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人衡量新闻的价值，不是决定于它的重要性，而是决定于它的新鲜感。一切头号新闻都不具有凝固性，因为一切新鲜的事物都不可能永久保持新鲜。汴河中网得的鲤鱼，要不是趁着新鲜烹治吃了，虽有冰窖可以冷藏，到头来只好腌了当咸鱼吃。虽说咸鱼也有它的市场，毕竟咸鱼的价值大大低于鲜鱼。新闻也是一样，总是新陈代谢的，一切冷藏过、腌过、腊过的新闻，势必要变成“旧闻”，乖乖地让位于新的“新闻”。

加速战争新闻代谢的是五月中旬开封府公人破获了一件惊天动地的“鬼”公案。

有人利用已经炎热起来但在那里并不潮湿的气候，“垄断”了一段久已堙塞的地下水道，进行名副其实的黑市买卖。起初只是依靠一两盏鬼火，在暗中摸索着做些小买卖，吃亏便宜，一半凭手气、碰运道。他们自己称之为“鬼市”。后来营业范围扩大了，索性把大段的地下水道分隔成为一个个小房间，招引得大批男女前来饮酒作乐，赌博幽会。这时虽然已经明烛辉煌，人语喧闻，其热闹的程度不亚于地面上的“樊楼”（丰乐楼）和东西鸡儿巷之盛，但他们自己还是谦逊地称之为“鬼樊楼”。

东京人对于法律概念是模糊的，执法者——破获这件公案的公人头儿开封府尹盛章本人就经常在地上的“樊楼”摆酒席宴客，也免不了要赌博作乐，并且还以参加更高级的执法者殿前司都指挥使高俅在东鸡儿巷赵元奴家里邀集的欢宴为荣，如果有那么一次不在被邀之列，就要惴惴然唯恐有什么灾难临头了。河北都转运使詹度、河北转运判官李邺经常派人、有时自己也抽空到京师来，把大批军需物资在市场上抛售，然后又叫人出面收购了，再以重价转售给转运部门。所有这些都是在法律保护下公开进行的，谁也没有提出异议。为什么仅仅隔开三尺地皮，在“鬼樊楼”中饮酒作乐，在“鬼市”作些将本就利的买卖，转售一部分军用剩余物资，饮些官儿们盏底余沥，就算是犯罪呢？谁也不能够解释这个问题。

更加奇怪的是：“鬼市”、“鬼樊楼”的经营者和入股者自己先就有了犯罪意识，感觉到在这里开张营业，招徕顾客，不太有保障，要找个可靠的后台靠山。他们找的后台不是别人，正乃是专管这一类犯科作恶的案件的高俅和盛章。前台与后台成立了默契，四六折账，前台每天用大秤秤了上百两银子给后台送去，他们都欣然笑纳了，人们管高俅叫“大掌柜”，管盛章叫“二掌柜”，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内幕之内还有内幕，据说包庇黑市，坐地分赃的还不止高、盛两个，内押班张迪也轧一脚，被称为“内掌柜”。这项小小经纪是通了天的，据内掌柜透露，“凭咱家一句话，还有人敢在官家面前道个‘不’字？”可是台后老板之间有时分肥不均，闹起窝里反，掌柜们一翻脸，把小伙计作筏子，连带顾客们一起遭殃，被捉进官里去。为什么日进斗金的后台老板不但逍遥法外，还老着面皮高坐在堂皇上审讯这干人犯？而钻营一些蝇头微利的小伙计倒要锒铛入狱、吃官司、打屁股？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

东京人对于吃喝玩乐的门槛虽然精通，对于司法问题却是不求甚解的。他们接受法律的统治，承认铁索、狴犴和板子的权威性，准备有朝一日也去尝尝它们的滋味，这就是朝廷赋予他们的特权。至于对法律的解释权，那是属于执行者的事情，他们无权过问，也漫有兴趣去进一步探索。

他们只对发明创造这件闻所未闻的地下奇案感到兴趣，特别对于“鬼樊楼”这个新颖奇巧的名称大为激赞。

所有进不去樊楼的人因为把“鬼”字按在樊楼上面而产生了痛快感，他们本来也把在地面上的樊楼中进出的人看成为另外的一种族类——鬼。这种族类经过不断膨胀发酵，早已失去人的正规化的形式了。

反之，有资格在地面上的樊搂进出的人也因为这个奇巧的名称而产生了自豪感，他们本来就把进不去樊楼的人看成为另外的一种族类——鬼。这一族类必须经过一番加工改造后才能升格成为一个人。

进不进得去樊楼恰巧是把东京人划分为两大类的自然标准。但不管哪一类都对这个案件感到兴趣，都因为把这个鬼字按到对方头上去而感到舒服。因此这一件哄动全城的公案，能够在一段时期里，取代战争，保持了头号新闻的荣誉地位。

东京人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熟练地滑行着。

没有一件新鲜可喜的事情会遭到他们的冷遇和歧视，但他们也同样追求原来生活轨道中的一切。他们还是忙着逛相蓝、赶庙会，在这个新的季节里，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每天骑马、乘轿或者步行着涌到万胜门外的金明池去看“小傀儡”、“小秋千”等永远看不厌的精彩节目。金明池是京郊著名的风景区、游乐场和大市集。人们宁可跑十多里路到这里来尝尝著名的“水饭”，“摩睺罗饭”、“水螺蛳”和簇新应市的“凉水绿豆汤”等等，虽然这些小吃同样也可以在城里吃到，而且比这里供应的还要价廉物美。

不忘故旧，旧中翻新，新的又要刻意求精，东京人的生活轨道就是这样螺旋上升的。

唯一的不同，就是一年一度在金明池举行的龙舟夺标竞渡，今年由朝廷明令宣布暂停一年。推迟的公开原因是参加比赛的双方——代表宫廷的龙翔队和代表水军的虎翼队，都有许多好手到前线去参加战争了，剩下的成员不足成队，比赛只好暂缓。只有这一件令人扫兴的事情，才使人淡淡地想到离开京师一千里外的河北地面还有一场近乎端阳节龙舟竞渡这种性质的伐辽战争尚在进行，还没有分出胜负——一场多么令人厌烦的竞赛。此外，再也没有人想起或谈到这场战争了。

东京人像当初对这场战争这样狂热一样容易地冷淡它和忘却它，它早已被抛出东京人的日常生活轨道以外了。

不但老百姓如此，官方似乎也同样忘记了这场战争。

朝廷的文武官员也是熟练地在仕宦生涯的轨道上滑行着，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遗漏。当然他们也要旧中翻新，新的刻意求精——在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技术技巧上。他们照样在一些人面前做矮子、在一些人面前充胖子，得意者在朝堂上弹冠相庆，失意者在十里长亭外黯然消魂。这一切似乎都还按着老调子进行，但事实上已发生不少新的变化。

入内内侍省都押班张迪这部活的《缙绅录》敏感地反映出官场的浮沉升降。他不是对某些人更加笑颜相对，喜气迎人，便是对某些人把面孔拉得更长了，觌面相逢，也不屑点一个头，竟然扬长而过。他的这架政治气候测温表每天都在指示寒署炎凉、晴雨干湿，显出高度的灵敏性。

当前的政治气候是在朝的王黼一派人的气温更加上涨，在野的蔡京一派人的气温更加下降了。除了张迪的面部表情不断变化外，还有下列一事为证。

五月初，致仕公相蔡京借大相国寺一连三天拜梁王忏，大做水陆道场，为祖宗荐福。现任太宰王黼当然要去拈香行礼，这是礼所当然的。王黼到了大相国寺只行了一个礼，说两句应酬话，打起轿子就走，前后不过一炷香的时间。这是在朝派应有的权利，使他们易地以处，也是这样做的，谁也不能提出异议。

引起轩然大波的，是王黼行经大殿时，一眼瞥见佛龛前的黄幡上写着蔡京一长串的官衔，这些官衔虽然在事实上已经失去时效，成为“瓒”货了，但写在黄幡上却还是十分辉煌的。王黼不禁对自己嘀咕了一句：

“不想蔡元长时至今日还有许大官衔！”

姑不论这句话包含着多少讽刺意味，也不说“时至今日”这四个字藏有什么机锋，蔡京自从当上执政以来，人们对他的称呼也不断高升，由“大资”到“参知”，到“相公”，再升到人臣的颠峰“公相太师”，已经历有年所，他的这个元长的表字至少在口头上已被人家遗忘了二十年之久了。不想一旦热锅子里忽然爆出一颗冷栗子，王黼有意忘记了他在仕途上要比蔡京晚进三十年的事实，忘记了他本来就是蔡京的门下，受过他的赏识、提拔，多年来相公公相不离口，叫得比别人更亲热、更响亮的事实，今天忽然在大庭广众间，当着蔡京子侄的面，直称起蔡京的表字来。在情理以内的架子，大家固然习以为常，事情做得过火了，叫人下不得台，就会引起反响。叵耐蔡京的门下人，包括哼哈二将余深、薛昂在内，明明听见了，不以为忤，反而逢迎拍马，无所不至，恨不得一躬到地，把王黼一直送回相府。就中薛昂表现得格外起劲，他一个劲儿地拉住王黼的轿杠，跟着轿班走路，口中还念念有词道：

“太宰目前正在百尺竿头，青云直上，将来勋业功德，当与伊吕比隆，正当于三代中求之。眼前区区，何足道哉！”

这番话迅速回传到蔡京的耳朵里，元长的称呼已叫他十分受不了，何况又是“眼前区区，何足道哉”，简直是把他看成了一堆垃圾。公相今天总算尝到薛大鼻子的滋味了，他一时沉不住气，不由得指着两尊正在斗法的罗汉塑像，发挥道：

“上首两尊罗汉斗争，兀自胜负来分，叵耐下首的小鬼，先已倒向一边。怎知佛门森严，轻易出得门去，休想再回进来。”

薛昂的倒戈酝酿已久，本是意中之事，但是一向以涵养功夫出名的蔡京，居然说了这样一句缺少含蓄的话，恰恰说明在目前朝局的斗争中，他所处的劣势地位。懂得这一点，就不用奇怪在那三天的道场中，善打抽丰的张迪居然托病不出，仅仅派了一名中等内监，代表他去相蓝行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