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正字觉生，湖北广济人氏。时年三十五岁。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创立同盟会时入盟。后到缅甸仰光主笔《光华日报》，鼓吹民族革命。1910年4月，清政府驻仰光领事电告外交部，指控居正等鼓吹无政府主义。外交部向缅甸政府交涉，押解居正等回国严办。船过新加坡时，革命党人聘请律师依法抗争，改为自由出境。居正便返回同盟会东京总部。

居正下船伊始，碰上宪政党人在东京锦辉馆开会，煽惑在日留学生拥护君主立宪主张。同盟会革命派学生便召集一百多人前往冲击会场。立宪派刚登台演说，革命派学生便蜂拥而上，把演说人打得头破血流。日本警察赶到，把打架学生捉去警察局关押。经同盟会宋教仁向日本政府交涉，才得释放。

当时，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在北美募捐筹款，黄兴在香港。各省旅日同志百余人齐集同盟会谭人凤寓所，群情激奋，沸沸扬扬，讨论今后行动方针。有人大声疾呼道：“孙总理只注重广东方面，对长江流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捐款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别处活动一个钱也不给，现在我们要自己想办法……”

众人请宋教仁表态，宋教仁发言道：“发动起义，在边地为下策，在长江流域为中策，在北方和京城进行为上策，请大家评议，以哪一策才妥当。”

众人多是两湖、川、赣、江浙诸省人，一致说道：“下策已经失败多次，不济事；上策虽好，运动困难，不易办到；我们以取中策为好。”

于是提议组织中部同盟会领导长江革命。接着便邀集十一省在日本同盟分会长开会，由宋教仁指划方略：分几个步骤，先从长江流域集聚力量，以此向河北推进；严密组织，预期用三年时间，然后各省起义，一举成功。但是，苦无经费。因谭人凤年龄最长，又最热心，众推谭人凤去香港找黄兴报告计划并要款项。谭人凤到香港向黄兴备述一切后，黄兴道：“我别无意见，只是无款项，须待有款项再说。”

广东胡汉民正在旁边，插言道：“东京仅一留学生勤学会尚难维持，怎能再办其他事情？孙总理也无款，总理名义是暂时假定的。现在又成立中部同盟会，再举个总理，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荒唐！荒唐！”

谭人凤听那弦外之音，是讥诮他想当总理，大怒道：“同盟会总部设东京，总理行踪不定，从未过问经费困难。东京的活动经费全靠同志们节衣缩食，摊派维持，从未向任何方面招摇撞骗。你们以同盟会名义向华侨募捐集款，设立事务所，养几个闲散人，办张机关报，吹几句牛皮。就算你们有冲天本事，又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你这样信口雌黄，像话吗？”

说着就要挥动拳头，旁边同志赶快拉开。次日，赵声置酒从中为双方斡旋，敬酒劝解道：“我们共同为国自爱，切勿过分激烈，有伤同志和气。”

谭人凤性格耿直，怒气难消，向胡汉民说道：“劝君放开眼界，不要以为天下事非珠江流域不可成功。我往返香港四次无结果，只有另外想法筹款，从此作别。”

临行，黄兴虽经济拮据，还是尽量筹措三百元交谭人凤带回东京。杯水车薪，这三百元还不够偿还总部借款利息，哪有财力组织机关，这中部同盟会之议便暂搁置。众人又都热心于长江革命，宋教仁，谭人凤先后回上海，其他长江流域各省人士也各自返省。居正见人员星散，也启程回国，经上海乘轮至武穴下船，回广济老家过年。随后就有不速之客送来同盟会友人刘君手书，要居正速到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广惠公司会面，有要事相商。

广惠公司，原是宋教仁嘱湖南邹永成组织的秘密通信机关，表面经营矿产业，实际“经营”两湖革命运动。居正赶至汉口广惠公司，刘君拿出黄兴的亲笔信来，上写：吾党举事，须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供输入武器之便。现钦、廉虽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谋响应。送信的刘君又说，他与谭人凤同行，由香港克强（黄兴字）处来，克强再三嘱咐，请兄在汉负责。谭人凤先生到南京、九江联络，随后准来汉口，研究着手联络新军办法。刘君将信送到，又买船票匆匆入川联络。

居正独自留在广惠公司，先拟找经理邹永成一谈，账房回答说经理回长沙过年去了。居正恍惚不已，只因出国多年，汉口街道不熟，更连一个新军也不认识，到哪里去联络？他身边只记有先期回国的杨时杰在武昌的住址，正拟过江找人，忽见《楚风报》《铁路国有漫谈》短文，署名古复子。居正记起在日本东京杨时杰介绍沔阳同乡杨玉如时，说他是武汉报界名流，笔名古复子云云。何不就近去《楚风报》打听一下，碰碰运气，于是找上门去。不一刻，从楼上走下两个人来，前面是杨玉如，后面正是他要过江寻找的杨时杰。

居正大喜过望，见面握手寒暄，杨玉如说道：“快请到我家中畅谈。”

杨玉如家住隔马路的小巷内，妻子吴氏殷勤待客。杨时杰是同盟会员，也是共进会员，年前刚从东京回来，向居正说道：“我回省即修书吾兄，盼你早日回来。”

居正道：“我得知武汉已有头绪，也是归心似箭……”

接着便把黄兴派人送来手书相告。杨时杰道：“我甲辰年离家出走，至今七载，本该回家过年，因共进会事滞留下来，今日是特地向玉如辞行的。现在武汉已初具基础，将来未可限量。我在东京就说过：广东可以起事，湖北为何不能起事？过去在边境发难，失败就往南洋跑，要成功，岂非缘木求鱼？湖南焦达峰同意我这见解，他说只要湖北发动，湖南立刻响应。武汉党人大多同意我这论点，我已介绍玉如在共进会入盟，我们组织将来可大有发展。”

三人敬酒碰杯，边饮边谈。居正道：“谭人凤不日来汉，运动新军事，究该怎样入手？”

杨时杰道：“这事找孙武。”

居正道：“我在东京与他结识，他住哪里？”

杨玉如道：“他或在汉口，或在武昌，春节时曾来我处拜年。他很认识些新军中人，新军中也有参加共进会的。”

居正道：“我去南洋办报，未再过问共进会事，现在共进会进展如何？”

杨玉如道：“刘公担汪会长，已回襄阳家中养病。孙武任军务部长，一直在军界中活动。运动新军事，他是有办法的。”

当下约定，杨玉如派人把孙武找来会面，杨时杰回乡省亲后早日回省。一切商量停当，当晚散了。

次日，杨玉如派出报馆小徒弟到武昌给孙武送信。孙武急速过江，先到《楚风报》馆，再与杨玉如一起到广惠公司。

居正住一单间客房内，见孙武衣衫不整，大有潦倒模样。寒暄过后，从床下取出黄兴手书给孙武、杨玉如看过，说道：“我出国多年，武汉人地生疏，为革命大业，特邀摇清兄商量，运动新军事如何着手，盼能共同进行。”

孙武沉吟许久，忽慨然说道：“这几年，孙总理、黄克强专在沿海几省，携少数枪械东突西击，总难奏效。我们长江流域革命党人，都想从腹地入手，尤其我们湖北人，都想从湖北干起来，而孙、黄总不相信。这次想到湖北，虽然当配角，我们也做点事业给孙、黄看看。运动新军事并不困难。不是我孙某吹牛，只要经费有着，局面迅速可以打开。不知总部能给多少经费？”

居正嗫嚅道：“现在还不知能给多少，这须待谭人凤到汉口，才有分晓。”

孙武道：“革命不是为金钱，无钱却寸步难行。觉生兄出国多年，刚刚回汉，当然不知湖北新军状况。现在由于秀才从军，新军知识大开，各标营中都有革命志士，有各种名义的秘密小团体。我认识许多朋友，加以运动联络，到时登高一呼，都可为我们所用。所惜缺乏活动经费。我为革命耗去全部家产，至今才略有成绩。如总部有充足经费拨给，发动新军响应吾党举事，易于拾芥，武汉三镇唾手可得。”

居正听孙武侃侃而谈，心中半信半疑，对经费一事只好推诿道：“这事先和摇清兄预做商量。不几日，谭胡子来汉口，再解决经费问题。”

孙武只好停住话头，留待以后再说。

居正在汉口找到了熟人，心底踏实许多。平日无事，便去《楚风报》馆找杨玉如闲谈，排遣寂寞。忽一日，杨玉如问道：“觉生兄认识黄侃吧？他在《大江报》。”

居正笑道：“黄侃字季刚，我与他在日本是同学，他也在同盟会入盟，他现在做么事？为何在《大江报》？”

杨玉如道：“黄侃和詹大悲是靳春同乡，堪称莫逆。黄侃是北方革命派主张者，经常来往京汉、黄州之间，每次来汉都在《大江报》下榻。既是故旧，我们去《大江报》走走，那詹大悲是个年轻有为的人，不可失之交臂。”

居正主持武汉起事，正要结交俊彦共图大业。两人用过晚餐，便联袂去《大江报》馆。

在詹大悲的斗室内，黄侃、居正、杨玉如欣然会面。居正与黄侃是旧友重逢。杨玉如介绍居正与詹大悲相识，詹大悲道：“久仰觉生先生大名，恨无缘相识，今得大驾光临，真是三生有幸。”

居正也对詹大悲推崇备至，说道：“詹先生先后主笔《商务》《大江》两报，名闻遐迩。在仰光读到汉口寄去的《商务报》，估计湖北革命党必有新组织。”

杨玉如从旁说道：“君子早有神交，不必多做介绍了。”

霎时间，斗室中海阔天空，议论纵横。居正谈些海外报界见闻以及其在缅甸被逐脱险经过。黄侃则认为京畿革命大有可为以及京师奇闻轶事。杨玉如问道：“听说现在京师王公贵人嗜戏成癖，果然如此？”

黄侃道：“这都是西太后之遗风。肃亲王善耆客串登台，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善耆演石秀。文恬武嬉，腐败透顶。”

居正道：“听说同盟会已打进肃亲王府，是否实充其事？”

黄侃道：“同盟会皖人程家柽，在京师大学执教，其妻是日本人，在肃王府教书，故程与善耆颇相熟。汪精卫炸摄政王案后，善耆任民政大臣，怕得要死，私下以两万两银子给同盟会，表示友善之意，实际是怀柔手段。”

谈笑正浓时，居正忽然长叹一声。杨玉如道：“觉生兄有何感叹？”

居正道：“我们在此畅谈欢笑，如沐春风，这使我想起一个人来。”

黄侃问：“想起谁来？”

居正道：“想起在武昌监狱中坐牢的胡瑛。他年纪最小，才华横溢，不能在此聚首，真是憾事！”

黄侃道：“我们应该去狱中看看胡瑛，那就只好劳驾大悲兄了。”

詹大悲道：“正月初一，我刚去监狱看过，诸兄要看望胡瑛，小弟即做前导。正好明日上午得闲，我们去就是了。觉生兄不必为胡瑛担忧，这里有许多同志前去探视，他在狱中苦中有乐，结有良缘。”

居正问道：“狱中么样结良缘？”

詹大悲笑道：“说来也算奇闻，有缘千里来相会。那监牢的老看守，看上胡瑛年少英俊，把女儿许配胡瑛为妻。”

居正欣喜道：“难得老看守慧眼识英雄。我与胡瑛阔别多年，来汉口一定要看看他。”

商妥明日早饭后，三人过江同去看望胡瑛。

翌日，三人过江进汉阳门后，沿青石板路婉转经过曲巷，便望见一座青砖到顶的高墙建筑，墙上竖有铁丝网，便是武昌监狱。詹大悲引领至监狱大门，通过卫兵，在门卫处登记后，便径直到监房。詹大悲经常来看望胡瑛，同监狱看守已熟悉。叩门后，老看守向詹大悲点头开栅，狱中寒气逼人。在栅门首夹道天井处，一个身着蓝印花布的姑娘正在洗衣。居正心想：这就是胡瑛的未婚妻吧？！老看守又将单独铁门打开，胡瑛从铁栅内向外张望，一眼看到居正、黄侃等人，惊喜交集，先和居正紧紧握手，像唱京戏道白一样说道：“吾兄别来无恙乎？”

居正道：“老弟多受苦了。”

胡瑛微笑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既然参加革命，焉能谈苦？”

这胡瑛原籍湖南桃源人，是年二十五岁，在华兴会领袖黄兴影响下，十六岁就参加革命，醉心暗杀。黄兴担心胡瑛锋芒太露，托吴录贞介绍到武昌第八镇工程营当兵，以磨炼其意志。胡瑛参加了武昌最早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科学补习所被查封后，又入日知会做干事。胡瑛参与暗杀失败而逃亡日本留学。适逢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及部分光复会合并，在东京成立同盟会，胡瑛成为最早的同盟会员。乙巳年十二月，同盟会组织湖南萍浏醴起义，胡瑛等三人奉同盟会总部命回武昌，策动武昌日知会响应起义，事泄，与刘静庵等九人被捕。当时传闻刘静庵和胡瑛拟即斩首，胡瑛赋绝命诗明志，让看守士兵传阅，许多人称赞胡瑛少年才华，啧啧说道：“可怜啊，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要当革命党呢？”

胡瑛却说：“同胞们，你们受清朝专制的压迫，我们中国就要被列强瓜分亡国了，如今还不觉悟，实在太可怜极了。”

当时，胡瑛只等咔嚓一刀，便可流芳千古。谁知宣判下来，改成终身监禁。

胡瑛在狱中也宣传革命道理，竟使老看守谈国华大受感动。詹大悲等人不时前来看望，湖南同乡蒋翊武、刘复基常送钱来接济。老看守觉得胡瑛所谈国家兴亡之事，句句有理。心想：如此有学问的青年，又有这多朋友关照，绝非寻常之辈，有朝一日终有扬眉吐气之时，于是便把女儿许配胡瑛。女儿天天来狱中看望，为胡瑛洗濯补衲。今天正在洗衣，看到又有朋友前来探监，顾盼自赏地向客人仰望。居正、黄侃也不免多留意看上两眼。姑娘又低头洗衣，准备赶快洗完离去。

胡瑛因为得此照料，毫无蓬首垢面模样，仍然是衣冠整洁的翩翩美少年。人们在监内竹椅上坐下，居正道：“海外一别五年，我以为你戴着刑具呢，想不到风采依然。”

胡瑛道：“先戴了两年刑具，自模范监狱移到此处后，刑具逐渐除掉；又多亏朋友接济，看守优待，起居、通讯、会客也得方便。”

居正又问：“不知刘静庵那里怎样？”

胡瑛叹道：“静庵仍在模范监狱。名曰模范，实则最黑暗。下在死牢一般，外面送衣、送食、会客、通信均不允许，苦难得很。”

众人慨叹不已。

稍停，詹大悲道：“诸兄阔别多年，我去买点酒肉回来，边谈边饮，尽一日之欢吧！”

胡瑛道：“不需大悲兄出去买，我请看守谈老代为购买可也。”

詹大悲已掏出一块大洋，胡瑛道：“又叨扰大悲兄了。”

詹大悲道：“区区微意，所惜我不得奉陪畅饮，还要赶过江，下午回报馆照料发稿。”

居正、黄侃欠身说道：“大悲有事，请自便吧！”

詹大悲走后，胡瑛即请老看守出门去买回酒肉、烧鸡等物，三人边饮边谈，畅叙往事。居正道：“在东京时，同志们都提及你在武昌狱中受苦，为你担忧，想不到你竟成狱中骄子！不知那未婚弟媳能否前来相见？”

胡瑛涨红了脸，道：“刚才在天井洗衣的就是，小家子气，见不得人，大兄不必取笑了。”

居正又问道：“国外传说刘静庵即刘家运，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胡瑛叹口气道：“此事说来令人愤慨。据说清政府悬赏缉拿萍浏醴起义党羽，名单中有被称为湖北全省会首刘家运。地方官吏乘机邀功，即以日知会活动为据，诬指刘静庵即刘家运。刑讯逼供要刘静庵承认是刘家运。为逼供定罪，在大堂上对刘静庵鞭笞一千四百下，打得他血肉横飞，昏死数次。刘静庵拒不招认，只承认是革命党。巡警道冯启钧捏造供词七条，乘刘静庵受酷刑昏迷之际，强行按上指印，诡称‘刘家运自认不讳’，判处死刑上报。”

居正道：“后来又怎样改判的呢？”

胡瑛道：“日知会名义属美国教堂圣公会的书报阅览室，刘静庵是书报管理员，这样引起社会同情，由于革命同志奔走营救，驻北京美国公使向清政府外务部抗议，清廷慑于洋人压力，听说吴录贞又向清肃王建议‘勿杀党人，免增满汉恶感’，清廷才电张之洞，从缓办理。此案久悬不决，直到宣统元年夏天，才将我党人分别宣判。原逮捕下狱九人，朱子龙病死狱中，张难光保释监外就医，季雨霖是新军队官，由协统黎元洪、标统曾扩大保释。余下六人，刘静庵和我判为永远监禁，其余判吴贡三解黄州监禁十五年，判殷子衡转武昌监狱监禁十年，判李亚东转汉阳监狱监禁五年，判梁钟汉解回汉川监禁三年不等。最使人愤慨者，后来那刘家运也捉到了，对刘静庵仍然固执原判，下到死牢。这有何天理可言？”

居正又问：“你年纪最小，为何判得最重？”

胡瑛道：“我直言不讳是黄兴先生的学生，是孙文派来湖北的革命党信使。将《绝命诗》做笔供，承审员看后面面相觑，问我：‘你年纪轻轻的，不怕死吗？’我回答：‘笑话，岂有怕死的革命党。革命党遍天下，杀之难，杀尽更难，不杀革命党就不多。杀，我是求之不得的。’”说着，胡瑛伸手去床头枕下摸出手抄诗稿给居正、黄侃看。《绝命诗》曰：

昆仑紫气郁青苍，种祸无端竞白黄。

仗剑十年悲祖国，横刀一笑即仙乡。

河山寂寂人何在，岁月悠悠恨更长。

我自随风归去也，众生前路苦茫茫。

居正、黄侃阅后赞叹道：“这与汪精卫的《绝命诗》南北相映成趣，有异曲同工之妙！”

胡瑛道：“附庸风雅而已。其实，我仍然热衷暗杀，狱中做梦还在刺杀王公大臣，以报不共戴天之仇。居先生从东京来，不知总部有何计划？”

居正沉吟道：“我现在还不得要领，谭人凤老先生即来汉口传达总部指示。到时，我一定把他约来看你。”

三人且饮且谈，及至天色将晚，居正、黄侃才起身告辞。胡瑛送至栅门口，倚栅望着居正、黄侃背影，依依难舍。居正、黄侃也频频回顾招手，心情黯然地走出监狱大门。

居正、黄侃由汉口码头登岸分手。黄侃回《大江报》馆，居正仍回广惠公司。又等了数日，直到正月二十五日，居正才得悉谭人凤抵达汉口，下榻日租界旅馆内，便立刻前往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