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共和之路 三、错失良机

公元1911 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了。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这一次,在治乱循环中折腾了二千多年的中国人,已不愿意重蹈改朝换代、成王败寇的覆辙,他们决心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革制度的命。

帝国的历史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民国。

民国其实就是共和国。民国或共和国,译成英文,都是RePublic 。因此,民国的灵魂是共和。民国时期"反复辟"斗争的口号,也是"保卫共和"。这可谓当时许多精英人物的共识,即拥护民国,必赞成共和。然而,刚刚走出帝国时代的中国人,却并不当真知道共和为何物。袁世凯是不知道的。他即便不公然称帝,骨子里想当的也是皇帝,也会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作皇帝来当。在他看来,所谓"革命",只不过是为他提供了一次"禅让"的机会,让他得以由人臣而天子,黄袍加身,君临天下。共和云云,则不过是他龙袍上另一种纹样的图案而已。也就是说,他要学的是司马炎和赵匡胤,不是华盛顿。

孙中山也未必十分清楚,他原本也是主张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为此,他曾于1894 年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变法。只是在诸如此类的努力失败之后,他才意识到"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 1897 年孙中山与《 伦敦蒙难记》 俄译者的谈话),这才转而革命。可惜,孙中山虽然竭力主张推翻帝制,建设民国,但他对共和的理解也仍有局限。比如"兴中会"誓词中"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云云,便与共和精神相左,也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相悖。共和的要义之一,是各地区与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和平联合。合众政府当中,理所当然地应有满族的一席地位,岂能"驱逐鞑虏"?可见也有问题。

真正懂得共和精髓并身体力行的是宋教仁。为了共和,他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竞选议席;为了共和,他坚持政党内阁,拒不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为了共和,他与过去的政敌梁启超相约"你上台,我愿在野相助,我执政,请你善意监督"。最后,为了共和,他献出了年仅三十二岁的生命。宋教仁为中国民主宪政所作的牺牲和贡献,是永垂不朽的;他为中国民主宪政所作的探索和努力,也是万古长青的。

可惜,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宋教仁。更可惜的是,"一个宋教仁倒下了,并没有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骆驼刺《 重读宋教仁》 ),站起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军阀——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曹锟、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皖系和直系打,直系和奉系打,中央和地方打,南方和北方打。军阀们沿着水路、铁路和公路调动他们的部队,走到哪里,就用苛捐杂税把那里的老百姓盘剥敲诈得精光(费正清《 伟大的中国革命》 ),正所谓"洒向人间都是怨"(毛泽东《 清平乐·蒋桂战争》 )。

于是,重归统一,就成了时代的要求;铲除军阀,则成了革命的必须。1923 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达成协议,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1926 年7 月9 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八个军约十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

这当然是一件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的事情,然而共和的历程却注定是艰难曲折。辛亥革命之后是军阀混战,军阀混战之后是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的结果,是"民国"变成了"战国";北伐战争的结果,却是"民国"变成了"党国"。1927 年,蒋介石宣布进入"民国建立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的第二阶段,即"训政时期"。1928 年,国民党通过了《训政纲领》 ,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则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行使。1931 年,国民会议又通过《 训政时期约法》 ,再次肯定了由国民党"代行"中央统治权的体制,并明确规定国民政府的主席由国民党中执会选任,五院院长亦然(后改为国府主席提请中执会选任)。于是,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思想就变成了法律规定,民国也被"法定"为党国。

实际上,"训政时期"的民国不仅是"党国",而且是"军国"。因为国民政府也好,国民政府的五个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也好,都要受军委会钳制。军委会即军事委员会,原本是国民政府的直属部门。1937 年,国民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会)的决定,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军委会)委员长行使海陆空最高统率之权,同时还授权军委会对党政军统一指挥。于是军委会就不但管军(军事), 还管政(行政)、管党(党务),俨然政府之政府(太上政府),中央之中央(太上中央)。至于军委会的委员长,我们知道,一直就是蒋介石。而且,他也曾担任过国府主席(1928 年),兼任过行政院长(1930 年)。显然,这位蒋委员长,是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的柱石和灵魂;他的党国和军国,则无妨看作一个有民国之名无民国之实的"后帝国",一个由不叫王朝的新王朝,我们通常称之为"蒋家王朝"。尽管这个王朝实际上是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中国在他们手上也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但不等于就没有帝国遗风和王朝气息。实际上,当国民党像对待"先帝"或"太祖"一样,将孙中山奉为"国父"时,这些意思就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如此看来,共和绝非易事。更何况,我们还错过了好几次机会。

第一次是"东南互保"。

1900 年5 月,慈禧太后以大清帝国的名义向世界各国宣战,八国联军登陆天津危迫京城,朝廷号令各省驻军进京"勤王"。然而手握重兵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却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癸、铁路大臣盛宣怀和署理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等疆臣互通声气,声称廷谕为"矫诏",拒不从命。不但不从命,相反,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还擅自与敌国签订条约,相约"互不侵犯",公然置清廷生死于不顾。更有甚者,张之洞等人还暗中策划,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东南诸督抚就共推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东南互保"。

毫无疑问,抗旨,在历代王朝都是抄家杀头的大罪。私立"总统",就更是要株连九族的。张之洞们胆敢如此,显然是有恃无恐。原因就在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朝廷仅仅依靠满人力量已无法镇压,只好大量启用汉族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且,出于战时的需要,又不能不把许多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其结果,一是各省督抚的汉族化,二是地方势力的独立化,三是国家军队的私人化,比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新军,便实际上都是封疆大吏的私人军队。他们首先是听命于长官,其次才是效忠于朝廷。朝廷对于地方,已是鞭长莫及;地方对于朝廷,则无疑尾大不掉。拥有相对独立财权、人权、政权、兵权的督抚,早已和地方士绅结成利益共同体,俨然独立王国。诸侯割据的局面,其实暗中已然形成。

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因为地区与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正是共和的内涵之一。我们知道,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都是手握兵权、坐镇一方的实权人物。他们的政治见解,又与李鸿章不尽相同。这就再好不过。因为这样一来,即便李鸿章出任总统,他也只能和这些人共治共享,不敢独裁。这些汉族督抚们拥有实力,敢于共和;互相制约,只能共和。东南互保,李代桃僵(由李鸿章替代犹如僵尸的清朝皇帝),联省共和,岂非夭赐良机?可惜未能如愿。

第二次是"联省自治"。

1920 年7 月,湖南谭延闿首倡联省自治,并于1922 年l 月1 日开始实施省宪。这个倡议,得到了众多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除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和广东省议会外,支持者还有四川、浙江、云南、广西、贵州、陕西、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奉天、安徽、甘肃、直隶等省的政府、总司令或省议会。知识阶层更是连声叫好,支持者众,因为它体现了共和制度的精神。实际上,孙中山也曾有过类似主张。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在巴黎接见记者时就曾说,中国"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变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并称"舍此别无他法也"(《 孙中山全集》 第I 卷,第562 页)。1912 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亦发表宣言,称"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挚,条目自举"(《 孙中山全集》 第2 卷,第2 页)。可惜后来并未坚持。

袁伟时先生认为,联省自治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一个选择。他提请大家注意,谭延闿、陈炯明他们所说的"自治"是有实实在在内容的:各省都有省议会,制定省宪蔚然成风。而且各省都有不少独立的民间团体,省议会也不是橡皮图章。在陈炯明治下的广东,甚至县长民选也已经开始。这样的制度显然有利于各省民主化,也会迫使中央政府尊重地方权益,依法行政,无法专制独裁。这就是现代的实行宪政的共和。更何况,在全国政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局部实行民主宪政显然比全面开花容易得多,而一个由相对独立并实行民主自治的省份联合起来的国家,显然比自上而下发布命令的中央集权国家更容易实现共和。因此,如果这个运动成功,中国的面貌早已大不一样(请参看袁伟时《 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 )。可惜又未能如愿。

第三次就是"国共合作"了。

1945 年,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是国共两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千百万抗日志士流血牺牲换来的果实,因此弥足珍贵。当此之时,山河破碎,亟待重整;人民颠沛,亟须生息。举国上下,人心思治,无不盼望和平。为此,中共领袖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并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达成协议。这时,主导着中国前进方向的政治家,如果能够产生"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以国民党为执政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为在野党,组成联合政府,并以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为"政治特区",化干戈为玉帛,以竞争代战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则中国政治,便会又是另一番景象。可惜,两个曾经并肩作战,打败军阀,战胜敌寇的政党,却未能再次携手,同建共和。

共和的历程,岂非步履维艰?

这也并不奇怪。在我看来,中国不能一蹴而就地走向共和,恰是历史的必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反倒可能是偶然的惊喜。因为共和也好,共和国也好,都毕竟是我们民族的政治传统中不曾有过,也不可能产生的东西。因此,我们还必须讨论一下究竟何谓宪政,何谓民主,何谓共和。弄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回答,中国的共和之路为什么这样曲折而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