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要回到建安十三年，赤壁开战前夕。当时曹操刚取得江陵，益州牧刘璋便马上就派了他的别驾从事张松前来拜见曹操，表示臣服，巴蜀军兵悉听丞相指挥。

其实这也不是刘璋第一次向曹操输诚了。早在建安十年，刘璋就已经派了一位北方人阴溥向曹操致敬，为自己换来了一个振威将军的头衔。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河北，刘璋又派了蜀郡本地人、张松的哥哥张肃，率领少数民族所组成的“叟兵”三百人献给曹操，曹操一开心，便任命张肃为广汉太守。

待到张松拜见曹操时，已经是蜀、曹之间第三次“亲密接触”了。按理说曹操刚刚拿下荆州，心情指数定然一路飘红，张松这回可是得了个美差，本应加官晋爵、荷包满载，弄不好被曹操留在身边，在中央捞个官职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坏就坏在张松的这副尊容上。他虽然和张肃是亲兄弟，两人出使时挂的头衔也都是别驾从事，但两人外表上的差别可就大了去了。张肃生得高大挺拔、气质威严，张松却生得个头矮小，五官不正，还带点浪荡子的味道。

长得难看不是你的错，但跑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曹操一见之下，就觉得这家伙成不了大器，再加上他当时忙着追杀刘备，于是就封了一个比苏县令的小官儿给张松，之后对他不理不睬。

比苏县相当于今天云南省云龙县，离大理市约有二百公里，在东汉时期是个标准的蛮荒之地。被派到这种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的鬼地方当官，跟流放差不多。更何况张松当时已经是州政府副座级的高官，这样的人事任命简直就是一种羞辱。

张松虽然长得寒碜了点，但精明干练，个性高傲，受了这样不公的待遇哪里能忍得住？他回到成都之后，就开始对刘璋大吹耳边风，说曹操的坏话，劝刘璋别跟着曹操干，没啥子前途。

以历史眼光来看，张松和曹操的会面无疑是极为关键的。倘若曹操当时给张松好一点的待遇，至少是以礼待人，也许早就将巴蜀之地收入囊中了，又怎么会留给刘备称王称帝的资本？

史评家对于这个看似微小却影响深远的事件，无不发出喟然之叹。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曾就此事批评曹操：“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意思就是说，曹操因一时的骄傲自负，这才导致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

赤壁之战后，张松对曹操的攻击更是变本加厉，大概连曹操在华容道吃狗屎之类的人身攻击都冒出来了。

张松告诉刘璋：“主公啊，曹操是个乱臣贼子，与这样的家伙合作是没有前途的，要合作就该找刘备刘左将军，人家现在可是荆州之主，又和主公您同样是汉景帝之后，算是同宗，是皮囊里的两处内脏啊！听我的话，和刘备来往，相信我准没错。”

刘璋本来耳根子就软，是那种没什么主见、听人劝吃饱饭的主儿，他听张松把刘备夸得天上有地下无，不禁怦然心动，问张松：“依你之见，要派谁去造访刘备才好？”

张松说：“扶风人法正、孟达，都是人才，现在客居本州，无所事事，是上佳的使者人选。”

法正、孟达又是何许人也？

法正与孟达都是从关中地区流亡到益州的士人。法正祖父法真是当时隐士的代表，号玄德先生（还真巧）；父亲法衍则担任过司徒掾、廷尉左监等中央政府的属官，算得上是个小士族。孟达的父亲孟他则靠着巴结“十常侍”张让，一度做到凉州刺史的位置。

建安初年，汉献帝离开长安，关中无主大乱，法正和孟达便结伴逃进益州，希望能从刘璋这里捞得一官半职。然而当时刘璋对这些号称“东州士”的关中人士不感冒，对两人都没有重用。法正最后好歹混到个新都县令和军议校尉等小官，孟达则是连毛都没捞到一根。

这两个人都是聪明绝顶、善言谈又放荡不羁的性子，没得到好的待遇，自然私下多有抱怨。张松与这二人性格颇合，尤其是法正，虽然籍贯不同，走得倒是挺近乎。眼下张松既然要搞大事，法正和孟达自然是最好的帮手。

法正一开始还推辞不干，最后总算是同意担任刘璋的特使，前往公安拜会刘备。

法正和刘备会面的具体细节，史料上没有详细记载，所以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不过，刘备平日里待人就足以令人感动，更何况他特意抬高接待法正的规格，所以不难想象，两人的会面是相当和谐而又愉快的。

事后的发展也证明了此点，法正回到成都后果然向刘璋大赞刘备英明神武，是益州最好的朋友。

说起刘璋，此人大概是三国群英中最慷慨大方的军阀，他对别人的好都是有实惠的，而且还是主动地塞给人家。这会儿他决定要和刘备交往，又知道刘备初定南郡人手不足，马上召集了一支数千人的部队，由法正跟孟达率队前往荆州，协助刘备防守。

刘备原本抱着“多个朋友多条路”的想法与刘璋结好，也没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没想到竟然收到这样一份意外的礼物，当然是又惊又喜。他将孟达留在江陵带兵，让法正回成都向刘璋转达自己的敬意。

对于刘璋随随便便就送出一整营的军队，刘备似乎看到了自己当年借兵救孔融时的憨直模样，同时对益州的富庶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往后刘璋又多次派遣张松与法正前来拜会刘备，刘备殷勤招待之余，也仔细询问了益州的地理、经济、军事等情报，张松与法正既然是别有用心，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于是，建安十五年成了刘备集团的外交年，他一方面忙着和东方的孙权和亲，另一方面则要招待刘璋不断派来的使者。

其实刘璋派兵协防荆州，与孙权嫁妹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外交同盟的表征。从第三方的角度来看，透过刘备左右逢源的枢纽能力，南方扬、荆、益三州已在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军事同盟，共同对抗曹操和他的“邪恶帝国”。

当然，真正实现“三州同盟”，那只是刘备一夜好梦后才可能出现的情景，事实上南方三家各怀鬼胎，各自盘算着别人的领地。

首先搞事的是孙权。

他才刚刚在争议中通过了“借荆州”的议案，马上就发现刘备与刘璋彼此勾搭，心中肯定是五味杂陈。他或许已经预料到刘备不会那么听话，但万万没有想到这大耳贼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了一座新的靠山，这使得孙权想起了周瑜的遗计。

于是，他决定测试一下他这位妹夫的底线。

孙权派出使者前往公安面见刘备。在会议室内宾主双方举行了会谈，共同回顾了孙、刘两家的传统友谊，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江东代表抛出两家共同出兵伐蜀的计划。

使者对刘备说：“米贼张鲁（五斗米教教主）据守汉中与巴西，是曹操进军益州的跳板，如果让曹操得了蜀地，则荆州危矣。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先取益州刘璋，再取汉中张鲁，使整个长江流域成为一体，首尾相连，如此一来就算有十个曹操也不怕了。”

孙权这个“伐蜀大计”马上在刘备阵营中掀起了巨大波澜。

对于笃信“孙刘同盟”的幕僚来说，益州之地原本就非取不可，现在孙权既然主动提议进攻，没有理由拒绝。再者说，事成之后，江东不可能跨越荆州而控制益州，届时益州仍将为刘备所有，等于是净赚一笔。

但刘备的主簿、荆州人殷观却有不同见解，他表示：“如果担任江东的前锋进军益州，成功的话蜀地归根结底还是孙家的，如果失败却会让孙家有机可乘，两边不讨好。为今之计最好是告诉孙权，荆州地区情况还不安定，不能发兵，江东一定不敢越过荆州攻打益州，这样无论是对江东或是益州，咱们都有利可图。”

刘备同意殷观这个打马虎眼的策略，依计向孙权回复。孙权见刘备打起太极来，索性将计就计，他告诉刘备，你不能出兵无所谓，我们江东人自己会打，你只要乖乖地让路就是了。

刘备见孙权是这么个态度，火“腾”地一下就上来了：给你个软钉子你不碰，还非要把头往铁板上撞，难不成要我来硬的？

他告诉孙权：“益州地险民富，刘璋虽无能，但足以自保；张鲁虚伪多诈，未必会听从曹操的指挥。今天你要远征，前线在巴蜀、汉中，后方是长达万里的补给线，就算是吴起、孙武再世，恐怕也没有胜战的把握。另一方面，曹操虽然有无君之心，但毕竟是帝国丞相，有些人见曹操在赤壁打了败仗，便以为他气力已尽，不会再有企图，殊不知曹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对于江东早已虎视眈眈，如今同盟之间相互攻伐，等于给曹操可乘之机，绝非好计。”

刘备最后“同盟无故自相攻伐”这一番话语带双关，一方面将刘璋纳入到反曹的轴心，另一方面却是再次强调“孙刘联盟”的重要性。现在曹操在北方实力仍不容小觑，我们自己人之间应该团结一致，不要随便生衅，否则都没有好果子吃。

孙权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答复，他决定硬干。于是他动员江东水军，由孙瑜带领进驻夏口，强硬地表达了攻打益州的态度。

刘备也不甘示弱，他亲自进驻长江口岸的孱陵，下达封锁长江的命令，由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守南郡，然后发信告诉孙瑜：“如果你真要打益州，我就算披头散发归隐山林，也不能失信于天下。”

一时间孙、刘两家进入一级战备，长江两岸战云密布。

既然双方都已经到了动刀动枪的地步，那么紧张的气氛便不可能再向上堆叠，否则当真打起来，吃亏的绝不是会是曹操。所以为了避免开战一决生死，必将有一方要做出让步。

最后还是孙权选择了让步，他毕竟不是真的要攻打益州，只是想借机试探一下刘备的底线，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于是便召回了孙瑜，孙、刘两家暂时和解，紧张的气氛受到压制。

倘若孙权劳师动众真的只是为了测试刘备的顺服程度，那么他的确已经达到了目的——刘备完全不听话。

这次测试除了“不听话”之外，还有一点令孙相当不安，那就是：刘备在短时间内就已经在南郡扎下了根，轻轻松松就能封锁住长江水道，而孙权却拿他一点辙都没有，这才是最可怕的。

从刘备的角度来看，孙权这次的“无理冲撞”倒是给了他一个加分的机会，相信经过这次冲突之后，刘备“顾全大局、誓死捍卫反曹同盟”的义士形象会更为鲜明和深入人心。

更重要的是，当刘璋得知刘备差点为了自己和孙权翻脸时，必然是感动得痛哭流涕。他在政坛打滚了这么多年，终于盼到了善良与正义的回报，找到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

就这样，交错复杂的建安十五年在周瑜的丧歌、孙权的焦虑、刘备的大兴土木和刘璋的感动中画上了句点。

然而，那位一直没啥动静，蛰伏了整整一年的大人物，这个时候终于休整完毕，准备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三月，曹操对张鲁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