们簇拥着一位士兵，他被打碎的下颚和受伤的眼睛只是粗糙地包扎着。一个凑趣的人吹起猎号，香槟软木塞砰砰作响。这让路易丝·韦斯嘴里的羊角面包都咽不下去了。她感到孤独，便兴起了去找米兰的念头。

米兰！他们俩第一次见面还是战争第一年的事了。在巴黎一位女友的晚宴上，她那桌已经坐满了，这时又挤进一位肩膀壮实、已略显秃头的小个子男人。他说话带一点口音，自我介绍是米兰·什特凡尼克（Milan Štefánik）。最先吸引路易丝的，是他那双保养良好的白净双手及其对餐具的运用自如。她在宴会结束时问他：“您在这儿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用他那双清澈澄蓝的眼睛看着她，回答说：“我的‘工作’是波西米亚王国的独立。”她有足够的历史和地理知识，知道他应是捷克人或斯洛伐克人。什特凡尼克本就让人印象深刻，而当她知道他逗留在巴黎是为了争取他的祖国脱离哈布斯堡帝国时，更是为他所吸引。她立马爱上了米兰以及他的事业。这是一段不寻常的恋爱关系，在她日后的回忆录里，路易丝将它称为“在一种非人道的禁欲主义氛围中的完美精神契合”。路易丝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知道，她会追随这个男人，并全力支持他的斗争。

1918年11月，就在路易丝纠结地困坐在巴黎的咖啡馆时，米兰还在西伯利亚介于伊尔库茨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某个地方，消磨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战斗中。那时，约有5万名捷克士兵正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撤退，他们是由捷克侨民和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一开始属于协约国阵营，主要为俄罗斯作战。但十月革命和俄国退出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处境。捷克军团制订了大胆的计划，他们要横穿亚洲大陆直抵中国，再横跨太平洋和美国回到欧洲，以便与协约国部队接头。然而，西伯利亚天气酷寒，又充满无法预见的骚乱。日渐站在布尔什维克对立面的捷克人，从来不能确定他们碰上的俄罗斯军队是不是与自己同一阵营。捷克军团各部彼此距离太远，通信设备也失灵，许多费时数周才抵达太平洋沿岸的部队，不得不掉头回去协助他们仍然深陷内地的战友。据说在载着捷克军团的列车中，有好几个车厢装满了从布尔什维克手上夺来的黄金。沿线的厮杀让鲜血染红了一个又一个车站。米兰·什特凡尼克就在其中。她何时才能再见到他呢？

睁开眼睛，马琳娜·于洛娃看见的是灰色的墙壁。她花了很长时间才回忆起此前的场景：喀山，医院，征兵，吼叫的红军战士。好消息是她还活着，但她显然身陷囹圄。一张木板床，肮脏的秸秆，一个炉子，一扇极小的铁栅栏窗和铁门——这就是她在这个空气污浊、几乎不透光的牢房里所能辨识出来的全部东西。又一次的晕厥让她无需认清自己糟糕的处境。直到钥匙插进门锁发出响声，她才恢复了意识。一个面无血色的侏儒端着一盏石蜡灯进来。他命令她起立，把两碗东西放在木板床上，什么也没说就关上了门。其中一碗是酸菜和烤过的土豆皮，上面长出的芽就像灰色的蠕虫。另一碗装满臭烘烘的水。还有一块硬邦邦的黑面包。马琳娜不知道自己多久没吃东西了，但这些食物她连碰都不想碰。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是几个小时，还是几天？意识模糊的她，被一阵密集的刺耳枪声惊醒。然后她听见大声的命令，又一次齐射，还有临死之人的哀号。毫无疑问，监狱的院子里正在处决犯人。难道在喀山这里，终结的不只是战争，还包括她的人生？监狱看守沉默寡言且面无表情，她从他们脸上无法猜出自己的命运。无论如何，马琳娜勉强安慰自己，他们总算还按时给她牢房送吃的，以及盛便溺的罐子。

一段时间以后，处决的枪声停止了。整座大楼一点声音也没有。难道她是这里唯一的活人吗？他们把她给忘了？隔着铁窗，她能看见一小块天空，现在应该刚过中午，这时突然又爆发了巨响。剧烈的爆炸使整栋房子都为之震动。浓烟从牢门的缝隙钻进来，马琳娜可以从那一小块窗洞里瞥见火焰。威力如此之大，一定是受到了大炮的攻击。它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隔天早上左右，炮火的闷响才变为步枪的射击。

钥匙插进她牢房的门锁，转动，马琳娜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你，角落的家伙，你是谁？”一个声音问。她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俄罗斯口音。一个士兵走进来，他穿的也不是俄罗斯士兵的制服。“我是哥萨克人，”她用微弱的声音说，“来自高加索。”“跟我来吧！”陌生人命令道。于是她走进监狱大院，沐浴在阳光中，那里守候着更多的士兵，还有形容枯槁的男女犯人，刚从暗无天日的牢房步入尚未习惯的光明。那些士兵用不流利的俄语向他们解释，让马琳娜弄明白了事情的经过：解放他们的是捷克人，之前与俄罗斯人一起对抗过奥匈帝国，现在则隶属于效忠沙皇的“白军”。他们在弗拉基米尔·卡普佩尔（Vladimir Kappel）的率领下占领喀山，并解放了当地布尔什维克所关押的犯人。这一次，哥萨克人的身份对马琳娜有利。“你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捷克士兵说。曾经的阶下囚不会等他们再说第二遍。他们匆匆涌向大门，消失在门口围观的群众中。马琳娜没有走，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你想跟我们走吗？”捷克人问。她点点头，跟上他们。她还有哪里可去？在布尔什维克的新俄罗斯里，她的祖国已不复存在。没有什么选择的她，再次成为士兵，接受指挥官的分配去看守弹药厂。夕阳的余晖照射着喀山远处的尖圆顶建筑，马琳娜躺在临时营房的地板上，逐渐进入梦乡。

醒来时，她听见枪声。又开打了。布尔什维克发起了反攻。马琳娜拿到枪，被分配了任务。她听着敌人的动静，开枪，对方也朝她开火。一颗子弹射进她的肩膀，她再次进了医院。白军在喀山的行动失败了，在敌人到来之前，马琳娜不得不尽快离开她的病床。数千名难民或步行或乘车逃离这座城市，马琳娜加入他们，沿着主街朝看上去一望无际的平原涌去。红军从空中轰炸他们。据说车里雅宾斯克有火车站，然而它几乎远在千里之外。马琳娜的胳膊失去知觉，她随身带的口粮也早就吃完了。最后是一辆卡车把马琳娜和一小群捷克士兵载到了车里雅宾斯克，那里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西边起点。捷克人用枪托把一节行李车厢的普通乘客赶下车。距离列车开动似乎遥遥无期。但车轮终究还是滚动起来，一路向东，奔向西伯利亚。在他们前方，是超过7000公里的漫长轨道。

11月11日11点，就在西线停火的同一时刻，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与德国代表团重新登上向北驶去的火车。就在一个半小时以前，文件准备妥当的停战协约刚刚交到他手中。车厢的窗户遮上了。关于谈判结果的消息传得很快，人们聚集在火车站向他们欢呼，但也有谩骂。埃茨贝格尔一行人回到泰尔尼耶，他们将在此待到夜幕降临，然后换乘德国专车。他们在凌晨2点抵达前线地区，那里现在已经停火，可以毫发无损地通过。

12日早上9点，埃茨贝格尔回到斯帕的德军总参谋部。那里情况已大为改观。这个被德军占领的比利时温泉小镇，现在成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他们打算逮捕最高陆军指挥部的将军们。军官们被扯下肩章，驻扎在此的士兵也不再向他们的长官敬礼。埃茨贝格尔很快就发现，他在贡比涅收到的荒唐消息原来是事实：11月12日的德国不再是他5天前离开时的那个国家。皇帝已流亡国外，革命一触即发。抵达斯帕没多久，埃茨贝格尔和军需总监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öner）会了面。格勒纳表扬他在贡比涅的谈判成就。陆军元帅冯·兴登堡（von Hindenburg）也借此机会，感谢埃茨贝格尔为祖国做了“价值非同寻常的贡献”。

晚些时候，埃茨贝格尔接待了2位工人委员会代表，他们来自汉诺威，正要前往布鲁塞尔去“发起世界革命”。为此，2位革命人士特意征用了一个火车头。他们以为福煦元帅已被枪杀，战争结束了。埃茨贝格尔告诉他们，几个小时前他才见过福煦，而革命者和保皇党在布鲁塞尔的冲突还在继续。两位革命代表很是失望。不过他们仍然感谢埃茨贝格尔，并和他达成协议，3人坐上征收来的火车，一起前往德意志帝国的首都。起义者和谈判代表共享一段旅程，最终的目标却南辕北辙：两位工人代表想要在柏林拥护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成为新总理，而埃茨贝格尔只是想近距离观察柏林的局势：他以德意志帝国的名义所达成的停战，还有由他签署的文件，是否还有价值？

天涯共此时——由代表们在协约上所指定的停战时间，在生效的一瞬间似乎同步了数百万人的人生。然而他们的经历是如此不同：有人相拥欢呼，有人对未来全然绝望。许多地方战争仍然持续，那里的人甚至不知道一份历史性的文件已经在贡比涅签署。天涯共此时——惊人的共时性和多重视角促成了1918年11月11日的世界性一刻，在此之后，历史又分裂成无数步调各异的个体叙述。

11月17日凌晨4点，哈莱姆地狱战士接到命令，要他们从孚日拔营，向东行军。亚瑟·利特尔后来回忆道，撤出战壕并朝德国前线行进是一种奇特的感觉：那里真的不再有敌军的炮火了吗？利特尔来到集合地点，时间还早，他冷得瑟瑟发抖。一个联络官不得不提醒他，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可以生火了。于是他们沉默地等待着，双手就着炭火，直到部队开拔。他们先是穿过无人区，然后是被德军抛弃的战壕和阵地。“从哈莱姆到莱茵”的行军，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地狱战士们陆续经过一些人去楼空、受损较小的小镇，它们在不久前还是德军的驻扎地。夜里短暂休息后，他们继续向东前进。11月18日，部队抵达昂西塞姆，那里是他们在经历了战争的非人待遇后首次回到人间的地方。居民为美军的到来做了准备。房子插满了旗帜，窗户上贴着威尔逊总统的照片。少女们穿上绣有花纹的阿尔萨斯传统服饰，扎着漂亮的辫子，往大街上撒花。美国大兵踩在花毯上进入这座城市，有些士兵得到了好几个月来的第一个吻。大街上挂满横幅，上面写着“共和国万岁！”或“上帝赐福威尔逊总统！”。

离开昂西塞姆后，利特尔来到巴尔戈小镇驻扎。隔天早上他醒来，发现一大群本地人在营地门口排起长队。“他们想干嘛？”他问勤务兵。“许可证，长官！”利特尔赶紧开辟一个办公室来处理他们的需求。他惊讶地发现，阿尔萨斯人明显已习惯于德国的行事方式。他们以为现在去放牧牛群、去隔壁镇子赶集或去扫墓仍然需要官方的许可。利特尔这时是此地的最高长官，他让小镇的街头宣告员在11月20日那天去传达一份声明，允诺与当地居民“保持友好关系”并“提供保护”。如此，大排长龙的情况才有所好转。老百姓纷纷把在德国统治时期所藏匿起来的银器和货物重新拿出来。

也就在11月20日，利特尔收到一份盖有“紧急”戳记的命令。当他读到里头的指示时，他的心顿时狂跳起来。一位叫勒布克的法国将军给了这些美国黑人士兵一个机会，他们有望成为第一支挺进莱茵河的部队。命令上拟定的是“立即执行”。利特尔立刻行动起来。他从信任的部属里挑选人员组成一支侦查队，连晚饭都没吃就跳上马往附近的莱茵河小镇南布桑飞驰而去。这一小支队伍纵马进入沿岸森林，直奔莱茵河——它很快就将重新成为法国的东部边界。他们向一群阿尔萨斯的伐木工人问路，然而对方警告他们，现在莱茵河沿岸还有正搭乘渡船撤离的德国人。双方很有可能爆发冲突。不过，利特尔可不愿放弃现在的优势。再说，命令要求的是“立即执行”。他强令部队继续前进。没过多久，前方的树林变得豁然开朗，“莱茵河景色壮观的奔腾河水”就在眼前。他们跳下马，纷纷握手祝贺。利特尔为这历史性时刻而感到激动，当场发表了一小通即兴演说。抵达莱茵河的感觉让他回忆起那些伟大的地理发现：这一刻的自己堪比德·索托、德雷克、弗罗比舍甚至哥伦布。他下令在此设置一个岗哨。

直到这时，这些美国人才注意到对岸仍有一些德国残军，正沿着莱茵河往德国方向撤离。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得知，另一支美军黑人部队已先于他们抵达莱茵河。因此，勒布克将军后来所夸耀的“莱茵河畔的黑色岗哨”，表扬的是另一支黑人部队的海伍德上校，而非利特尔少校。

3个星期后的1918年12月13日，在米卢斯以北16公里的明希豪森的平原上举行了一场盛大仪式。法美联合部队全员集结，共1万名士兵傲然挺立在这个空气清新的和煦冬日中。在低沉的阳光覆盖平原之际，军乐奏响，仪式开始。勒布克将军身穿蓝色军装，横跨在一匹奶白色的骏马上。他昂首望天，沿着排得整整齐齐的队伍纵马小跑，用法语“我亲爱的朋友”向美国军官们致意。他翻身下马，让人拿来所有队伍的军旗。利特尔也代表第369步兵团来到将军面前。将军给军旗别上英勇十字勋章，并庄严地与出列的指挥官行贴面礼。稍后，部队一一解散，给脚下的曼科桑平原带来一片震颤。

战士们步行数小时回到营地。然而在这漫长的一天里，没有人抱怨双腿的疲倦。利特尔知道原因：“将士们拼死为黑人种族争取荣誉；现在他们的努力获得了承认。”在法国人的指挥下，这些来自纽约哈莱姆区的士兵得以证明，他们能完成比卸船、挖战壕和埋死人更好的工作。现在，从哈莱姆到莱茵的长征结束，他们即将踏上归途。美国会以他们被派往欧洲时所缺失的荣誉欢迎他们回家吗？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黑人士兵，是否会在和平到来后获得补偿？

1918年11月21日，协约国军队开进阿尔萨斯地区最大的城市，斯特拉斯堡。当时那里爆发了多次游行、打砸抢和革命骚动，而军队的到来结束了该地的混乱状态。11月26日，费迪南·福煦视察斯特拉斯堡。他骑马到来，向克莱贝尔将军（Jean-Baptiste Kléber）的雕像行礼。福煦右手的佩剑正是这位法国大革命时期英雄的遗物之一。对法国人来说，这一天标志着自1871年败于普鲁士后就在他们心头灼烧的屈辱终于一扫而空。当时德意志帝国吞并了阿尔萨斯和洛林，把它们变成了“帝国直辖领地”。现在，协约国的胜利让这块莱茵河西岸领地重回法国怀抱。

几天后，路易丝·韦斯也来到斯特拉斯堡。她和家人一起进行了一次怀旧之旅。她父母都来自阿尔萨斯，“（阿尔萨斯—洛林的）回归”可是这对夫妇的心头大事。他们给阿尔萨斯的亲戚带了许多食物，还有肥皂、衣料和蜡烛，车上装得满满的，几乎都坐不下人。路易丝还穿上了阿尔萨斯的传统服饰——衬衫、围裙、宽腰带和戴在头上的大蝴蝶结——这些衣饰的主人是父亲昔日的奶妈格雷特。1871年德国人围攻斯特拉斯堡时，格雷特穿的就是这身衣服。当时路易丝的父亲还是孩子，格雷特把他放到小篮子里穿过敌军的包围，才让他免于饿死。

他们来到孚日山脉中部，此前这里是法国和阿尔萨斯的边界。这时父亲要求停车。他走下车，弯腰捡起故乡土地的石头，往每个孩子手中都塞了一块。然后他们围成一圈，严肃地静默着，同时跺着脚取暖。父亲决定绕道翻过哈特玛尼斯威尔库夫山（Hartmannswillerkopf），当时为了争夺这座山头的控制权，有3万名德法士兵在此丧生。当他们抵达那里时，太阳已经落山。沉沉暮霭中，人们勉强还能辨识的只有被战火摧毁的杉树林，以及随风飘零的残余帐篷和铁丝网碎片落在了被掘开的地面上。

到了斯特拉斯堡，路易丝一家受到亲友们的贴面礼欢迎。他们共同造访了昔日的老地方：诺布鲁大街上父亲出生的房子，还有大教堂。像小时候一样，路易丝把脸贴在这座古老哥特建筑冰冷的石头墙面上，随着它向上延伸的线条望向塔顶，直到天边。

在抵达斯特拉斯堡的那天午后，路易丝·韦斯受邀参加阿尔萨斯解放的官方庆祝活动。她从事新闻出版后已拥有了一定知名度。看台设于共和国广场，她的位置就在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和总理乔治·克里孟梭身后几排。一场漫长的游行庆祝就此展开。部队“兴奋得犹如醉酒般”，手持出鞘军刀走过看台，“非常近，人们会以为他们想凑过来说话”。在士兵身后是来自阿尔萨斯各地的代表，他们穿着地方传统服饰，高举旗帜在号角声中行进——不，他们不是齐步前进，而是跳着舞着，怀着满心的自豪和喜悦。黑红镶边的彩色大蝴蝶结和金色针织帽在阳光下分外耀眼。总统流下泪来，“老虎”则感慨万分，不得不闭上眼睛。这场游行持续了数小时，在路易丝看来，和巴黎的胜利庆祝完全不同，它充满着力量，如“大河奔流”，如“滚滚熔岩”。然而，她扪心自问，这样的胜利，值得用200万法国人的性命来换取吗？

这一疑问，在几个月后路易丝一家前往法国北部的阿拉斯旅行时再次浮现。那里是路易丝的出生地，对她父母来说，这也是一次朝圣之旅：他们将拜访承载家族历史之地，回溯以往的幸福记忆。然而这座景色秀丽的小镇现已沦为废墟。大教堂、火车站以及路易丝出生的房子都被夷为平地。路易丝从一堆碎石断木中抽出一块榴弹碎片。这里原是她家，而这块碎片就躺在她昔日摇篮所在的地方。

一条坑坑洼洼的道路从阿拉斯通往城外的交战之地，那里举目所及，皆为战火破坏殆尽。锈蚀的炮筒依然对准天空，植被在烂泥浆中腐烂，到处是废弃的钢铁和纠缠的铁丝网，上面爬满了杂草。附近小山的芬芳原野直抵天边，却布满制作粗糙、千篇一律的灰色十字架。在它们脚下展开的，是一片虞美人花组成的鲜红花毯：红得“像血？像旗帜？它们是激情的号召，还是无声的谴责？”路易丝感到，已成废墟的阿拉斯、漫山遍野的坟墓还有触目惊心的虞美人花，让她比以往任何时刻都和她的祖国更加亲近。面对这些景象，路易丝·韦斯，这位《新欧洲》创办人、世界公民和民族解放人士，顿时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仍是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