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君主专忌，满脑子“权力斗争”，原是正常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不独朱元璋如此。虽然也许风格不同，不一定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就比较偏爱耍心眼儿、旁敲侧击的办法，众所周知他所上演的令手下大将石守信等“杯酒释兵权”的好戏，我还从邵雍之子邵伯温所撰《邵氏闻见录》读到如下故事：

太祖即位，诸藩镇皆罢归，多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旧甚欢。帝指其坐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朕偶为人推戴至此，汝辈欲为者，朕当避席。”诸节度皆伏地汗下，不敢起。帝命近臣掖之，欢饮如初。

这场面很生动，完全是赵匡胤一流的行事做派，朱元璋学不来。朱元璋擅长的是狠刻毒辣。然而，风格不同，手法各异，目的与动机却没有分别——都在于制权。

仅就这一层而论，某种意义上，朱元璋再血腥、再不择手段，也都是权力这玩意的题中之旨。固然有人愿意打抱不平，说忠臣见戮如何有失公道，但换个角度想又大可不必；说到底在权力场混，就是一件你死我活的事，你要朱元璋讲“仁义道德”他怎么讲得了？历史上许多谋篡的事例摆在那里，许多由于“心慈手软”而败亡的事例也摆在那里，权力之争、权力之防的本质就是《红楼梦》那句话，“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怎么讲“仁义道德”呢？

因此朱元璋绞灭元宿勋臣，手法凶狠了些，但对专制统治而言，又算不上什么新东西。他的暴政，真正富有“个人特色”的，其实在文字狱方面。

文字狱当然亦属古已有之，孔子做鲁国司寇时诛少正卯，汉武帝为李陵事腐司马迁，嵇康以“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罪名被司马氏集团所杀，都是有名的例子，历代朝臣因言获罪、被贬被谪更屡见不鲜。

那么，为什么还说文字狱是有朱元璋特色的暴政？第一，明初文字狱之惨烈，之集中，前所未见。过去虽然也有文字狱，但从来没有哪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频频兴起，三天两头就搞一次，简直像是着了迷似的。第二，以往文字狱虽然同属以言获罪，但都有重大思想、政见分歧为由头为背景，而借专政压平之；到了朱元璋这儿，相当多的文字狱，竟然谈不上任何思想、政见的分歧，纯粹变成了一种捕风捉影的文字游戏，只因秉政者对某句话乃至某个字眼生出异想天开的想象与猜忌，就丧心病狂地施以杀戮。

前面说到朱元璋的成功处，是较诸元末乱世诸豪强他能礼贤下士，吸纳和信用读书人，比较好地解决了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他英明处，到底他是一个识大体的人，知道知识分子不用不行，不用不能成大事。然而，这仅是他同知识分子关系的一个侧面，而完整地看，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方面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深为防范，甚至怀有天生的疑惧。

这就又说到他作为皇帝的那个特殊性：泥腿子皇帝。由赤贫一跃登上大宝，贵之已极，但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这种天翻地覆，并未将先前低微的文化身份和地位同时抹去。他虽一直很努力，恶补文化，从目不识丁到能写能读，已相当不易，不过与幼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比，他对文化的掌握仅属皮毛，“门外汉”的感觉大约是难免的。他对打仗很在行，对权力斗争也很在行，这两方面他有充分自信，且不惧任何人；可一旦遇到文化、语言一类事，他就发怵，觉得里面道道太多，曲里拐弯，稍不留神就会中招儿。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曾吃过不少亏，有的还近乎耻辱——其中自有故事。

焦竑《玉堂丛语》载：

国初，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将罪作者。桂彦良进曰：“汤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将我飨’。儒生泥古不通，烦上谴呵。”众得释。

同一事，《明史》亦有记载：

七年冬至，词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为不敬。彦良曰：“成汤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诗曰‘我将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霁曰：“正字（桂彦良的官职是太子正字）言是也。”

那时，每岁都要专门日子里在圜丘举行祭天地大典，其间有祝文，而这种文字是由文臣负责起草，因为祭典的主角是皇帝，祝文自然要依皇帝的口吻来写。结果朱元璋发现，祝文里面居然有“予”、“我”这样的称呼，而不用皇帝自称时专用的“朕”，这岂非大不敬？于是大怒，就要降罪祝文起草人。这时，他的文字秘书桂彦良赶紧过来悄悄解释：作者这么写，系用古典……原来，朱元璋这个大老粗，丝毫不知皇帝称“朕”，迟至秦始皇时代才发明，而最早在汤武时代，古王也是以“予”“我”自称的。他白白闹了笑话，却又发作不得，一定很窝囊，好在贴身秘书及时提醒、遮掩，总算没有当众露怯。

另一件事则更令他蒙羞。

黄溥《闲中今古录》载，洪武初年，朱元璋决定以后政策向知识分子倾斜，并说“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这自是高明之见，但却引起那些跟他打天下的武人的不满：

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诸勋进曰：“此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原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彼安知之?”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这回，他当着别人面，结结实实地出了一个大洋相。内中，“张九四”即张士诚，当年朱元璋的死对头。此人出身我们前面说过，也是起于底层的鄙夫，原来连个大名儿都没有，发迹后专门请文化人替他新起的，而改叫“张士诚”。眼下，那位进谗者吃准了朱皇帝文化素养有限，料定他不知道《孟子》里有“士，诚小人也”这么一句，故意下了一个套。朱元璋果然冒冒失失脱口赞道“此名甚美”，结果对方早等着呢，将这名字出处和盘托出，还加上一句“彼安知之”。这个“彼”明里指张士诚，暗中讽刺的岂不正是朱元璋？朱元璋这个跟头栽得可不轻，他原来在文化上就自卑，此刻本来以为简简单单的“士诚”两字，无甚费解处，不料却寄寓了这样一个典故，而且里面包含了那样“险恶”的用心。自己一头撞上去，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这番羞辱非同小可，足令他记一辈子——看来，读书人肚里弯弯绕确实多，一字一句都可能包藏蛇蝎心肠——所以黄溥叙罢此事，归纳道：“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这段情节虽只见于稗史笔记，但我倒觉得和人物、历史都特别丝丝入扣。首先，那件事出在别人身上也就罢了，出在张士诚身上，尤易使朱元璋有“物伤其类”之感，他们虽是对头，可一旦摆到文化人面前，却一样是苦出身，一样会因肚皮里没墨水儿而随便受人戏耍——这一定是他最强烈的感受。其次，这件事绝就绝在它的方式上，文化人靠什么暗算了张士诚呢？语言和文字。透过此事，朱元璋明明白白认识到，千百年来由一代代文化人共同打造的话语体系，是一座隐喻和象征的迷宫。你看，孟子那句话，可以句读为“士，诚小人也”，但稍改变一下，却被句读成“士诚，小人也”，来达到他们损人牙眼的目的。可见语言和文字，确是一柄杀人而不见血的刀！

这故事的可靠，在于朱元璋一生屡兴文字狱，一多半建立在咬文嚼字、胡乱猜谜的基础上，都是抠字眼抠出来的文祸。他变得对文字高度警觉，疑神疑鬼，以致到神经质的地步。《朝野异闻录》载：

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有“作则垂宪”句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长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以表内有“仪则天下”句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建中作则”句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睿性生知”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表内有“圣德作则”句诛。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表内有“遥瞻帝扉”句诛。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取法象魏”句诛。台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官赐宴笺》，以笺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表内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诛。盖以“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智”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式君父”嫌于“弑君父”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几个未作解释的，我们依朱元璋的心理去揣测：“寿域”是否有嫌于“兽欲”？“取法”是否有嫌于“去发”？总之，不出此类意思。

《闲中古今录》亦载：

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这些都毫无道理，就像当今市俗之辈以“四”意会“死”、以“八”意会“发”一样，其实正好暴露了朱元璋无知少文的素质。不巧的是，这样一个人恰好是皇帝，就活该当时的读书人倒霉。读书人墨水儿喝得多，就喜欢“转词儿”；平常“转词儿”是雅事，这个节骨眼儿上偏偏就转出大祸来。而且什么时候得罪，预先根本无法料知，因为那位特定的读者，完全非理性，天晓得他脑子里对一个语词会生出何种联想！

应该说，朱元璋在教育子孙时，并不讳言自己出身穷苦、早年生活窘迫这些事实，某种程度上甚至流露出一种自豪。但以上文人所犯之忌，恰恰又全是由于朱元璋认为他们在影射他的过去。这似乎是很矛盾的现象。换言之，那些往事，他自己说得，别人说不得；由他自己道来是一种滋味，而经文化人道来就是另一种滋味。看来，最终还要归结到他在文化上的自卑心理，这心理转而导致他对知识分子怀有根深蒂固的猜忌，觉得这类人总是居心叵测，话里有话，专门借语言占便宜、使绊子。抽象地说，朱元璋实际上患了语言恐惧症。

人就是如此被生活不可抗拒地书写。尽管他现在君临天下、广有四海、统驭万民，但生活经历还是把他某一方面的自我感受定格在从前，使他到死在这个方面都高大不起来，而永远卑微。他的每一次文字狱，他每一次疑神疑鬼，都在诉说着这可怜而弱小的自我。

虽然专制乃极权与生俱来和普遍之禀赋，而透过朱元璋，我们却进一步发现，如果这制度的意志由一个文化身份低微者来掌握，那么，它反理性的特质甚至可以越过政治、思想、伦理这些显性的一般社会内容，而直抵隐喻的世界；亦即，不光人们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将被限制，即便抽象的精神趣味，比如对语言的修辞、使用和选择怎样的字眼这类最低限度的个体精神自由，亦在干涉之列——它们必须适合独裁者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一旦跨出这限度，后者就毫不犹豫地用暴力加以制止。

顺此逻辑，朱元璋的猜忌对象“合理”地从表笺一类公文扩散到文学创作，从个别字词的“不敬语”扩散到一篇诗文的主题与立意，从修辞的技巧层面扩散到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

《国初事迹》载：

佥事陈养浩作诗云：“城南有嫠妇（寡妇），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其伤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

旷夫怨妇，历来的传统主题，不知被诗人吟咏了多少年，这个陈养浩无非蹈故袭常，居然被扔到水里淹死。

有两个和尚，一个叫守仁，一个叫德祥，喜欢作诗，也惹祸上身：

一初（守仁的表字）题翡翠（这里是鸟名）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好处栖。”止庵（德祥的表字）有夏日西园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皆为太祖见之，谓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耶?”谓德祥曰：“汝诗热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严耶?又谓六月由浅，三年未长，谓我立国规模浅而不能兴礼乐耶？频扫地，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却不肯为善耶?”皆罪之而不善终。

其实稍解诗趣的人都看得出，守仁诗是要说一种禅意，德祥诗表达的却是对自己心性修行未纯的省思；经朱元璋一读，则全部读成政治。

某寺庙壁间不知何人一时兴起，题诗其上，被朱元璋看到，竟将全寺僧人杀光：

太祖私游一寺，见壁间有题布袋佛诗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也何妨！”因尽诛寺僧。

布袋佛，即那位笑口常开、大肚能容天下事的弥勒佛，几乎每座中国佛庙都能见着他那令人忘忧舒朗的形象，深合中国人对于达观哲学的追求，但到朱元璋这里，也变成时政的讥刺。

最奇的，是高僧来复的遭遇。这位江西和尚，应召入京建法会。其间朱元璋赐宴，来复也是多事，席间呈诗一首作为谢恩。诗云：“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这诗不献还罢，一献，小命丢掉了：

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这可真是冤哉冤哉！来复和尚明明拍马屁，说朱元璋赐以异国上天的美食玉液，款待自己这么一个“无德之人”，他只有倾心献上对圣明君上的歌颂之辞……这些意思，倘他不用诗的形式来说，断不会招祸，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酸溜溜地写成诗，那朱元璋已经习惯成自然，一见你来“雅”的，他就犯嘀咕——这狗娘养的大概又绕着弯儿骂我哩，“遂斩之”。

有时，引用古诗，竟然也丢性命。洪武二十六年的状元张信，被朱元璋任命为皇家教师。教学内容自然包括习字。这天，张信从杜甫诗集中取四句，书成字帖，命学生临摹。老杜史称“诗圣”，他的句式历来认为最讲究、最精炼，也最工整，这四句是：

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

对仗极工，意象独绝，兼得瘦劲与空灵之妙，诗家评为“语不接而意接”。张信对此诗的喜欢，一定是唯美的，但杜甫诗中往往有些“忧患”的滋味，这也是他所以被称“诗圣”（试体会与李白称“诗仙”的区别），此时，张信虽然疏忽了，朱元璋却足够敏感，一下嗅出杜诗中的苦难气息：

太祖大怒曰：“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腰斩以徇经生（儒生）。

张信并非唯一死于腰斩这酷刑之下的文人，还有一个受害者，名气远比他大，此人就是明初文坛“四杰”之一高启。《明史》记其事曰：

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

“观以改修府治，获谴”，指苏州知府魏观以原张士诚王宫旧址重建“市府大厦”，这行为本身就有引火烧身之意，很愚蠢，偏偏高启凑热闹写了一篇《上梁文》（盖房子上屋梁的祝文），内有“龙蟠虎踞”之语。这还了得？除了真命天子，什么人可称“龙蟠虎踞”？朱元璋大怒，断定魏观和高启“有异图”，置于“极典”——据说，高启所受腰斩还不是一斩了之，而是“被截为八段”。高启被杀的直接原因，好像是政治问题，其实不然。《明史》说得甚明：“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换言之，对这个大诗人，朱皇帝早已心怀不满，但不知何故暂时隐忍未发。史家多认为，“有所讽刺”而令朱元璋“嗛之未发”的诗作，是高启的一首《题宫女图》。诗云：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此诗写了后宫某妃嫔的剪影，叙其被君王召去侍宴，宴毕由女仆扶醉而归，候至深夜、唯闻犬声的孤寂情怀。这类诗是所谓“宫怨诗”，唐以来不计其数，若论写得哀伤、凄绝的，较之为甚者比比皆是，如白居易、元稹、顾况等，却从不曾听说谁掉过一根汗毛。高启只能怪自己不幸生在朱元璋时代，竟因一首“老生常谈”式的宫怨诗，“触高帝（朱元璋）之怒，假手于魏守（魏观）之狱。”清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甚至考证说，《题宫女图》是讥讽元顺帝的，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倘如此，高启就简直“冤大发”了。

被腰斩的诗人高启
高启，明初诗人，“吴中四杰”之一。毛泽东曾手书其诗《梅花》，并称之“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儒家亚圣孟子
孟子的民本思想，含有强烈的君主批判意识。朱元璋删其轻君言论，规定经过删节的《孟子》即《孟子节文》，才是科举考试的依据。

高启之外，又有名叫张尚礼的监察御史，同样因宫怨诗得罪。跟《题宫女图》比，张尚礼这首诗写得颇有些“直奔主题”：

庭院深深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

显然化用了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只是情境更为露骨，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如此春情难捺的并非民间少妇，而是宫中某个寂寞的女人。据说，朱元璋读此诗后，深感这位作者“能摹图宫阃心事”，也就是说，写得实在太逼真了，就像钻到宫女心腹里去一般——对这种人，朱元璋做出的安排是：“下蚕室死。”所谓“蚕室”，宫刑、腐刑之别称；盖受宫刑者，创口极易感染中风，若要苟全一命，须在蚕室似的密处，百日不遇风，方能愈合。显然，张尚礼下了“蚕室”后，没能挺过去，伤口感染而死。

“你不是操心宫女的性生活么？我就阉了你！”这，就是朱元璋给一位宫怨诗作者的答复。旧文人赋诗为文，无非是要么谈谈政治，要么谈谈风月，谈不成政治就谈风月——这宫怨诗，其实就是风月的一种，之所以代代不绝地延传着写下来，对于士子们来说并不是抱有“妇女解放”的宏大志向，甚至连给皇帝“添堵”的想法也没有，实在只是借此玩一点小感伤，扮一扮“怜香惜玉”态。这酸溜溜的小风雅、小情调、小卖弄，大家从来心知肚明，也从来没被看得太重。唯独到朱元璋这儿，作宫怨诗就会换来腰斩、割生殖器的恶果，搞得剑拔弩张，一点没有趣味和幽默感。

这里，姑且不谈专制不专制，朱元璋的反应和处置方式，确实表明他是历来帝王中少有的一个对文人文化、文人传统一无所知的粗鄙之辈。像宫怨诗这种历史悠久的创作题材，早已失去任何现实意义，而只是文人的一种习惯性写作，一种自我陶醉而已。朱元璋对这种心态全然陌生，竟对本来近乎无病呻吟的东西认了真，动用国家机器，大刑伺候。双方文化心理上的错位，让人哭笑不得。估计明初的文人雅士们惊愕之余，还不免一头雾水：政治固然可以不谈，但怎么风月也谈不得了呢？

一直说到这儿，我发现大兴文字狱的朱元璋与历史上其他钳制言论、烧书罪文的专制暴君，有一个本质不同：他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着推行自己的思想权威，让读书人都遵循“朱元璋主义”来思考和说话。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他毫无建树，完全仰仗儒家政治伦理。他之所以杀那么多人，跟许多推行文化专制的统治者意在搞他自己的“一言堂”，还是有所不同。

朱的滥杀，主要出于自卑。表面上，他杀人，他是强者；潜入深层看，倒是他处于弱势。这弱势的实质是，由于特殊出身他尽管做了皇帝，却完全不掌握话语权——他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所做的那个“皇帝”，是由儒家意识形态来定义的，可对这套话语他恰恰全然陌生，解释权握在士大夫手中。他们有一整套的语汇、语法、暗语、转义、借典、反讽、潜喻、异趣……不一而足；他们运用自如，如鱼得水。而朱元璋倒很可怜，稍不留意即碰一鼻子灰，时常对不上话、接不上碴儿。他恼怒、羞愤、着急，怎么办？杀人。这是他唯一可以保持强者姿态、摆平自己的方式，就像一条狗，叫得越凶、情态越躁，越表明它陷于恐惧之中。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朱元璋和曹操，这两个人都以多疑滥杀著称，但显然地，曹操的多疑来自于自负才高、“宁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强悍，朱元璋的多疑却来自于自己的文化弱势地位，随时在担心被文化人戏耍和瞒辱；所以，为曹操所杀者，俱为性情狷介、恃才傲物之名士，而朱元璋所杀文人，死得都有些莫名其妙——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小心翼翼的士吏，例如那些撰写表笺的地方府学教官们。

不过，有一件事情，朱元璋却真正是在不折不扣地搞文化专制主义。这件事情的进攻目标和打击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孔孟之道”的另一半、高居儒家“亚圣”的孟子。

朱元璋恨孟子，大有道理——但这倒不是当年孟子那句“士，诚小人也”，曾让他出过大洋相。

孟子是为暴君发明“独夫民贼”这种称呼的人，他也第一个将人民视为国家主体——民贵君轻，君主被放到次要位置。他这样评论人民推翻大暴君商纣王这件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说，我只听说过人民起来诛灭了一个名叫纣的独夫，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弑君的事情。谋逆杀死君主曰“弑”，“弑君”一词本身就明确包括道德犯罪的指责，但孟子在纣王灭亡这件事上，根本不承认这个词。他认为汤放桀、武王伐纣这类事都是诛独夫不是弑君，可以作为正义而永远加以效仿。他还讲到，正直的政治家事君无非两点：“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如果君主有重大的劣迹，一定要加以批评纠正，反复多次他不接受，就让他下台；如果君主只有一般的劣迹，也一定要加以批评纠正，反复多次他不接受，大臣就应该辞职离开他。

朱元璋是什么人呢？我们对他，虽不简单地称为暴君，但他却是把君权推到无以复加的极致的人，本来就独尊独大的中国式君主霸权（试比较一下欧洲古代君权，就能看出中国古代君权是多么彻底；在欧洲，且不说还有教权与君权分庭抗礼，即便贵族骑士阶层也能在君权之下保持某种荣誉上的独立性），在他手中发展到垄断一切的最高阶段。这样一个人，与孟子的政治学说可以说是天生对立的。反过来看，孟子力倡反对“独夫”，不也正戳在朱元璋的痛处么？

以孟子“民贵君轻”的观点论，他千百年来居然被专制君主们尊为圣人，里头实有大虚伪。在专制君主那里，他理该是不受欢迎的人，他的思想理该是不受欢迎的思想。李兆忠先生在《暧昧的日本人》里说，日本虽然学习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对孟子却坚决排斥，因为孟子对君主轻视与不敬。其实，这才是正常的。而中国的君主们，虽然一定很讨厌孟子，却还是假惺惺地赞美他的思想。至少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比较坦诚，不那么虚伪。他是唯一不加掩饰、大大方方将对孟子的嫌恶表达出来的皇帝。全祖望《鲒埼亭集》载：

上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上旬之丁日，各有一次祭孔，称为“丁祭”），遂命罢配享（旧以孔子门徒及其他儒家先哲附属于孔子者一并受祭，称“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复之。

朱元璋话意甚明：倘这孟老儿活在当今，一条老命就算交待了！也许，腰斩都不足以释恨，非将其凌迟抽肠不可！恼恨之下，又无人可杀，只好以将孟子牌位从孔庙撤掉作为惩罚。但那些儒生马上使了个坏，第二天就上报说文星黯淡、天象异常；他们知道，当皇帝的都迷信天命，敢得罪孟子，却不敢得罪上天——这是当年董仲舒成功灌输给他们的一种思想，天道合一，“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有变就说明道失常，皇帝最为害怕了。朱元璋一听天象异常，自己也就疑神疑鬼：“莫非因为孟老儿的缘故？”只好重新恢复了孟子牌位。

想杀人，人早死了，没得杀；撤牌位，上天又不乐意，给你来个星光惨淡。朱元璋的这个文字狱，搞得最不爽。但他自不肯善罢甘休。怎么办？还有个办法，说起来是老套子了：删书！对他实行书报检查！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正式把这任务交给翰林学士刘三吾。经检查认定，《孟子》存在“谬论”的凡八十五段，这些统统删去，几占全书三分之一。

这大抵是另一种酷刑——思想的腰斩。斩不了孟子其人，就斩他的言论著述。腰斩对象，包括：不得说君主不仁义、不得说统治者奢欲贪享、不得说批评穷征暴敛、不得反战、不得说暴君可诛、不得说民贵君轻、不得说人民有权温饱“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刘三吾奉旨删孟，编成《孟子节文》；同时，又奉旨作《〈孟子节文〉题辞》一文，其中，除了“批孟”，尤其值得注意宣布了这样一条决定：

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自即日起，所删《孟子》八十五条，从国家教科书中驱除，不得作为教学内容，亦不得作为考试内容；这二项的取舍，一律以所自封为“圣贤中正之学”的版本——亦即《孟子节文》为本。

这是厉害的一招，“挖根”的一招，远胜于将某某书禁毁了事的一般做法。身为六百年前的皇帝，这样透彻理解了教育的意义，用控制教科书的办法来达到禁止某种思想的传播的目的，见识真的很高明。一旦把教科书管起来，让读书求学的人打小了解的孟子就是经过教科书规范过的孟子，而且代复一代皆如此，则“天下人尽入吾彀中矣”。再者，读书是为什么？做官。怎样才能做官？通过科举考试。那好，我就规定考试内容和范围，必须以《孟子节文》为准，解题、说理也必须循《孟子节文》所暗含的有关孟子言论的认识导向；无形之中，久而久之，本来的孟子、完整的孟子、真实的孟子，自然被人淡忘……这就叫思想的愚弄、精神的壅闭，它岂不比简单禁绝一本书来得深刻？

尽管朱元璋是大老粗，但对于收拾文化人却有独到之处，他挥舞着“雌雄双剑”，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把知识分子驯得服服帖帖。尤其是“八股文”，抠住了读书人的命门。因为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当然都经过《孟子节文》式的处理），舍此以外读书再多都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这个令人放心的黑屋子里面。他的这些创造，让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后者以“外夷”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锢和麻木，所以对朱元璋的两大法宝照单全收，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以致到所谓“康乾盛世”，活泼、自由的思想杳无踪迹，书生学人一头扎在考据、章句、版本、目录之学中。

龚自珍有《病梅馆记》，内云：“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堪称专制主义下病态人文精神的绝肖写照，那所谓“文人画士孤癖之隐”，就是朱元璋一类极权君主的“孤癖之隐”，他们用这样的“孤癖之隐”斫修雕琢知识分子，使他们丧失生气、成为病梅，且以此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