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贯这步妙棋是采纳了他的主要僚属赵良嗣的建议，又加上几个亲信的精心擘划，反复推敲成熟后才付诸实行的。因为事涉机密，直到如今，完全了解内情的，也只限于这少数的几个人。

原名马植，后来经过北宋朝廷两次加恩，换名赐姓，才取得现在的姓名的“赵良嗣”是一个从辽逃亡来到北宋的官僚贵族，是一个充满了传奇性的神秘人物，是童贯庞大的智囊团中极少数可起实际作用的高级幕僚之一。

赵良嗣是“联金伐辽”这一外交策略的真正创始发明人。后来由于这个建议被朝廷所接受，许多人都来抢夺它的发明权，但他们都是一些冒牌者、影戤者，这块真正的金字招牌只应当挂在赵良嗣的店面上。

赵良嗣虽然是它的真正发明人，但并不是它的最初执行者。最早参加海上之盟外交活动的人员是马政，然后是马扩，当然也还有他们的随行者。只有到了最初的危险阶段已经过去，谈判开始顺利进行的时候，赵良嗣才参加入内，并且以他卓越的谈判艺术，使这项外交话动取得显著的成果。

人们喧传赵良嗣是个不忘汉家、缅怀故主的“志士仁人”，即使在海上之盟的外交活动尚未开始，宋、辽两邦还保持着正常关系的时期，赵良嗣就以这个好听的名声腾誉在一部分北宋士大夫的口碑之中。

赵良嗣出身于一个既受到契丹贵族统治、同时又心甘情愿地帮助契丹贵族统治北方广大人民的汉族官僚大地主的家庭里。对于统治者，他们是奴才，对于广大的被统治者，他们又是主子。他们是一种钻在夹缝里的奴才式的主子。奴才的驯良和帮凶者的凶恶，他们兼而有之。

赵良嗣既然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当然不可能具有远远超过被这个客观现实所决定的思想水平。说什么不忘汉家、缅怀故主，都不过是他为了要抬高自己的身价贴上去的标签。凡是要卖身于别人的人——无论是他的祖先卖身给契丹贵族，无论是他本人又回过头来卖身给北宋王朝，除了需要有一点为新主子效劳的本领以外，也需要贴上好看的标签才卖得起好价钿。人类社会开始有了交易以来也同时发明了广告术。所谓广告就是要人们相信实际上不存在或者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物。赵良嗣的标签就是他的广告。因为他所隶属的那个阶层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产生他在标签上写着的那种高尚情操的温床。对于北宋的统治阶级和契丹贵族两者，他没有道义上的选择，只有利害上的考虑。他要选择的只是看哪一个集团能够给他更多的功名富贵。

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赵良嗣确实很有才气和活动能力。他不幸偏偏生在那样的“末世”，当时辽的贵族统冶集团已经腐朽到这样的程度，它只需要唯唯诺诺的听话的奴仆，而不需要喜欢标新立异、崭露头角的帮凶者了。那个需要有能力的帮凶来帮助他们建立、巩固和维护贵族统治的“盛世”早已过去了。赵良嗣急于功名，稍为露出一点才华，就显得与其他的帮凶者格格不入，主子也看不上眼，使他有了生不逢辰之感。再加上一系列的人事摩擦，他在祖宗为他铺平的富贵道路上，几番绊了脚，摔了跤，以致造成他的仕途踯躅，停滞不前，还被带上一顶“内行不修”的帽子（在这个阶层里，有几个人内行修洁？这无非是欲加之罪，随手捡来的帽子）。这当然使他深感不满，于是产生了另谋出路的想法。

此外，他在政治上确是非常敏感的，他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腐烂连顶的辽政权很快就要走上崩溃的道路。他采取了一个大胆果断的行动，偷偷钻进北宋派到辽政府来贺圣寿的使节童贯的行馆中，纵论天下大势，就势献上联金灭辽之计，深受童贯的赏识，接着就在童贯的掩护下，乔装为使团的随行人员一起回到东京。

在辽的统治集团中被人像烂苹果一般扔掉的赵良嗣，一到东京就受到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视。首先，他是以“不愿臣虏”的高姿态来标榜自己的，这使得他的卖身交易有了道德上的借口。然后他发挥了全套本领，他对辽的统治内幕，包括北面官和南面官两个方面都是如此熟悉，对于辽的政治、军事情况如此了如指掌。他所预言的辽、金战争的发展趋势被后来十年中发生的事实一一证实，如合符契。一个人的预言能有这样高的命中率，说明他的观察力、判断力确非寻常流辈可及。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在北宋士大夫群中成为一个矫矫不凡的实力派，一个名实相符的“契丹通”。他令人信服地论证辽朝必将灭亡，北宋政府应该从中捞到好处，实际上是巧妙地挑动他们的贪欲，使之同意他的联金伐辽之议。

不过别人只能起舆论作用，关键人物是童贯。一定要得到童贯百分之百的首肯，经过官家批准，他的理想才可能实现。

从三年前朝廷派马政泛海使金，开始了海上之盟的活动以后，赵良嗣的理想逐渐得到实现。他要从中捞到好处，必须依靠童贯的推挽，童贯要想取得更大的富贵也需要他的帮助。他们两个相互利用，靠得更紧了。

马政、马扩和赵良嗣先后参加了海上之盟。由于各人的动机不同，在共事的过程中，难免要发生这样、那样的龃龉。就算这样，马政、马扩还是高度评价了他的活动能力。马扩不得不承认在和完颜阿骨打以及其他女真贵族的辨难争执中，他的头脑是清楚的，言词是犀利的，而且从客观效果来看，大体上也还符合北宋朝廷的利益。

当然马扩对他的评价不是从道德意义，而是从实际事务出发。这一点赵良嗣自己也很明白，因为共事得长久了，他那些政治标签早已褪去颜色。此外，他虽然是个功名之徒，却不是一个能够作伪到底的伪君子，日久终要露出马脚来，马扩从实际事务上对他的评价已使他感到心满意足了。

在日趋分崩离析的辽政权中，抱着与赵良嗣同样想法的人显然不止他一个。赵良嗣的表叔李处温就是另一个例子。

李处温的家世比赵良嗣更加烜赫，他的祖父李仲禧、伯父李俨都被赐姓为耶律，封为王、公。可是这个冒牌的“耶律”毕竟是件西贝货，他们必须拖牢奚、契丹贵族的大腿，譬如说他伯父耶律俨就是抱牢国舅萧奉先的大腿，才保得牢十多年南面官的领袖地位。李处温少年得意，竟然忘记了这条祖传的信条，对主子们也有些忘形起来，这当然不会给他带来好结果。于是他的地位一落千丈，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走上了与赵良嗣同样踯躅的道路。

共同的命运产生了共同的思想情感，在那时，表叔侄终日厮混在一起，推心置腹，无话不谈。赵良嗣在南奔前曾和李处温以及他的儿子李奭三人一起到燕京著名的北极庙中沥酒设誓，约定彼此在南北两方面积极活动，如有成功，彼此提携，决不相负。

赵良嗣南奔后，知道李处温在宦途中已略有起色。没想到在最近风云多变的政局中，李处温脱颖而出，居然因拥立耶律淳夫妻为帝后之功，一跃而居首相之职。这个消息第一步是由和诜打听得来的，续后又经过从辽逃来的赵良嗣的亲戚张宝、赵忠二人证实，确非虚传。他们又打听得李奭现在宫中担任宿卫，受到帝后的宠信，宫中、省中的大权分别掌握在他父子俩手中，声势非凡。这是一个大好机会，赵良嗣决定拿他父子俩来当做自己的政治资本，犹如童贯拿他赵良嗣当作他的政治资本一样。他立刻向童贯献计，要打通李处温这条内线，敦促耶律淳投降，或者唆使他们发动宫廷政变，捕获耶律淳，以达到不战而屈人的目的。

赵良嗣深信这条计策十拿九稳。并非因为他跟李氏父子有一段香火因缘，这是不可靠的，他们谁也不会认真相信“如有渝盟，神明殛之”一类的鬼话，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功名之徒，都懂得从现实的利害关系来考虑自己前途，所谓“利之所在，趋之如骛”，这个对他们性命相关，才是十分拿得稳的。目前李处温虽然高踞首相之位，可是辽政权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它的灭亡，只是指顾间事。耶律淳分明是一只巢于飞幕之上的燕子，一条游于鼎沸之中的大鱼。他李处温一向见事明白，利害分晓，难道为了这一爵之荣，就肯去当耶律淳的殉葬品不成？他李处温，还有那个由于私怨一向对契丹高级贵族切齿痛恨的表弟李奭决不是这样的大傻瓜。只消把他们拉上一把，他们一定会把耶律淳当作一件奇货卖给北宋朝廷，这个，他赵良嗣知之有素，确有把握。

赵良嗣的建议，深契童贯之心。因为童贯自己也是个政治冒险家，“富贵香饵抛将去，哪有鱼儿不上钩？”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以己度人，他相信这确是一条好计。他们把张宝、赵忠两个召来，温言慰谕一番，当场就填写了团练使的告身，又厚赐金帛，要他们潜入辽境，进行秘密活动。先去搭上李处温的关系，把赵良嗣给他父子俩的信送去，然后相机行事，或正面劝降，或暗中策动叛变，如果大功告成，将来的赏赐决不止现在的千百倍。由于宣抚使亲自打了包票，又有赵良嗣在一旁亟力怂恿，撺掇得张、赵两个又惊又喜，心痒难挠，恨不得立刻飞过境去，把这件天大的功劳用两副翅膀掮回来。

宣抚司给耶律淳的劝谕书是一篇官样文章，童贯还郑重其事把行军参谋刘鞈找来，执笔起稿，内容无非是分析当前辽危亡的局势，夸耀大宋的兵威，保证耶律淳归附以后，子子孙孙，永保富贵。最后童贯还特别关照要提醒一句，说“贯与国王幸有一面之缘，不敢不以诚告，惟国王审思而熟计之，勿为庸人所误。”

童贯与耶律淳确有一面之缘，那是在十年前，他去辽廷贺圣寿时，在朝会和国宴席上，与耶律淳碰过头，相见恐怕还不止一、二次。无如辽的宗室贵族太多，什么耶律黑、耶律白、耶律长、耶律短的，多得叫童贯实在记不清楚。对于这位位尊地亲、贵为皇叔、爵为国王的耶律淳，他也没有留下特别印象，只记得别人告诉他耶津淳的妻子萧普贤女是辽廷第一号美人。在权门豪族所喜欢的一切玩意儿中间，美人是童贯唯一不感兴趣的一种，使他印象较深的倒是“第一号”的排列。耶律淳既然拥有号称“第一号”美人的艳妻，想必是个会享福的亲贵。后来听“归朝人”传说，耶律淳即位后不久，即因病废在床，目前一应军国大事，统由这个萧后裁处。皇后必定姓萧，皇帝不能亲政时由太后或皇后摄行，这两条都是辽的传统，童贯知道得很清楚。但除此以外，他对于耶律淳和萧后只存在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他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徒拥虚名的年迈的皇帝和一个想象起来比他年轻、能干得多的皇后而已。其实不仅是帝后，对于辽的主要将帅，他也是十分模糊的。赵良嗣多次为他提供资料，但是能够进入到他的高贵的、不大愿意在具体事物上多化心思的头脑中，只剩得一个脾气暴躁、行动鲁莽的脓包货四军大王萧干和一个虽然号称智勇双全，但处处受制于人、无能为力的前军统领耶律大石。善于把复杂的、具体的事物转化为简单的抽象的概念，这是一个朝廷大员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员的必要条件。

可是现在的情况改变了。实行了这条计策，使他向实际靠拢一步，这封由他亲笔署名的书函将成为一片香饵，把皇帝、皇后两条大鱼钓来。他跟他俩的距离缩短了。他忽然意识到他俩都是实际存在，而不是抽象存在的人物。在他的意识中甚至于产生了更加具体的形象。这个皇帝一定是个须发雪白、矮矮胖胖的老人（这个得之于回忆和想象），这个皇后一定是个纤秾合度、仪态万方的女人（这个全凭想象）。他们之实际存在，对于他不仅是非常必要，而且也变得十分可亲。因为他们将为他提供一笔简直无法估计的巨大利益。一个大员对于客观存在的事物，只有与他的切身利害关系联系到一块时，才能产生现实概念。这种联系越密切，概念也就更加具体。

但是谕降书能不能发生作用，还得看看张、赵两个能不能搭上李处温的关系。看来，赵良嗣给李处温的信是更加重要的，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顷年沥酒北极庙中，以归朝灭虏为誓，倏忽十年，未即如愿。今幸朝廷遣大臣领兵百万，将临于近境。足下速集义士，开门迎降。如能执拘虏酋，可以变祸为福。虏中五京，已陷其四矣！如能完我全燕人以归朝廷，则是足下阴德，与时无穷，可以坐享富贵矣！勉旃，勉旃！人回希示复。”

这封信感之以情，歆之以利，怵之以威，李处温读了岂能无动于衷？李处温那厮身为首相，耶律淳夫妇命运早已握在他的掌握中，他一动手，还怕不能成功？看来，二百多年来棘手难办的辽局，就要收功于俄顷之间了。

两封八行书，胜于十万兵，这就是童贯在军事会议中那么踌躇满意地宣称可以不战而胜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