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世人的一面镜子，也许指的就是萧何这样的人哩！”

沛县人都众口一词地这样说。

这位小个子男人本是农民之子，出生在沛县一个叫丰的地方，因其精于文字和计算，故而成了县衙里从当地录用的一名小吏，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吏务，成为沛县不可或缺的官吏。

沛人对担任县吏的萧何，只有两个印象。

“阿何的下巴底下该不会发霉了吧？”

人们甚至这样说他，因为每天都见他俯身坐在官舍昏暗的一角，用小刀子削好木简或竹简，再把文字刻上去。

另一个印象是，有当地人来告状时，他那双小眼睛睁得大大的，倾听诉状的姿势。

“这时候，阿何的两只眼睛就像小孩子那么好看。”

人们都这样说。尽管他话不多，但对别人的话听得很仔细。

萧何也许天性就喜欢帮助人，就愿意保护别人。看来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飞黄腾达的欲望，他好像有一种情结，认定自己生来就是要保护故乡这块小地方的乡亲们的利益。可以说，沛人都尊敬萧何，在人们心目中，他极其自然地有了很高的声望。

只是萧何从不卖弄自己的声望，其秉性更是过于诚实。正因为诚实得过了头，反而淡薄了他的形象，缩小了他的影响。

“只要沛衙门里有阿何在，我们就放心了！”

人们都这样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沛县上上下下所信任的人，再没有谁能比得过萧何了。

就是如此受到信赖的萧何，竟然会庇护被称为无赖的刘邦，有时庇护得过分，看上去甚至真的将刘邦当成了兄长。对于年龄相差无几的刘邦，他有时也会像见到本家伯父一样必恭必敬。这大大抬高了刘邦的身价。

为什么萧何会做出这些举动呢？

“刘季（刘邦）固多大言，少成事。”

前面我们提到过的萧何对刘邦的这个评价，就是曾对吕公流露出来的那句话。这应该是萧何对刘邦的真实看法。在萧何当上汉帝国的丞相之后，这句话仍长时间地流传在沛城人的嘴里。又过了好多年，当刑余之人司马迁来到沛城，在俚人之间取材，四处走动时，仍能听到这句话。司马迁以几近口语的形式，将这句话原封不动地写进了文章之中。

“爱讲大话、一事无成的无赖。”

尽管萧何心里对刘邦是这样评价的，然而他还是认为：“此人并不可憎。”

由于有这么一种看法，即使刘邦不断地犯上一些小小的罪过，他也一直加以庇护。萧何对刘邦的这种淡薄的好意，是从什么时候才变得积极主动起来的呢？

“刘邦虽说没有值得称道的德，但还是有一点点无与伦比的可爱之处。这一点，难道还不值得作为难能可贵的长处加以重视吗？”

萧何内心开始有了这类想法。他认为，可爱之处正在刘邦身上闪闪发光。这闪光会愈来愈大，愈来愈亮，具有将一切都遮蔽住的力量，可以掩盖住刘邦的无德与无能。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一向重视德。有德者即有吸引人的魅力，会受到人们的推崇，有时还会被当成神一般加以信仰，结果此人就会形成一股势力。这个时期的刘邦，恐怕很难说是德者吧！若说德者，可能还是萧何本人更接近些。不过，刘邦所有而萧何所无的，正是那一点点可爱之处。

现在我们要说到一位叫夏侯婴的人。他复姓夏侯，名婴。也出生在沛，刚开始时是县衙马厩里的杂役，萧何很看重他，将其提拔为手下的小县吏。此人后来当上了汉的汝阴侯。

这个人老早就迷上了刘邦的可爱之处，“大哥大哥”地叫个不停，像一只小鸭子似的跟在刘邦的身后，与葬礼上吹箫的周勃等成群结伙地围在刘邦的身边。有一次萧何问他：你为什么老是跟着刘邦？夏侯婴考虑了一会儿，说：“没有我，刘大哥就只是一个呆木瓜。”

这一次萧何才醒过味来，发现了刘邦的可爱之处。

“刘邦这个人，果然有这样的本事吗？”

萧何准备从这方面来观察一下刘邦。

终日游手好闲的刘邦，整天到县衙办公的地方来玩。夏侯婴等人就把工作撇到一边，跟刘邦在一起嬉笑打闹。看到这种完全孩子气的表现，根本不会想到双方都是绝顶聪明的人，而大半会想：

“婴所言刘邦的可爱之处，难道就是这么回事吗？”

萧何实在不愿再看下去了。

有一回，刘邦在县衙里把剑拔了出来，自然是开玩笑，比画着到处追赶夏侯婴。婴嘻嘻哈哈地到处躲避，又戏耍着要夺剑，刘邦笨手笨脚地把剑劈到了小兄弟婴的身上。

——剑劈官吏。

如果是这样，草民刘邦即是死罪。

刘邦不顾情义地撒开腿就逃掉了，留下满身是血的夏侯婴。正在此时，县令发现了，打闹便成了公案。

“是谁，居然敢伤害你这个县吏？”

县令亲自出来追究责任。县令已从其他人口里听说了事情的经过，知道这剑伤好像是刘邦造成的。县吏竟然遭到伤害，即使是再微不足道的小吏，也事关秦帝国的威信，对于刘邦日常的所作所为，县令也早就有所耳闻。一个城里的无赖汉竟经常出入县衙，似乎还把县吏当成自己手下人一样对待，让人看了觉得很不顺眼。因此，县令想让夏侯婴亲口证明，然后以此为证据逮捕刘邦，再将其处以死刑。

可是，夏侯婴就是不讲“犯人”的名字。

“让他说出来！”

县令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尊法家的帝国的地方官员，一点都不留情面。深感为难的是县里掌管司法大权的萧何，但他和底下人早就学会了摆布县令的方法，巧妙地赢得了时间，又态度和蔼地安慰了一番夏侯婴。

“还是说出来吧！刘邦的问题我会想办法的。”

如果不说出来，就会被判处沉默罪，这项罪名很重。萧何说：

“要挨皮鞭抽，还会被关进牢里。身体根本吃不消。阿婴，会死的呀！”

但夏侯婴却使劲摇头，断然说道：只要能保住刘邦，自己这条小命怎么都行。

夏侯婴以沉默罪被带到市中心，剥光衣服挨了几十大板，由于跟萧何串通一气的牢头曹参事前早已要行刑小吏手下留情，因此并不十分疼痛。然而他还是老老实实地被关进牢里，关了一年多，夏侯婴始终拒绝说出刘邦的名字。

“果然不假，从阿婴的态度就明白了。原来刘邦竟是这么个人哪！”

不是通过阿婴的出色表现，主要是借阿婴的人品，萧何仿佛看到了刘邦的真实面目。

刘邦的为人，生来就容易产生追随者。尽管他并非有德之人，这一时期也不具备长者之风。刘邦只是为人豪爽大度，又有一种可爱之处，当那些小兄弟们有求于刘邦，他就会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尽量给以帮助。

“啊，我终于了解刘邦这个人啦！以后可不敢怠慢他了。”

萧何在想。像萧何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想法，肯定不是为了明哲保身。应该说，这种感叹和想法是出自他对沛当地百姓的爱护。依萧何之见，秦已来日无多。尽管秦制度上有许多优越之处，但因其过于新奇，尚未被老百姓接受，加之劳役过重，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如果将秦比作一口大锅，其锅底破裂的话，必将会天下大乱，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到了这种时候，沛的老百姓肯定会陷入官匪盗贼大肆劫掠的苦海之中。要拥立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保护住沛呢？萧何心中已经有了人选：

“恐怕只有刘邦了吧？”

不仅仅是心中有数，萧何还要把刘邦推举上去。为此，最好能让他当个县的小吏，可刘邦大字不识几个，很难干好相应的差事。萧何开动脑筋悄悄做工作，让亭长的职位不请自来地落到刘邦身上。这件事很快就实现了，但萧何为避免让人产生感恩戴德的心理，绝口不提此事，刘邦本人并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幸运。

总之，刘邦当上了沛县辖下一个叫泗上的地方的亭长，这件事一时间竟成了沛城里人们开口必谈的话题。

“真了不起呀！”

这是那些对刘邦并无好感的家伙带着讽刺发表的感想。一个本应在丰邑跟父兄一起耕种农田的人，因讨厌农作而跑到城里到处闲逛，整天靠小偷小摸混日子，这么一个人竟然当上了亭长，虽说级别最低，但毕竟还算是个正式官吏。那些对刘邦充满好感的人则同声庆贺，因为一年到头囊中羞涩的他，终于有了得以立身的微薄收入。刘邦本人也大为高兴。我们必须指出，在这类事情上，与刘邦生性爱讲大话相比，其实际愿望竟小得出人意料。

这里要把亭长的情况先介绍一下。

在秦以前，这片大地上，乡村的基层单位是五户为邻，五邻为里，秦帝国也基本上沿袭了这一制度。由此计算下去，作为社会最小组成单位的里实在很小，其户数不足二十五户。

里的风景一般都是中间有一片树林。树林里有一座祭祀当地神灵的小庙，叫做社，是全里人祭祀和团聚的中心，存放着记有该里人口的名簿。大多数里的四周都有用土砌起来的廓，土廓有门，日落后关上。

所谓亭，常有“十里一亭”的说法，即十里设为一亭。亭这一称谓古已有之，但将其列为地方制度的一级组织的，却是秦的始皇帝。

“亭”，这个词本来也指客栈。

亭是官方所设的客栈，作为外出执行公务的官吏住宿的地方，就这个意义来看，也可以说亭即相当于日本江户时期（即德川时代，公元1603～1867年，相当于中国元朝时期）诸侯外出时所住的中心驿站。至于亭长这一职务，以该时期日本的制度来讲，可认为乃是一个中心驿站的所有者兼管理人员。

只是秦帝国跟江户时期封建制的日本有所不同，本是一个纯粹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官本位国家，因此亭长并不是日本中心驿站所有者受委托所兼任的那种模糊的官职，职位虽然小，却是正宗的官吏，也许理解为日本的警察署长（相当于中国的派出所所长）更为方便。

亭的建筑虽小，却颇有官府派头。

早在周朝时期，一般建筑物的屋顶上是没有瓦的。自战国以后才开始普及烧土制瓦，到了秦朝，连亭之类的最小官府也用瓦来铺屋顶了。当然，普通人家一般都用茅草葺顶，并特意将其称为“白屋”，所以在人们的印象里，在四周错落分布的诸多称之为里的村落之中，亭的青瓦屋顶犹如鹤立鸡群般，巍然耸立在一片白花花的茅草屋之中。从远处望去，仅此一点就显得气势非凡，加上房屋四周围墙高耸，更平添了一份威严。内部的墙壁均涂上白色涂料——这种涂料是用大蚌壳烧成粉制成的，给人的感觉要比一般民房舒适许多。

房间里面没有桌子和椅子。一般认为，这片大地上的人建造土房，在里面放上坐人的椅子，始于多年以后的宋朝初年，而在当时并不存在，刘邦跟他同时代的人都采用同样的生活方式，即与后来日本的建筑相差不多，都是铺上地板，直接坐在上面的。

说是直接坐在上面，也是指坐在席子上。所谓席子，就是用植物的茎等编成的类似后代草席的东西，如果是像亭那样供大小官吏下榻的场所，席子的周围还要用编成漂亮花纹的细条镶上花边。

以上所讲的就是亭的外观和内景。

亭长的工作繁忙而琐碎。

遇有官吏要来亭里停留时，如果事前有通告，亭长便要提前把房舍内外打扫干净，附近的小桥若有损毁，也必须提前修好。

赶路的官吏抵达亭所在地时，亭长必须前往迎接，毕恭毕敬地引领到亭内，让至上席，亭长自己则退到稍远一点的下座，再致以问候。再没有比亭长更小的官吏，因而亭长对谁都得低头致意。刘邦本是一个以粗野闻名的男人，对这种问候方式实在很不适应，但也没有做出后世那种平起平坐、大模大样、有失礼仪的坐姿。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在刘邦所处的那个时代，这种坐姿还根本不存在。在客人或比自己身份高的人面前落座的姿势，相当于日本后来的“正座”，即双膝跪在座上，屁股坐在两只脚上。在当时那个年代，日常穿的衣服里没有裤子，又不穿内裤，伸开两腿满不在乎地坐在那里，就有暴露阴部的危险。

亭长的工作并不只限于当官设旅店的管理人。

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亭长还兼任十个里的捕头。

这件事于刘邦再适合不过了。在日本江户时期就有过这样的例子，捕快们就利用犯有前科的人，让他们凭自己的经验为官府效力。但就刘邦的情况来看，早前他自己也干过盗贼，该行当里的高手也有许多是他手下的小兄弟，要抓从别处流窜来的盗贼，他们都深谙其中的门路。一般情况下，刘邦是打发手下小喽啰去干，但他亲自出马抓人的时候也很多。

“蛮喜欢的嘛！”

萧何听到传闻说刘邦干得十分起劲，不禁感到有些诧异。

刘邦对当上亭长颇为高兴，这仅从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得出来。他特地让人为自己制作了一顶别出心裁的冠，戴到了头上。

亭长虽说职位卑微，但也属于士。既是士，就要戴冠。

“士”，要理解这个字的含义，尚需对时代有一些了解。

在此，我们先上溯到古代。

以孔子为鼻祖的儒家历来尚古，特别崇尚周礼，孔子本人就赞美道：“监周二代，郁郁乎文哉！”

儒家在本书所讲的这个时代，尚被独尊法家的秦所压制，根本没有发挥作用，概要地讲，就是从秦以后漫长的儒家历史来看，儒家当时还属于初期阶段。说到儒家，大多是指礼的学术团体。以最简洁的语言来讲，其内容就是指传授贵族绅士式的礼仪的学术团体。更极端一点，就是指唯有古代服制的精神和做法才是“郁郁乎”之文明。而用比较简单的说法，则是指从事“士者必正冠以戴”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

孔子所说的古代，乃是贵族时代。反过来讲，就是为贵族私有的农耕制奴隶时代。正因为如此，士是讲门第的。除了门第之外，具有渊博学问和高超技艺的人也被称之为士。冠则是为表示士的身份和自我期许的标志，甚至可以说，冠是被当成思想方面的东西来对待的，已超出了单纯服制方面的意义。

不过，那以后又经历了战国时代，社会基础已经发生变化。生命力旺盛的自耕农社会正在日益扩大，门阀贵族势力已经减弱，支撑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反倒只有自耕农及该阶层出身的贤能之士，一般已不再问及门第。战国末期的社会中，与其说士已消失，还不如说万众皆成了士，特别是像秦那样在边陲地带建立的国家，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极端。秦帝国建立后，早前地处一隅的秦的法律立即普及到全国，因此，讲究门第出身的士已不见踪影，谁都可以成为士。倘若用极端的说法来讲，就是：“本人即是士。”

只要这么想，就已经是士了。

第一个举起反秦义旗的陈胜说过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以说，这句话已在毁灭封建诸侯制的秦帝国社会的理论根基中深深扎下了根。但也不等于说，谁都能戴上一顶冠，故意做出那种癫狂怪异的样子。从制度上讲，至少官吏属于士，可戴上一顶象征士的冠。

平民百姓是不能戴冠的。他们只能扎上用一小块布做成的头巾，这才能与干活时穿的衣服相配。

比如，亭长刘邦手下就有几名平民部属。他们是负责看门或跑腿抓人的，被称之为“亭父”或“求盗”，只在脑后戴一块白头巾，不能戴冠。在泗上整个区域内，只有刘邦一人戴着冠。

这顶冠也不是随便在什么地方都能见到的那种，而是他自己煞费苦心研究出来的，材料用的是竹皮。竹皮可以闪闪发光，刘邦就喜欢这一点。更有趣的是，整个冠的底上还鼓起一些浓淡相间的微妙的纹路，仪表堂堂的他戴上这顶冠，谁看了都会大开眼界的。甚至有人说：

“刘大人的冠，是用南方神兽的皮做成的。”

那竹皮也不是本地的细竹，而是从薛（位于山东省滕县东南）产的竹子上剥下来的。刘邦为了得到这种竹皮，竟然特地派手下的亭父到薛跑了一趟。刘邦虽说缺少才能，但肯在自己的仪表风度上下功夫，从这一点来看，他也绝非胸无大志的凡庸之辈。顺便说一句，看来他相当喜欢这种竹皮冠，即使在建立汉朝当上皇帝之后，平时也总是戴在头上。世间将它称之为“刘氏冠”。

在某些不为人所注意的，有点滑稽，却又可视为大问题的地方，刘邦好像颇有些可取之处，他在这方面的敏感性，也恰似一顶刘氏冠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好了，现在我们来讲另一位——萧何。

与县相比，郡所辖区域要大许多，此事自不待言。沛县所属的郡，叫泗水郡。

郡有监郡，叫御史。萧何的才干传到御史的耳朵里，因而被提拔上去当了郡吏，所担当的职务叫“卒史”（相当于现今日本的警察部次长，中国的公安局副局长）。从郡衙所在地到刘邦所在的泗上不远，有萧何做后盾，刘邦的工作就好干多了。

谁知御史经过仔细观察后，对萧何的才干愈发感到惊讶，于是说道：

“干脆到朝廷去当官吧！我也可以给你想想办法，让朝廷委任下来。”

如果能获得朝廷的委任，那就是堂堂正正的官员，而不再是当地录用的微不足道的小吏了，但萧何却断然予以谢绝。连离开沛县，萧何心里都挺不痛快的。

萧何郑重其事地陈述了谢绝的理由，他说：

“下官想在这片土地上终老一生。首先，沛是下官的故乡，下官喜欢待在故乡。留在泗水郡可以为沛县做不少事情，对现在的职务，下官感到非常满意，可是一旦荣升到朝廷做官，就不知道会被安排到什么地方去赴任了。”

萧何心里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最近他已看清秦帝国的结局，倘若当上朝廷的命官，实在不知道未来的宦途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还不如先留在泗水郡，与地利人和的沛加强联系，以备万一之时抬出刘邦把沛守住，这一构想在萧何胸中已悄悄孕育出来。

刘邦兴致勃勃地当着泗水的亭长。

在当时，官吏之间有一个说法，叫“每五日洗沐一次”。

就是以洗头发为名目的休假，每五天里有一天。提任亭长的职务，要住在亭里，第五天他才能到外面去住，偶尔回一趟沛县丰邑中阳里的老家。

家里，长兄刘伯负责种地，由讨厌刘邦的长嫂主持家务。刘邦的妻子吕氏夹在中间，她生了两个孩子，也帮忙干一些地里的活和厨房里的事。嫂子是个心眼不好又争强好胜的女人，吕氏吃了不少苦头，许久许久以后，她还对这段日子满腹怨言。

刘邦也不喜欢大嫂。当他取得天下时，兄弟的孩子都被封为侯，只漏掉了长兄伯的孩子。老父亲太公向他求情说：“阿伯的孩子也该给封个什么。”刘邦当即现出难看的表情，竟然说：“唯有那位大嫂的孩子不招人喜欢。”可见他也恨意难平。当他还在家乡一带终日游手好闲时，常常把一大群朋友带回家，让嫂子给他们弄饭吃。嫂子每次都没有好脸色，有时还故意用饭勺子把锅底刮得吱嘎乱响，就差没说出：“没有饭啦！”客人们都吓得跑回家去，可刘邦过后一检查，竟然发现锅里还有很多饭。

“什么人嘛！”

刘邦心里恨得痒痒的，他当上皇帝以后，对这件事还是耿耿于怀。同时，我们插进来的这段故事也充分表明了他成长的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

每次刘邦休假回到家里，吕氏都要冲着他发嫂子的牢骚。

“好了，不要说了！”

刘邦每次都只能这样说上一句。他虽好色，却不善于跟女人啰里啰唆地纠缠。刘邦即便休假回到家里，也是整天出外闲逛，不到天黑绝不回家。有一天休息，刘邦回到丰邑家里，恰好吕氏带两个儿子到田里去了，不在附近。他只好跑到别人家去玩。

吕氏这时正在地里割草。刚好有一位老人经过这里，从路上朝她问道：

“请问，能给点喝的吗？”

吕氏本是一位乡间侠客的女儿，在这方面既心细又周到，连忙跑回家里，将一碗汤送到老人面前，更问道：“老人家饿了吧？”老人说：“大嫂说对了。”吕氏便拿饭来送了过去，老人坐在田埂上把饭吃进肚里。吃完之后，他眨着眼睛仔细端详吕氏的脸，停了一会儿方说道：“夫人乃天下贵人。”

意思是说，您是大贵之相。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当时，观相十分流行。吕氏看出对方是观相高人，便让长子走到老人跟前，说：

“请给这孩子也看一下。”

老人一看长子孝惠的面相，当即喊出声来：“知道了！”

他又冲吕氏说道：“夫人！夫人将来能成为贵人，就全凭这个孩子了。”

后来孝惠果然成为第二代皇帝，吕氏成为皇太后。观相果然应验了。接下来老人又仔细端详了刚断奶不久的小女儿鲁元的脸，说“亦贵”。摸了摸她的头，拾杖起身离去。

老人刚刚走掉，刘邦便从附近回到家里，听吕氏讲了方才的经过。

刘邦说：“让他给我也看看。”

连忙起身跑了出去。他块头太大，跑起来的姿势实在有点难看，就像一匹马在用两条腿跑一般。

刘邦追上老人，赶紧说：自己就是刚才那个女人的丈夫，还是那两个孩子的父亲，如果老人家肯赐教的话，既然他们能成为贵人，老人家看看我将会怎么样呢？

老人差不多用了半个时辰，才把刘邦上下左右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个够，然后长长出了一口气，冒出一声：“哎呀！”

这才说出结果：“方才那三位都是靠公的相才尊贵的，现在明白了。观公之相，其贵无以言表。”

刘邦说了声：“不胜感谢。”

随即又向老人长揖而拜，说道：如果将来老人家的话能够应验，在下愿报老人家的恩德。日后，当刘邦取得天下，曾想方设法寻找老人，最终还是无法知其下落。

上面这段故事，也许并不存在。或许确实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比如一位赶路的老人为报答吕氏的亲切招待，曾说过夫人的面相真好，孩子们的长相也如何如何，等等，很可能就是讲了这么一些应景的话而已。

事实如何暂且不管，重要的是这件事被当成真事广泛传播开来。不仅只在当时传播，后来也仍在沛一带作为民间传说流传下来，想到这一点，不禁令人感慨民间传说具有多么大的传播性和继承性。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对这段故事添枝加叶的人，恐怕就是萧何呢！

说到传闻，往往要根据说话人的不同，人们才能决定是否相信。这项传闻肯定也是通过萧何的为人和名声才变成事实的，若是从其他人嘴里说出来，保证会被当成笑话而丢到脑后去。

话虽这么说，萧何却不是好奇之人，也不是希望天下大乱之徒。

“如果天下大乱，该怎么办呢？”

这种忧心常常出现在萧何的脑海里，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必须事先物色出一位能守住沛地盘的核心人物。萧何认为刘邦最合适。

可是，原汁原味的刘邦是办不成事的，很有必要给他添油加醋。

“就是那位不成器的家伙呀？”

沛当地人都会这么想。在这些种田老百姓的心里，对刘邦这号厌恶农活、整天到处闲逛的人，简直看得连狗屁都不如。

沛的商人们也只把刘邦看成是一个欠账不还的常客，至于县里的小官吏们，则更是只把刘邦当成一个小偷小摸成性的家伙而已。就萧何而言，因刘邦身上只有两条可取之处，一是他的堂堂仪表，一是他的可爱之处，对他的这一形象，萧何不得不添加一些神秘色彩。

“要提前在沛树立起一个人物。”

萧何一直在心里琢磨这个问题。他深思熟虑的结论是，必须先做好工作，以便万一出现重大变故时，有那么一个人能成为磁石，把人们像铁末似的都吸引到他的周围。

“刘邦这个人，一眼看上去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凡人。然而天意在此男子，他命中注定要当皇帝。”

如果将这类神秘色彩加到刘邦身上，人们肯定会聚集到刘邦的周围，转眼之间就会形成一股巨大势力。总之，在万一的情况下，在沛建立一股势力是必要的。从萧何的立场来看，刘邦的无能等等均不必在意。只要有一批贤能之士从旁辅佐即可，如果他们能拼命辅佐刘邦，逐步填补他的空白，便可大功告成。

刘邦还是一片空白。所以才最理想，萧何心里终于认清了这一点。

若说理想，空白就是空无一物，空无一物的容器越大越好。因为贤能之士大多都能将其填得满满的。在萧何的眼里，刘邦的那股傻劲若引导有方，可以成为其身上的一大亮点。据萧何之见，刘邦还很胆小，一旦身临险境撒腿就跑。不过胆小也有办法补救，将其自身豪爽的一面用上去就绰绰有余。他的豪爽好像也能使周围的人变得豪爽，将来即使遇到困难，刘邦及其伙伴们也会极为豪爽地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豪爽不是可以避过各种艰难险阻吗？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像孩子一样容易得意忘形的人。如果刘邦的运气真的降临到头上，说不定他自己就会像传说中的龙子龙孙一般，趁势一步登天的。

刘邦还在泗上。

刘邦依然热衷于类似捕吏小头目的那份差事，以萧何从泗水郡衙观察所得到的印象来看，他简直就像一个大孩子。对刘邦来说，似乎工作性质越带小孩子气就越干得起劲。每逢有公干的官吏住到亭里时，他必须装成大人的样子，他就找理由跑到远处去，对接待并不热心。萧何时常听到那些风尘仆仆来到郡衙的官吏们大吐苦水：“泗上的那位竹皮又不在呢！”

每次萧何都要替他辩护：“最近常有流寇盗贼出没，他可能也是不得闲吧？”

事实上，流寇盗贼正以异常的势头在激增。

这时，早前的秦王政当上始皇帝已经十年。就始皇帝短暂的在位时间而言，此时已是末期了。堂堂大秦帝国里，一提到耕者，就让人想到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民工的征集数量实在是太大了。这些征集来的百姓或被送到边疆充军，或被赶到各地从事土木工程建设。

逃亡者愈来愈多，他们一回到家乡就会被抓去杀掉，因此在半路上当了流寇，为填饱肚皮而涌向别处掠夺粮食，碰上官兵追讨，就逃进山里暂避起来。

“还是战国那个时候好。”

人人心里都有这种想法。

早前战国时代，六国处于割据局面，各国国内的治安反倒都很好，既没有如此繁重的劳役，也没有出现动荡。而在秦帝国——这一在实行法治和建立严密官僚体系方面，在世界史上均处于领先地位的帝国——建立之后，却完全成了另一番景象。也许是在这方面过于先进了，老百姓与国家及法律体系之间形成了骨肉分离的状态，在严格的法律制度下，治安反而恶化了，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正愈演愈烈。

征劳役的命令终于也下达到了泗上亭长的面前。

“终于还是来了！”

刘邦心里烦透了。任侠放荡的他早就发出豪言壮语：

“要抗官以守民。”

决不能按照官府的命令，把乡亲们从故土强拉硬扯地送到京城去。

不过秦的制度在这方面是很严密的。为了使百姓不至于从法网中漏掉，他们的名单早已被掌握得一清二楚。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里的中心是建在一片树林当中的社（祭祀当地所信奉神灵的祠堂）。

社也被称之为“书社”。每一个里都有二十五户人家，所有人的名字一个不漏地书写在一本名簿上，名簿就收藏在社里面，因此也叫书社。如果有官员前来巡视，全里的人数和年龄一目了然，碰上要征用人力去服劳役或兵役时，就方便多了。这种书社制自古就有，到秦朝又加上了类似户籍保存场所的功能。

在沛县，如果制定要征用的名册，就将命令下达到各亭长，让他们按名册要求凑足人数。包括刘邦在内的各亭亭长带领那些被征用的民工到沛城集合，协商的结果，竟确定由刘邦本人带队前往。

“让我带队呀？”

刘邦突然说自己很不愿意。

“这份差事没意思！”

“为什么？”

在场有人问了一句。

“因为是刘邦嘛！”

这就是全部理由。即便想详细陈述理由，刘邦也找不出词来。

“你不是亭长吗？”

“我首先是刘邦。”

噢，原来如此。

不过，在场的亭长们还是费尽唇舌说服刘邦，鼓动他接下这份差事。大家的鼓动终于让刘邦来了精神，决定带队前往。刘邦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他自己并不算劳力，只要把人如数带到现场，作为亭长的他就可以一个人返回了，这一点也让他感到轻松了许多。

前往的目的地是骊山。

“那是为皇帝陛下修建陵寝的。”

县里的官员作过详细的指示，所以刘邦知道这份差事的分量。

所说的骊山，坐落在秦都城咸阳的东边。

始皇帝在征服六国成为统一王朝的皇帝之后，立即着手在骊山为自己修建陵墓。地面上要造出一座方圆两千米、高一百米的宏大人工土山，这座人造土山只不过是该项浩大的土木工程的极小一部分。

问题在地下。始皇帝死后要住在那座土山的地下，为此要在地下造出一个小宇宙，该宇宙之中要容纳下一座大宫殿。整座墓室就是一个小宇宙，用很厚的铜板圈成，相当于地板的巨大平面上要有黄河、扬子江以及其他所有江河百川在流动。据说江河百川均由水银来填充，以机械装置使其流动，循环不已。天上则展现出无限苍穹，以玉石制成的日月光照人寰，群星闪烁，熠熠生辉。为显示皇帝亲率文武百官的场面，宫殿内设有百官之席，还造出跟实物一般大小、包括将军士卒在内的兵马俑组成的庞大军阵，以象征皇帝统领万乘之军。

从这项工程一开始，始皇帝就征集了七十多万罪犯来服劳役，这在所需技术和劳动力上均已超出了兴修万里长城、建造阿房宫以及修筑连接全境的御用大道（驰道）时的规模，因此整个工程进展十分缓慢。

站在工程总管官员的角度来看，能否加紧施工，关系到能否保住乌纱帽，所以他就会把这项工程上并不十分急需的劳动力调配到其他施工现场去，反而就拖慢了整个工程的进度。

工程已进入堆土造山阶段。劳动力再多也不够用，就要在全国征用种田的农民。

没有比秦的农民生活得更苦的了。他们的租税十分沉重，占到收获量的三分之二，交不起就要受到处罚，受处罚的人都要被当成罪犯送到工程现场去。全家节衣缩食、挨饿受冻才能交够赋税的农民，这次也都被一纸公文强行拉去服劳役，旱田水田也只好任凭其荒芜了。更为严重的是，第二年的赋税也将会因此而无力支付，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于是第二年他们就从服劳役彻底变成了服刑的犯人。

刘邦就带领着这么一伙人从沛城出发了，总人数大约有五百名。

一路朝西，目标是云烟万里的咸阳。途中由刘邦出面交涉，有时也能获准住到村子里去，但原则上是要露宿野外的。尤其麻烦的是，不管住在村子里也好，露宿野外也好，粮食都必须由这一行人自己带上，有人用车推，有人则用肩扛。烧水做饭的锅碗瓢盆也要全部自备。每个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简直就像一群流浪汉。每个人都背着大锅小盆的，加上自己要吃的粮食和工具，看上去一个个似乎都要被压垮了，就这样，他们仍步履蹒跚地坚持赶路。

“难道就要把这些可怜的人带到咸阳骊山去吗？”

做这伙人的领队，真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所能干的。刘邦虽不是那种充满菩萨心肠的男子汉，但也跟普通人一样有感情，还会表现在言谈举止上。

“真可怜哪！”

一路上，他都在发这样的感慨。

“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啦！”

刘邦头戴一顶高冠，个头高大，发自内心地说出这些话时，任何人都会把他看成一个有慈悲心肠的人。不消说，不只是在口头上，刘邦内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然而在这种场合，他那伟岸的身躯和漂亮的胡须也发挥了别具一格的作用。刘邦怎么看都像是一位有德之人。一路上，他还亮开嗓门说：“这种非人的世道，还能忍受下去吗？”

那些被带着赶路的人也很快意识到，再去咸阳就未免太傻了。

话虽如此，可刘邦却没有作乱的念头，也没有为此去煽动人们的想法。除了把他们全部送到咸阳骊山，完成自己作为亭长这一极为平常的目的之外，刘邦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图谋。只是带队需要纪律，需要以身作则，而他的性格是不适合干这项工作的，因此平日里的愤愤不平就脱口而出了。

对于刘邦来说，那就像平时随便唱歌一样，但就其他人的感受来讲，有这么一位带队的人领头，脚下的路实在是迈不动了。

“干脆逃跑吧？”

从一开始，这种气氛就笼罩着这支队伍。

在沛县境内的一段路程，不必担心露宿的问题，因为总会经过某一个人老家所在的里。

“一旦出了沛县可就麻烦大啦！常有豺狼出没的。”

带队的刘邦大声提醒人们。

第一天已经联络好了，人们就分别住在几个里。

翌日清晨，刘邦让人给推醒了，是自己中阳里老家的好朋友。

说是情况有点不对，好像还很严重。把全体人员集合到路上一看，差不多有一半的人不见了踪影。刘邦对待领队这项任务漫不经心到了何种地步，由此可见一斑。

“呵呵……”

要说这种场合下的刘邦，那形象实在是够好看的。也许是对身陷的窘境感觉迟钝的缘故，他根本就没有垂头丧气、狼狈不堪，不过也没有虚张声势、故作镇定，只是如春日里静谧的湖水一般泰然自若。

“好了，就这样吧！”

说完，他又开始了第二天的行程。

第二天住到了刘邦的故乡丰邑。人员分散开住到几个里去，次日清早照常起来一看，情形又不一样了。前一天逃跑的人发觉根本不能回到村落里去，等待他们的只有饿肚皮，于是有的人又跑了回来，也有新溜掉的，反正人数还保持在原来的一半左右。

刘邦的耐人寻味之处就在于，不管是哪个里的什么人逃掉了，一概不予追究，只是对重新回来的那些人说：“啊，是你呀！又回来啦？”

仅仅打个招呼而已。

第三天上，这群朝廷的奴隶们走出了沛县的县界。仅仅是离开沛县往西赶路，就足以让这群世代务农的人感到胆战心惊了。

“难道已经离开沛县了吗？”

固守家园乃是农民的美德，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到过紧邻的县，因而难免有些紧张，连大地山川的景色都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的。

第三天是在野外露宿的。

睡了一觉起来一看，人又减少了。照这种速度下去，到达咸阳时岂不只剩刘邦一个人了吗？

“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刘邦第四天一边赶路一边思忖着。哪怕少一个人，也要对带队的人严厉追究。如果一半的人都逃掉，刘邦到达咸阳时肯定就会被处以死刑。后来的陈胜吴广也同现在的情况差不多，他俩就是与那些去服兵役的老百姓掺杂在一起，半路上遇到大雨和洪水，根本无法在指定日期到达目的地，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来造反的。当时，去也是死，逃也是死，正是这种绝境才把他们逼上反叛之路的。眼下刘邦的处境就跟他们一模一样。

从一座小城经过时，刘邦用带在身上的官家发的银两，让人买了一大坛子酒，整坛子运到城外边，在一片野地上举行一次简单的宴会。

“让他们借酒浇愁吧！”

刘邦就是如此从容不迫，也是个懦夫。后来的陈胜吴广是煽动那些男人起来造反的，而刘邦则不同，可以说他只是一个不动声色的策划者，让人们自己主动起来造反。刘邦只想到一点，就是挪用银两盘缠买点酒喝。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刘邦这号人比陈胜吴广胆小。唯其胆小，才会依据势头的大小保持清醒头脑，他心里明白，即便现在起来对秦造反，也只会落得个惨遭涂炭的下场。

“走得爬不起来了。”

这个时候，也只能用这句话来作为野外酒宴的理由。

“怎么样，干脆把我一个人扔下，你们都赶快逃跑吧！”

刘邦趁着酒劲开始说傻话了。

当然，尽管嘴上在讲傻话，他心里却也惦记逃跑者的去向，并为此深感痛心。即使逃跑者回到故乡，也有判刑人的黑手等在那里。

“那些人可怎么办呢？”

刘邦眼里一下子涌出了泪水，口里还在说：

“可是，即便不逃跑，一步步爬到咸阳或骊山之后，又有谁知道大伙的性命会怎么样呢？”

这可不是带队人应该讲的话。

“到了就要受刑。这件事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解释的，只要能逃过一劫。”

刘邦已经醉醺醺的了。

“接下来的事就不好说了。”

也就是说，骊山的地下宫殿里藏满了财宝。有传闻讲，为了防止被人盗掘，甚至安上了我们现代人讲的火炮一类的机关，古代称之为石火矢。如果有盗墓人进去，机关就会自动启动，射出箭把人杀死。始皇帝还活着的时候，把墓的地上部分堆起一座规模宏大的土堆，据说也是为了从土堆的任何一点垂直挖下去都很难找到地下宫殿。但是那些被驱赶来参加工程建设的出苦力的人却大致了解地下的构造情况，正因为如此，据说在工程结束时就被鏖（全部杀死）在了里面。这种传说一直流传到今天。

刘邦最终还是讲出了自己所听到的上面那些情况。

老百姓天生就是不爱讲话的。

即便是刘邦这种极具农民色彩的人，在老百姓眼里也成了带城市味的、能说会道的高人，讲话的速度之快，以他们的理解能力是很难跟得上的，尽管如此，当听到“鏖”这个音时，还是无一例外地变了脸色。

“是全部杀死吗？”

这一次，每个人都开了口。

“让你活到干完活为止。”

刘邦喝了不少酒，回答时舌头都是硬的。

“就是说，不是马上就会被杀死嘛！”

“马上被杀死的，就是眼前的我。”

刘邦吐出这句话之后，宛如受到刺激一般，浑身颤抖起来。

在这种场合，他这个人从不虚张声势，暂时闭上眼睛，任凭自己全身抖个不停。

人们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望着浑身发抖的刘邦。没过一会儿，刘邦又从旁边一个人手里夺过杯子，放到嘴上就喝，他的整个身体里，就像有个肉皮冻之类的东西在里面颤动着，杯子里的酒就那样静静地灌了进去。

酒将他身体里那种好似肉皮冻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溶化掉。停了一下，刘邦说：“我可是要从这地方逃走了。”

他的表情十分平静。

逢到这种场合，不论陈胜吴广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人也好，凡是居住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的人，一般都会讲出几句可以铭刻在他人脑海里的豪言壮语，但刘邦却没有那个本事，只简简单单地说了这么几个字。

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

“亭长大人若是自己逃走了，我等可如何是好呢？”

“随便去哪儿都行。如果有人想跟着我，跟我也可以。”

一伙人心里都明白了，原来亭长是想当流寇去呀！在当时，逃跑就意味着自动去当流寇，只能走这一条路，再没有别的生路。

“能有几个人跟我来呢？”

刘邦心里在盘算着，实际上主动报名的只有区区十几个人。总之，从这一刻起，虽然还不能说刘邦就已经是秦帝国的反叛分子，但至少已成了亡命之徒。只有发起暴动并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刘邦才能有出头之日，否则，命运为他安排的就只有永远逃亡这一条路了。

刘邦起身离开喝酒的这个地方，在旷野中迈开双腿。

他晃晃悠悠地往前走去，醉意开始猛烈地涌上头来。他的十几个新手下扛着粮食，背着大小锅灶，紧跟在刘邦身后。

“大人要去哪儿？”

不知是谁紧追着问了一句，可惜刘邦也不晓得。

“就那边。”

他用手指了一下，仅说出这三字，好像身不由己地朝手指的方向一步步向前挪动。只要认准那个方向，就能远离官道。离官道愈远，被追捕的危险就愈小。

“不管那么多了。总之，脸上就是要装成认准目标的样子往前走。”

刘邦尽管醉得不轻，唯独在这件事上还在不断地提醒自己。如果露出走投无路的样子，手下那些人就会感到心虚，马上就会一哄而散的。

“我必须有一帮小兄弟。”

刘邦心里很清楚，倘若手下人全部一哄而散，自己这种人是没办法活下去的。

众人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白天睡觉，晚上继续赶路。

随着脚下路的延伸，地势越来越低，沼泽也多了起来。由于排水不畅，已不见耕地，因而也没有人家。沼泽与沼泽之间的路都是泥泞的，连靴子都能陷进去。到了晚上，在月光照耀下，脚底下看得很清楚。刘邦只一心走着，边走边取出酒葫芦喝上一口。否则，漂泊在这种漫无目的的时空中，刘邦早就承受不住了。

头上戴冠乃是士的象征，戴冠的士是不从事体力劳动的，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因此，刘邦从不走在前头探查路况，而是挑一名夜里视力好的人在前面带路。刘邦则与几个人一起跟在后头。道路很窄，很危险，稍不留神就会滑进两边的泥沼里。

走在前边的人很快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报告说不能再往前走了。问缘故，说是从沼泽里爬上来一条大蛇，正一动不动地横躺在小路上。听到这句话，刘邦的豪气乘着酒劲立时就充满了全身。我是壮士！壮士就是要勇往直前，决不退缩！大声吼着，刘邦继续前进。

果然不假，一条灰白色的大蛇横在眼前，宛如一根碗口粗细的圆木倒在小路上。

“就是这家伙呀！”

刘邦挥剑用尽平生之力朝大蛇的身子猛击过去，以近乎疯狂之势又砍又击，终于将蛇身断成两截。刘邦的酒劲还没有过去，仿佛忘记了自己是在走路，又往前走了几里，终于酒劲大发，一头栽在路边沉睡过去。

正因为如此，后头的事，刘邦就不知道了。

据说，当走在最后的人来到被砍断的大蛇跟前时，发现一位老婆婆正独自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以下的内容才真够吓人的，不过一般都认为那是专门编出来为在民间流传用的，而编造者不是萧何，就是萧何跟前的人。

据说，当问到老婆婆为什么哭时，老婆婆说，我儿子被杀了。走在最后的人又问，为什么老婆婆的儿子会给人杀死呢？老婆婆说，因为自己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变成蛇横卧在这条小路上，谁知刚好有赤帝之子从这里经过，便给一剑斩死了。如果是这样，刘邦就成了赤帝之子。

这个故事如果真的是编造出来的，编造者肯定是一位学识颇为渊博之人。因为这是有事实依据的，秦王室从诸侯王国时起就祭祀白帝。斩掉白帝之子，就等于说刘邦要推翻秦王朝。

刘邦跟他手下那批人都躲进了沛当地的沼泽里，但这次没有再干盗贼的勾当，再干，当地百姓就会众叛亲离。虽然不去偷就填不饱肚子，他还是渡过了没有食物的难关。这都是靠了萧何的智慧。

萧何得知刘邦逃回来躲进沼泽，立即着手把沛当地同情刘邦的里或户一步一步地秘密组织起来。

也可以说，一个秘密的刘邦党被组织起来，让那些加入进来的农户暗中把租税送过来，就像后来所有非官方军队都采取的办法。作为每个农户来说，被征收双重租税是很难承受的，然而做秘密串连工作的人自有劝说的办法。他们讲的意思大致是：

你们不是盼着秦王朝垮台吗？那就必须让它尽快垮掉。现在你们不得不另外出一份粮食，虽说十分艰难，但这样才能保证将来过上好日子。

经过说服，愿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自此以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凡是起来革命的人都采用了这一传统做法，而这种做法的开先河者就是刘邦。

当然，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萧何才是首创者。

假如没有萧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刘邦之流只能成为出没于沛沼泽地里的一群无名草寇，最后落得个陈尸荒郊的下场。

尽管如此，萧何表面上还仍旧是泗水郡的一名以能干而出名的官吏。只是在刚得知刘邦逃进沼泽地时，萧何确实大伤脑筋。他的反应是：

“这下子麻烦可大了！”

秦的始皇帝过不了多久就会死去，但萧何本事再大，也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目前还不得不承认秦王朝是坚不可摧的，对于提前变成草寇的刘邦及其一伙追随者，萧何不可能公开将其作为民军去加以培植。他毋庸置疑地仍是郡府掌管刑狱事务的卒史，必须把他们当成逃犯及草寇来加以处置，但值得庆幸的是，刘邦逃亡一案，除刘邦自己送来消息之外，再没有一项官府正式公文送达，因此，御史与郡府官吏们全都毫不知情。

他决定将这件事严加保密。

他又匆匆忙忙向上司呈状请假，上面写道：“欲请赐洗沐之休假。”

然后便立即返回沛城。

沛城人全都认识萧何。

因此，他等到入夜才进城，躲进自家后院，马上从县衙悄悄叫来曹参和夏侯婴。曹参本是萧何在沛任主吏时的心腹部属，其后也一直在沛任狱吏。夏侯婴则职务略有变动，当上了县令的御者。

“出什么大事了吗？”曹参问了一句。

“刘邦已经不能再露面了。”

萧何以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悄悄说道，然后将刘邦这件事细说了一遍。

“可不准泄露啊！”

萧何叮咛了一句。按照秦的法律，刘邦该判极刑，应被列为全郡县追捕的要犯。

“总之，首先要把他稳稳当当地封闭在沼泽地里，不能让他们再去偷摸。否则的话，我们再怎么想保护他，从职责上讲也是保不住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给他搞到口粮。而要搞到口粮，就要到沛县每个角落替他发展出自己的人。”

后来，在形势大变之后，萧何也仍然为刘邦独自苦撑粮草补给的工作，可以说，他做这份差事，在刘邦此次逃亡事件中就已经开始了。

“要让刘大哥潜伏到什么时候？”夏侯婴问道。

“到秦王朝垮台之时。”萧何说。这句话也可以看成是他要起来造反的宣言。

“要造反吗？”曹参问。

“要造反。”萧何平静如水地说道。

此时，可以说他们已结成了刘邦党这一帮派（秘密团体）。在当前最困难的时期，仅次于萧何、担负重要使命的第二位的就是曹参。他一边拖延县里为追捕刘邦而交办的刑事搜查工作，一边在背地里组织那些可能知道这一秘密的乡亲。

夏侯婴的任务也不轻松。

刘邦在沛城等地还有一批很有本事的小兄弟，其中包括专为人办理丧事的周勃和靠屠狗为生的樊哙等人。夏侯婴必须暗中将他们串联起来，拧成一股绳，让他们充分理解萧何曹参的意图，以刘邦党干将的身份潜入到县下面的里去，说服农民帮助刘邦，还要让他们将粮草秘密地运到刘邦的潜伏地点去。

“而且，只靠过去那个刘邦，必将一事无成。”萧何说。

“要尊重他。”

“我一直就很尊重他。”夏侯婴说。

“对，你是一直就很尊重。然而我在这点上却很淡薄。今后要将他当成盟主来尊重。而且，必须改个称呼。”

萧何稍微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

“就称刘公吧！”

萧何建议用这个称呼，意思要将他当成尊贵之人来加以尊重。在向农民们传达有关刘邦的消息时，要像对待王一样毕恭毕敬地用这个称呼。不然的话，又有谁会冒着生命危险为从前那个地痞无赖的刘邦提供粮食呢？

“刘邦脱胎换骨了。”

萧何说。仿佛在郑重地发表宣言。

中阳里的二十五户全都成了刘邦党，因为那里既是刘邦的故乡，又有同一个里出身的卢绾走遍家家户户拼命劝说。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对里人来讲，他们改变了对刘邦的看法，感到放心。在长兄刘伯家下地干活的吕氏当然早就知道了刘邦的情况，因为有周勃等负责后勤供应的一干人多次偷偷前来联系过，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情况。尽管刘邦不断改变藏身之地，每次变动的情况，吕氏也都从周勃等人那里知道得一清二楚。

每个里都有叫父老的人。

一般情况下，五十岁以上、德高望重的人都会保护里的安宁，成为类似于维护风俗与教化的师表。每个村落都要选出一位或几位父老，接受其人格方面的教化，这似乎是自古承袭下来的传统，已成为中国古代原住民社会一种极符合自然法则的客观现象。

人类社会早在村落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王朝则是蹑手蹑脚，或者说是借助刀光剑影随后赶来，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

虽说凌驾其上，但历代王朝对这一符合自然法则的村落秩序，却都基本上采取了尊重的态度。王权决不会越过村落的藩篱，介入其内部的父老政治。

唯有秦的体制是个例外。把全国百姓以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里为单位，直接与国家和法联结起来，这正是法家的基本思想之一。在这一点上，与近代国家颇为相似。因此，国家便强有力地介入了里的围墙内部。虽说秦采用了这些做法，但仍在某种程度上重视自古就存在的村落自治制度，又出于严格控制的目的，将原来很难判明的父老身份加以改造，采用正式任命制，这与古代大异其趣。但在内涵方面却只是略有不同，并没有改变父老的本质和现实状况。

在刘邦的故乡中阳里，自然也有一位老者被大家尊奉为“父老”。

有一天，中阳里的父老来到刘邦躲藏的地方。

带路人是妻子吕氏，再无别人同行。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

刘邦吃惊地朝吕氏问道。因为这是吕氏第一次到沼泽地里来看望他，刘邦不能不感到吃惊。

“怎么知道的？”刘邦问了一遍。

“夫君所在的地方，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吕氏笑了，说是刘邦上面常有云气。吕氏说，刘邦换地方，那团云气也跟着换地方，以它为目标就能找到。

“云气？”

刘邦也是第一次才听说。

“我头顶上有那种东西吗？”

他头顶上当然不会有什么云气之类的东西，倒很可能是萧何通过他人之口，将刘邦藏身之处告诉了吕氏，顺便也把云气这件事讲了进去。

“您老也能看得到吗？”

刘邦换成另一副态度向父老问道。连刘邦这号妄自尊大不懂礼仪的人，对自己所在里的父老也是必恭必敬的，奉若生父一般。

“我看不到。”

父老沉稳地微微一笑，说：只是半路上迷了路，吕氏站到高处寻找唯有她才能看得到的云气，然后再选一条路往前走。尽管我的眼睛看不到，但那的确是真有其事。不过本人是看不到自己头顶上的云气的，你也未免太天真啦！说完，老人又笑了起来。

关于云气的这段故事，转眼之间就传遍了整座沛城，坚决追随刘公的年轻人一下子增加了许多。萧何的筹措真可谓既精密又周到。

始皇帝驾崩了。

翌年七月，阴雨连绵。沼泽地里本来就笼罩着阴云惨雾，潮湿难耐。躲在水边仅有的一小片竹林里打发日子的刘邦，实在是每时每刻都在忍受着煎熬。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有一天，从沛的后方密探那里送来了一份报告，说是在差不多同为沼泽地带的宿县，一个叫大泽乡的地方爆发了叛乱。

天天有探报送来，天天都是语焉不详。

其实就是陈胜吴广起义。

这两个人夹杂在发配充军的九百名壮丁里，都是出头露面的人物，当此二人经过商量决心造反时，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讲，是不可能像萧何对刘邦那样煞费苦心的。

在最为关键的内部工作方面，他们则采取了与萧何类似的策略，比如在一块帛上用朱笔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偷偷地放进渔夫捕上来的鱼肚子里，仔细地加以伪装，让买到那条鱼的壮丁看到后大吃一惊。那人也确实吃了一惊，认为此乃神仙在授意。当然他们还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奇妙设计，比如让当弟弟的吴广溜进小树林里的祠堂，在夜里偷着学狐狸的叫声。在当时，每个里中心的那座祠堂都称之为社，里人一般还没有去清理打扫的习惯，那里就成了老鼠和狐狸的老窝，发出狐狸的叫声不足为奇。吴广在学狐狸叫的间隙，还用又尖又亮的嗓门反复加进去一句话：

大楚兴，陈胜王。

意思就是，大楚（壮丁们都是亡楚出身）即将出现，陈胜就要成为王啦！

无论是谁，都会对这种神秘异常的现象感到吃惊的。

顺便说一句，陈胜吴广当初举兵时，手下只有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大泽乡走投无路的九百名壮丁，但很快就在一个月之内发展成一支拥有六七百辆战车、数万名士卒、千骑骑兵的庞大队伍。可惜后来起义失败，二人丢掉了性命，此次举兵造反的事实便被当成他们自己编造的神话，大张旗鼓地传播开来。而刘邦最终当上了汉帝国的开国皇帝，所以无论是赤帝之子的传闻，还是有关云气的故事，以及其他所有稀奇古怪的东西，统统认为不是编造的，当成了天意或因天意而生的祥瑞之兆。

总而言之，天下开始大乱了。

再没有比秦帝国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朝代了。

秦明明采用了彻底的法家思想，官吏和百姓都不再是自然存在的个体，人只不过是法律意义上的一种称谓而已，明明如此彻底地将地面上所有的人都纳入了法的范畴，却唯有始皇帝本人成了例外，成为超越法的存在。只有他不受法的约束，只有他是大地上唯一活生生的自然人，同时又是法的唯一制定者。正因为如此，作为唯一自然人的他一死，所有的法也就跟着化为泡影了。

在这种状况下，秦的法就好似一张大蜘蛛网，始皇帝就是一只巨大的蜘蛛，蜘蛛一死，这张网就失去了支撑力，以往靠这张网才获得权力的官僚们也就变成一个个普通的人，而普天之下的老百姓，则又从主观意识上重新找回了按自然法则而群居的那种感觉。

沛城也不例外。以往具有超过王的强权的县令，如今已日甚一日地失去权威，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父老开始活跃起来。

不用说，沛就是指城郭里面的城市街区。城里也划分成若干个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街道办事处）。不同的里都像围棋棋盘上的方格一样被彼此隔开，每个里都有好几名父老。从这些里的父老里再推选出特别德高望重的人，作为沛整座城的父老。这些人就相当于日本历史上江户时期，江户和大阪等城市里在市政方面的市民代表，江户的叫“町年寄”，大阪的叫“总町年寄”，都是主管市内公共事务的官吏。

就有关本城的自卫问题，人们开始围着这些父老商量起来。

当务之急是必须组织起来进行自卫。秦的法制是无法帮助城里人保卫县城的。这件事十万火急。陈胜吴广军说不定就会前来攻城，即使他们不来，其他的县都会成立流民军，这些流民军也可能打上门来。也就是说，其他县也有可能前来攻打。尽管消息还不十分准确，但已经有传闻说，在几个郡衙和县衙所在地，城里人已经动手杀死了郡守和县令。

萧何已经从泗水郡衙逃了出来，重新回到沛城。

形势吃紧后，县令曾叫来萧何进行商量。

“究竟该如何是好呢？”县令问道。

“索性我也反叛秦，我想率领县军投奔大楚将军（陈胜）的麾下。此外再无良策。由你顺便把士兵集合起来如何？”县令提出了请求。

萧何做出很过意不去的样子，说：“大人乃是由秦朝廷派下来的官吏。”

这句话是不得不说给对方听的。

曹参当时也在场，连忙插了一句：“如果大人发布命令，恐怕沛县的一个小孩子都不会采取行动的。”

接着，他又以颇符合曹参身份的稳重语调说道：“干脆，把沛本县出身、逃到无人沼泽地里去的那些人都招呼回来，让他们来守城为好。”

县令听到这些话，露出惊恐之色，为慎重起见，又回头望着萧何征求意见。

“我也跟曹参意见一致。”

萧何的语调十分平静，县令愈发紧张，只得听从他二人的建议。沛城的父老们绝大多数都支持萧何，县令对此也有所察觉。如果不按萧何的意见行事，在沛的土地上将一刻也待不下去，是惊恐而不是理智让他深明这一点。

“那好，就这么办。”

县令点了点头。萧何把屠狗店的樊哙叫到县衙，派他即刻动身到刘邦那里去，并让樊哙捎口信说：是想让刘邦带领军队进入沛城，我们将打开沛的城门等候贵军。

樊哙生性憨厚质朴，浮躁奢华几乎从不与他沾身。唯独此刻，他也许是太兴奋了，竟一下子跳了起来。他正准备飞奔而去的时候，却被萧何给叫住了，说：“有件事忘了。以上口信传达给刘将军时，就说是县令大人提出的要求。”

不说是县令的命令，而是要求，这是萧何随意加上的解释。从法律意义上讲，县令在说出“自己也要叛秦”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再是县令，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对刘邦下达命令的权力，只能是提出要求。县令对刘邦所能作出的约定，就唯有“提前打开城门”这一项了。

“萧何，还是该说成命令吧？”县令又正言厉色地说道。

“还是讲大人要求更为妥当。”

“为何？”

“县令已经表示要对秦谋反，仅此已经背叛了秦法。现在大人已只剩下个人身份了。”萧何仿佛开导般地说道。

县令看到萧何这般的态度，心里真不是滋味。

“这家伙大概是刘邦一伙的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县令的疑虑愈来愈重，于是改变了主意，叫来其他属僚命道：“关上城门！任何人都不准进来！”

人们赶紧朝四面城门跑去。

最早得知这项命令变更的，正是县令的驭者夏侯婴。他立即紧急通知萧何、曹参等县衙里的刘邦同党，让大家一起乘上县令的马车。继续留在县城里，大家肯定会被县令下令处死。夏侯婴挥鞭纵马，一溜烟穿城而过，经西城门朝城外飞驰而去。

县令立即发现萧何已经逃掉，狼狈之余，他连鞋子都忘记穿上，急忙跑到县衙前院，吼着嗓子惊叫驭者。

“夏侯婴到哪儿去了？”

还好，厅堂里还剩下一名小吏，只见他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说：

“大人的驭者也是刘邦的党羽。”

接下来，县令所能做的就只有关闭城门，继续龟缩在城里。

萧何等人出城不久，就碰上了刘邦的军队。

刘邦依旧戴着竹皮高冠，还骑着一匹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马。

“啊，是萧何吗？辛苦了。”刘邦高声说道。

随从者中多数都认识萧何，所有人都是一副叫花子模样。

萧何仰起脸，向骑在马上的刘邦报告了几件事情，刘邦只面带微笑点点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对萧何而言，这样就足够了。令萧何十分满意的是，刘邦已极其自然地具有了大将风度。

当这支队伍抵达沛城城墙下时，发现城门已经紧锁。

“还是让那些父老把城门打开吧！”

萧何向刘邦建言，写一封帛书用箭射到城里面去。

刘邦在一小块帛上用当地大白话给父老写了一封信。本来，萧何若同时署上名字，会使父老们更加信任，但萧何已经成了刘邦的属下，因而回避了这一做法。同时署上自己的名字，有可能损害刘邦的威望和人格，更何况既已成为属下，就得避免引起刘邦的嫉妒。作为萧何来讲，从今以后，只能以新的面目和周到的服务来面对刘邦，但对早已习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这位老兄来说，这样做根本感觉不到什么痛苦。

射到城里的帛书已被人送到父老那里。父老们早已集合年轻人组成了自卫的队伍。他们在靠近自卫队伍的地方商议一番，很快作出欢迎刘邦的决定。自然地，一山容不得二虎，既已决定欢迎刘邦，就必须先把县令除掉。

“赠县令一死。”

父老们向年轻人下达了命令。那些年轻人手持棍棒飞跑着穿过城区，直闯县衙逮住县令，按父老的话将其处死。

刘邦等一干人马开进城里。

父老们到城门口迎接，将他们引入县衙大堂。在这里，父老们恳请刘邦出任沛公（沛县主政者）。这种做法乃是该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尽管彼此早已心知肚明，却还要采取恳求刘邦拥戴其本人的方式。但刘邦毕竟是刘邦，一口便回绝了。

“我没有那份德。”

父老们又进一步恳求，但又遭到刘邦再次谢绝。

第三次，刘邦才终于答应下来。可以说，这一切也统统是在走形式。

刘邦的队伍整齐地列队在县大堂前的院子里。

担任相当于现代参谋长职务的，是萧何及曹参。

担任相当于现代副官职务的，是其幼时的朋友卢绾。

相当于队长职务的，则分别由驭者出身的夏侯婴以及下级小吏任敖、专办丧事的周勃和绢帛商灌婴等人担任，连人们眼中本事最大的樊哙也只能当上一名队长，率队乖乖地站在那里，他们都很安于其职。映着沛上方一片晴朗的天空，地面上旌旗翻滚迎风飘扬，这些长短不一、大小不等的旗帜一律呈红色，以象征刘邦乃赤帝之子，由此成为刘邦军的专用颜色。

大院里摆放好祭坛，上面供有祭祀用的活猪活羊等牲畜。

首先拜祭开天辟地以来传说中最古老的皇帝，即黄帝，接着祭拜象征战事大吉的军神蚩尤，最后将祭品活猪活羊等宰掉，用它们的鲜血把战鼓皮染得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