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赈大臣李毓昌借着烛光一看，只见那两个女子寸丝未挂地站在床前，搔首弄姿，春光无限……第二天，李夫人的状纸便摆到了嘉庆的龙书案上，一场轩然大波就这样掀起了……

一连串的案子，对嘉庆的打击非同小可，广兴和英纶都是他所宠信的人啊。嘉庆的身体瘦削了，脸色也推悴了，加上天气渐热，穿的衣服渐少，远远地看去，显得似乎能被风吹倒似的。他时常想起阿哥时代自己和八阿哥、十一阿哥的对话。那时，八阿哥和十一阿哥曾影响他把他的胸怀放在春花秋月、高天湖水之间，如果那时听了他们的话该多好啊。他现在多少有点明白顺治帝当年出家五台山的传说可能是真的，如今，他的爱后早已崩逝，现在的女人只能使他放荡，他也似乎只能在与女人的恣意放荡中，来麻醉自己，放松自己。做人难，做个君王更难。

正当嘉庆帝长吁短叹的时候，山东省即墨县的一个村庄里，一个女人正焦心地等待着丈夫的消息。她似乎感到她的丈夫凶多吉少。她，就是嘉庆十三年的进士李毓昌的妻子林氏。丈夫是今年五月份前往江苏江宁报到候任的，说好了七八月间就派人来接她和他的族叔李太清，然而七月已过，八月也至，不但没见丈夫派人前来，就连丈夫的只言片语，她也无从收到。她隐隐约约地有一种预感：丈夫，肯定是出事了，肯定的。林氏的预感没有错，她的丈夫不仅是出了事，而且是出了大事。这事情大到嘉庆帝得知后暴跳如雷的地步。不过，在说她的丈夫李毓昌所发生的事情之前，应该先提一提另外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李毓昌的结局很可能就会是另一番模样。这个人，便是赫赫有名、以文章和书法驰名朝野、又以干练清廉深得嘉庆帝信任的两江总督铁保。

铁保，字冶亭，号梅庵，祖籍长白山下，先世姓觉罗氏，后改栋鄂氏，满洲正白旗人。其家族多出武将，父亲诚泰官至总兵。铁保独喜文，于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武英殿大学士阿桂管理吏部，见他介然孤立，无所附合，意有不可，急辩勿挠，尤为器重，屡加荐举，由员外郎迁郎中，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内阁学士。五十三年冬，乾隆帝召见，称赞铁保慷慨论事，有大臣之风。次年补礼部侍郎，历京师会试副考官、江南乡试正考官。嘉庆四年，铁保以吏部侍郎出任漕运总督，详定改革漕运章程十一款。七年底调补广东巡抚时，记历年行政经验二十二条，书石镌之堂壁，以告后任。八年初转任山东巡抚。是秋，黄河在河南封丘县衡家楼决口，淹及下游山东章丘一带十九州县，铁保亲临指挥救灾，为早日合拢决口，拨银三十万两解赴河南。嘉庆帝表彰他“心无畛域，深得大臣之体。”

十年正月，铁保升任两江总督，赏头品顶戴，成为管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这么一个大名鼎鼎的朝廷封疆大吏，怎么会同新科进士李毓昌搞在了一起？这话，还得从今年的六月份说起。

嘉庆十四年六月中下旬，江苏中部连日大雨。那天穹仿佛被人捅破了一个大窟窿，雨水顺着窟窿直倾而下，淮河下游河水暴涨。奔腾咆哮的黄河自清江入淮后，宛若一匹脱缰的野马，在瓢泼般的大雨中，呼啸着，猛烈地扑击着薄弱的堤岸。堤岸终于经受万住大水的冲击，在山阳县附近崩溃了。汹涌的黄水，从决口处横冲直撞向着低洼的山阳县席卷过来。水声咆哮，惊雷怒吼，大雨倾盆。低垂的乌云宛若一条条黑色的蚊龙，翻滚着，云层相激，发生“呜呜”的怪叫声，听来令人心惊胆战。决堤的水头犹如一座崩裂的大山，足有两丈多高，齐刷刷地压过来，参天的巨树在水头的卷荡下，仿佛成了弱不禁风的小草，一片片的民房更好像小孩搭的积水，被大水只一推就软瘫了下去，大水之中漂浮着巨大的梁柱、淹死的猪牛和一具连一具的尸体。只一天工夫，大半个山阳县就成了一片泽国。大水吞没了无数的庄稼，吞没了无数惨淡经营的村庄。被大水赶出了家园的难民，成群结队栖居在被分割开的一块块高地上，没有衣服，没有粮食，只有仅能遮身的小雨棚。老人绝望地呻吟着，饿坏了的儿童凄惨地啼哭着，遭受了灾害的老百姓把生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官府的救济上了。一道道灾情告急奏折由军机处加上火急标志，送进了北京紫禁城的乾清宫。嘉庆坐在宽大的硬木幡龙御座前，阅读着这些奏章，脸上罩上了一层愁云。他记得很清楚，自从登基以来，那桀做不驯的黄河几乎年年要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由于下游河道淤高，只要遇着连阴天，黄河就要决口。尽管他曾督促工部派专员视察过河南、江苏一带的堤防情况，拟定过几个加高堤坝的计划，但拨下一点款项，不是被朝廷挪做军的，就是被部、省、府、县官吏层层贪污，所以始终未见成效。现在，老天又与自己作对，黄河又再次决了堤。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日章、江宁藩司杨护、淮安知府王谷，都递上了告急本章。嘉庆无可奈何了。他情知，如果不筹些银两去救济灾民，很可能会促使农民发生暴乱，如果真的发生了动乱，大局就不好收拾了。然而，拿什么钱去济荒呢？想来想去，也只有动用六部的资金了。于是他迅速地在奏章上批道：“赈济饥民，各部筹银二十万两，着六部合议，速将赈银放下，钦此。”

写罢朱批，他似乎感到轻松了一点，站起身来，吩咐鄂罗哩立即将圣谕送往军机处协办。军机处不敢怠慢，立即将六部合筹的二十万两赈银送到了两江总督铁保的衙门。铁保为官比较清廉，一点也没克扣，马不停蹄地根据受灾程度的轻重，将赈银如数地分到各个受灾县。但是，清代吏治腐败，到嘉庆年间已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些灾区官吏，向来以闹灾为自己发财的机会。所谓“小灾地皮湿，大灾万贯财”。像前面所说的宝低县知县单幅昌藉灾冒赈一案便可佐证。二十万两银子听起来是个不小的数目，但经过各级官吏的层层克扣，能发到灾民手中的不过是十之二三罢了。所以救济银发出不到半个月，比上一次措辞更为激烈的请款奏折就又雪片似地飞进了紫禁城。捧着这些奏折，嘉庆皇帝大发雷霆了。一个上午之间，他分别传了军机大臣、工部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使、吏部尚书等进宫，拍着桌子指斥他们无能，把二十万两银子白白送给了那些贪官污吏。他命工部尚书立即制定限制水患的措施，命令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派出能员，缉拿确有实据的贪官污吏。他大骂了吏部尚书一顿后，限吏部在二个月之内对所有官吏进行一次审核，务必铲除弊政，整顿吏治。等他发完脾气已经是中午了，军机大臣等还在乾清宫门外等着召见。嘉庆无可奈何地令军机大臣进来，征询他对救济河灾的看法。军机大臣说：“淮安府目前已成一片泽国，数万饥民嗷嗷待哺，朝廷救济银又被层层克扣，此事若张扬出去，必激起民变。依奴才之见，应即刻由国库再拨出三十万两救济银，以解燃眉之急，但在拨银的同时，应当严饬两江总督铁保，派出干练官员，到灾区监督发放，并及时清查帐目，举发克扣救济银的贪官污吏，确保民有所得。”

嘉庆点了点头道：“救济银的来源，朕已想过了，就从国库开销。铁保平日为官还算清廉，以他主持放赈谅无大失误，但派出监察的官员必须慎重选择，要从新委放的进士中物色。他们的名份要重一点，权力要大一点，以免徒有虚名。一切事项都委你传旨办理，朕静等你的料理结果。”

军机大臣毕恭毕敬地退出了大殿。嘉庆手扶着龙案，仔细品味着军机大臣的话，对于各级官吏居然利用水灾中饱私囊，感到万分恼怒，于是提起笔来，亲自给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江日章写了两封上谕，严令他们亲自选放监察委员，不得草率任命。写罢，吩咐鄂罗哩立即直发江宁，这才铁青着脸踱出乾清宫，找晓月、晓云开心去了。

却说两江总督铁保，这几天也是连连发脾气。他明明知道，历来赈济灾民，地方官吏总是要落点好处的，但没有想到淮安府的官吏竟敢把救济银吞食了十之八九。自七月上旬以来，他连连收到吏部、工部的文告，提醒他不要激起民变，不久前又接到嘉庆帝的亲手圣谕，指斥他治政不当，办事昏聩，以至数十万两银子流入贪官污吏之手，并严旨切责他派员加紧督察放赈情况，若再将救济银白白花掉，定受国法惩处。而从淮安、山阳回来的幕僚们，又不断带来灾区惨状日益严重的消息，这一切使他又急又气，他顿着脚骂巡抚无能，不能制止贪污行为，又担心万一有谁振臂一呼，千百万难民揭竿而起，使他无法收拾。他最痛心的是自己居官数十年，以文章、书法驰名朝野，又以干练清廉深得信任，却被一场水灾毁去了半生的忠名，失去了皇帝的信赖。为了挽回损失，他召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紧急会议，一面把新解到的三十万两救济银分发下去，一面亲自挑选官员，随着救济银一起前往灾区，查处贪赃行为，监督发放赈银。他遵照嘉庆的旨意，从近几年朝廷外放下来的进士中选派监察官，已经任命了四五名，但山阳县受灾最重，需要物色一位精明强干、办事认真的人前去，反复权衡，尚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如今，他坐在宽大的公案前，翻阅着一叠厚厚的候补官吏名册，仔细地搜索着自己的记忆。但他又很失望，在那本名册上，竟没有一个人能使他信任。天色已近黄昏，沙沙的风儿透过窗子吹进来，似乎带来一些寒意，没有月光也没有摇曳的树影，只有庭院的花丛中传来一两声什么小虫的鸣叫，使人更加感受到黄昏的静寂。铁保仿佛是真的觉着了冷，紧裹了一下衣衫，两眼依然盯着那本名册。猛然，在最，一个名字跳入了眼帘。“李毓昌”，这个名字十分生疏，似乎没有见过。再看看履历，山东即墨县人，嘉庆十四年进士，二个月前委派到江苏任用。铁保点了点头，心想怪不得不认识，原来他新到江苏不久。这样的新官往往还带有读书人的气质，办事一般十分认真，而且初入仕途，踌躇满志，不会干出贪赃枉法的事来；加之他是山东人，在江苏没有熟人，执法时不必有众多的人情顾忌，如果派他前往山阳县倒比那些久居官场的老候补官员去令人放心。想到这里，铁保心里似乎轻松了一些，用笔在李毓昌名字上做了个明显的标记，并随手写了一道召见令，令新科进士即墨李毓昌，明天上午来总督府听候委任。应该说，铁保的这个决定还是十分正确的。李毓昌果真没有辜负总督大人的厚望。然而问题是，正是铁保的这个十分正确的决定，却把一个本可在仕途上大有作为的李毓昌送上了绝路。而铁保也因此受到牵累、丢了半生的清名。这里，就不能不提及那个山阳县县令王伸汉来。

王伸汉何许人也？他本是山阳县城里一个卖猪肉家的子弟。他的父亲名叫王大，长得就如其名，脸大，胸宽，双腿粗壮。不敢说王大在山阳县城赫赫有名，但他在他所居住的地方，却是老少咸知的。你若买他的猪肉，只需告诉斤两，他就那么一刀下去，保管和你所要的数量八九不离十，而有时，竟然丝毫不差。人们也实在是钦佩他刀下的功夫。久而久之，“王一刀”的名声就传出去了。自然而然地，王大的猪肉生意也就越做越好，经年累月地，王大多少也积攒了一些银两。王大应该说是个本分的人，像许许多多本分的中国人一样，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后代着想。他只有一个儿子，儿子生下来时，他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给取了名，唤作“王伸汉”。至于“伸汉”一词有何含意，王大不懂，也不想弄懂。他只晓得，那个叫“王伸汉”的小家伙是自己的儿子。既有了儿子，那自己苦来的钱理所当然地就要全部花在儿子的身上了。儿子模样不错，几乎跟老子长得一模一样，只是比老子更魁梧、更高大。魁梧、高大的男人，当然就有使不完的力气。既然有力气使不完，那就要想办法使完。王伸汉十来岁的时候，便在使力气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甭说同龄了，就是大王伸汉几岁的伙伴，见了王伸汉，也是畏畏葸葸地，因为，惹恼了王伸汉，准没有好果子吃。而王伸汉却是常常被惹恼的，不是别人惹他，是他自己在惹自己。他只要看谁不顺眼了，走到你跟前，不声不响地就给你一拳。这一拳，常常打得对方哭爹叫娘、抱头鼠窜。因此，在王伸汉十六七岁的时候，便混得了一个“王一拳”的美名。这美名，似乎可以同王大的“王一刀”并驾齐驱。为此，王大也不知操碎了多少心。他搞不明白，自己这么忠厚本份，如何会生得这么一个不肖的子孙？他有时气极了，也对着儿子棍棒相加、拳脚并用，但打来打去，不仅没把儿子打好，反而越打越坏。他只要打了儿子一次，那四五天之内，邻舍的小伙伴们便没有安宁之日。王伸汉很是规律地将父亲加于他的拳脚棍棒一点不漏地又加在他的小伙伴身上。有一次，王伸汉为了赌一口气，用火将一家邻居的屋子烧着了。幸亏抢救及时，那邻居家才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王大有些忍无可忍了，噙着泪，将王伸汉吊在了屋梁上，用鞭子将他抽得皮开肉绽。可王伸汉几乎吭都没吭，反而用一种轻蔑的目光瞪着王大，毫不在乎地说：“你若有种，这次就把我打死。”

王大如何忍心将自己的独生儿子亲手打死？又有几个中国人能下此狠手？王大一边啼嘘着一边解下了儿子。从此，王伸汉在外面更是无所不为了。偷鸡摸狗，恃强凌弱，对王伸汉而言，则更是家常便饭。不过，自懂事的时候起，一至到他死去，王伸汉在玩弄女人方面，似乎没有多大兴趣。王伸汉当然也玩女人，但大都是顺其自然。在他的身上，还没有发生过多少因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的事情。纵是如此，对王大而言，也实在是苦不堪言了。他每次出门，包括他站在猪肉摊前，总看见或听见熟人们指指点点、小声嘀咕着。他知道，那指点的对象，就是自己，而嘀咕的内容，便是自己的儿子。王大没折了，花钱请了一个私塾老师教王伸汉念书。一开始，王伸汉好像怪有兴趣的，时不时地在王大的面前诵上一段书上的文字，可时间不长，王伸汉就觉得烦闷了。他对王大说：“念书一点意思也没有，还不如玩去。”

王大劝道：“不念书，怎么求取功名？”

可怜天下父母心，王大像许许多多善良的中国人一样，都把求学念书看作是攀缘富贵的唯一途径。但王伸汉却不是这么想。他当时虽然年纪还小，但他却对父亲说：“什么功名不功名的？有钱就有功名。有钱就有一切！”

这一番话，将王大听得目瞪口呆。王大怔了半天才说：“儿呀，你念不成书，又哪来的钱？”

儿子不以为然地道：“不念书就没有钱了吗？我下馆子，上妓院，钱都从哪来？不是你卖肉挣的。你卖肉几十年，又挣了多少钱？我只要竖竖拳头，钱就送到我的腰包里来了。”

敢情，王伸汉从那个时候起，便悟彻了“强拳里面出真理”的道理。王大对此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因为，儿子的话也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他王大规规矩矩地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省吃俭用，也只攒下二百多两银子。而有些人，整天无所事事，却腰缠万贯、吆五喝六。这世道，王大再愚钝，也多少看出了些眉目。不过，王大的心里，却总是希望儿子能多读点诗书。王大以为，不管怎么说，读点书、识些字，总没有什么坏处。然而，王伸汉却没有这个耐性了。有一次，他没有背出一段古文，私塾老师拿板子要抽他的手。他冷哼一声，毫不客气地夺过木板，将老师的手垫在桌子上，毫不怜惜地用板子将老师的手抽得肿起多高。就这样，王伸汉的读书生涯也就算结束了。王大实在无路可走了。他不忍心让儿子像自己一样，浑身血腥地卖一辈子肉，更何况，王大心里清楚，以王伸汉的德性，他也不会甘于继承父业。所以，在王伸汉二十岁的时候，王大花了二百两银子，几乎是他所有的积蓄，给王伸汉在县衙里买了一个街役的差使。王大以为，不管怎么说，在县衙里干活，也算是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山阳县很穷，能像王大这样一下子拿出二百两银子来买通关节的，简直是少之又少。王大的心愿当然是很好的，而从某种角度上说，王伸汉这小子，也实在是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他走入县衙门的第一天，就被当时的县令一眼看中了。县令走到他身边，用臃肿的手指在他的身上又是摸又是捏，口中连连称“好、太好了，太棒了！本县恰恰缺少你这样的人！”

你道这位父母官为何如此满意王伸汉？原来，这位县令是一个特别喜欢以打人为乐的人。他总是嫌差役们用棍打人犯的时候下手太轻，没什么看头，故而，见到王伸汉这样一个身高马大的家伙，他能不由衷地高兴？当天下午，这位父母官就从监牢里提出一个拒不认罪的犯人，跪在了王伸汉的面前。父母官对王伸汉道：“这个人犯不肯认罪，你就打他几棍玩玩吧。”

一听“玩”字，王伸汉就高兴了。他本以为，堂堂正正的县衙门，肯定是规规矩矩地，没成想，连县令大人也喜欢这么打人玩。若说打人，岂不是王伸汉的专业？王伸汉朝手心里很响地啐了一口唾沫，摩拳擦掌道：“老爷，不瞒您说，小的是最喜欢这种玩法的了。但不知，老爷是喜欢文玩还是武玩？”

县令一听，颇觉有趣，仿佛是找到了一个知音。“文玩武玩之说，老爷还是第一次听说。何为文玩？又何为武玩？”

王伸汉道：“小的可以将这人犯打得皮绽肉飞，但却不伤他骨头，这叫文玩。小的又可以一棍下去，便将这人犯致残，这谓之武玩。但不知老爷喜欢何种玩法？”

县令老爷捋着颔下的山羊胡须，沉吟道：“若是文玩，有趣倒也有趣，只是耗费老爷我宝贵时间。而武玩，尽管有些匆促，却看得实在、看得过瘾。”

王伸汉道：“如此说来，老爷是喜欢武玩了？”

县令老爷瞥了一眼跪着的人犯，拖长了声音道：“然……也。”

王伸汉不再言语，屏住气，憋足力，双手抡开，只见那木棍在他的头顶上划出了一条漂亮的弧线，“呜”地一声，那木棍便实实在在地砸在了那口中连呼“冤枉”的人犯臀部上。也没听见什么异样的声音，只有那人犯“哦”地一声闷响，便什么动静也没有了。县令老爷急急地走过来，看也没看那已然昏死过去的人犯一眼，匆匆问王伸汉道：“你这一棍，效果如何？”

王伸汉面不红、气不喘，恭恭敬敬地回道：“老爷，小的这一根下去，那人犯的屁股早已打碎。”

一个人的屁股有多少脂肪垫着？这一棍下去，如何能将屁股打碎？县令老爷起初不信，然而找人验过之后，他就又不能不相信了。王伸汉的这一棍下去，那人犯屁股上的几乎所有的骨头，确然已全部碎裂。县令老爷惊叹道：“此乃神力也。老爷我一定要重重地提拔你。”

还别说，就凭这么一棍，没多长时间，王伸汉不仅被慧眼识才的县令老爷擢升为统管衙门差役的班头，还混出了一个“王一棍”的大名。就靠着这“王一棍”的大名，王伸汉的的确确地得了不少好处。谁家的人被逮进了衙门，在审堂之前，都要偷偷摸摸地给王伸汉送点银两，求他高抬贵手、手下留情。王伸汉对此是来者不拒。送给他的银两越多，他的棍子便打得越轻。若谁家没有银两奉送，那人犯可就要倒霉了，不是被打得半死不活，就是被打得腿断胳膊折。而在当时，县衙里抓人就像走马观灯似地，几乎天天都有。因此，王伸汉的这桩“买卖”是越做越红火。当然，他王伸汉也不敢将收受的银两全部占为己有。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切，还得那个县令老爷说了算。县令老爷若对自己不满意，那自己就断了财路。王伸汉当然不会这么傻，他自小混迹街头，这方面的经验比他的老实巴交的父亲也不知要强多少倍。他在县衙里渐渐地混出了一个经验，那就是，无论如何，都要跟上司搞好关系，要不然，升官发财什么的，全是空谈。因此，在进衙门的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把收受来的银两的一半又送进了县令老爷的腰包。这样一来，县令老爷对他就更是嘉勉不已。有时，县令老爷把一些小的案件，干脆就让给王伸汉处置了。王伸汉进衙门不到一年时间，腰间已揣了至少有好几百两银子。那一天，他很是殷勤地将父亲王大请到了一家酒馆里，点了好多菜，还沽了一坛上等的好酒。王大吃着、喝着，正为自己的儿子有如此孝心而暗自高兴呢。却见王伸汉从腰间摸出一些银锭，重重地撂在桌面上，又重重地对他道：“这是二百两银子，是你为我买差使所花费的，现在，我一文不少地如数还给你。”

又洋洋得意地喝了一大碗酒，抹了抹嘴唇道：“你以前老是看不起我，说我没出息，还把我吊起来打，可现在，你，和我，到底哪个有出息？我现在一个月挣的钱，比你一辈子挣的钱还多。你，还敢不敢把我吊起来打了？”

王伸汉说着话，还不住地用目的余光瞟着王大，那模样，是很有些轻蔑的味道的。把个王大气得，差一点就将桌子掀个底朝天。“你……你挣的都是昧心钱，你还有脸夸耀？”

王伸汉冷哼道：“我只知道钱是好的，管什么昧心不昧心。你不要嫉妒我，你要有本事，尽管去挣好了！”

王大长叹一声，跺跺脚，愤愤地走了。他本想趁此机会好好地劝劝儿子不要做太多的缺德事，可现在看来，这个儿子，根本就用不着再徒费口舌了。从此以后，王大和王伸汉几乎就不再有什么来往了。他们之间的那种父子关系，实质上也从此断绝了。而王伸汉，却越发无拘无束、肆无忌惮起来。只不过，无论王伸汉如何的肆无忌惮，他终归也只是一个县府里的衙役。那县令老爷，不知怎么地，看起来对王伸汉一直不错，可就是不再提拔他。这叫王伸汉很是不解，也很是有些愤愤不平。他以为，凭自己的手段和才干，仅仅当一个什么班头也实在是委屈。然而，不管他怎么不解，也不管他怎么不平，他也万万不敢在县令老爷的面前说个“不”字。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腰包日渐鼓胀，这多少令他的心理有些平衡起来。因为他坚信，只要兜里有钱，就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