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有为”之君，汉武帝刘彻确实是一个很“有为”的人，一辈子干过的大事着实多，比如打的仗多，对匈奴的战争一打就是一辈子，从青年打到他过世都没完。对南越、西南部族的战争，一打更是旷日持久，连打带拉，终把广阔的西南、东南大地彻底纳入中华治下。外交活动也多，先有张骞通西域，又有大规模开发西域，连出使带赏赐外国使者，同样花费巨大，工程建设也搞的多，河西走廊还有河套草原，都设立了郡县进行统治，在当地铸城驻军，不惜血本站住脚跟。还有两次大规模治理黄河，动用部队十几万人，把黄河从东到西修缮了个遍。外加私生活也丰富，赏赐皇子，乃至求神拜佛，泰山封禅，样样都搞得轰轰烈烈，终其在位54年，始终“有为”的很。

既然“有为”，自然就要花钱。打仗不用说，是拿钱砸出来的，所谓通西域，发展友好关系，没钱自然玩不转。至于私生活方面，更是挥金如土，干工程修城池治黄河，样样也大把花费，偏偏汉武帝本人也是个很大方的人，只要活干成了，封赏赐钱眼皮都不眨巴一下，打赢了仗的士兵要奖赏，军官要奖赏，求神仙求的好的道士方士也要奖赏，来访的各国使臣更要奖赏。如此种种，都要钱，虽然西汉早年经过休养生息，积累了大笔财富，但到底也经不住他这种花法，文景时代积累的钱粮，早在公元前124年汉朝在河套铸城屯军时，就已经花费殆尽了，以汉朝当时的税率和农业水平，是难以支撑起汉武帝这般“大有为”的。秦始皇折腾了十几年，就把秦朝折腾没了，汉武帝折腾了54年，虽然晚年也闹得积弊丛生，但西汉帝国终究挺过来了，原因很简单，他有钱。

可是，汉武帝的钱从哪里来的？

来钱的花样当然也多，比如汉武帝时期开始卖官鬻爵，凡是出钱的，要爵位有爵位，要官有官，比如加重民间赋税，提高农业税率，税赋最重的时候，把小股的农民起义都逼了出来。当然也有发展生产之类的好事，比如在民间改良农具，推广新型耕作方法，提高土地产量。但如上种种，皆只能算是来钱的小头。“大头”的费用，都来自一个地方——经济改革。

汉武帝在位时期，同样是西汉经济的重要转型期，比起西汉早期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时期整个西汉帝国的经济形态乃至经济模式，都发生了新变化，汉武帝适时而动的经济大改革，才是他能够获得足够金钱支持的关键。至于经济改革的成败，身前身后更是评论不一。

一

汉武帝时期财政出现困难，是从公元前120年左右开始的。

那时正是西汉帝国对匈奴战争的白热化时期，汉帝国从公元前129年开始，变被动防御匈奴为主动出击匈奴，之后相继收复了河套草原和河西走廊，随后又发生了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归顺的事情。打仗的军费开支，赏赐将领的开支，乃至安置匈奴降军的花费，样样都支出甚多。到公元前124年，西汉帝国就已经花光了文景时期积累下来的钱粮财富。比这个更严重的，是西汉帝国此时经济政策出现的问题，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经脉不通。

西汉立国初期，国家经济凋敝，因此西汉王朝的主要政策有两条，一是重农抑商，二是轻徭薄赋。所谓的重农抑商，主要内容就是提高地主地位，极力打压商人地位，压制工商业者的生存空间，鼓励垦荒与农业生产。而轻徭薄赋这一条，却让重农抑商政策名存实亡，因为汉帝国早期的税率低，不仅仅是农业税低，商业税同样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繁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就不可遏制。汉文帝时期，还开放了原本的“关卡制度”，允许不同地区的商人自由流通，开放了原本不许老百姓进入的山泽丛林，如此一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便没有了障碍。到了汉武帝即位的早期，中国大地已经是豪强丛生，新富阶层遍布各地，商品经济，呈现出勃勃繁荣之势。

等到汉武帝即位才发现，所谓繁荣，其实多是表面繁荣。因为这样的繁荣，是和政府没有关系的，大户富了，政府的税收增长速度却没有赶上民间财富的增长速度，论原因，还是汉帝国“无为而治”惹的祸。

所谓的“无为而治”，就是对民间经济采取不干涉的政策，鼓励其自由发展，但自由过了头，就是政府失去了对民间经济的控制。以工商业为例，各地的势豪大户，大都是商人阶层出身，发家之后继续经商的同时，为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开始买田置地，成为新兴的地主阶层，在“地主”身份的掩护下，他们获得了作为商人所难以获得的特权，更方便他们从经商中获利。甚至有许多人开始勾结官府，横行地方。更严重的是国家很难从他们身上获得税收，因为西汉从建国后，执行的就是低税率政策，巨大的工商业利润，用在交税上的只是九牛一毛。在他们获得地主身份之后，更借着与官府的勾结，巧立各种名目逃避税收，如此一来，财富更是滚雪球般增长起来。而且，汉帝国对国民经济太“无为”，以至于诸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其经营权都操纵到富商大贾的手里，这就好比今天一个现代国家，把石油、卫星、航空等产业，都操纵在一两个寡头手中，国家既不收税也不监管，完全放任自流任其发展，这样做的后果无疑是非常可怕的。

更为严重的是，西汉帝国这时期也没逃过封建社会的固有经济规律——土地兼并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大量的新富阶层开始兼并土地，无地农民日益增多。世人都津津乐道汉武帝执政晚期的农民起义，实际上从汉景帝在位的晚期开始，就不断发生无地佃农造反的事情。与此同时，西汉特权阶层过多，无论是地方诸侯还是功臣勋贵，都享有免税的特权，更享有在地方上收税的权力，国家每年的生产税收，相当程度都落在了他们的手里。所以，在汉帝国府库充盈的外表下，掩盖的是税收效率低下，国家税收与贫富分布严重脱节的现实，这些现实都是汉帝国的“内忧”，一旦爆发出来，就是国家尾大不掉的肿瘤问题。

人难以想象的是，比起后世的封建王朝，此时西汉帝国的货币政策相当不成熟。西汉帝国的货币政策，从建国早期就制定得极其粗简，即使是汉文帝这样的明君，也做过允许宠臣邓通私人铸造货币的傻事，后来虽然被汉景帝叫停，但是此时西汉帝国流通的货币，可以说五花八门，既有中央发行的货币，也有地方诸侯国发行的货币。从汉高祖刘邦在位开始，南方的吴国等诸侯国，就有私人铸造货币的权力，后来虽然经过七国之乱，诸侯势力遭到严厉打击，诸侯的铸币权收归中央，但是诸侯私自开采境内铜山，用以铸造货币的事情屡禁不止。到了汉武帝在位时期，国家货币的另一问题就是假币泛滥。汉朝早期的货币外形简单，容易仿造，外加对山泽矿场限制比较少，不要说诸侯贵族们，就是普通的不法商人，也很容易仿造出以假乱真的钱币。货币驳杂的结果，就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

所以，当我们说起汉武帝即位早期的政治局面时，必须看到，他继承的，既有祖先留给他的丰厚遗产，也有一大堆麻烦，汉武帝即位早期的中国，是一个经济繁荣，生活富庶的中国，同样也是一个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土地矛盾浮出水面，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日益虚弱，经济制度和税收体系漏洞百出，混乱不堪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在承平时代，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表面繁荣，但是如果国家稍有变故，就很可能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汉武帝即位早期的国民经济困局，其实正是为这一切买单。

所以摆在汉武帝面前的问题，不只是反击匈奴的战争，一统国家的梦想，更重要的，是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整合，整合的办法也只有一个——改革。

二

汉武帝的经济改革，真正起于公元前120年，改革的动因，最初是为了给公元前119年那场对匈奴的大远征筹款，属于“救急”策略，既然要救急，自然就要对准利益最丰厚的部门：盐铁。这场改革也有一个名字：盐铁官营。

在当时，盐铁行业就相当于今天的石油、矿产行业，属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暴利行业。冶铁行业自不必说，需求量大，市场稳定，在汉朝休养生息下，完全可以谋取重利。至于食盐行业，在封建社会，这更是一本万利的高利润行业，煮盐的成本极低，食盐又是老百姓的日用品，属于完全的卖方市场，甚至每年食盐的“定价权”，也都操纵在富商大贾手里。对于这两个暴利行业，先前政府所得的税收极其有限，而且凭此行业致富的富商们，也早与官府甚至地方豪强勾连，有些人本身就是地方豪强，甚至中央的官员，也有人每年从中取得巨额利润分成。所以多年以来，政府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彻底“无为”而治。

到了这时候，“无为”是不行了。这时期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连年开支巨大，早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偏偏这一年祸不单行，黄河暴发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关中地区又遭到蝗灾，政府连赈灾的钱都拿不出来，甚至只能向长安当地的富户告贷。如此捉襟见肘的情况，自然要有所动作，利益巨大的盐铁业，就成了汉武帝开刀的对象。

开刀的决心好下，怎么开刀是难题。盐铁业利益巨大，上上下下早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国家不是我的，可盐铁的利益是我的，现在让我舍小家就大家，你凭什么？所以上至中央官员，下至各地商人，一旦国家要开刀，肯定会立刻抱成团，誓把“自由经营”进行到底。如此铁板一块，不讲点方式方法肯定是不行的。

万幸的是，汉武帝身边，此时有一个会讲方式方法的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桑弘羊。

作为名垂青史的改革家，桑弘羊在当时却被看成“叛徒”，因为他本身就是商人家族出身。作为从商人体系内走出来的人，他最清楚里面的门道。早在13岁，桑弘羊就“入侍宫中”，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脑子管用，会算。先是会算账，大小的财政开支用度，他转转脑子就算得清清楚楚，记忆力也好得很，特别是跟数字有关的事物，给他说一遍就过目不忘。汉武帝开始注意他，是在即位的早期，他作为宫中的“侍中”，即汉武帝的“秘书”，能够清楚地推断出国家每天各项活动的开支，甚至能够指出哪些开支可以避免，哪些开支不可避免。比如在闽越国侵扰东瓯国，汉武帝发兵干涉的时候，桑弘羊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城，却清楚地推算出前线军队每天的财物用度，以及最终的财政预算，事后与实际支出核对，竟然分毫不差，此时的桑弘羊年仅15岁，放在今天，也是一个绝对的数学神童。

不但能算，桑弘羊还能说，特别是说到财政问题，更是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滔滔不绝几天几夜都没完。后来卫青夺取河套地区，汉朝廷议是否要在当地铸城守备，丞相公孙弘等人以花费巨大为由坚决反对，一番陈词把年轻的汉武帝说得哑口无言，关键时刻又是桑弘羊挺身而出，一顿旁征博引，竟然让宦海老臣公孙弘张口结舌，最终不得不同意了这个建议。有趣的是，这场廷议之后，原本是“反战派”的公孙弘，此后变成了坚决的“主战派”，积极支持汉武帝对匈奴的各类战事。虽说他见风使舵，但也确实是被桑弘羊给说怕了。

又能算，又能说，这样的人，自然成为这场至关重要的大改革的策动者。当然桑弘羊不但能说能算，还很能躲，这么大一件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他并非是冲在前面的，当时他的职务依然只是“侍中”，负责落实改革政策的人，是当时的大农丞东郭咸阳和孔仅，桑弘羊，是那个躲在背后出主意的人。

桑弘羊的主意很简单，却样样击中盐铁问题的要害。

“盐铁官营”的政策，在当时主要有简单的四条：第一，将煮盐、冶炼的营业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补充赋税。第二，由官府招募盐户，发给煮盐器具和生活费用。第三，严查各地私自经营盐铁的事情，用铁腕手段打击。第四，国家在各地设立铁官，管理铁器专卖事务。

这四条内容看似平常，第一条是改革的目的与宗旨，后面三条是基本方式，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第二与第四条。第二条政府招募盐户，属于釜底抽薪的缺德狠招，因为盐商们之所以能够形成独大，关键在于对各地平民“盐户”的控制。盐户们皆依附于各路盐商存在，受其盘剥，食盐的收购价格和最后卖出价格，早在汉景帝在位时期，就有了将近5倍的差价，然而改革之后，政府通过提供基本生活费和煮盐器具的手段，等于拉住了比商人们更低一层的贫民阶层，以更优惠的政策将食盐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盐业的源头断掉，盐商们从此想翻天也难。而在各地设立铁官，负责铁器买卖事宜，更是不动声色地盘剥了先前铁器商人们的权益，将其原本独大的特权牢牢抓在手里。没有二、四两条，所谓的铁腕打击私人经营盐铁，根本无从做起。而政府垄断盐铁贸易，也只能是白日做梦。

桑弘羊的政策，既阴且狠，不招来反对是不可能的。盐铁业的商人不必说，按照野史的记载，当时已经有商人收买杀手，准备要桑弘羊的命。朝堂方面，同样反对声四起，先前在盐铁贸易中获得利润的官员们反对，那些从文景时代过来的老臣们也反对，因为这样违反祖制，是与民争利。当然这一点汉武帝早就想到了，他的办法也简单——“杀鸡给猴看”，找个狠人监督着，谁敢扎刺就收拾谁。汉武帝找到的狠人，就是此时西汉帝国第一酷吏——张汤。

张汤这个人，后世一直众说纷纭，有说是“廉政标兵”的，也有说是“刽子手”的，因为这个人确实为官清廉，死的时候家中都无余财。但他行事也着实凶狠。他是西安人，父亲是长安丞，受家庭影响从小喜欢法律。他小时候，就曾因家里的老鼠偷吃食物，一怒之下不但杀死老鼠，更依照大汉律法，给老鼠写了一份条理清晰的判决书，其处死老鼠手段的阴毒，以及判决书之精彩，当时就让其父瞠目结舌。成年之后，张汤曾跟随汉景帝时代著名酷吏宁成工作，宁成是当时头号狠人，有“宁遇老虎，不遇宁成”之说。受这位老领导的影响，张汤也养成了行事果断，出手狠毒的风格。他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是因为汉武帝早期著名的“陈皇后巫蛊案”。陈皇后因妒忌卫青的姐姐卫子夫得宠，在后宫里用巫术诅咒卫子夫，事情败露之后，张汤负责审理，他在短时间里连续出手，处死涉案宫女多人，迅速审结了此案，汉武帝也因此认识到这个酷吏的能量，随后官位节节攀升，到了经济改革时期，已经是掌管全国司法大权的廷尉署御史（司法部长兼特务头子）。

对这个人，汉武帝一度宠信到了极点，张汤每次觐见，汉武帝和他讨论政事，经常从早侃到晚，甚至兴奋得忘记吃饭。之所以恩宠有加，一是张汤行动力极强，效率很快，今天能做完的事情绝不过夜。二是他出手狠毒，但凡汉武帝要整治的人，必然要置其于死地，最重要的，是他听话，他的聪明，往往用在曲解法律条文上，汉武帝要做的事情，哪怕再过分，他都能从法律上找到依据，而汉武帝交代的事情，哪怕再狠毒，他都能完成得极其漂亮。且相当尊重领导，但凡是重大案子的处理，都是早请示晚汇报，且关键时刻敢为领导背黑锅，如此能干活又听话的人才，自然是汉武帝眼里最容易使唤的鹰犬。

所以在经济改革早期，正是张汤这位“鹰犬”为汉武帝的改革保驾护航。盐铁官营开始后没多久，张汤就以极快的速度，搜集到上至中央高官，下至地方反对派的种种劣迹，尤其是他们与盐铁商人相互勾结，甚至收受贿赂的各种证据。改革开始后，凡是不说话的，就暂且放一马，敢说话反对的，就照着罪证抓人，还敢反对，就杀无赦，接连惩办了数名官员后，大家都哑巴了。

大家哑巴了，事情就好办了。从公元前120年开始，盐铁官营在全国推广开来，仅在当年，就迅速为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史载“以亿万计，皆盐铁之福也”。需要注意的是，就在盐铁官营的第二年，汉武帝就取得了以倾国之力北伐漠北，斩杀匈奴近10万人，迫使匈奴狼狈北蹿的赫赫功业，这笔军费开支的大头，正是拜盐铁所赐。

三

随着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的胜利，持续肆虐北中国百年的匈奴人消停了，汉帝国的边境迎来了一段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而西汉帝国内部经济改革的继续动荡，却从此越演越烈。

尝到盐铁改革甜头的汉武帝，决心要把全方位的经济改革推行到底，原因很简单——他需要钱。匈奴虽然逃窜了，但要赶尽杀绝，需要钱，南方诸侯国的割据仍在，要统一南北，需要钱。张骞从西域回来了，要再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拉拢西域国家，断掉匈奴的生存空间，需要钱。甚至，汉武帝很想再活500年，1000年更好，要求神拜仙，寻找长生之道，当然也要拿钱买。更深层的原因却不是钱，政府开支捉襟见肘，势豪大户富可敌国，不受政府节制，长此以往谁是皇帝？要确立国家对财政的绝对控制权，掌控国民经济的命脉，所以经济改革，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权的问题。

为了钱权的问题，汉武帝持续推行了第二项改革：币制改革。

比起币制改革遭到的反击，早先的盐铁官营，基本算是小儿科了。因为盐铁官营最多不过得罪了那些从事这项行业的官商们，币制改革得罪的，几乎是全国的有钱人。因为当时私自铸造钱币，不是违法行为，而是国民经济的潜规则，是公开的秘密，但凡是有点钱的，有点关系渠道的，手头紧了，都会想办法铸点钱花花。那年头没有验钞机，更没有防伪水印，做这事很方便很容易。

汉武帝容不下这样的“很方便很容易”，一个国家，如果连铸造货币的权力都长期放任自流，那恐怕不是皇帝有名无实的问题，估计连亡国也不远了。这一点却是大臣甚至富人们所没感觉的，反正国家不是我的，你做你的皇帝，我铸我的钱，管这么多干吗？

汉武帝决定管这个问题，办法，是循序渐进的，还是阴坏。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首先下诏，铸造“鹿皮币”，作为国家的通用货币。所谓鹿皮币，就是货币上有皇宫园林的白鹿皮，这种白鹿皮属中央皇室专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伪造都没地方。特别是地方诸侯国要想铸钱，就必须向中央购买白鹿皮，每块白鹿皮明码标价：40万。爱买不买，不买是不可能的，只能咬牙必须买。如此一来，原本地方诸侯丰厚的金钱储备，就这样源源不断流向中央，地方富人商人再想私自铸造钱币，也很难花得起这个本钱了。

白鹿皮币自然引起了反对，且比上次更强烈，这次带头反对的，是大汉帝国的财政部长——颜异。当然颜异本人并无恶意，只是认为定价40万太高，属于对诸侯的变相勒索。此人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清官，担任财政部长数年，以清正廉洁著称，百分百的好干部，不是“既得利益者”。但汉武帝不管这个，经济改革至关重要，谁挡我的路，我就要谁的命，况且而今反对声本来就多，正要杀鸡给猴看，正直的颜异，就这样做了“鸡”。

公元前117年，又是“鹰犬”张汤出面，经汉武帝授意将颜异关押，而后经过审理，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颜异的罪名，最后干脆给颜异定了个“腹诽”罪，即颜异虽然嘴上没有谋反行动，但心里反对经济改革，就在这样的“欲加之罪”下，颜异被处死了。“杀鸡”的效果是显著的，“猴”们果然消停了，到了公元前113年，汉武帝设立“水衡都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负责货币铸造的机构。从此之后，地方诸侯国铸造货币的特权被彻底取消，货币的发行与铸造权，被牢牢掌控在政府的手中。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一步。

在改革货币制度的同时，已经是大汉帝国“农中丞”的桑弘羊又开始对既得利益者“阴坏”了，这次他的政策是“算缗”，附加政策是“告缗”，按照现代的意思说，就是对工商业者增加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所谓“算缗”，名义上说是针对天下百姓，但是看政策，却主要针对工商业者。算缗的意思，是要求工商业者将自己的财产上报，然后政府通过核算其财产，向其征收个人所得税。在汉武帝时期的政策里，大商人每4000钱财产作为“一算”，征收赋税，普通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以2000钱作为“一算”，征收赋税，甚至各地的车马、船舶，也都要被看做财产，征收个人所得税。从政策上可以看到，越穷的，交得越少，越富的，交得越多，收税的主要对象，就是自文景之治以来西汉王朝的“新富阶层”——商人阶层。

桑弘羊当然也知道，指望着这些富豪们心忧国家，主动支援国家建设，这基本属于痴人说梦，所以在算缗之外，桑弘羊还很“体贴”地为他们安排了附加政策——告缗。

所谓告缗，说白了就是鼓励检举揭发，凡是有商人隐瞒财产的，逃避个人所得税的，只要有人检举揭发，一经查实，不但犯法者要被没收财产，处以重罪，告密者还可以得到被告发者一半的财产。也就是说，在汉武帝时代，哪怕你是个穷光蛋，只要检举揭发告准了，一夜暴富绝不是天方夜谭。

有这样的好政策，自然是不告白不告，外加许多人本身就有“仇富”心理，当然是闻风而动，一时间全国上下告状成风。对于遭揭发者，汉朝政府的态度也只有一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无风不起浪，有人告你，就说明你肯定有问题，有问题就要拿钱，不拿钱，把你榨干了也要搞到钱。结果许多富可敌国的商人，就这样被“榨干”了。

而在“告缗”“算缗”政策中，桑弘羊还有一条不动声色的政策：严禁圈占土地。也就是说，对工商业者来说，土地是非法财产，手里有土地的，也就两条路，要么被政府没收，要么你自己识相，低价处理掉卖给农民。如此一来，自汉景帝时代开始的土地兼并之风开始缓解下来，土地矛盾有所缓和，大批无地农民得以安居。在当时汉帝国四面出击的情况下，此举无疑为汉武帝起到了稳定内部的作用。

随着“算缗”“告缗”的全面推行，西汉帝国自文景时代开始形成的豪强阶层遭到了沉重打击，没钱赚不说，财产更遭到政府盘剥，每天吃饭睡觉都要提心吊胆，生怕一不留神就被人告发了。那年头做商人的，都低调的不能再低调，哪怕生意做得再好，却是打死也不能让人知道他家有钱。与之对应的，是汉帝国随后积累的巨大的财富，比如后来汉武帝北游漠北，陈兵18万在边境挑衅匈奴，吓得匈奴不敢应战，外加求神求道，开通西域，千里远征大宛，打通丝绸之路，这一切，都来自于诸项经济改革的财政支持。

而汉武帝在位时期最后一项重大的财政改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均输。

所谓均输，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也都搞过这个政策，比如宋朝著名的王安石变法里，这也是重要一项。均输政策，开始于公元前115年，当时只是在长安地区进行试点，直到公元前110年，桑弘羊成为大汉帝国财政部长（大司农）之后，才真正开始全国推行。均输针对的，是不同地区物价不均衡，商人投机倒把谋取暴利的问题，政府在各地设立“均输官”，命令农民把原本用来作为买卖的货物，充做货物上交，用以调剂各地需要的不同物品。均输的另一个附加政策是“平准”，即在中央设立“平准”机构，把各地交换的物品进行买卖，用来平抑物价。这项政策的实施，终结了自文景时代以来，富豪商人对于重要货物的“定价权”，平抑了物价，老百姓的负担也因此得到减轻。

汉武帝时代的经济改革，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汉书》上记录：“仓储之积，战士以俸，饥者以赈”，更称赞说“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足”。也就是说，汉武帝时代的经济改革，着眼于在不增加普通老百姓赋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国家收入，并建立中央对国民经济的绝对控制权。从结果看，他做到了。

四

但是完成经济改革的汉武帝，晚年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残破的局面：国家天灾频繁，起义四起，天下户口减半，赋税锐减。对匈奴的战争，也出现了李广利战败投敌的耻辱局面，为什么？

原因自然很多，有人把原因归结到打匈奴方面，但必须看到，汉朝经济局面的真正恶化，是发生在与匈奴战争的“间歇期”，即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结束后的时期，所以对匈奴的战争，不能成为汉武帝后期统治失策的“替罪羊”。之后汉朝虽然多次用兵，国家没有得到休养生息，但战争的规模和花费，根本无法与公元前119年的历次大规模战斗相比。从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重创匈奴，到公元前100年李广利再战匈奴，这之间的19年间，是匈奴暂时远退漠北，无力南下的19年，汉朝对外战争的主战场——抗匈战场，已经是暂时的和平。这本应成为汉朝休养生息的一个机会，但是这19年里，汉朝没有一年是消停的，通西域自不用说，又打又拉，每次兴师动众花费巨大，远征大宛损失兵马六分之五，南平南越、东越、西南蛮夷的战争也旷日持久，而汉武帝本人也开始追求长生之术，大兴土木，里里外外没有一样是省钱的。经济改革的高潮期也正是这个阶段，每年靠着“民不加赋国绕足”，暂时支撑了汉帝国的财政。但是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是一样的，需要劳逸结合。所谓的经济改革，政策调整，好比是频繁运动的间隙不断进补药，甚至是兴奋剂。熟悉医学的朋友都明白，一个只靠补药和兴奋剂支撑，从来不休息的人，健康是注定要垮掉的。19年里从来没有休息过的汉帝国，也注定是要出乱子的，汉武帝最大的失策，就是他错失了最好的19年休养生息的机会，换来的结果是当对匈奴战争风云再起的时候，汉王朝的国民经济不但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内部矛盾更加丛生，连他的长子——太子刘据，也在宫廷的变乱中死在他自己手中。

而在汉武帝为了挽救财政，强化统治进行的诸多改革中，有一项改革却不是补药，而是兴奋剂。虽然暂时进补，对帝国的危害却是双刃剑——盐铁官营。盐铁官营的初衷，是为了由国家掌握这个重大暴利行业，但到了后期，随着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盲目提高铁器价格，其实成了对普通老百姓的盘剥，更要命的是垄断行业没竞争，铁器质量大大下降，不但民间的铁器用具质量下降，甚至连部队用的武器质量也在下降。而对整个西汉帝国命运影响最深的是之后的朝局中，掌握盐铁控制权者，即掌握了国家政治的控制权，西汉帝国的最后时期，盐铁控制权的掌握者，恰是西汉帝国的掘墓人——王莽。这恐怕是一心建立大一统帝国的汉武帝刘彻，九泉之下做梦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