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14日

瑞士公使戈尔热（Gorgé）先生于9日接到他政府的通知，美国在日本的利益将由他照管，但直到昨夜（13日）他才被允许与我会面，于是他今天早晨便来我们使馆。我们却看见他的车在门口被警察拦住，他只得转赴外务省，要求外务省打电话通知警察。外务省与警察当局之间互不通气。这类事例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

门终于开了，公使的车也开进来了，警察还是禁止杜曼与公使讲话。但是杜曼马上给馆员们传了话，馆员们来到庭院，当公使下车时，他们向公使欢呼。警察气坏了，试图制止，欢呼却反而更加热烈，警察束手无策。杜曼用手指碰了一下嘴唇，向公使暗示他不能讲话，公使就在一大批警察的簇拥下来到大使官邸，一个警察在其前，两个在其左右，一两个在其后面。把我们视为囚徒，当作罪犯对待，这显然从一开始就是警察当局的态度。约近三周后，由于公使抗议，警察们才被撵到馆外，并被告知不得如此苛刻，这时他们又恼羞成怒，进而想拿我们出气，搞了许多小动作。只是因此他们丟了面子。

之前即最初三周，警察就在使馆院内走来走去，随意进入办公楼和私人住处，在大使官邸窗前窥视。有一次还走进客厅，监视打包行李，经请求才退出。各处设立岗亭，有一次我挟着一包东西去办公楼，就看见一个警察在他的笔记本上登记。文明世界的国际外交惯例就这样被全然无视了。还有种种刁难，幸亏被拘留前刚好收到旧金山“联合食品公司”寄来的一大批罐头食品，不然后果真不堪设想。提供给我们的取暖用油少之又少，为了节约，我们几乎冻僵了。

起初，警察还不准杜曼参加我和瑞士公使的商谈，但不久他就冲破了障碍，时常列席。公使每两三天来一次，他条理清晰兼具组织意识，非常清楚依照外交惯例我们应享有什么权利。我们随之庆幸有这样一个坚强人物来当我们的代表者。凡有抱怨的事，他都记下来，向佐藤或西提出抗议，且终于收到显著效果。前外相佐藤受命主持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我们的问题，但他优柔寡断，令人大失所望。西外务次官则较能合作，也比较明事理。在对待我们的问题上，外务省和警察当局各行其是，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明显的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