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东晋年间，佛教就开始盛行于江南一带。而到了齐武帝萧赜的时代，在皇室成员的热衷下，佛教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兴佛和信佛成了江南民众、尤其是高门士族的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萧梁立国不久，梁武帝萧衍即开始试行以佛治国。皇帝要减肥，臣子瘦断腰，在萧衍身体力行的推动下，士大夫阶层纷纷响应，一时间立寺造像成风。短短几年间，江南遍地寺庙，建康处处僧尼。就像他们相互斗富一样，兴佛，也成了士大夫们相互比赛的内容。你建像五尺，我一定要建像八尺，你造一寺，我必造十寺。寺庙越建越大，越建越豪华，士大夫们并不真正懂得佛教的真谛，而将世俗的生活引进佛教。京城的一些寺庙开始成为士大夫淫乱的场所，成为士大夫们骄奢淫逸的聚地。士大夫们滥养僧尼，一批批年轻人竞相涌进寺庙，华贵的寺庙里，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僧尼们不用劳作，却过着比一般百姓优越得多的生活。这种现象，引起一些上层人士的深深忧虑，于是便有郭祖深上书梁武帝，对佛教的滥殇提出一系列疑问。郭祖深在上书梁武帝的奏本中特别提到京城短短几年间寺庙发展到五百余所，僧尼过万的现象。郭祖深指出，陛下以佛教治国，这对于一个刚刚从战乱中走出的国家，是十分有益的。在灾难和饥饿中走出的民众，需要有一种平衡心理的精神机制，骄奢淫逸的士大夫们，需要一种提升境界的文化抚慰。但是，世上万物，物极必反，依佛教目前发展的态势，几年之后，必然会人人争当僧尼，尺土皆建寺庙。长持以往，国家将如何发展，百姓该如何生计？

梁武帝萧衍对郭祖深的奏本给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篇革除昏政，倡导节俭之风的有力檄文。武帝似乎也认识到佛教发展的不正常现象，由于戒律的松弛，导致僧尼违背佛教原旨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当他偶然在一些寺庙里发现大量酒器和妇女时，他开始意识到，必须有一个人去充当僧正，用国家的法律去管理这些寺庙，用佛教的戒律去约束这些僧尼。这个僧正的职务，慧超做不了，慧云做不了，智藏也做不了，能够做得了这个僧正的，那就是一国之君的自己了。虽然佛教史上的僧正多是出家人，但是，为了整治开始扭曲的佛教，他要做一个未曾出家的白衣僧正。

萧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慧超，得到慧超的赞赏。慧超说，当年在古老的印度，即有阿育王以一国之君成为白衣僧正。在阿育王的统治下，印度国内佛教大盛，人民享受长期的和平和稳定，陛下何不为佛忘躯，做一个白衣僧正呢？慧超并引《仁王般若经》中的说法，凡五浊恶世中一切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乃至天龙八部，一切神王、大臣、太子、王子，当有破灭佛法戒律的，可由国王设立的白衣僧官以戒律约束之。慧超说，酒，是造就人胆大妄为的根源，而杀生，从佛教来说，是断灭大悲种子的最恶劣的行为。慧超问他说：“欲正人，必先正已，完全断除酒肉，陛下目前做到了吗？”萧衍说：“朕做到了，朕在天监初即只食谷蔬，不食荤腥。”慧超又说：“断灭色欲，陛下做到了吗？”萧衍说：“朕做到了，朕不到五十即拒绝与女人共处一室，这是历史上的帝王少有的。”慧超点点头说：“陛下虽为白衣，却是一位真正的菩萨，一位皇帝菩萨。”于是慧超建议说，陛下可先向天下发布断酒肉文，号召一切僧尼，包括信佛居士等，严守戒律，首先从断食酒肉而开始。

对于很多士大夫来说，就像文学一样，兴佛只是一种时尚，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真正身体力行地奉持佛法、并以佛法的戒律来约束自己的人却并不很多。佛教的戒行是任何一个肉体凡夫所难以持受的。其最基本的戒条即是“五戒”，即“杀、盗、淫、妄、酒”。士大夫们可以做到不杀，不盗，但却难以做到不淫、不酒（至于不妄，即不说假话，那只有天知道了）。当时有两位士大夫，一名何胤，拒不纳妻但却食肉，一名周顒，坚不食肉，但却有妻，以致民间讥为“周妻何肉”。

天监十七年（公元518）正月，梁武帝萧衍于华林园召集千人参加的佛教四众无遮大会，他特地请来光宅寺慧超和尚讲解记载有断灭酒肉的佛教大乘经典《大般涅槃经》“四相品”。虽然此经上说明在印度的条件下，做到以下三条，僧尼即可食肉，即不为自己而杀，不见杀景，不闻杀声，但慧超特别强调，佛陀在此经中另有“究竟说”，即“断一切肉”。

慧超讲经毕，梁武帝萧衍当着佛教四众弟子发表了著名的《断酒肉文》，内容如下：从今天起，弟子萧衍于十方诸佛前，于十方一切尊法前，于十方一切圣僧前，与在座的僧尼们共同誓约，从现在起，僧众们还归本寺后，必须约束自己的私欲，遵从佛教的戒律，断除一切酒肉。凡不依照戒律，依然饮酒食肉，并以皇帝的权威作为赌注者，本人将以皇帝的身份予以惩治。梁武帝萧衍还说：“饮酒食肉以及不如法守戒的僧尼，不仅枉为僧尼，而如盗贼无异。在座僧尼，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既是公民，就有义务接受国家法律的约束，本人作为皇帝，也有权以皇帝的权威对不守戒条者加以惩治。”

梁武帝的《断酒肉文》发布之后，中国的僧尼们从此便将断灭酒肉作为行持的根本之戒，中国的寺庙中也开始有了素食的戒行。

这一年三月，僧佑等僧人向武帝提交一份议案，请求在建康周围禁止一切捕杀渔猎，以保护各类动物。这是一件大事，梁武帝萧衍不敢擅自施行，于是将这份议案提交内阁讨论，包括徐勉、周舍以及朱异等大臣对这件提案表示赞同，然而却遭到另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渔猎，皆为民生之一种，如果禁止一切渔猎，渔人将何以生存？猎人将何以为生？

武帝认为这些大臣们的意见颇有道理，于是对这份议案作了变通，今后一律不准用动物入药，宗庙祭祀，一律不准以动物作为供品。梁武帝此项法令刚一公布，就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争论。宗庙祭祀及供奉祖先，历代均用牛羊作为供品，现在供奉和祭祀中除去这些，是对宗庙及祖宗的大不敬，也是与武帝一向所奉行的孝道相违背。面对如此激烈的批评，梁武帝萧衍似乎有些招架不住了，他向几位近臣征求变通的意见。中书舍人朱异毕竟头脑灵活，他向武帝提议，可以用面形动物代替之。武帝先是觉得此法可行，但僧佑等人决不妥协，认为还是违背了佛教中的戒律，即“意杀”。于是，武帝不顾全国的反对，坚决发布命令，杜绝宗庙祭祀及供奉祖先活动中的动物及一切面形动物作为供品。

过了几天，梁武帝发布诏书：自即日起，一切布帛刺绣，不准出现神仙、飞鸟、走兽等形状。因为那些布帛是有可能被裁剪的，那些形象的神仙、飞鸟及走兽在裁剪过程中一定会受到剪刀的伤害。

四月初八，佛教中释迦牟尼圣诞。萧衍在光宅寺举行完太子佛浴佛大礼，立即宣布全国大赦，提前释放各类人犯两千余人，并拨出一亿钱，命司农卿张文休专门在集市购买鸟及龟鱼之类举行放生。

《断酒肉文》发布之后的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六月，梁武帝萧衍于华林园重云殿受慧超而亲受菩萨戒，法名“冠达”。从此，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号，人称“皇帝菩萨”。至此，梁武帝萧衍开始认为，他可以担当一名管理寺庙、约束僧尼的白衣僧正了。

武帝希望担当白衣僧正的想法首先受到僧人智藏的反对。这个叫智藏的僧人是谁，他怎么会有如此胆量公然对抗一国之君的这一决定？

当年最受萧衍喜爱的僧人宝志死后，就葬在建康附近钟山独龙阜上。为了纪念这位神异的僧人，萧衍在独龙山宝志墓旁建立一座庞大的寺庙开善寺，当时驻持该寺的僧人就是智藏。智藏出身贵族，属于吴兴高门，出家后，智藏在佛法上极有造诣，逐渐取得京城名僧的地位。梁武帝萧衍也将对宝志的怀念之情转移到智藏的身上，当年宝志可以不经请奏，随时出入于东宫太极殿，甚至可以随便地坐到皇帝的龙位上。现在，智藏竟也获得同样的权利。

六月十九，观音菩萨圣诞日，梁武帝萧衍于华林园召集僧尼大众一千多人，讨论白衣僧正一事。对于梁武帝萧衍自任白衣僧正，并制定相关法律，约束僧尼行为的请求，在场人无一表态。既无一表态，武帝便以为通过，然而场内突然一声吼叫：“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在场人无不惊得目瞪口呆。武帝抬头看去，那吼叫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宠爱的开善寺僧人智藏。

武帝很快从震惊中镇定下来，说：“当前僧尼多不读佛教经典，因此也不守戒律，而当今统理僧尼的僧正同样不理解佛教的戒律，如此现状，又何以统理全国僧尼？因此，朕不得不亲自担任僧正，统理佛法，依照佛法来制定律条以约束僧尼，有何不可？”

智藏说：“既然说到佛法戒律，请问戒律中有哪一条说在家的白衣可以担任僧正来统理僧尼的？”

武帝便搬出《仁王般若经》，其中即有“国王大臣等俗人为统理僧尼，可以设立僧官，制定法律，约束僧尼”一说。但智藏却强调说，《仁王般若经》是一部伪经。

武帝又说，浩浩经藏，是历代佛典翻译者为佛教能在中国社会的生存，才不得不采取的变通体例。你能说三藏十二部，哪部是当初释迦牟尼所说，哪句话是后人的伪造吗？当然不能。

智藏当场征求僧尼的意见：“有谁同意皇帝陛下为白衣僧正，并重新制定法律来约束僧尼行为的？”既然有智藏带头，在场的僧尼就不再顾忌，于是纷纷发表意见，归结为一句话：根据佛教的戒律，不论国王还是大臣，只要是未出家的白衣，就无权担任僧正，无权重新制定法律约束僧尼的行为。

直到这时，武帝这才意识到，僧尼，已成为这个国家不可抗拒的潮流。他也这才意识到，郭祖深的上书是何等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