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西汉历史上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的知名度最高，恐怕当属公元前133年开始的西汉王朝反击匈奴的战争。从马邑山诱敌战的失败，再到收河套、平河西、战漠北、通西域，匈奴越战越弱，汉军越战越强，最终一雪白登之耻，打出了大汉民族的辉煌武功，使华夏文明第一次跨过长城的界限，从此远播四方。影响世界的“汉文化圈”，中华民族“天朝上国”的地位，皆是自此开始。其卧薪尝胆之艰辛，浴血奋战之曲折动荡，结局之荡气回肠，令无数后人今天依旧津津乐道。诸多将星的名号，今日依然流光溢彩。

“知名度”高，话题当然也就多，比如西汉的抗匈名将问题，自古以来“武无第二”，关于谁的战功最辉煌，能力最强，千载之下一直众说纷纭。说到诸位名将的“知名度”，恐怕最高的不是屡立战功的卫青、霍去病，相反却是一生难封侯的老将李广。李广在世的时候，绰号就叫飞将军，是匈奴人敬畏的战神。其过世之后，司马迁写《史记》时，以极其动容的笔触描写其扼腕的命运，千载之下一直引人同情，甚至唐朝大诗人王维也挥毫写下“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难封缘数奇”的感叹。一直到今天，关于李广是不是西汉抗匈第一名将的说法，一直是互联网上讨论的话题。相当多的观点认为，在当时西汉诸将中，卫青不过是沾了他是汉武帝小舅子的光，霍去病也只是沾了他是卫青外甥的光，至于军事才能，二人不过是中上之资，所谓战功，更多的是运气，真正最强悍的将领，唯属李广。

而真正审视西汉反击匈奴的全过程，我们却不得不得出结论：世人的同情固然值得尊重，但真正的战争，结局却是冷冰冰的。在当时汉匈双方军事条件下，有能力打胜仗的将领很多，但真正有能力领导汉军扭转战局，完成反击匈奴大业的人，却只有卫青、霍去病舅甥，在那一代的军将中，他们的身份无与伦比，作用更无可替代。在这一条上，司马迁个人的感情色彩，王维的悲伤感叹，虽可引起共鸣，但在军事上是不靠谱的。

且去看看，西汉打匈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一

要了解卫青、霍去病舅甥的重要性，首先需要正视一个问题，在汉武帝发动对匈奴反击之前，汉朝为什么打不过匈奴？

西汉打不过匈奴的原因，前面的章节说了很多，但关键一点，这是两种经济形态的战争，即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战争。以“生产力论”的观点看，农耕民族是先进的，游牧民族是落后的，但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素质上，游牧民族，却远远比农耕民族先进。因为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战争是副业，是自卫的手段，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战争是主业，是生存的手段。对于匈奴民族来讲，对汉帝国的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生存。

汉匈之间在西汉立国早期选择和亲，并不仅仅因为匈奴单于贪图汉朝的财物，也不是靠了冒顿单于老婆的忽悠。白登山一战给匈奴方面的最大启示就是：匈奴在野战里对汉朝具有机动性的优势，但是在攻坚战中却是绝对的劣势，这时期的匈奴，重创汉王朝军队容易，占领汉地却不可能。因此采取持续的骚扰政策，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才是匈奴对汉政策的上策。而对于汉帝国来说，汉朝的步兵与战车，在野战中对付匈奴人的机动骑兵是无能为力的，打打不过，追追不上。唯一能做的，只有据城防御，但是千里边境，匈奴骑兵来去如风，汉朝防守顾此失彼，根本就是疲于奔命。所以忍下一口气，换取一个暂时的和平环境，也就是仅有的选择。“和亲”政策的提出和延续，正是汉匈两民族彼此强弱点相抵消的结果。因此，在西汉立国的早期，汉匈双方虽然经常发生摩擦，却依然能够维护表面的和平，表面的和平下，是实力均衡的天平。

所以对于即位的汉武帝来说，选择反击匈奴是一种必然。此时汉王朝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实力已经日益强大，情感上自然不能再接受这种屈辱地位。更重要的原因是，匈奴的存在，已经成为汉帝国发展的一大瓶颈。仅仅靠送女人与钱粮换取的和平，基础注定是脆弱的。长此以往，只能是养肥了敌人，最终换来自己的灭顶之灾。而汉帝国边境的边患，也随着“和亲”的延续，有愈演愈烈之势。匈奴人的胃口越来越大，边境的消极防守如果继续，也只能是更加被动挨打，军事上日益被动，且整个民族会随着求和政策的延续，斗志日益消弭，苟且偷安，最终落得忘战必亡的结局。反击匈奴，会把帝国拖入长期的战争，造成人员经济的巨大损失，但是苟且偷安的下场，相信后人从南北宋的命运上，也早已看到。

于是到了汉武帝刘彻即位之时，不管即位的是谁，反击匈奴已成为任何一个帝王在这时期都必须做出的决定。长痛不如短痛，以汉武帝时期积累下的充足物质力量，强大的军队，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已经水到渠成。

但要反击，就要打破这个双方实力的平衡，关键一点是，军队要打赢，就必须要打破双方军力优劣上的先天差距——骑兵。没有高机动，具有卓越远程奔袭能力的骑兵部队，不能在大规模的野战里重创匈奴人，这场全面战争，只能以汉朝不断遭到惨败而告结束。

汉武帝起初想着毕其功于一役，利用马邑设伏来解决匈奴人，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汉朝骑兵的真正野战能力，当时大多数的政治家乃至军人都没有信心。可是马邑伏击战注定是失败的，情报泄露是一个意外，可几十万人的军事行动，本身就很难保守秘密。而马邑伏击战的发生，导致汉匈双方从此真正地撕破了脸。此战之后，逃过一劫的匈奴军臣单于，随即发动了对汉朝边境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从汉朝东边的上谷、渔阳、右北平，到西部的渔阳、雁门、河西，皆是战火连天。与文景时代不同的是，这时期的匈奴人，采取的是大规模屠杀和劫掠的政策，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对汉朝边民展开残酷地报复，企图以此来震慑汉朝，逼迫汉朝重新恢复和亲政策。但匈奴人不知道的是，此时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决心已下，而匈奴人随后的报复，让汉朝军民几十年和亲屈辱累积下的愤怒，终于如火山一样喷发了。

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早期，汉军的表现只有一个字——惨。

惨是有原因的，多年以来，汉朝采取的是依托长城进行防御，敌人到来进行抵抗，敌人退却后也不敢深入追击的作战方略。毕竟草原地形复杂，汉军不具备大规模奔袭能力，所以匈奴人也就认准了这一点，利用匈奴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打游击战。汉朝的边境坚城虽然能够对匈奴人造成杀伤，但是在局部战争中，匈奴人往往能够通过机动性集中优势兵力，攻破汉朝防线的弱点。这时期对匈奴人战绩最好的，是“飞将军”李广，从文景时代对匈奴小规模战争里成长起来的他，手里有一支足够与匈奴骑兵抗衡的骑兵部队，可以通过以机动对机动的方法，击退匈奴的入侵。其他几位就比较惨了，比如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战功的韩安国，奉命驻守河北地区，被匈奴人攻破渔阳，仅依托右北平苦苦支撑。从公元前134年马邑诱敌战失败，到公元前129年，这6年时间，是汉匈战争里汉朝最惨的6年。匈奴几十万骑兵部队在汉朝边境声东击西，纵横驰骋，焚毁杀掠城池无数，掳掠人口数万，汉朝北方边境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汉军伤亡也极其惨重。仅以军事主官论，辽西一地两任太守相继阵亡，雁门两任太守殉国，主将伤亡如此，军队伤亡更不必说。这5年的固定剧本，就是匈奴人袭扰、破城，汉军赶来迎战，匈奴人跑，汉军撤回，匈奴人又杀过来。偌大的汉帝国，在几千里漫长的北部边境上，被匈奴人牵着鼻子走，打得气喘吁吁，败绩连连。

直到公元前129年的这一战，汉匈战争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战，不是胜利，而是一场空前的惨败。

这一年的秋天，匈奴集中近10万骑兵，对汉朝边境改为重点打击，打击的对象，就是北部的重镇上谷郡。匈奴一如既往地连战连捷，杀掠无数，汉朝一如既往地顾此失彼，丢城失地。此时的汉武帝刘彻，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再是被动地派兵救援，而是派重兵以攻对攻，杀入匈奴境内进行反击。这是汉朝建国历史上，乃至中原王朝历史上，中原军队第一次深入草原，进行长途奔袭。即使是当年横扫六国的秦军，都不曾有这样的胆气。

仅仅有胆气是远远不够的，汉武帝这次动用了四路大军，分别是李广、公孙贺、公孙敖、卫青。前3个都是多年以来对匈奴战功卓著的名将，唯独卫青是个菜鸟，沾了韩安国告病的光，补了他的缺。而他也是4个将军中公认“被鄙视的”：他是靠了姐姐卫子夫得宠才飞黄腾达的，原本的身份就是个骑奴，很明显是4大将军里凑数的。战斗开打后，汉军的表现还是惨，尤其是3位名将，李广遭遇了匈奴单于的主力，被匈奴人以3倍兵力合围，一万骑兵全军覆没，其本人也惨遭俘虏，被俘路上夺马逃回。公孙敖在代郡遇到了与自己兵力大致相等的匈奴军，一番硬碰硬地厮杀，被匈奴人一口气消灭了7000多人，还好跑得快，总算避免了全军覆没的下场。公孙贺部更是胆小鬼，率军在边境上吆喝了几声，一枪没放就返回原地，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为惨败的汉军挽回面子的，却是“菜鸟”卫青。趁匈奴军重兵合围李广的机会，卫青率部大胆穿插，长途奔袭800里，直捣匈奴人祭天的圣地龙城，一口气歼敌700。这场战果看似一般的胜利，在当时的汉朝，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汉军自建国以来，对匈奴战争的第一场野战胜利。

刘彻这次愤然发动的主动反击战，并非是心血来潮。相反，是汉朝对匈奴作战方式的一次调整。作为深谋远虑的军事家，汉武帝刘彻早就意识到，靠着长城的被动防御，是无法战胜匈奴的，相反整个汉帝国的战争机器都会被匈奴人牵制住，要化被动为主动，只能采取主动出击的政策，在草原野战中摧毁匈奴的据点，重创匈奴的主力。但谁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呢？公元前129年的上谷反击战，其实就是汉武帝对汉军将帅的一次“考试”，成绩单上，李广不及格，公孙敖不及格，公孙贺不及格，而成绩优秀的卫青，才是唯一的人选。

二

卫青在公元前129年的这场胜利，表面看确实有运气成分，毕竟他躲过了匈奴的主力，且成功找到了匈奴人防守最薄弱的龙城，但运气从来不是天上掉馅饼，在匈奴人大兵压境的局面下，能够穿过匈奴人的防守空隙，避实击虚，打击敌人的薄弱部位，这本身就是一个帅才的能力所在。其他的几个人，李广足够彪悍，公孙贺足够谨慎，冲锋陷阵或者掩护撤退都可以，但是想统筹全局，却远远不够。

事实上，上谷之战，是一场全方位打出汉军差距的一战。以公孙敖部为例，在部队数目大致相等的情况下，汉军在骑兵战里输得一塌糊涂，伤亡率远远高于匈奴。即使是卫青反击龙城的胜利，1万汉军骑兵包围1000匈奴骑兵，依然无法做到全歼，让300多匈奴骑兵突围出去。在汉匈战争的早期，汉朝士兵在战斗力特别是骑射战斗力上的差距，与匈奴人相比依然是明显的。

此战之后，汉朝的边境局势非但没有改观，相反却有持续恶化的趋势：公元前128年，匈奴人再次入侵，这次重点打击的对象换成了辽西。辽西太守殉国，辽西汉军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匈奴人兵锋南转，又对雁门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一支8000人的匈奴骑兵部队，竟然深入到了雁门腹地。危急之下，还是卫青抓住了战机，提出了主动出击，聚歼这股匈奴骑兵的建议。依卫青奏报，汉朝命距离雁门最近的李息火速出击，以其劣势兵力缠住匈奴人，同时命令卫青率领3万骑兵火速驰援雁门。李息部浴血奋战，以所部3000多人大部分阵亡的代价，终于成功拖住了匈奴军，等来了驰援的卫青。结果，汉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终于全歼了这股骄横的匈奴部队，斩首6000多人。这是自汉朝开国以来，对匈奴作战斩首数目最多的战斗。这时期的汉军，虽然在个体战斗力上仍无法与匈奴相比，但是集中优势兵力以攻对攻打歼灭战的思路，终于开始收到成效，而执行这个思路的最佳人选，就是卫青。他没有李广百步穿杨的武勇，却有高出众位悍将一筹的卓越战略眼光。这才是此时的汉军最需要的。

也正因如此，在雁门之战结束后仅数月，卫青又演出了他军事生涯里的第一笔光辉之作——收复河套。

汉朝对匈奴反击战开始后，整个北方战线，其实是分成东西两段的，早期匈奴的入侵，主要是集中在东线地区，即河北和右北平、辽西一带。但对汉帝国威胁最大的，却是西线匈奴盘踞的河套草原地区。这是一颗匈奴人插在汉帝国北部边境的毒牙：有了河套地区，匈奴人就有了一个距离长城最近的立足点，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兵马补充，进可攻，退可守，汉匈战争6年来牵着汉军鼻子走，根源就在于此。要打赢，就要拔牙，能拔牙的，只有卫青。

雁门之战后，认为自己蒙受了耻辱的匈奴，再次发动了对汉帝国边境的报复。他们打击的重点，依然是早已被侵扰得残破不堪的东线地带，然而汉朝出人意料的反击开始了。公元前127年，卫青从云中出发，沿黄河北岸高速疾进大迂回，一举攻入河套草原。这场进攻出乎匈奴人意料：以匈奴人的理解，汉军从未发动过如此长途的骑兵奔袭作战，即使发动，他们也应该从南方进攻。然而卫青却大胆穿插，从匈奴人的背后直插河套，猝不及防的匈奴守军登时大溃。卫青先占领黄河北岸的高缺等地，切断匈奴军退路，再以重兵合围，发起总攻，匈奴人几乎无法做出像样的抵抗，就全线崩溃，整个河套草原就此落入了汉军之手。这是汉匈战争里的一个重要拐点：夺取了河套草原的汉王朝，在当地修筑营垒，设立定襄郡，屯守部队10多万人，河套，从此成为了汉军北上草原、反击匈奴的主阵地。河套丰美的水草和丰厚的战马储量，更成为汉朝骑兵的主要来源地。

河套的丢失，引起了匈奴方面的震怒，从公元前127年汉军夺取河套开始，至公元前124年，短短3年间，匈奴人至少发动了10次反击河套的战役。这3年也是汉朝经营河套的关键时期，汉王朝发动民夫10多万，在河套修筑长城，驻守兵马，将其真正纳入汉王朝治下。卫青更率部数次击退匈奴人的进犯，以成千上万将士血的代价，汉朝终于在河套草原扎下了根、站住了脚。而战争的天平，从此倾向了汉王朝。

让匈奴彻底断送收复河套希望的，是公元前124年的漠南之战。

这时期对于河套草原威胁最大的，就是直接暴露在河套眼皮底下的匈奴右贤王部，作为匈奴汗国的“右臂”，右贤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这3年河套的拉锯战中，右贤王更是急先锋。在河套铸城工作业已完工的情况下，汉朝终于可以放心地发动对右贤王的歼灭战。公元前124年，汉军兵分两路，李息、张次公主动出击右北平，牵制匈奴左贤王部，卫青则率主力骑兵3万人再次长途奔袭，出塞700里直扑右贤王大营。毫无提防的右贤王顿时崩溃，其所部10万余人大多逃散，汉军斩首上万，俘虏1万5千多人，匈奴的“右臂”几乎被打残了。这一战之后，原本作为“统一汗国”的匈奴汗国，被汉王朝切割成几段：原本被匈奴汗国直接统辖的河西走廊，从此断绝了与匈奴本部王庭的联系，右贤王的部落也因此北迁，匈奴对汉帝国边地发动大规模侵扰的难度大大增加，说此战是汉帝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开始，毫不过分。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汉军与匈奴作战，特别是野战里的胜利，都是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实现。但漠南之战，卫青以3万骑兵，对10万之众的右贤王部发起进攻，以寡击众，最终大破之。汉帝国士兵在个体战斗力上的素质，已不在匈奴之下。

这正是卫青的贡献，如后来南宋军事家岳飞所言：战法革新破匈奴，卫青始。

说到这条，还要说到汉匈双方的优劣对比。汉人在骑兵素质上的先天差距，与匈奴相比是巨大的，毕竟汉人是农耕出身，骑马需要后天学习，而匈奴人是马背上长大的，这个差距是天然的。从白登之围开始，历代汉朝臣工们都在开动脑筋，考虑如何弥补这个差距。比如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就在弩箭的使用和战车的改装上有过尝试，而汉景帝时代的名臣晁错，则主张用招募匈奴人从军，教习汉人骑射的方法来提升战斗力。汉武帝之前，在骑兵战探索上最有成就的当属李广。李广是一个完全“匈奴化”的将领，他个人的骑射水平不在匈奴名将之下，他的军队是一支具备匈奴人彪悍特点的军队，甚至连日常的行军打仗、纪律管理，都是学习匈奴人“逐水草而居”的特点，全无汉朝军队的繁文缛节。但相比之下，卫青更进一步，在着力打造一支精锐骑兵的同时，并没有抛下汉人本身的军事优势，即汉族士兵的高科技优势以及高度的纪律性，正是这两点，成为卫青成功的关键。

与现代人的想象不同，卫青的军队，并非纯粹骑兵军队，其军队的重要特点，就是配备了大量战车。战车的作用，一是行军中作为营地，二就是在战斗中摆成防御工事。卫青的战车主要是弩车，即配备精良弓弩的战车，其弩箭的射程与杀伤力，远远强于匈奴人使用的马弓。比起李广单纯以硬碰硬、以骑兵对冲的作战方式，卫青的战法往往比较复杂。在野战遭遇敌人时，首先采取战车固阵，用密集的弩箭阻遏匈奴骑兵的进攻，并且在战斗中，战车作为移动的堡垒，有时候更能起到合围匈奴人，断绝匈奴人退路的作用。比如在漠南之战中，卫青就是以战车断绝右贤王逃路，射杀大量匈奴骑兵，迫使匈奴残部投降，一举俘虏1万5千多匈奴人。而卫青的另一个贡献，就是轻重骑兵的配合作战。卫青的骑兵部署里，有专门用作冲锋的重装骑兵，也有作为掩护和侧翼包抄的轻骑兵，战斗之中，轻重骑兵相互配合，先以轻骑兵射杀，重骑兵中央突破，战局相持时，又以轻骑兵包抄，切断匈奴骑兵队形。这种轻重骑兵加战车协同作战的战法，成为骄横的匈奴骑兵的噩梦。也正是从这时期开始，面对人数相等甚至人数占成倍优势的匈奴骑兵，汉军不但不再躲避，相反可以勇敢亮剑，甚至战而胜之。

然而作为横扫草原的强军，以战争为生命的匈奴人也不是傻瓜。漠南之战的结局，不但成为汉匈双方作战态势的转折点，更成为匈奴人对汉朝作战方式的转折点。漠南惨败后，匈奴人改变作战方式，不再大兵团袭扰汉朝边境，相反是小部队骚扰汉朝边境村庄，采取叼一口就跑的游击战术，消耗汉军防御。趁汉军疏于防范时，再发动大规模的入寇。这一战术起初收到了效果，公元前123年，匈奴以1万骑兵进入代郡，大肆烧杀抢掠，汉朝一如既往，采取以攻对攻的策略，以卫青率领10万大军出河套，直扑匈奴单于王庭。但这一次，汉军却碰了“软钉子”：匈奴人不再以大兵团阻击汉军，相反且战且退，一旦战事不利，就有组织地节节抵抗后撤。结果卫青虽然累积斩首匈奴军1万多人，却始终无法捕捉到匈奴主力，反而前锋赵信部的3000多人，在孤军深入后遭到匈奴重兵围困，全军覆没不说，赵信本人也在被俘后投降了匈奴。这场损失不大的挫折，成了汉军的新问题：在匈奴转守为攻的情况下，其骑兵的机动性，完全可以诱引汉军深入匈奴境内，趁汉军兵力分散时予以围歼。他们不再是彪悍的战狼，相反变成了狡猾的毒蛇，表面缩头，你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咬你一口。

匈奴战法的改变，是汉军“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在“正战”难以占到便宜的情况下，匈奴人也开始学会“诱敌深入”、“聚而围歼”。卫青原本提倡的防守反击，避实击虚，有限度长途奔袭的战术，固然可立于不败，但给敌人毁灭性打击却是难。汉朝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更加以机动对机动，对匈奴人有纵深打击能力的悍将，这个人选在当时也只有一个——霍去病。

三

作为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很长时间以来，也是个颇受争议的人。比如他年纪轻轻就获得重任，被人诟病成“裙带关系”；又比如他性格骄狂，贪图享乐，甚至为报私仇杀死李广之子李敢。这些“私德”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也为史家诟病，但无可争议的是：他在当时汉军中的身份、地位、战功，与他的能力是绝对匹配的。在匈奴转攻为守的战略局面下，卫青是巩固既定战果的人物，霍去病，却是能给予退缩的匈奴持续毁灭性打击的唯一人物。

在汉朝抗匈名将的排名里，世人往往以卫青为翘楚，而如果单以骑兵战的能力而论，春风得意的霍去病仿佛是一把啸傲长空的倚天剑，兵威所至，谁与争锋。

如果说卫青是一个受中国传统兵法影响成长起来的古典将领的话，那么霍去病仿佛是一个天生为骑兵而生的狂人。同为贵族子弟，他没有赵括纸上谈兵的迂腐，同为青年才俊，他少了一分少年郎的青涩与懵懂，多了一分让后来人荡气回肠的自傲与张狂。

他曾经对汉武帝说，他自己的头脑就是一部兵书，受不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无论为人处世还是打仗，他都仿佛一只草原上自由的苍鹰，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他可以大大咧咧地和皇帝说话，肆无忌惮地顶撞领导，他可以用极端的方式杀死与自己舅舅作对的李敢，可以口无遮拦地嘲笑思想古板守旧的大臣将军们，他甚至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之余还不忘记享受生活，带上自己专职的厨师和球童上前线。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他即使在千年之后也承受了不少诟病，但他的身上却同样有着中国军人最古朴的品质：忠与孝，义与勇。他对情如生父的舅舅卫青的孝，他对有知遇之恩的大汉帝国的忠，他力冠三分威震敌胆的勇，他在酒泉与战士们齐享美酒，同甘共苦的侠义情怀，即使经历千年的时光，依然让人心向往之。历史上真实的霍去病，以他天马行空的人品处事，与他美如神话一般的沙场功绩，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少年英雄形象，即使经过无数岁月浪花的跌宕，却还在一代又一代热血男儿的心中，澎湃着壮阔的波澜。

卫青从军时代的匈奴，是猖狂进攻的匈奴，如草原的野狼。卫青是一个打狼的人，打狼，需要冷静、沉稳，出手狠辣果敢。霍去病从军时代面对的匈奴，是表面退缩，伺机而动的匈奴，更像一条狡猾的草原毒蛇，霍去病就是一个打蛇的人，打蛇，更需要胆大，手重，一招打在七寸上。

这正是霍去病用兵的三大风格：胆大、手准、脑袋活。

而和他的舅舅卫青相比，在“手准”这条，即战争判断力上，舅甥二人具备类似的能力，但比起卫青的用兵持重来，霍去病远远不同的，是另外两条：胆大、脑袋活。

先说胆大，霍去病初建战功，是在公元前123年的出击作战上。那一战汉军遭到匈奴的节节抵抗，始终无法捕捉到匈奴主力，还发生了赵信部被全歼的事，如当年直捣龙城的卫青一样，这次为汉军挽回面子的是霍去病。他率领800精锐深入草原，袭击了匈奴单于伊稚斜设在后方的博斯腾营地，斩首两千多人，俘虏了匈奴单于的叔爷亲戚一堆。如此胆气，远胜于他舅舅卫青。霍去病就是这样一个人，多难打的仗，多不可能打的仗，放在他身上也就一个字：打！不可思议的战果，来自他不可思议的胆气。

然而只有胆气是不够的，霍去病的另一个优点是脑袋活。虽然很多人诟病他不看兵书，但如他自己所言，他的脑袋就是一部兵书，他用兵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按照套路出牌”。往往匈奴人认为不可能被打的地方，他偏偏会打；匈奴人以为他不可能采用的作战方式，他偏偏采用；匈奴人认为他不可能出现的地方，他偏偏会出现。改变战法学毒蛇状蜷缩的匈奴人，碰到霍去病这样的煞星算是倒了霉，可以说躲都没法躲。

霍去病的出名，是公元前123年的奇袭博斯腾，他真正让匈奴闻风丧胆，却是公元前121年的两战河西走廊。在匈奴人主力退守之后，汉武帝的态度很明确，先打眼皮底下的，也就是盘踞河西走廊的匈奴休屠王、浑邪王部。但这眼皮下的仗也不好打，祁连山脉地形险要复杂，部落林立，远非一马平川的草原可比，休屠、浑邪两王在当地经营多年，势力根深蒂固。汉军孤军深入，更易被敌围歼。在出征人选上，汉武帝刘彻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霍去病，这当然不止因为裙带关系，卫青此时肩负镇守河套的重任，必须留在北方牵制匈奴主力，其他的将领里，能以“取食于敌”政策，以最小的代价重创敌人的，首推霍去病。

当年春天，霍去病以“骠骑将军”的名义统军出征，与舅舅卫青当年一样，这次他依然采取了大迂回战略。从陇西绕道草原，经甘肃武威进入河西地区，这等于从背后插了河西匈奴一刀。霍去病用最快速度，先击垮了当地的匈奴小部落，迅速补充了部队给养。之后随即与匈奴浑邪王、休屠王主力展开激战，重创敌于祁连山下，从西部一路追杀到甘肃东部，累积斩首8900多人。没等匈奴人喘过气来，夏天霍去病又与公孙敖部合兵，从甘肃庆阳出击，再次进击河西走廊。这一次他运气不好，公孙敖部出征没多久就迷了路，只剩下霍去病一路孤军。险境之下，霍去病沉着应对，毅然决定避开匈奴正面主力，绕道贺兰山穿越居延泽，长途奔袭两千里进入祁连山脉，从匈奴人的后方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原本在贺兰山正面重兵防御的匈奴人，遭到了霍去病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休屠、浑邪二王全军覆没，累积斩杀匈奴人3万2千多。值得一提的是，如此长途奔袭的恶战，霍去病本部仅伤亡3000多人，汉朝与匈奴之间的伤亡比例竟是1：10，如此悬殊的伤亡比，是之前汉军历次战斗中所未有的。

之所以打得如此顺利，一是霍去病的部下多是精锐，即汉朝最强悍的“虎贲”军。这支军队的构成，主要是由历年汉朝对匈奴战争中战死的烈士子弟构成的，这些身负家族血海深仇的汉家男儿，视匈奴为死仇，打仗不用动员，其刻苦耐劳和彪悍程度，都是汉军中最强的；二还是霍去病“脑袋活”，在整个河西之战中，他几乎每次都出现在匈奴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往往是匈奴人集中优势兵力准备进攻，他的部队却突然“消失”了，当匈奴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他突然从匈奴人的背后砍下致命一刀。

比起霍去病两战河西来，同时期西汉其他诸路将领的表现，可以说大打折扣。霍去病西征时，汉朝调动重兵发动了对匈奴左贤王部的进攻，赫赫有名的飞将军李广再次犯了错误，哪里人多往哪里凑，其所部4000骑兵脱离大部队行动，遭到左贤王部包围，险些全军覆没。与霍去病一同出征的公孙敖，连敌人的面都没摸到就迷路了，害得霍去病孤军深入，差点被匈奴合围。同人不同命的表现再次证明：将才，也许是随时可以有的，帅才，却是可遇不可求的。

两战河西之后，遭到重创的浑邪王、休屠王两部在走投无路之下，不得不向汉朝乞降。霍去病奉命受降，以恩威并施的方式，成功招降了匈奴河西二王。自此，广阔的河西走廊正式纳入了中国治下。汉朝在当地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纵贯欧亚的丝绸之路，即从此始，这是华夏文明远播的开始，也是匈奴走向灭亡的丧钟。匈奴人悲伤地歌唱：失我胭脂山，使我粉黛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安息。河西走廊的失去，使匈奴人的“右臂”被彻底斩掉，原来的右贤王已经名不副实。匈奴失去了重要的经济区，也失去了对汉朝发动侧翼袭击的能力。相反，汉朝可以集中举国的人力物力，发动对匈奴最致命的一击：漠北之战。

公元前119年，是汉匈战争历史上注定载入史册的一年。卫青、霍去病兵分两路，深入漠北草原追击匈奴。大汉帝国以几十万士卒护送物资，倾举国之力发动了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远征。在这场远征的部署上，汉帝国却“阴差阳错”，以“持重”著称的卫青，原本受命扫荡匈奴王庭，以擅打歼灭战著称的霍去病，原本受命歼灭匈奴单于主力，但打到漠北后才发现“弄岔了”。霍去病碰到的，是匈奴相对较弱的左贤王部，而卫青碰到的，却是匈奴实力最强悍的单于主力军团。这两场重要战役，是对卫霍舅甥俩两种作战思路的检验。

霍去病依然延续了其高速突击的作战风格，以5万骑兵快速突破，对匈奴左贤王部发动夜袭，一战斩首匈奴军高达7万多人，匈奴左贤王部全军覆灭。从此之后，汉朝河北、辽西地区的侵扰不复存在。卫青同样延续了“持重”的特点，面对养精蓄锐的伊稚斜单于主力，卫青没有贸然发动进攻，相反以战车环绕为营，吸引匈奴主力前来攻打。长达一天的拉锯战，消耗掉了匈奴军锐气，而后迅速发动反击，将匈奴骑兵分割包围，最终迫使伊稚斜仅带数百骑兵逃窜。这场空前的大远征，给匈奴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匈奴王庭不得不西迁至西蒙古地区。原本作为汉朝边地的上谷、雁门、渔阳等地，从此不再受匈奴的侵扰。之后汉匈战争虽然还在继续，但那都是围绕着汉朝新开辟的河西诸郡展开。匈奴与汉朝之前的强弱身份，早已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