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时代的不公:林纾"反对白话文"的背后 第二节
而让他"青史留名"的另一件事,却就没有这样让他在九泉之下心安,甚至会让他死不瞑目。
这件事就是今天学生熟知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林纾"反对白话文","螳臂当车","成了站到时代潮流对立面上的小丑"。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以后没有哪个杂志再能有这样的荣耀--一份杂志开启了一个时代。
这里先要厘清一个概念: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其实有两个,一个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爱国政治运动,通常说的五四运动就是指这个;一个就是始于《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创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简称就是新文化运动。这场划时代的文化运动真正消歇于民国哪一年,学术界至今还没有明确。
民国成立以后,政治制度由封建变为共和,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政治变革不等于能立即带来思想变革,人们的思想状况并没有随辛亥革命得到强有力的改变,民国"国民"的脑子里基本还是传统封建社会"老百姓"的思想意识,再加上北洋军阀政府为巩固统治,不但不愿在刷新民众思想上尽政府之责,反而予以禁锢、误导,公开号召"尊孔读经",倡导思想上复古。
1918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博士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归国杂感》,结论是:"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
在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交界之际,新文化运动承担了扬弃旧文化、注入新文化的历史使命,它猛烈批判奴化人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宣扬新文化、新道德、新意识,概括起来就是陈独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口号:"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与科学。
那个自1915年开始的文化上的狂飙突进时代,可以称为"思想文化上的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重点是文学革命。一方面文学是国人思想情趣、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变革文学就是抓住了变革文化的枢纽;另一方面中国是个文学古国,自古文运关系国运,文学不仅只是个艺术品类,而是民族精神所在,它承担了艺术之外的沉重职责。晚清时国家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探求原因,梁启超就把这怪罪于文学,他写诗痛陈:"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文学革命晚清就在酝酿。
语言是文学的工具,语言也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流传千年的文言文正是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文学革命的核心就是语言变革,即由文言文变为白话文。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高扬文学革命的大旗;1918年开始,《新青年》全部采用白话。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发表大量言论,以极其激烈的态度和言辞把文言文的危害说得触目惊心,他们从不同角度,精心论证和大声疾呼废除文言倡导白话是文化上的当务之急。
新文化闯将的对立面,也就是旧文化人物对此是怎样回应的呢?很意外,我们想象中的守旧派"痛心疾首"、"如丧考妣"的蜂窝被捅状况并没出现,这一半可能因为那时帝制既往,民国建立,尚新、求变、批判传统是文化界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对派们心虚气短,不敢吭气;一半可能也是他们对文言文的生命力有足够信心,不屑于跟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后生对阵。
民国文化界有个铁杆守旧的名人辜鸿铭。此公出生于马来亚,留学于德国,曾在北洋军界供职,妻子是日本人,因此有"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奇异经历。他精通九种外语,所以尽管思想上顽固不化到宣扬多妻制比一夫一妻制好的程度,还是被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办学方针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到北大任教授。
他跟军政界的张勋一样被称为"怪物",而且也同样一直拒不剪辩,拖着辫子大摇大摆,出入"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以废除文言为核心的"文学革命论"一抛出,新文化阵营希望他暴跳如雷、奋起反驳,好在争论中扩大新派观点的影响。不料这个老怪物一点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他始终懒得撰文表态,只在课堂上随口挖苦白话文语法不通,说:什么"妓女改良"?要把良改掉?要改良为娼啊!
因此,当时尽管新派人物不遗余力"妖魔化"文言文,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对空挥拳,"废文言倡白话"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观点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影响。
沉寂冷清让新派人物大大着急,他们想出了一个十分超前的创意:由钱玄同和刘半农演一出双簧,一个写反对白话文的文章,另一个写驳斥的文章,在报上展开论战,以吸引社会注意。
可见,今天盛行于媒体的"炒作",八十多年前新派人物们就已经想到并成功使用了。
1918年2月初的某天,陈独秀、刘半农和钱玄同在北大红楼北边的林德居饭庄"密谋"到深夜。一个月后,这场究竟是要文言还是要白话的"论战"在《新青年》上轰轰烈烈打响。
钱玄同以"王敬轩"的化名和捍卫旧文化者的身份,登出一篇集中了反对白话文观点的文言文章,名为《文学革命之反响》。文章三千四百多字,语言酸腐冲天,连标点符号都不加。同期又刊出刘半农的文章,名为《复王敬轩书》,站在新文化立场,对此文逐段批驳,对文化守旧派大肆嘲讽。
这一策略经过了周密的策划,除了两文都把观点推向极端、形成激烈交锋外,还用了一个比较"损"的招数:刘半农的文章里特意举林纾为例,说古文其实是不通之文,称其为"桐城谬种",并从林译小说里挑出许多毛病"亮相"。
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集中火力以林纾为活靶子,逗引林纾上阵反驳,改变新派观点抛出后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响的尴尬局面。
他们之所以选中林纾来充当这个倒霉的角色,就是因为林纾名头特大。除了其翻译小说在普通读者中风行,更重要的是,他是出色的古文家,1918年之前,已出版《畏庐文集》、《左孟庄骚精华录》、《韩柳文研究法》、《畏庐续集》、《春觉斋》、《左传撷华》、《论文讲义》、《文法讲义》、《文章流别》、《文学史》等大量诗文和学术著作。在当时的文化界,不论是创作还是研究,林纾都可谓是头号古文大师--树一个文言文上最牛的人为靶子来攻击,最能扩大"废文言倡白话"的影响。
林纾被新文化阵营选为"头号敌人",还在于其他老派人物对新文化的咄咄逼人装聋作哑之时,他已有些回应,对"废文言"颇有微词。他又是最可能站出来代表旧阵营上阵的人。
林纾的厄运来了。他果然按捺不住,参与了这场让他在文化史上身败名裂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