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印度。

有着庄严肃穆之圣山（喜马拉雅）、奔流不息之圣河（恒河）的印度，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宗教大国。因为那里有太多西方闻所未闻，中国绝不会有，其他民族也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

比如“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印度的“土特产”。简单地说，就是把人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祭司）、刹帝利（国王和武士）、吠舍（平民）、首陀罗（奴隶）。这就叫“种姓”，梵语叫“瓦尔那”，意思是“颜色”。因为雅利安人的皮肤是白的，被征服的土著则是深色。此外，还有“旃荼罗”（贱民），是“不可接触者”，比首陀罗地位还低。种姓与生俱来，世袭不变；种姓之间则壁垒森严，严禁通婚。制度最严的时候，一个“贱民”如果不小心被高级种姓的人看见，就得躲起来自杀谢罪。

这是典型的不平等制度。

为这种制度提供思想武器、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持的，是婆罗门教。唱对台戏的，则是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佛，就是“觉悟者”；耆那，就是“胜利者”；锡克，就是“学习者”。他们也都是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反对者”。是啊，佛性常在，众生平等，每个人的血都是红的，为什么要分等级？神在乎的只是你的“觉悟”、你的“胜利”、你的“学习”，而不是你的“出身”。

自由平等的旗帜，终于被高高举起。

佛教和耆那教创立之日，也正是孔子大讲仁爱之时。但到中国的西晋变成东晋那会儿，改革后的新婆罗门教（印度教），却在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勃然复兴，以压倒性优势卷土重来，最后变成印度共和国的第一宗教。

这，又是为什么？

道理也很简单：孔雀王朝灭亡后一千多年间，印度半岛北部饱受外族的侵略和蹂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催生了雅利安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是需要宗教力量的。慈悲为怀的佛教，苦行主义的耆那，显然不合时宜。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只有雅利安色彩浓厚鲜明的婆罗门。

身份认同，同样重要。

比如犹太。

如果说印度人面对的是“苦恼”，那么犹太人面对的就是“苦难”。没有哪个民族像他们那样灾难深重，一次次妻离子散，一次次国破家亡。也许，只有耶路撒冷第二圣殿遗址上的那座“哭墙”，才知道他们流过多少泪水。

事实上，犹太教的真正创立，就在他们集体受难之时。公元前586年，也就是释迦牟尼出生前二十年，中国春秋的楚共王讨伐郑国那年，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夷平。从国王、贵族、祭司到工匠，上万犹太人被戴上手铐脚镣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

这就太需要“救世主”，也太需要“认同感”了。《旧约》的前五篇，即所谓“摩西五书”，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他们的“先知”整理编写出来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奇迹：不可胜数的弱小民族一旦国家灭亡、人员流散，就再也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唯独犹太人，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

现在，我们知道宗教能给人们什么了。

第一是“安全感”，因为有神的保佑和庇护。第二是“自由感”，因为真正的信仰只能发自内心。第三就是“身份认同”。对于宗教徒而言，说“我是佛教徒”，就跟说“我是泰国093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更亲切。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那么，我们民族为什么没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