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县的县令，为保性命决定起义。但是他一个人，这义也没法起，必须要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大家一起起义。

参加沛县起义动员会议的，有狱掾曹参，主吏萧何。县令叫他们两个来，大概是视他们为亲信。认为本县往日待他们不薄，他们这时候肯定会回报我。曹参和萧何也认为是应该回报县令的时候了，只不过，他们认为县令往日待他们很薄，一点也不厚。

出现在沛县公堂上的这一幕，却是人类社会最频发的现象。人类的天性，都会高估自己对别人的付出，低估甚至忽略自己对别人的伤害。同样的，人性的弱点，还会低估或是忽略别人为自己的付出，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官员处于利益分配点上，利益这东西，无论怎样分配，总会有人感觉不公，怨气冲天。但分配利益的官员，却不会感受到失意者心里的怨恨，只会认为自己英明神武，群众热烈拥护。就拿沛县县令来说，每一次利益分配，都会引发大面积的不满，最不满的应该就是萧何和曹参。

但这时候就算问萧何曹参，对县令有何不满之处，恐怕他们也说不上来。这些不满与怨恨，都积累于日常工作的小细节之中，细节太多，无从记忆，最终大脑里剩下的只是一种莫名的情绪——屈辱如一团火，熊熊地灼烧着曹参萧何等人的心。

此时天下大乱，人们各报其怨，而攻其仇，曹参和萧何，最想干的事，就是抡起杀猪刀，把县令砍个稀烂。

但曹参和萧何，终究不是亡命之徒，虽然心里恨县令，但杀掉县令这事，他们还做不出来。

他们能做出来的，是借刀杀人。

借刘邦之刀，杀掉县令！

萧何还是当时的优秀领导干部，屡次政绩考核名列榜首。秦朝的御史曾想调萧何去咸阳做京官，但萧何坚决不肯去。萧何算准了，秦朝的统治长不了，留在沛县，只等这一天。

于是曹参和萧何两人，真诚地忽悠道：“县令大人，你现在是秦廷任命的官员，却声称要揭竿而起，造反起义，只怕这事大家根本不信你。到时候你造了半天反，造反派这边不承认，照样杀你。秦廷那边又因为你造反，也会来杀你。结果你反没造明白，落得个大家一起来杀，太划不来了。”

县令问：“那要怎么办，才能让大家相信我呢？”

曹参和萧何心中暗喜，脸上的表情越发真诚：“这事很简单，大人如果要造反，最好是先派人出城，去芒砀山里，把刘季的反政府游击队找到。有了这支反政府武装，大家就会相信你了。”

县令听了后，就说：“你们两个说得有道理，那怎么才能找到芒砀山里的刘季呢？”

曹参萧何道：“当然是派杀狗匠樊哙去找了，前一段时间，樊哙去过芒砀山，听说是去找刘季侃大山。对了，单只是让樊哙一个人去不行，樊哙他没身份啊，建议派夏侯婴以县府代表的身份，和樊哙一道去吧。”

于是县令作出决定，派杀狗匠樊哙、原司御夏侯婴出城，去把刘邦找回来。

但等樊哙和夏侯婴走后，县令一下子醒过神来了，也许是有人提醒了他。在这沛县之地，他最大的敌人就是刘邦。以前他是县令负责政务，刘邦是亭长负责治安，但刘邦总是无端挑衅，找他的麻烦。比如说，吕雉事件，县令对吕雉是觊觎良久，必欲得手的，却不想反倒被刘邦把吕雉娶走了。这叫什么？这叫夺妻之恨！

县令之所以要造反，只是为了防止被人砍。而最想砍县令脑袋的人，无疑就是刘邦。可现在曹参和萧何居然建议他把刘邦请来，这不是建议老鼠把猫请回家来吗？

发现上当，县令怒不可遏，立即派人去杀曹参萧何。可是曹参萧何是当地人，早就有人通风报信，于是两人匆忙逃出县城，正遇上满脸幸福匆匆赶来的刘邦、樊哙及夏侯婴。

曹参萧何把情形向刘邦一说，刘邦也傻了眼。哎，挺好的计划嘛，这个破县令怎么就这么快醒过神来了呢？是哪个浑蛋告诉他的？

可眼下这事怎么办？攻城根本不可能，手下兄弟太少。难不成大家再回芒砀山，继续当强盗去？

《史记·高祖本纪》称，这时候，刘邦写了一封信，射入城中。信上说：“乡亲们，乡亲们哪，你们现在帮助县令守城，这可是极危险的事啊。很快诸侯的部队就会从四面八方杀来，到时候打破城池，血屠沛县，你们为县令殉葬，多不值得啊。为什么大家不快点杀掉县令，让我刘邦进去呢？我进城之后，保证大家不会再遭到诸侯的攻击，更不会遭到屠杀，不知乡亲们以为然否？”

书上说，城里的父老乡亲，看了这封信后，就抄起拖布笤帚，把县令杀掉，迎接刘邦进了城。

这个说法很诡异，因为杀人这种事，非普通百姓所能为。更何况既然有人杀了县令，这个人总得有个名字吧？为什么史书上没有提到杀手的姓名呢？

猜测起来，刘邦射书信入城，根本不可能达到让百姓杀县令的目的。首先当时识字的人就不多，其次读到这封信的人，很难想象他恰好有一呼百应的影响力。这封信或者是劝说百姓偷开城门，又或是通知自己的同伙开门，总之这封信最可能的目的是开门，而不是杀人。

城门打开，刘邦进入，这时候县令就非死不可了。但由于这个县令并无什么说得出来的劣迹，杀掉他也不是光彩的事，所以连杀手都不肯承认是自己干的。最终大家都把这事往外推，推来推去，就推到了沛县人民群众身上。

历史就是这样，一旦遇到脏事，大家都不肯承担责任，总是往人民群众身上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