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13日

上午10点，召集参赞、秘书、陆海军武官、商务参赞及其助手、两位领事等使馆人员开会，告诉他们，我要把我们这一小群人变成一个努力且密切合作的集体。我的门始终为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敞开。无论有什么消息、意见或建议，只要他们认为是对我有帮助的，都可以随时来找我谈。我还要求他们，听到什么重要意见或消息，尤其是带政治性的，就写成机密备忘录呈报我，我会对这类文件严加保密。因为他们肯定会接触到我本人难以接触的个人与各层面的人士，所以这些备忘录将对我纵观事物全貌大有助益。我想知道各种各样的意见。我还告诉他们，我没有定期召开馆员例会的习惯，因为开这种会通常都是勉为其难，用处也不大，但是若有具体问题需要讨论，譬如有什么评论时局的报告要电呈国务院，或有什么新情况我希望弄清楚，我将随时召开会议。

宫内省式部副长黑田伯爵来访，讲解了一遍明天向天皇呈递国书的仪节准备流程。接着来的是《时事新报》记者某君，他去过中国满洲，我们进行了一段有趣的谈话。他说，新“满洲国”的日籍官员根本不喜欢按日本政府的观点看问题，压根不愿听命于东京。又说国际联盟调查团一直很谨慎，至今仍未表示任何态度。随后又来了美联社记者巴布，他是我请来的，因为我将在美日协会发表演说，想请新闻界人士对演说稿提提意见，特别是要看其中是否有可能会被报刊妄加渲染的内容。他仔细看了后提了两三点小意见，说此外挑不出毛病，他认为不错。商务参赞巴茨（Butts）也看了，同意巴布的看法。宾厄姆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那些真能使听众感兴趣的问题，例如，美国对中日争端的真实态度、满洲问题、《九国公约》、圆桌会议、胡佛主义等，一定会在舆论界引发相当令人厌恶的批评和争论，必然都得回避。然而，回避后还得让演说有内容，这就是件极难的差事了。第一次演说就大谈我国政策，向他们进行填鸭灌输，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我还是要强调美国对远东问题普遍的关切与忧虑，希望这一点能够深入人心。

有一位日本政界要人请我在明天觐见天皇之前能先与他见面。他告诉我，在去年冬天他赴美之前，天皇与日本公众都认为，史汀生先生在满洲危机期间提出的那些照会只是代表史汀生先生的个人观点，是按他本人的倡议起草的。这位日本外交家从美国回来后，告诉天皇事实正好相反。美国之所以会给日本政府那些照会，是因为有公众舆论的压力，特别是来自教会、教育机关、妇女俱乐部和协会的舆论压力。实际上，这些团体的愤慨之情正是美国普遍舆论的反映，是来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因为人们对大战记忆犹新。美国持这种态度，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美国曾创立并支持国际联盟，虽然它并不是其成员国，但这些美国团体仍觉得自己对国联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种道义上的责任感又受到欧洲国家的鼓励，这些欧洲国家希望能让美国挑起重担。换言之，史汀生的那些照会所具有的社会基础多于政治基础。他曾对天皇说，美国教会和大学的影响力不亚于日本的皇室，举足轻重，影响甚大。他说，关于所有上述事实，他问过很多美国知名人士，都得到他们的证实，例如休斯先生（Hughs）、柯立芝先生（Coolidge）、卡斯尔先生（Castle）、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先生（Charles Francis Adams）、各大学校长等，他们对美国舆论都有同样看法。

这位日本上层人士说，他认为我在觐见之前应该先知道天皇已经听过这些事实，这可能对我有用。因为天皇与我的谈话有可能会触及这个问题。对我的妻子也将同样有帮助，恐怕皇后也会同她谈到美国的妇女组织及其社会影响。

我感谢这位特来关照的日本客人，他想得如此周到。我对他说：关于美国舆论，他跟天皇说的那些话就一般情况来说都是很正确的。至于美国的道义责任，却不局限于对国际联盟而已，主要还集中在《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九国公约》上。

晚上7点，我把内维尔叫到使馆来，因为我觉得最好还是把日本可能提前承认“满洲国”和内田伯爵即将被任命为外务大臣两事电告国务院。现在谣言四起且彼此矛盾，舆论界关于现在承认“满洲国”这个问题有分歧，但是内田正在和陆军大臣荒木将军会谈。很明显，假如内田确实愿意接任外相，他就会在军人完全赞同的情况下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

不论结果如何，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日本军人正明显地支配着政府，不经他们同意，政府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