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深知，要站稳脚跟，就必须有军队，因此毫无节制地扩大军队，军队编制完全处在失控状态，虽然说是最盛时有三十多个军二十万人，其实连张宗昌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军队。他刚到山东，济南人就发现"副官满街走，差遣多似狗"；不久，民谣就变为"参谋满街走，副官多似狗"；再过段时间，又变成"司令满街走，参谋多似狗"！

这么多的军队，就要钱养活，山东虽然不穷，但也架不住这么多不务农工商的嘴吃饭。因此，张宗昌的部队待遇极差，欠饷欠物资是常事，活不下去的士兵就在张宗昌的纵容下狼一样扑向民间。在"剿匪"之类的名义下，部队所到之处，抢劫烧杀，无恶不做：鸡鸭猪羊被杀光，骡马牛驴被拉光，门窗壁橱被拆光--这叫"三光"；翻查箱子柜子，翻挖院内和室内砖地，看有没有值钱东西--这叫"两翻"；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扔出去，使家家户户屋里空无一物--这叫"一空"！

张宗昌的军队随时抢劫、敲诈。军人购物，从不付钱；军人坐车，从不买票。如向其要钱，轻则被臭骂，重则被毒打，用士兵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

兵匪的抢劫必顺带强奸。这方面尤其荒淫无耻的就是那批白俄兵。张宗昌对他们最倚重，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白人已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心理，每次战斗，张宗昌安排金发碧眼、人高马大的白俄兵一冲锋，敌人就魂飞魄散，四散奔逃。在山东的白俄兵整日酗酒，大醉后狼嚎一样高歌，满街乱窜，见男人就打，就妇女就辱，人们畏他们如瘟神。这批白俄兵动辄强奸幼女和老妇，某次，一老太婆竟被他们轮奸致死！

张宗昌在山东收取的税捐也是空前绝后。他设立的捐税项目，有正式名称的即有六七十种，主要是：田赋，契税，牙税，当税，牲畜屠宰税，盐税，"讨赤"捐，房铺捐，烟酒特捐，茶叶特捐，富绅捐，驻军给养费，营房捐及驻军营房费，军鞋捐，军械捐，车捐，集市摊捐，地亩特捐，慰劳将士费，货车特捐，娼捐，戏捐，人口捐，锅头捐，狗捐，鸡捐，修张宗昌生祠捐，修张宗昌铜像捐……

这还不够，还有一个"粪税"！张宗昌设有一个"金汁行"，做为大粪"官营"的管理机构。饱受压榨的山东人有副对联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这是讽刺，更是控诉。

童年张宗昌在山东有过乞讨经历，更因父病亡、母大脚而受过不少欺负。如今成为统治全省的"山东王"，张宗昌扬眉吐气，格外讲威风。他每次外出，都必须在三点前净街，官署前的大马路，必须洒水去尘，并禁绝车马行人；街道两边，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他的专车前，是白俄兵作前导，车后是一二十辆大卡车，卡车上满载卫兵，个个握着手提机关枪；而且，头顶上还有两三架飞机盘旋，随行护卫。这个排场，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皇帝的威仪。

张宗昌的个人生活更是糜烂不堪，他有五十名不同国籍的姨太太，号称"八国联军"；这还不算荒淫，张宗昌只要看到合意女性，立即强抢强拉，宣泄兽欲。

他在公园看到一对陈姓姐妹，容貌姣好，马上叫士兵上前劫回公馆。将姐妹二人一起强奸后，居然跑到陈家去看其父母，"敬拜如新亲"。他在戏院看见一美貌女子，人多不好下手，就叫手下跟踪，记下女子家的门牌号，随后派兵进门强抢而去。

张宗昌还尤其爱好清纯女学生，经常打着"军学联欢"的幌子安排学校女生到其公署"开会"，所到女生均落入虎口，没有当夜能返家的。当时人愤怒地说："其玩弄女学生至于此极！"

明白别人都知道他好色无耻，张宗昌说："外面多说俺老张爱女人，不错，我确好色，实则我只有这个短处，可是我的长处多着呢，谁又晓得！"

像这样禽兽不如的，民国军阀里可能只有青海的马步芳能和张宗昌相比。马步芳公然提出："除生我者和我生者，其余人人可奸！"他的确奸淫了自己的亲侄女和亲外孙女，而且还致外孙女怀孕，马步芳亲手捏死了这个小"孽种"。马步芳糟蹋过的妇女据说有两千多人。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马步芳任驻阿拉伯大使，在任上依然大肆侮辱使馆女职员，女职员们的控诉后被台湾报纸揭露，一时大哗。国民政府将这个老牲口调回岛内，从此大概绝了他的淫路。

张宗昌毫无廉耻，他的那么多姨太太也纷纷红杏出墙。好几个姨太太都有自己的相好，张宗昌对此睁一眼闭一眼。某次当场抓住一姨太太与他的副官苟且，两人颤栗失色，张宗昌说："你们俩真的相好吗？我成全你们！"那两人以为他动了杀机，不料张宗昌真的拿出钱来打发他们俩开路，也未布置途中杀害。

张宗昌的理论是："说共产共妻，共妻当然是好的，共产就不对。东西能拿来的才是你的，不能拿来的就不是你的；共妻不一样，你睡不到的女人和别人睡就没错。"

张宗昌贪婪、无耻，而且残暴。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对革命力量的镇压不遗余力。他上任之初，青岛爆发日资纱厂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虐待的工潮。那时他刚到山东，工人们哪里知道他的面目，罢工工人还打出了"青岛工人请愿团欢迎张督办"的标语。不料张宗昌出动军警两千余人，包围三家日商纱厂和工人宿舍，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当场死八人，重伤十七人，七十五人被捕，数百人被通缉，三千多名工人被遣送回原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青岛惨案"。

镇压工潮后，他捣毁了工会，逮捕中共四方区支部书记李慰农和《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等二十余人；还逮捕了去北京请愿、揭露张宗昌暴行的工人代表伦克忠。张宗昌对他们施以酷刑，李慰农的臂部肌肉被打脱落，伦克忠被打得"臂折骨断，体无完肤"。这二人后又被秘密杀害。

干出这一连串暴行后，张宗昌开始控制新闻界。他将各报馆、通讯社的记者传到督署，明目张胆地威胁道："我今天请你们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报上登载我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果哪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

为了统治稳固，张宗昌经常派军警检查民众通信，发现可疑的物品或字句，立即将人拘捕严刑拷打。在他的淫威下，山东笼罩在一片抑郁的恐怖中。

张宗昌在山东办的唯一的好事可能就是1925年创办山东大学。他自己基本是文盲，某次军务会议，到场的军官互相炫耀自己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张宗昌自感脸上无光，又不愿示弱，急中生智，说："老子是绿林大学毕业的！"现在有了权，他就要办一个大学供自己指挥以寻求快感。1928年，他索性自兼山东大学校长，到校训话时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俺张宗昌识不了几个大字，操你姐！今天论到咱当校长了，没有多说的话，人家欺负咱的子弟，咱要操他妈，还不答应他！"

学生闻听这话在惊诧之余可能还觉得这个"张校长"也有几分率真的可爱，可接下来的话是："俺是你们的校长，你们要靠俺出来，你们不好好念书，闹革命，注意你们的脑袋！"

齐鲁大地，有这样一位"山东王"，民怨沸腾，天人共怒。山东的市镇、农村、工厂和学校，处处可以听到对张宗昌的诅咒。人们恨不得剥其皮、食其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