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天主教贵阳教区的全体传教士，终于在期盼中接到了“传教士护照”。该护照是大清国总理衙门发出，经法国驻华公使馆转寄而来的。贵州的法兰西传教士每人一件。手捧护照，主教胡缚理及神父仍各、本多鲁、文乃尔、梅西满等人皆欣喜若狂，纷纷奔走相告。比尔·胡缚理当即决定，要在适当的时机持护照前往贵州军政大吏衙门，会见田兴恕、何冠英等主要官员。他相信这样一来，便可取得贵州官府对传教活动的正式承认。

为了体现隆重气氛，同时更是为了显示一下法兰西帝国的威风，胡缚理不但拨出专款订做了华丽的服饰和舆轿，并且选配了庞大的仪仗队伍和随从人员……

四月初四日上午，胡缚理由贵州主教府的“外事司铎”仍各陪同着，俨然以巡抚、提督一级的排场，浩浩荡荡出现在贵阳街头。

但见胡缚理乘一顶紫色显轿，身挂紫带，头戴方巾帽，并由一百多人组成的仪仗队前呼后拥，好不张扬！

胡缚理先到巡抚署会见贵州巡抚何冠英。

何冠英和当年一样，对洋人、洋教极为反感；但是另一方面，他知道天主教弛禁已有枟中法天津条约枠明文规定。倘若再以十年前处理“福州事件”的思路处置胡缚理等人，这又似嫌不当。一时间，何冠英不知如何应对，因此，只得采取消极应付办法。

胡缚理在与何冠英见面之前，先指派外事司铎仍各向巡抚衙门称报：“法兰西帝国比尔·胡缚理大主教前来拜谒。”见面时，胡缚理不向何冠英行叩头礼，只行作揖礼了事。何冠英和在座官员对胡缚理态度冷淡，胡缚理却佯作不知。他出示护照时态度傲慢，并要何冠英承认其“传教特权”。何冠英对其更加不满！

何冠英委婉地告诉比尔·胡缚理：“汝等来此传教，可谓不逢其时，现省内情形混乱，外出传教，实有不便之处，并且，黔省教门已多，实无另增教门之必要。”何冠英还警告胡缚理，“今后，你教教徒中如有违法乱纪之事，汝等不能辞其责。”何冠英的言行举止，实在出乎胡缚理的意料，他悻悻然地离开了巡抚衙门。

接着，胡缚理一行前往六洞桥提督衙门，准备会见田兴恕。当他们到达衙门口时，此地冷冷清清，更无专人迎候引见。原来，胡缚理大闹排场，以巡抚级别的姿态出现之事，已为田兴恕得知，当衙吏报告忠普胡缚理已经来到提督衙门，忠普怒容满面，他指派衙役给胡缚理传话，称“提督大人有事，不能立即会见”。据此，衙役要胡缚理“安心等候”。

然而，过了许久，提督衙门没有任何官员前来引进。至此，胡缚理在提督衙门口站立等候，已经长达一个时辰。

胡缚理招摇过市的排场，早已引人注目，这时，街上行人见洋人站立衙门前瞻前顾后不知所措，便纷纷从四面八方拥来围观……

摩肩接踵的老百姓，在衙门口愈聚愈多，小小的六洞桥大街更是人声鼎沸，混乱不堪。再加上此时有“巡街军士到署换班，手中兵器鲜明，主教、司铎心甚疑惑，更睹军民人等交头接耳，胡缚理恐惧突生”。先是外事司铎仍各弃轿转入僻巷躲避，随即换上衣服急速逃走。接着，胡缚理也急忙脱掉新穿戴的服饰，弃轿离开了提督衙门。

在场围观的老百姓见排场显赫的胡主教徒步往回走，心中益发好奇，大家呼朋引伴，一直尾随比尔·胡缚理到了北教堂门口……

胡缚理刚走，提督衙门就突然响起一声号炮，衙役传呼“胡缚理入内会见提督”，殊不知，胡缚理、仍各一行这时已经逃往教堂。

街上群众争先恐后前来看洋人，教堂守门人无法阻止，群众涌入教堂，到处观看，议论纷纷，有的对洋人怒骂，二更始得安静。

当天下午，余怒未消的田兴恕去了巡抚衙门。他与何冠英商议后，决定由贵阳知府多文前往北教堂，警告胡缚理不要张狂！

胡缚理因在巡抚署和提督衙门遭到冷遇，并受到城中老百姓的嘲弄，同样是余怒未消，打算派仍各持“传教护照”继续走遍贵州官府。四月五日，贵阳知府多文通知仍各到贵阳府署公堂时，仍各和胡缚理一样趾高气扬、怒气冲冲，他要挟贵州官府尊重其“传教特权”，并称：“护照系总理衙门所发，有恭亲王印花，何得违抗？”

多文指出：“外来无论何人，本应好自为之，悉心遵守大清国法纪，此乃当前通行之国际惯例。然而，你仍各、胡缚理二人，虽口口声声自称‘法兰西神父’，却目无大清国之法律、纲纪，甚而在黔省省城中摆出排场，此为非法！”

双方就此展开辩论。最后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结果不欢而散。

枟中法天津条约枠枟中英北京条约枠规定的“传教特权”，在贵州却得不到封疆大吏的承认，胡缚理已经满腹委屈。现在，“传教护照”也不能在贵州生效，他更加气愤异常。便派法国传教士梅西满前往四川，会见逗留在重庆的法兰西驻华公使馆秘书德纳马，以商议对策。提督衙门的细作，探知了胡缚理的这一计划，迅速报告了田兴恕。

听说梅西满要去重庆找法兰西官员，田兴恕心里不由得火冒三丈，遂决意出面阻拦。

当梅西满刚一离开贵阳，田兴恕就亲自率兵追赶。哪料，刚追到沙子哨，田兴恕的坐骑马失前蹄，他摔下马来。无奈，田兴恕只得折回贵阳。但是，他驱逐洋教的决心却越发坚定。

咸丰十一年四月间，田兴恕接连三次指派夏堂发、陶四歪等人以“搜匪”为名，带兵查抄北教堂。官军几次进入教堂，那里都正在举行宗教礼仪，士兵挥枪驱赶教徒，并抄走了经像、祭品及各种宗教用品。同时，士兵还到包括胡缚理在内的各个传教士住室，抄走了他们的衣物、书籍等。胡缚理大肆咆哮却又无力制止，他只得写信给留在重庆的梅西满，要他向法国公使馆秘书德纳马告急，请求法国公使馆向清政府提出交涉。

这是田兴恕在贵州扑灭洋教的前奏曲。

接着，为了动员全省各级官府在适当时机杀掉洋人，消灭洋教，田兴恕同何冠英商议决定，由田、何二人联名向全省各府、州、县负责官员发出“秘密公函”，以便在全省各级官府中，掀起反洋教斗争。

“秘密公函”中这样写道：“径启者，异端邪说，最为害民！省中天主教，前因溷迹市廛，并无骇人听闻之事，是以姑予宽容。近乃肆行无忌，心实叵测，诚恐贻人口实，任意煽惑，尚祈台端，无论城乡，一体留心稽查。如查有外方之人，谬称教主等项名目，欲图传教淆惑人心，务望随时驱逐，不必直说系天主教，竟以外来匪人目之，不得容留。倘若借故处之以法，尤为妥善。世道之坏，已至于此，如欲力挽颓风，是在太守明府之尽心力耳，必无差谬，幸勿畏葸。如果办理得力，定当优叙；倘不经心，听任传习，一经查出，咎亦匪轻也。田兴恕、何冠英同顿。”

“秘密公函”发出之后，各州、厅、府、县官员皆反响强烈。在“省城南屏”的青岩堡，数年前就和赵畏三结下宿怨的刘立本等一帮绅耆闻之，更是禁不住拍手叫好。于是，一桩酝酿已久的外交纷争，终于在这咸丰十一年的夏天如约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