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称鲁迅为"最痛苦的中国人"，这首先是指他深刻的目光洞悉了中国民众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而在心里产生浓黑的绝望与悲凉。其次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一、家道中落，从小尝尽人情冷暖；二、包办婚姻，葬送大半生的幸福；三、兄弟失和，成为其毕生无法言说的深深隐痛；四、体弱多病，终身被多种病痛纠缠。

这里要说的，就是他那比包办婚姻更痛苦的家事--兄弟反目失和。

鲁迅和周作人，并称"五四双星"，是一对非常杰出、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一个都绕不开的兄弟，因此这件家事也就成了公案。

文人是非常看重自己人生经历和情感的人，也是善于表达的人。按常理，这件使兄弟终身失和的生活大事会被同是大文人的周氏兄弟写成各式文字，或者控诉，或者辩诬，或者愤怒，或者感慨。然而，当事双方对此却能不提就不提，沉默了一辈子。其中的深深隐情，留给了严肃的研究者，以及好奇的旁观者。

1923年7月19日，"周氏兄弟失和"这一公案正式发生。这天上午，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弟弟周作人脸色铁青地走过来，递给他写给鲁迅的一封信，然后转身而去。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相关文献，最直接、最详尽的就是这封信了：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在这封至今完好保存的信里，周作人称哥哥为"鲁迅先生"，要哥哥以后不要再到自己的住处来，叫哥哥"自重"！

如此绝情、伤心和鄙夷的语言，只有在鲁迅犯下了极端令人不齿的罪错才可写出。

当时已成新文化运动主将、青年导师的鲁迅读到弟弟这封信时，是什么表情和什么心情，没有人知道。

终身保持记日记习惯的鲁迅在当天日记写下了几个字："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鲁迅的日记，全是语句简单的记载，连许广平生下周海婴、他四十八岁头一回做了爸爸这样的大事，也只以一句话打发："广平产一男。"

从鲁迅当天日记只可以看出，接到周作人的绝交信，鲁迅想找他面谈，但被拒绝，弟弟根本不与他沟通。

第二天，鲁迅早起四处看房；两周后，8月2日，他借了八百元钱，携带朱安搬进了砖塔胡同的临时居所。

八道湾那座宽敞的四合院，是鲁迅以多年积蓄加变卖绍兴祖屋买来，然后又花了大半年将其改造为适合一家人居住、特别是适合弟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日本生活习惯的构架；在鲁迅为改造和装修劳碌不已的时候，周作人甩开两手去了日本探望岳父母。如今，他却从自己出资出力辛苦筑起的家里被逼了出去！

面对哥哥出走，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自然就是鲁迅，他已连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

到第二年的6月，兄弟关系恶化到顶点。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更严重的事态发生。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一对亲兄弟，当时中国的两位顶尖文化人，演出了如此一幕活剧。

在场的人为张凤举、徐耀辰、章廷谦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羽太信子污秽开骂很可能用的是日语，除了章廷谦，在场其他六人都懂日语，但个个对羽太信子的话讳莫如深。

这一反目，一直延续到鲁迅逝世，二人就此终身断绝了兄弟关系。

到底是什么，使兄弟间产生了近乎不共戴天的怨仇？声称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的鲁迅，最后十年以写"骂人"杂文为主，却从不提起一度恨不得要他命的弟弟周作人；而周作人，对此同样避开不谈。

在他向鲁迅递上绝交信的前两天，即1923年7月17日的日记，还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十个字左右，显然是与兄弟反目有关的语句。

如果这十来个字在，真相也许早就大白。

直到1964年，八十岁的周作人才在评价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一书时勉强谈及，他说："……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当时的熟人多方猜测，后世众说纷纭，因为当事人的讳而不谈、长久沉默，至今没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