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我在大阪上学的时候。

我有两个《朝日新闻》社的记者朋友，一个叫村井重俊，一个叫中村智志，他们每星期跟我学一次汉语。说是跟我学汉语，其实不如说是他们变相资助我一个穷学生。所以那学习，不过是每次在他们《周刊朝日》杂志编辑部内天南海北聊天而已。

有一次，村井拿出一篇改得一片红的校样给我看，说：“你看，人家好不容易整理好了，又让司马先生给改成这样。”我知道他是《周刊朝日》杂志司马辽太郎《街道漫步》连载的责编，每周都要到司马辽太郎家去拿稿子。我们由此便聊起司马辽太郎，从其人其事，到其书其文，直到其观点其影响等。他说你看，人家司马先生这么长一篇稿子（三五千字左右），我们每次才给这么这么点稿费。我在心里大致算了一下，吓了一跳——他说的那金额，相当于当时我好几个月的收入。难怪在日本国税局公布的高额纳税人名单中，司马辽太郎连续多年都排作家类前列。

村井每次给我他们的《周刊朝日》杂志，该杂志上每期都有司马辽太郎的《街道漫步》等文字。我不但由此接触不少司马文字及其作品，还因与村井他们的交流，对其人其事几乎每周都有耳闻。如此状况，一直延续到1996年司马辽太郎去世，村井本人也调转到《朝日新闻》东京本社为止（村井重俊《街道随行——司马辽太郎责编六年》，朝日新闻出版社，2008年）。

既有如此“特殊”关系，所以当北京贝贝特杨晓燕编辑跟我谈及翻译司马作品一事时，我直觉得有一种命运的安排，甚至也觉得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因为我从村井那里知道了很多有关司马辽太郎的事情，而我当年贫穷的留学生活，甚至也有一份司马辽太郎的间接资助（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是村井的工资来源）。所以我很痛快地便答应了这个工作。

但是真正翻译起来却发现很难。

学过日语和汉语的人都知道，日语是“黏着语”，汉语是“孤立语”，语法系统完全不同。日语文章一句话可以分为几段而意思不断，而汉语如果照样分段，那将支离破碎，无法阅读。司马辽太郎与日本一般作家同样，大量使用这种黏着分段。若照葫芦画瓢直译成中文，其可读性将大大降低。

语调上也有难度。司马因为是给一般大众读者写的，他的读者对象决定了他必须尊重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决定了他必须使用人人都懂的白话。但因为写的是历史故事，有时又不得不使用古语语调。所以不论主人公说话或叙述语言也都是时而大众语调，时而古语语调，所谓现代口语和古文并用。再加上原著最初是边写边在杂志连载的，所以可以想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语气上并不完全统一。

为此，我只好在初译完后，又重新改译一遍，使其在中文文本上达到一定的语气一致，达到一定的可读性。我翻译时更重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重视司马辽太郎写法的神髓，摒弃了简单的直译，对原著的语言风格和分段等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若有方家批判本书翻译语言风格与原著语言风格不同，本人甘愿接受。

翻译既已完成，下边就应该简单介绍一下《新史太阁记》（本书日文版书名）以及司马辽太郎的情况了。

《新史太阁记》写的是日本历史上最为不可思议的一个人物——丰臣秀吉的发家史。丰臣秀吉本是一个穷得连名字都没有的叫花子，没有任何身世背景，跟任何豪门贵族，甚至乡绅地主都沾不上半点边，想造假都造不出。但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却能在日本战国乱世中露出头角，以至于最后结束战乱，统一称霸天下。如此空前绝后的人物，日本历史上众多的史学家、文学家都表示出极大兴趣，留下许多有关此人的传记等作品。如此人物，司马辽太郎当然不会放过。司马辽太郎在他的历史小说写得炉火纯青的1966年开始在新潮社《小说新潮》月刊上连载《新史太阁记》，直到1968年3月结束。连载结束后新潮社马上就分上下出版了单行本，后又收入袖珍版新潮文库。1972年另外一家出版社“文艺春秋”出版《司马辽太郎全集》时，收入全集第17卷（尾崎秀树《司马辽太郎的世界〈新史太阁记〉——人生的演出家——》，《司马辽太郎全集》第17卷《新史太阁记》，文艺春秋，1972年）。连载杂志、单行本、文库本、全集本这些林林总总的版本全加起来，其销售总数当在三百万部左右。司马辽太郎厉害，就这还不算他的销量大哥大。据统计，他还有几部作品销量超过千万，甚至有超过两千万的（《读卖新闻》2010年1月1日广告称《龙马行》2400万部、《坂上之云》1900万部）。两千多万是个什么概念？日本人口一亿两千多万，也就是说六分之一的人都买过。如果再算上在各地各级图书馆被借阅的……妈呀，该用“我晕”了！

但是日本社会对司马辽太郎褒贬不一。最多的当然是坚挺的铁粉们。铁粉们甚至把司马辽太郎的小说作品当做历史事实看——虽然司马在很多场合强调自己写的是小说，不是历史！——以至于日本社会出现“司马史观”一词（鸠田小弥太《司马辽太郎 人间的大学》，PHP研究所，1997年）。对此，很多有识之士多有诟病。他们大篇幅地讨论司马作品如何歪曲历史事实，如何不真实。识者特别批判的是司马有关日本近代历史的小说。比如《坂上之云》等作品，许多近代史研究家指出其曲解历史，美化侵略行径，鼓吹所谓明治精神等（高井弘之《谬误连篇的〈坂上之云〉——论司马辽太郎美化明治日本的欺诈术》，合同出版株式会社，2010年）。

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能如此被人热议，其实正说明了他的成功和影响。不过作为一个作家，他首先是一个文学家（而非历史学家），他本没有严谨治学的义务和责任。而且他写的是小说，他所取舍的历史现象和细节等，无不经过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特殊滤色镜滤过。比如其所著小说多在主人公完成主要使命时突然结束，很少写完主人公生平。《新史太阁记》同样，在丰臣秀吉成功怀柔德川家康，称霸天下指日可待时突然终结，并未继续描述丰臣秀吉统一天下，大权在握后刚愎自用、残杀无辜、侵略朝鲜等人生后半的各种愚蠢行为。但因为他睿智，因为他渊博，因为他讲历史故事引人入胜，因为他的写法常常类似彼司马（即司马迁），有些历史记录风格，所以造成很多人几乎毫不怀疑地把其作品当做历史事实看，以至于连上述那些历史研究家都掉进他设计的圈套，把他的小说当做史书批评（中塚明《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观——试问其“朝鲜观”及“明治荣光论”》，高文研，2009年）。

司马辽太郎这名字乍看有些人（包括一些日本人）以为是真名字，其实是他的笔名。司马本名为福田定一，大阪生、大阪长、大阪学、大阪住，直至1996年2月大阪死。如此固守大阪（近畿地区）之人，在著名人物中其实不多。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异常集中，特别是出版文化，基本都集中在东京。大多地方上的人出名后都上京（东京）谋求发展。但是司马除年轻时因被招当学徒兵曾被派往中国大陆参加战争时期以外，几乎终生（特别是出名后）没有离开过大阪。

司马辽太郎1942年入大阪外国语学校（后为大阪外国语大学，现为大阪大学外国语学院）蒙古语专业，但实际上他似乎并不大喜欢学校的学习，而是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据他自己回忆，当时特别心醉于俄罗斯文学和司马迁的《史记》。特别是《史记》对他震撼很大，他认为“《史记》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梦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有此才能，写出如此水平的大作。因为向往，也因为自叹不如，他后来竟借司马迁的姓给自己起笔名“司马辽”。“辽”为“辽远”之意，取义为“自己是一个远不及司马迁的人”。只是觉得“司马辽”太像中国人名，便加上日本男子常用“太郎”一名，所以才有了今天大名鼎鼎的“司马辽太郎”（司马辽太郎《辽远的司马迁》。见《司马辽太郎所思所想》第2集，新潮社，2001年）。

他日后的思想以及观点形成与战争体验关系极大。1943年，正在上学的他被招为学徒兵，44年被派往中国大陆战场，入“四平陆军战车学校”学习操纵坦克。但因成绩不佳，最终未能直接参战，遂有幸被调回日本，捡回一命。复员后几经周折，司马入《产经新闻》报社做记者，常驻京都记者站。遂多有机会与京都大学著名教授桑原武夫等大学者交往，为后来创作历史小说积累大量知识及灵感。（以上参见司马辽太郎《司马辽太郎所思所想》丛书，新潮文库，新潮社，2004年至2006年）

司马辽太郎从记者时代起便开始发表作品。1958年他第一次以“司马辽太郎”笔名出版《白色欢喜天》，此后一直使用这一笔名。1960年因《枭城》一作获当年直木文学奖。一年后他辞去记者一职，回家当起职业作家来。司马当初多著传奇小说，也曾著推理小说，1962年以后才专注于创作历史小说。

中国历史以及司马迁对司马辽太郎影响之大，不但表现在他的笔名上，还表现在他写有《项羽与刘邦》等不少中国历史小说，更表现在他的历史小说与一般历史小说写法不同，含有大量司马迁《史记》的笔法痕迹。有兴趣的读者阅读本书时大可多长一个心眼，许会有不少发现。

所以虽然自叹“远远”不如，但此司马特别向往彼司马，梦想成为彼司马。然而此司马毕竟不是彼司马，也不可能是彼司马。抛开别的不说，二者根本的区别在于，一个虽然也是以历史为题材，但是以虚构为主要手法搞“小说创作”的文学家——虽然司马辽太郎的创作手法更依赖于历史事实；而另一个却是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对历史进行客观记录的历史学家——虽然司马迁的文笔更是千古绝唱。

同样，所谓“小说”就是“小说”，“历史小说”也是“小说”，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当然也只能是司马辽太郎所著的“小说”而已。绝不是历史记录，更不是历史事实——虽然他写得颇像“史记”，颇引人入胜。所以作为读者，我们不应过分迷信，看看热闹，受点感染即可；作为学者，我们也不必脸红脖子粗地跟他较真。

感谢《周刊朝日》杂志村井老朋友，是他用自己作为最后一个跟随司马辽太郎多年的责编的丰富知识，为我解答了翻译中的许多疑难。感谢同事高木教授，是他帮我解决了直到交稿前都不能找到答案的几个问题。感谢北京贝贝特杨晓燕编辑对我的信任，是她给我一个如此“报答”司马辽太郎“资助”之恩的机会。但请原谅我日本历史的知识有限，所以误译曲解当不会少，衷心希望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何晓毅

2012年6月20日

于日本山口嗜眠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