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廿六日丑初到卯初之间，经过半夜准备的辽军（或者说得正确些，始终处于紧急备战状态，随时准备出击的辽军）行动起来，在东起兰沟甸、西迄范村，绵亘四十多里的沿河阵地上，选择了七八处渡口，先后渡过白沟河，发起全面攻击。

这是一个晴朗的、标准的北方炎热的日子，但在太阳还没出来前，沿河地区不时吹来一阵阵凉意袭人的风。夜，好像一块没有完全收拢的黑暗的幕布，始终透露出一线亮光。一队队辽军在那神秘的、透着亮光的黑夜里，越来越多地从原来驻扎的营房里涌出来，集中到指定的渡口去。他们兴奋地准备渡过这一条他们渴渡已久的界河，大战一场。

虽然绝大部分的辽军都有着出击的思想准备，虽然耶律大石的军事计划经过缜密的考虑和紧张的部署，在实施过程中，大家都力求按照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正确执行，可是他们仍然做不到这个。因为任何一场战争都不可能像建房子那样，按照预先绘制的施工图就能精确地建造起来。各式各样事前难以预料到的因素，阻挠和改变了原定计划，使它无法全面、正确地执行。有的队伍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以后，忽然又发生新的情况，推迟了出发的时间。有的队伍在顺利前进中被其他交叉地行进的队伍阻挡了去路，不得不在混乱中停下来等候。应当集中到甲处渡口来的部队，由于在黑暗中迷失了道路，随着别人的队伍集中到乙处渡口来了，两个队伍并在一起，变成为一支强大的攻击力量。原来指定的丙处渡口，忽然发现事前没有估料到的障碍，部队自动转移到原定计划中没有的、而且确比原定计划要好得多的丁处渡口待渡。他们未经请示上级，因为他们找不到上级在哪儿，他们也没有接到新的命令，因为上级也找不到他们，不了解他们对计划的实施情况。大家遵奉着比计划更有权威性的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形，通过大众与个别人的意志，临时作出决定和修改，兴高采烈地准备渡河。

按照计划在何时何地渡河作战，这还是次要的，大家兴高采烈地准备渡河作战，这才是最重要的。耶律大石作为全军的统帅，其重要的贡献不在于制订出这样一分出击计划，而在于他了解、掌握、培养、扩大了战士们的这种情绪，并且把它集中使用在突然的一击上。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把握胜机。

但这不是说作战计划就不重要了。

计划没有被精确地执行，而且事后证明，被临时修改的计划的大部分都比上级原来规定的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但它毕竟是自发的，不是出于领导者的统一意志，没有经过全面平衡。因此在渡河之初，各处渡口都出现了不是耶律大石事前估计到的程度不等的混乱，这给予宋军以可乘之机，但是辽、宋双方的战士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骚动的辽军一心只想渡河去攻击宋军，没有想到自己也处在被攻击的危险中。防守的宋军很早就发现有大批辽军从后方出动，集中到河沿来准备渡河，有的已在开始渡河。防守部队急忙把这个警报一层层地转报上级，自己守住阵地。眼看辽军的活动越来越颓繁了，却没有采取任何阻击行动来阻止敌军的渡河。

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战斗意志。

假使宋军是士气旺盛的、是坚强的，假使他们处在一场常规化的战争中，那么不待上级命令，任何一个中下级的军官，任何一个战士都会利用辽军渡河前和渡河中的混乱情况，毫不犹豫地、主动地、痛快地出击了。这在有名的《孙子兵法》中叫做：“兵半渡而击之。”战争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有益的经验，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收到预期的战果。即使没有读过兵法的战士，从实践中，也都懂得掌握这个有利时机出击，化自己的被动地位为主动地位。

但是目前的宋军远非如此。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处于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中。他们机械地执行任务，在规定的地点巡哨，在规定的范围中发射旗榜，到了规定的时刻收队、接班，这一切都是上级要他们做他们才做，与他们自身痛痒无关。使本来应该与战争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战士们变成这样麻木不仁，这是一个蹩脚的司令官从反面发挥的最大效果。宣抚司一道荒唐的禁令，李孝忠事件的处理，给予战士们的心理打击实在太巨大了，他们已经丧失过河去一击的信心和决心，虽然到了如此必要的时刻，他们仍然鼓不起和敌人拼一拼，同归于尽的勇气。

不仅士兵如此，中上级的军官们萎靡更甚，听到这样紧急的警报，他们也是心中无数的，都怕负起责任来。他们唯一可行的就是把情况上报，把责任迅速往上推，等候更高级的军官决定他们的行止。

士兵们都挤到河边来，利用拂晓前越来越明亮的天光观察辽军的动静。他们指指截戳，大声地议论、叫嚷，互相转告他们看到的辽军的动向，好像他们是一群隔岸观火的旁观者。这时辽军忙于渡河，也并不急于要把这批对他们并无妨碍的宋军消灭，因此在真正的战斗开始前，双方似乎保持着不仅不是敌对的、而且还是互不侵犯的友好关系。

“这一彪全是骑兵，”著名的“千里眼”说。他是最初发现辽军活动，第一个向军官汇报，并且奉命留在原地上继续观察对方动静的士兵，因此拥有最高的发言权。“后面又一队接着一队地跟上来，都是披铠带甲的，好不威武！”

“听他们铁甲铮铮，马蹄又跑得拍挞拍挞的，想是从燕京直跑到这里，一夜功夫，把他们跑得黄汗直流、白沫满口。”一个“顺风耳”补充了千里眼听不见的声音，并且毫不怀疑从声音中听出这支部队是从燕京跑来的，他似乎还听见辽皇帝坐在燕京城里金銮殿上正在发号施令的声音。

“远迢迢地从燕京调来了军队，把他们的老家底都搬出来用上了，可知今天要在这里大干一场。”

从燕京搬来的骑兵，这个结论，已经得到大家无条件的公认，有人问道：

“燕京离开这里有几程路？”

“好像东京离开这里一样远近。”

“远在天边，近出眼前，”顺风耳为了保卫从燕京来的结论不受攻击，马上补充道，“从这里渡过白沟，再渡过一条混同江，走过蓟州、临潢府，这就到了燕京府，比咱们的东京要近得多了。”

“他们一不敲锣，二不打鼓，”千里眼故意问道，“尽在呜嘟嘟——呜嘟嘟地吹着什么？”

“这叫做‘海螺’嘛，”顺风耳对一切音响都有渊博的知识，“俺识得这个东西。在西北战场上，河西家不用这个，只用觱篥。”

“这不叫海螺，”千里眼幽默地笑起来，“叫做法螺，你老兄刚才吹的什么混同江、临潢府，吹的就是这个大法螺。”

“你听他们呜嘟嘟——呜嘟嘟地吹得这样好听，”另一个吹得更大的法螺的士兵插嘴道，“这吹的叫做‘昭君出塞’。你们可知道有个头戴大红兜，身骑银鬃马的王昭君，停会儿还要弹着琵琶，前来犒赏军队呢！”

“哪里是什么王昭君？这一回想是他们的什么萧观音亲自从燕京跑来犒赏军队了。看看这个观音娘娘，今天大家要开眼界了。”

“呸！”一个士兵吐一口唾沫，故意做了一个鬼脸，夸张地说，“俺听了你的话，真道是萧观音来了。张眼一看，谁知道只看见一个长着锅底脸的黑大汉，骑着乌骓马在河沿岸跑来跑去，好不丧气！”

“兄弟们休得胡噪，”负有正式使命的千里眼忽然一本正经指着对岸说，“大家看那拖到河滩边上来的黑黝黝的家伙是什么鬼东西？”

“一条船。”

“俺跟你打赌，没边没缘的，是一条筏子，哪里是一条船？”

“那边不是又拖来了几条筏子？看样子他们想扎起一座浮桥来，”千里眼又指着那边说，“好兄弟，烦你的飞毛腿，跑到都头那里去报告一声。”

“又是全身披挂的人，又是全副兵装的马，凭着这几条筏子，就能把这许多人马都渡过来？”有人替辽军操起心来，唯恐他们渡不成河。

“别小看了筏子。咱们大军渡过黄河时，那里的河岸高、河身宽，河水又急。凭着几只皮筏，几个来回，就把咱们都渡过来了。怎见得番子们就不能用这木筏渡河？”

“那砍去了头的牛皮，是要吹足气，扎缚起来，才能作成筏子渡人的。”这一位也对法螺专家开起玩笑来，“老哥吹得好大的牛皮，当年倘非老哥去吹，别人哪能吹得这样气足！”

“可不是全靠俺吹胖了牛皮筏，才把你载渡到这里来看锅底脸的黑大汉，今天算你小子的运道高，天没亮就碰上丧门神。”顺风耳顶水推舟地进行反击。

“那里不是有几条船驶来？”有人高声地喊起来，好像发现一片新大陆。

“怕什么，俺看鞑子们笨手笨脚的，就是撑不动船。你看过了这半天，才驶动得那么一小段路。”

“北人骑马，南人驶舟，真是各擅千秋，”有人感叹地说。

“他们连人带马，共有六条腿，俺爹娘只叫俺长两条腿。停回儿交起锋来，俺的两条腿倒要和他们的六条腿较量较量，看看是谁强谁弱？”

“交锋”这个词儿才使他们比较清醒地回到现实世界，想到这场“交锋”的一个方面可能就是他们自己。

在河边作“壁上观”的士兵们。亲眼看到敌军准备渡河，即将渡河，正在渡河，没有一个人怀疑他们渡河过来的目的是要进行一场厮杀。他们中间也很少人想到自己首当其冲，马上就要成为厮杀的一方。因为他们在思想中没有战斗的准备，他们的上级没有让他们准备好随时迎击来犯之敌。他们没有以一矢相加，阻止辽军渡河。他们不知道这场大厮杀将以怎样的形式开始，将以什么结果收场，特别不清楚在这场混战中自己应该作什么，怎样来发挥一个战士应当发挥的作用。似乎这一切都要由上级来决定，而上级之上还有上级，说不定要等到官家下一道圣旨，才能决定他们是否可以挺身迎击。这一切都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他们还来得及在河边上打三个瞌睡。他们就是在这样谈笑风生中白白浪费了最宝贵的一个、两个时辰的。

等到种师道、种师中、王禀、姚平仲等高级将领看到形势不妙，临时作出还击的命令，亲莅前线督战时，时机已经太晚，辽军已在大部分的渡口渡河成功，形成燎原之势，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了。

这是士兵的失职么？这是中下级军官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么？不！他们都是宣抚司的错误决策的牺牲者。宣抚司的错误决策，现在受到应有的惩罚了。即使这样，即使辽军的攻势已像潮水般地涌来，也没有任何历史记载说到当时身为宣抚使的童贯听到紧急的战报时有过什么思想活动，下令采取什么应变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