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贪官污吏掏空了国库 第五节

费淳等人接到皇帝的诏书,进一步地深挖细查,很快便查明,在藩司方面,瞻柱任内虚收之数量多,有十九万余两;颜检任内次之,为六万二千余两;郑锦任内为二万二千余两;同兴任内为二万余两。在总督方面,颜检任内最多,虚收银达二十万八千余两:胡秀堂任内次之,为六万二千余两,梁肯堂任内二万二千余两;陈大文任内为七千余两;熊枚任内为二千六百余两;姜晟任内为一千五百余两。

嘉庆皇帝接到如此详细的报告,对费淳等人的工作甚为满意,很快传下命令,直隶司书王丽南及州县官陈锡钰、徐承勋等二十余人抵法,处以极刑并查抄家产;对于失察的历任直隶总督、藩司,亦各按其任内虚收数目多寡,分别予以惩治,除病故多员外均交部严加议处,侵亏各数,俱令在各任总督、藩司名下分赔;已故各员,亦当责令其家属按数追缴,对于在职的人员,也很快给予处理。现任总督颜检革职,充军发配至乌鲁木齐赎罪;同兴亦革职;姜晟、陈大文、熊枚降为四品京堂;袭行简在藩司及署督任内,均有虚收情况,但他在交接时,曾奏明藩库款项未清,著庆格接手后查办,故给予革职留任;吴熊光在接任藩司时,对前任之虚收情况未有查出,虽有失察之咎,但在本人任期内,由于对下属管察较为严格,未有虚收情况,故只交部议处。

嘉庆皇帝一次处理如此众多的地方大员,这对于后来心慈手软的嘉庆皇帝来说,虽不可说是绝无仅有,但也着实不多见。各级官员似乎从嘉庆皇帝的这一举动中看出,嘉庆皇帝惩治腐败,不再只是挂在口头上的了,要动真格的了,一些平时行为不端、手脚不干净的官员也要有所收敛了。

一次处理如此众多的地方大员,各级官员在感受着皇威的震慑。当然,作为皇帝的嘉庆心里也十分不平静,一个问题久久地萦绕在他的脑际之中,究竟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地方官员胆敢如此铤而走险?从这件事中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

这一天上得早朝,各位文武大臣分别呈上奏章后,嘉庆帝问道:“各位爱卿,还有什么要启奏的吗?”

众位大臣齐声回答;“启奏完毕,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按照惯例,这些大臣们以为皇帝问到这话,该是退朝的时候,他们也该去各自办自己署中的事了,哪曾想嘉庆帝话锋一转:“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众位爱卿,直隶司书王丽南一案虽已过去,该处罚的也处罚了,其他官员们也都以此为戒,但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样牵扯人员如此之多,作案时间如此之长的案件,为什么会发生呢?请各位爱卿发表发表高见。”

皇上这么一问,可真把诸位大臣给问住了。要知道,处理王丽南一案,皇帝的决心之大是十分少见的,且凡是有所牵连的都受到了惩处,大家都唯恐避之而不及,谁敢轻易在皇帝面前谈到此事,倘若言语中稍有不慎,被认为与此案有牵连,那可真要吃不了兜着走。谁知皇帝葫芦里又卖的是什么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都想到了一点上,只听大家齐声高喊:“臣下愚昧,吾皇圣明,愿听吾皇高见,请皇上不赐教。”

看着叩头如捣蒜的诸位大臣,嘉庆帝似乎明白了大家的心思,道:“诸位爱卿,既然你们不愿讲,我就讲给大家听一听,望大家从中吸取教训……”

嘉庆帝锐利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眼,众大声齐声高喊:“愿听皇上教诲。”

嘉庆皇帝清了清嗓子说道:“直隶司书王丽南一案之所以能够发生,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主要是制度不严。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法,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每个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周密、详尽、严格的制度,杜绝一切可能出现的漏洞,否则的话,就可能为一些心存不良的人钻了空子。直隶司书王丽南之所以能长期以来以假印弊,还不是因为直隶的立法不严,杜弊不周,阘茸因循,至于此极。通过此案,对于今后直隶的藩库及各州县的批解银两,应该如何定立章程、定立哪些制度,从哪些方面去堵塞漏洞,我已经责成直隶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员裘行简、庆格等人认真研究,仔细斟酌,考虑一个周全的方案上奏我处,也好为其它各地借鉴。这第二点原因,当然是用人方面。朕深为忧虑的就是,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多,疲玩者多,因循观望,大臣不肯实心,而不少人仅知道的是自保身家,如何升官,如何发财,这、这、能不是国家的忧患吗?……”

嘉庆皇帝说着说着动了感情,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各位爱卿都知道,我大清朝建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列祖列宗留下的各种法规也不可谓不全,但仍然不时出现这种或那种案件,这根本原因就在于用人,因为任何制度都是人执行的。有了制度,大家都能够自觉地执行,那当然令诸事皆顺。如果仅有制度,大家不去认真执行,那制度就形同虚设,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那制度就没有一点用了。直隶总督府以前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制度,关键在于各任官员没有认真地督察、执行,才给那些奸吏以可乘之机,几乎直隶各任总督、藩司在任职期间都出现过虚收、冒支,那唯有吴熊光任内没有出现过虚收。原因何在?”

嘉庆帝说着扫视了大家一眼,又继续说道:“原因很明显,就在于人是如何执行制度。我们从审案过程中知道,那些被讯问的人员都承认,吴熊光任内之所以没出现虚收,是由于吴熊光督察严格,他们都惮其查察,不敢作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同一职守,实心任事与庸碌因循,情况就大不一样。诸位爱卿,你们以为如何?”

“皇上所言极是,切中肯肇,臣下受益非浅。”

众大声齐声答道。客观而言,嘉庆皇帝的总结,应该说是击中了问题的一些要害,当然,作为封建专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他是认识不到,贪官污吏之所以层出不穷,其根本原因就在封建专制制度本身。

发了一通如此的议论,嘉庆轻轻地“吁”了一口气,心里似乎轻松了一些,王丽南一案暂时平息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此时,一位武官打扮的人在太监的引领下来到了嘉庆皇帝的御座跟前,但见那人“扑嗵”一声跪倒,先是一阵嚎陶大哭,哭得嘉庆帝莫名其妙。嘉庆帝毕竟是一国之尊,胸有成府,有容人的海量,耐着性子等那人哭完之后,和颜悦色地问道:“你有何事,有什么委屈,请慢慢地说来,朕为你作主!”

“我乃受水师提督派遣,特来向我皇汇报近来海疆情事!”

来人答道。“海疆情事,近来海疆情况怎么样了?”

嘉庆急切地问道。

嘉庆皇帝自从即大位以来,有两件事是最令嘉庆帝感到头疼和棘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前面已经叙述的:嘉庆帝即位的第一年,公元1796年,川、楚一带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农民起义,嘉庆帝和其太上皇老子乾隆皇帝一起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调集各省人马,能征惯战之将士,放手鼓励地方豪强自办团练武装,靡费国库银近亿两,几乎花光了其祖上的多年的积蓄。为弥补此次亏空,嘉庆一朝甚至公开干了卖官鬻爵的事,历时九年,才镇压住这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正因为被川、楚白莲教农民起义军团得焦头烂额,嘉庆帝连为其老子乾隆皇帝的葬礼也没能隆隆重重地举行,这不能不是那位自称“十全老人”的皇帝身后的一件憾事,也令嘉庆帝感到耿耿于怀。而令嘉庆帝感到十分头疼的第二件事,就是浙、闽、粤等地海盗不断滋事,扰得沿海居民无法生产和安定地生活,因为这海盗不是一般的地痞、流氓、行为不端分子所为,而是内外勾结,兵匪一家,势力甚为强大。这外部势力是嘉庆帝感到最为棘手的因素之一。

乾隆五十一年,清朝的藩属国安南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内乱。安南国内的阮光平、阮光缵父子(俗称“新阮”)发动政变,从其国王黎维祁手中夺去政权。这一行为引起了黎维祁的外甥阮福映(俗称“旧阮”)的强烈不满,他遂以正统自居,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反抗,最后虽然阮光平、阮光缵父子基本上巩固了统治,阮福映的势力也仍旧存在。“新阮”虽然经过一番争战取得政权,但是也处于国破民穷,财政困难的境地,为维护其统治,阮氏父子就唆使其官兵出海为盗,掠得钱财与阮氏政权“分红”,从而弥补其财政上的一部分亏空。这些海盗的目标首当其冲地就指向了势单力薄的中国商人,同时不断骚扰沿海居民,沿海居民为此灾害连连,叫苦不迭。乾隆皇帝曾因此发兵征讨安南,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是到了嘉庆在位时,海盗仍常年出没于沿海,特别是嘉庆二年,一批海盗在罗亚三的率领下窜至中国沿海,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引起沿海人民的强烈愤怒,震动了清廷。清朝出动水师,经过艰苦作战,俘获了这批海盗。经严刑拷打审讯,查明这批海盗的头目为罗亚三,内有安南总兵官十二人,安南乌槽一万余号,并有缴获的官印、旗帜等实物为据,这都足以证明海盗实受安南国王阮氏的支持。此时正被农民起义困扰得焦头烂额的嘉庆帝,虽然感到这是属国安南对天朝上国的至上尊严的明目张胆的藐视,如果此时出兵讨伐安南,也可以说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但嘉庆帝经过审慎考虑,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好大喜功,而是十分克制,只是通过军机处谕示两广总督说:“……是此次乌槽夷匪,皆得受该国王封号,其出洋行劫,似该国王非不知情,若令会合,彼岂肯听从,且内地人民出洋为盗,尚不能官为禁止,何况外夷,倘安南藉此抵饰,何从与之三分辨,又岂值因此生事,兴师征讨该国耶?!去庆等惟当于闽、粤、浙三省洋面,通同会擒,遇有外洋驶入夷匪,无论安南何官,即行严办……”

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一向如此谨慎的嘉庆帝,此时又该当何为呢?

来人听嘉庆帝询问海疆情况,且口气是那样的焦急,那样的关切,急忙用衣袖揩干了眼泪,抬起头回答道:“我皇圣明,我等大清水师官兵,向来恪遵皇上旨意,从不轻开外衅,而是忠于职守,严格训练,日夜巡逻,常备不懈,时刻守卫着我大清海防。但那些外夷海盗,看我等官兵并不主动击出,以为示弱,不断滋生事体。同时海宽洋阔,我等兵少力薄,尽管我们都尽了力,但仍有一些海盗不断窥探时机,出没于沿海各地,扰我居民,劫我商人,沿海居民人心惶惶,正常的生产贸易无法进行,人们毫无安全感可言。此次事件,更是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

“此次情况如何?”

嘉庆帝打断来人的说话焦急地问道。

“这次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来人回答道,“前一段时日,沿海一带连日来阴雨连绵,风高浪急,商人和渔民眼巴巴地望着天,困在家里不能动弹,而这些以海为生的人,心里该是多么的着急。这一日,天晴气朗,一改往日的阴霾,海上风平浪静、碧波万顷,有经验的渔民也凭经验断定,这天必定是一个难得的好天,何不趁此出海,辛苦一番,讨回一点生活。于是渔民们和商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成群结队,欢天喜地地出海了,打渔的打渔、经商的经商,好一番热闹景象,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在为有很大收获而沉浸无比幸福之中的渔民和商人们,却不料一场巨大的灾难逼近了他们。本来碧蓝如洗的天空,忽然间乌云滚滚,狂风大作,大海中掀起了如小山似的巨浪。求生的本能驱着这些渔民、商人们纷纷逃命,其中一行十几只小船在一位航海多年、颇有经验的老艄公的引领下,很快来到一处三面环岛,只有一处狭窄入口的天然避风良港。这行人在暗自庆幸他们的机遇好,很快地进囸入港内,但就在他们刚进完之后,一群早已藏在此处,以逸待劳的如狼似虎的海盗杀了出来。试想,这些老实巴交的打渔、经商为生的人们,哪里是那些打家劫舍的海盗的对手,不大一会儿,大多的男性渔民和商人们被那伙海盗杀死的杀死,打伤的打伤,女子们大都被海盗们掳掠而去,其中仅有刘振东、张大明二人大难不死,逃了回来。二人带着满身的伤痕,跑到我大清水师提督府报告了情况。皇上,你想想,我等水师官兵个个都是血性男儿,听到那些海盗杀我同胞,辱我姐妹,哪个不是气愤难抑,纷纷要求出战,严惩那伙海盗。随着水师提督的一声令下,大家是个个奋勇,人人当先,很快在刘振东、张大明二人的引领下,来到了那伙海盗藏身的避风处。进到港内,就见那伙海盗们有的在狂饮大嚼,有的在淫辱那被掠掳的女子。大家看到这不堪入目的一幕,个个怒不可遏,争先向前,杀向那海盗,很快这批在渔民、商人们面前不可一世的海盗们;纷纷败下阵来,一部分负隅顽抗的被杀,一部分跪地求饶的被俘虏,从缴获的物品中,我们还搜到了这样一件物品,请皇上过目。”

说着,那位军官把随身携带的一个黄布包裹递了上来。嘉庆帝打开一看,眉头不禁拧成了一团,原来,那包裹里包的正是安南国国王赐给这批海盗的印玺和文书,且文书中白纸黑字,说得清清楚楚,海盗的枪支弹药、船只补给由国家补充,抢得财物后四六分成,视财物的多少,功劳的大小,分别给予加官晋爵。这嘉庆帝怎能不气!

来人向御座上看了看嘉庆帝一眼,顾不得嘉庆帝正在气恼,又继续说道:“我等捉住了这批海盗回去以后,消息很快传了出去。不仅那些遇难的渔民和商人的家属齐聚在水师提督门前,哭天抢地,哀悼自己的亲人,其景象之惨实在令人目不忍睹,而且连其他的沿海居民也都自发地聚拢了来,他们纷纷要求严惩这批海盗,请求我皇帝兴发义师,征讨安南,以儆效尤。此时,不仅沿海的人民群众群情激愤,而且我大清水师的官兵也个个磨拳擦掌,纷纷慷慨表示愿作征讨安南的义师的前锋。卑职在此谨代表我北师官兵,向皇上表达我官兵的殷切心情,请求皇上快发义师,征讨安南,为我民复仇,扬我国威,安我社稷,固我海防!”

嘉庆帝听完了来人的叙述,示意下人把来者带下去安排食宿,殷勤招待,以示慰抚。嘉庆帝捻着其稀疏的胡须,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陷入了沉思。这安南国王,仰承圣恩,不思回报,却助纣为虐,扰我边民,掠我商人,着实可恨。“为民复仇,扬我国威,安我社稷,固我海防”,民心所向啊,名也正,言也顺,如果真的出兵那么一支义师,打它那么一仗,既灭了安南国海盗的威风,也长了我大清的志气,也能为我的皇帝生涯增光添彩,后来的史书也能大书特书,名垂青史!但这“打仗”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嘉庆帝作为一位三十多岁当上皇帝的人,虽然少了一些年轻皇帝的血气方刚,但他对国家的事务是相当了解的。其父乾隆皇帝好大喜功,为圆其所谓“十全老人”的梦想,不管条件具备不具备,仗该打还是不该打,最后硬是打了那么多的仗,成全了其所谓的“十全武功”。虽然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古训,使得嘉庆帝对乃父的行动不能有半点非议和微辞,但他的心里是十分清楚,正是他的父亲乾隆皇帝几乎败光了其祖上的产业,使他接下了一个烂摊子。如今内顾尚且不暇,还能轻言对外开战吗?大清的国力还能经得起战争吗?一系列的问题萦绕在嘉庆帝的脑海之中,嘉庆帝一时无法做出决断,他决定把这一问题交给大臣们议一议。

“众位爱卿,”嘉庆皇帝向御座下扫了一眼,发现御座分两旁站立的大多数臣子可能是被刚才来人的陈述所感染,脸上出现了难抑的愤怒之情,说道:“刚才来人所述的情况,想必你们已经听到了,朕深为沿海居民遭此不不幸,深表惋惜,你们看,我大清该不该兴发义师,征讨安南,以示惩罚!”

“皇上,”伴随着一声宏亮的声音,一位两鬓染霜,须发皆白,脸上刻满雪雨风霜的皱纹的老臣从队列中走了出来。“臣下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嘉庆定睛一看,走出来的大臣原来是其父亲的遗臣辜一铭,这些年来为巩固大清社稷没少出谋划策,忙谦和一笑,说道:“请讲,朕就是要你们各抒己见。”

“臣下窃以为,陛下圣聪,德加四海,兼统万国,兆民悦服,这安南国本我大清朝藩属,理当是年年来朝,岁岁来贡,以报圣恩,然而安南国不识君臣之礼,非但不履行属国之责,反而不断纵容其官兵犯我沿海,劫我商人,掠我居民,如果不出兵征讨,以示惩罚,这势必有损我大清皇朝的尊严,此应出兵征讨理由之一;出兵征讨的理由之二,沿海居民屡遭海盗骚扰,生产生活无法正常进行,群情激愤,此时出征乃顺天理、得民心之举;出兵征讨的理由之三,我大清朝不仅只有一个安南属国,还有那朝鲜、缅甸、廓尔喀等国,如果任由其纵容海盗而受不到惩处,这样我大清朝的其它属国也可能纷纷效仿,因此我皇理应兴发义师,征讨安南,为我民复仇,壮我国威。”

“臣以为不可,出兵打仗乃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又一位大臣急切地从队列中站了起来,走到嘉庆的御座前,“请慢慢讲来,朕愿听听你的高见,”嘉庆帝说道。“臣以为,出兵打仗最讲究的就是那‘天时、地利、人和’,从这三方面来说,我大清朝都不宜出兵打仗。第一,现在时值农历七月份,正乃天气炎热之时,而安南国更是酷暑之地,如我军劳师远征,这兵士首先不能克服的就是酷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可能相当一部分士兵,不会死于敌人的刀枪之下,而要倒毙于中暑;第二,要出兵征讨安南,遇到的又一个问题就是安南复杂的地形,特别是与我大清接壤之处,山高岭峻,坡陡沟深,林密草深,荆棘丛生,敌人易于隐藏,而我军处于明处,易受敌人袭击;第三,如若我出兵征讨安南,虽属义师,但是到了安南境内,也会引起安南民众的反感,同时,安南还会对其民众进行蛊惑和煽动,我大清义军必会遭到安南民众的袭击。基于此,臣以为万万不可出兵打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请我皇圣断。”

“不,这是一种懦弱的、惧敌的言论,”一位大臣怒气冲冲地从队列中站了出来,还未等嘉庆帝开口问他有何高见,他就急不可待地说道:“我大清建立一百多年来,兵多将广,威加八方,德惠四邻,外夷来朝,如今我皇屡出仁慈之念,而安南国不识大体,屡屡逞狂,理应征讨。首先,海盗的不断骚扰,已引起我沿海居民的极大愤怒,民心可用,师出有名,名也正,言亦顺;其次,安南国的阮氏政权并不巩固,其国家可谓是国破民穷,民不卿生,财政困难,军队战斗力虚弱,毫无抵抗力;第三,我大清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我大清的军队这多年也从未停止过战斗,士兵经历过战事考验,将领有指挥作战的经历。总之,我大清朝出兵安南,必获全胜,请皇上速下决心!”

“恕我直言,此仗万万打不得。”

又一位大臣从队列中站了出来。“为什么?”

嘉庆帝问道。“我皇圣明,臣以为这仗不可打的原因如下: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敌我双方的情况如何呢?臣以为,第一,我大清出师征讨,是劳师远征,天长日久,人困马乏,而敌方则以逸待劳;第二,出师征讨安南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军需补给,而我南方地区及安南北部皆为山区,山高岭崇,坡陡沟深,交通不便,运输不利,军需供给相当困难,如解决不了军需供应,军队势必会出现抢掠民众的现象,这必将弓愧人民的反抗、不满;第三,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大清朝的统治受到川、楚一带白莲邪教的威胁,我朝费时九年,灭了这股贼众,但为此我大清花费白银不下亿两,造成国库亏空、财政吃紧;第四,这……第四……”

“第四怎么样?”

嘉庆帝问道。“臣不敢直言。”

“朕恕你无罪。”

“谢皇上,臣以为这第四,就是我大清朝的军队在镇压川、楚白莲邪教的过程中表现不佳,并不是威武之师,而是纪律松懈,装备不良,战斗力虚弱,凭这样的兵力出师远征,臣以为取胜的把握实在渺茫。”

嘉庆帝听得这话虽然感到有点不自在,但也确实让这位大臣说到了实处,只是自己不便说出,想想确是实情。就那乌合之众的白莲教徒,起初势力并不十分强大,按说,大清军队一到,他们还不作鸟兽散,然而其势力却如燎原之火,最后整整烧了九年。

嘉庆帝理智、审慎且极为克制地处理了同安南的关系,谕示两广总督吉庆道:“海盗夷匪,得受该国王称号,其出洋行劫,其国王并非不知情,若令会合拏贼,彼绝不肯听众,但若出兵征之,则劳师苦民。且内地民人出洋为匪,尚不能官为禁止,何况外夷。尔等可与安南交涉,并于洋面严以会擒,遇有外洋驶入夷匪,无论何国何官,一体逮拿,当即正法,毋庸解京。”

后安南内乱,皇上谕令绝不干涉其内政。安南双方俱解海盗至大清,海疆于是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