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刺载沣的背景。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已发动了八次起义，分别是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

新时代的潮水，一浪一浪冲向腐朽不堪的清王朝。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垂死的清朝改善不了民生，抵制不了外侮，但其遍布全国的官兵，在镇压人民的反抗上还是有回光返照之力。这八次起义，全部失败，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

清朝能否推得翻？连续八次失败，海内外民众都在灰心、怀疑，190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同盟会的领袖们陷在极其不利的舆论处境中。

当时二十五岁的汪精卫，就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已任同盟会最早的三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三年。

这个不利的舆论就是，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

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看到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同盟会处境艰难之际。内部又闹起了大矛盾--有人指斥孙中山贪污！

孙中山是革命阵营的最高领导人，他的热情，他的才干，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号召力，同盟会的革命经费，基本就靠他的威望在华侨华人中募捐筹集。这个革命派第一人何以被泼上这样一盆污水？

这回发难者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炳麟。1907年，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日本友人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两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

《民报》经费历来困难，饱尝没钱之苦的章主编发飙了，他说那些钱是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你孙某人的，你这样公款私用，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友人看不起--这个主编，我不干了，拜拜！这样，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

因为孙中山确实没有公开过经费收支情况，关于钱的事是最敏感的，这下陷入了被动，谣传蜂起。同盟会内部掀起了"倒孙狂潮"，以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尴尬声音。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的道义优势急剧滑坡，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怎样度过这场危机？孙中山的事好办，他目瞪口呆听到对自己的指责后，立即写下长长一份材料，将经费收入和支出详细一笔笔列出，椎心泣血地说，除了奔走中的食宿，他私人没有花公家一分钱。他没有说的是，相反，他的哥哥孙眉还为革命捐款一次又一次，在夏威夷经营农场的利润几乎全被这个弟弟象挤奶一样挤走了。

那么，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汪精卫在忧心如焚中一边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一边想出办法：他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刺杀谁呢？汪精卫决心干一票大的，这样才有巨大影响。当时的皇帝是三岁的宣统，他就把目标锁定在溥仪他爸爸这一辈的几个巨头身上。

同盟会评议部长汪精卫决定亲身去搞刺杀，就是出于这样的危急环境。

一位领导骨干去当刺客，党人都觉得不合算，汪精卫的朋友胡汉民等人更是反对得厉害，孙中山也根本不支持。

孙中山一贯认为革命是光明正大的，而暗杀是下策，他就清末风行的暗杀行为批评说："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当他知道汪精卫的意图后，立即电令冯自由把汪精卫截留在香港。

而汪精卫决心已下，箭在弦上。冯自由只完成了这项任务的一半：汪精卫所乘法国邮轮经过香港时，他把汪精卫堵截在了香港一段时间，但随即汪精卫悄悄溜走，去日本联合志同道合者组织暗杀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