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条长长的河流，在无限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管怎样的人、怎样的事都只能占有一个瞬间。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到后世不过是短短几行文字，多少强健有为的人物到后世也只是一个血肉全无的苍白符号。民国史上的人物，比如孙中山，就是四个字："推翻清朝"；比如袁世凯，就是三个字："做皇帝"；比如张勋，就是两个字："复辟"；比如曹琨，也是四个字："贿选总统"……

在人生短暂、时间无穷的对比面前，只能符号般存在的历史人物还有一大悲哀：吝啬的历史只给他们留出寥寥文字倒也罢了，这寥寥文字还时常把他们刻画得走形走神，甚至面目全非；而且，空穴来风的轶事说不定比正事有名，无据可证的野史往往比信史知者广泛。一个人认真地、付出辛劳地做得很好的事，不一定能在后世留下痕迹；一些并未为之殚精竭虑的、甚至完全是因为某个机缘而触发出的事，哪怕不大，却搞不好就被久久传播。

于是，真相被遮蔽了，人物被扭曲了。

生于1852年的福州人林纾（林琴南）似乎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即便是非文史专业出身的人里，也有不少知道林纾这位横亘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的文化名人，这绝不是因为他是晚清最出色的古文大师之一--晚清文言文学状况，有几人愿去关心了解？

林纾的有名，就在于两件与他那些优秀的文言诗文无关的事：一个是他不懂任何外文，却居然是一位影响极大的翻译家；二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正在兴起的白话文，是抗拒历史潮流的文化守旧派代表。

不懂外文而成大翻译家，这种天方夜谭的事是怎么做到的呢？

靠的是和人合作。

1897年春，林纾夫人刘琼姿病逝，林纾哀痛不已，家人劝他到朋友魏瀚处散心。在魏瀚家中，林纾结识了留法归来的王寿昌。为让林纾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极佩服法国文学的王寿昌向他介绍了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说你的文笔那么好，我们可以把这部名著合译出来。

在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绘声绘色讲述、林纾走笔如飞形成方块字文章之中，大名鼎鼎的"林译小说"和"大翻译家林纾"出现了。林纾透彻地领悟了原著精神和风格，且调动自己精深的古文造诣和活跃的才思，使浅近的文言译文忠于原著，语句流畅，富于感情，引人入胜。这部译作成书后初印一百本，分送林、王、魏三人亲友，不料迅速流传开来引起巨大轰动，多家书局连连翻印还供不应求，一时洛阳纸贵，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语）之誉。

《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成功获得满堂彩，这一良好开端促使他继续与王寿昌、魏易、曾宗巩、陈家麟、力树萱、王庆通、毛文钟等多位通晓外文的人合作，在此后的近二十年中，先后翻译出外文著作一百八十种以上。许多中国人第一次读到并喜欢上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哥特、笛福、欧文、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易卜生、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孟德斯鸠等西方大师的名著，就是林纾的翻译之功。

由于他不懂外文，译作中错译、误译之处当然不少，还翻译了一些不值得翻译的三四流著作；而且因合水平不一，其译作在是否忠于原著方面也质量不均衡。但是，那是一个国门初开，国人对外国文化正如饥似渴的时代，平易浅近的文言林译小说成了中国人看世界的一个窗口，当时的大量青年学生为林译小说而着迷，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民国文化界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坚。

在鲁迅的整个学生时代，他都和林纾翻译的小说相伴，林译小说每出必买，并多次在和弟弟周作人的通信中谈论。而钱钟书走上研究外文道路，就在于林译小说的巨大影响，他读了林译小说，钦服之余又深感不过瘾，觉得如果看的不是译文而是原文该多好，就勤奋学习外文，后来成了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翻译西方小说，对于林纾来说是十分成功的，只是林纾对此难免有"以末技扬名"的悻悻，因为就文章水平论，即便别人说他的浅近文言译文再好，他自己觉得真好的，还是他的古文诗文。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这个趣称。这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很能吸引人们眼球，增强了他的传奇性，百年之后，林纾对此也许还是有些自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