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秦始皇错在哪

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的秦王嬴政,在功成名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自己换一个名号,天下一统了,诸侯都灭了,再当大王,恐怕也显得寒碜了。如此大的功业,也应该找一个比大王更显贵的称呼。他命令手下的博士们为自己提供封号,那些书呆子们冥思苦想了许多,总算送上一个泰皇。解释说,这个称呼好得不能再好了,泰,意思是大,皇,意思是三皇五帝,加起来的意思,是您老人家比三皇五帝还大。可嬴政还是不满意,想了想折中了一下,留下了后面的皇字,然后自己开动脑筋,加了个帝字,这样一个新名词就诞生了——皇帝。嬴政很满意,就这么叫!好听!就这样,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有了自己的名字——皇帝。中国有了自己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嬴政。他的名号,叫秦始皇。

之所以选择皇帝这个词,秦始皇还是费了一番苦心的,皇,在汉语的意思里有“大”的含义,至于“帝”,那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统治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天神之首。加起来的意思,就是大大的天神。这等于平白无故地告诉中国老百姓,我,嬴政,这个皇帝,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你们的,我手中的权力,是上天给予的,一万年也不会变。从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时代开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就有了君权神授的色彩。

但是这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只维持了区区15年的时间,就在声势浩大的秦末农民战争中毁灭了。当时的秦始皇,自己自称一世,他的儿子要叫二世,他期待他的政权能够绵延万万年,可惜,仅仅是15年。

说起秦国二世而亡的原因,许多熟悉秦国历史的人都把原因归结到秦始皇的“暴政”身上,普遍的观点是,秦始皇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以至于玩火自焚,国家衰亡。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说到秦始皇在位时期的功过之前,必须要正视的,是秦始皇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新生的秦王朝,究竟要建成一个怎样的国家。

秦始皇的国家政权,是在平定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他可以用武力灭掉诸侯,统一全国。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秦国的政治制度,是否能够完全移植到六国的身上?是完全照搬秦国的制度统治六国,还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制度?这一点,在最早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答案。

与政治制度相关的,还有经济制度,六国的经济条件和经济体系也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也不一样,秦国的经济、文化、法律,是否适用于六国的其他地区,会不会因为推行不当引发变乱,这一切,也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秦始皇的国家,就是建立在这一切未知数上。公元前220年的中国,面对的是之前数百年未见的变局,国家走向一种全新的国体,这个国体应该怎么运作,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包括秦始皇本人。

即使是秦国内部,跟随秦始皇多年的官吏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也不一。当时的丞相王绾,就曾经建议秦始皇将自己的儿子册封在齐楚故地,因为这是“祖制”,当时的大臣们除了李斯之外,也基本都赞成这个制度,秦始皇本人也一度动摇,但李斯拿着春秋战国的动乱来作对比,使秦始皇打消了这个念头。当下宣布,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建立国家直接掌控的中央集团。

这个政策从稳定国家政权角度看是没错,但是在当时,不理解的人也是很多的,尤其是在东部的齐国等地区。齐国是一个儒生众多的国家,这些儒生们最在意的就是西周的宗法,祖制,在他们眼里的秦始皇,就像是当年垂拱而治的周天子。现在拿到天下了,却不想着分封,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更何况郡县制推行下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秦国委派为郡县地方官的官员,大多都是来自于秦本国,贸然进入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地方,这个官当得能舒坦吗?

所以,在公元前213年,山东儒生淳于越在宴会上当场讽刺秦始皇,将秦始皇激怒。结果在李斯的挑唆下,秦始皇下了焚书之心,开始活埋不听他话的儒生,这就是秦始皇暴政之一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数量上看,烧毁了大量珍贵典籍,并坑杀了460多名儒生,可谓残暴之至,但这样的残暴,却不是无缘无故的恨。秦始皇本身就对儒家不感冒,他在乎的是法家,在乎的是权谋霸道之术,儒家君君臣臣的君臣关系,他现在根本用不上,也不想用,所以作出杀掉的决定,也就顺理成章。

而秦始皇这么做,也是受了李斯的挑唆。李斯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给别人“下药”。早年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坑害了原本秦始皇很想重用的韩非子,这次他妒忌的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改朝换代了,六国的人才,全都进了秦国的人才库,特别是儒生群体,以山东的儒生为核心,英杰荟萃,说不定哪天就会威胁到我的地位,所以必须要早做准备,能下药的就下把药,能轰走的就赶紧走。轰不走的,就往死里整,反正要把这些人对我的威胁降低到最小。

其实儒生的反对,淳于越的指责,都是小事,关键问题是,这时期的秦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说起来就两条,一是外部面临匈奴的威胁,二是国民经济在战乱后的凋敝。

关于这两条,在秦国统一初期的形势,都是非常严峻的。先说匈奴问题,这时期的匈奴势力,还没有后来汉朝时候强,却也已经是草原三大游牧部族中的一支(另外两支是大月氏和东胡),此时的匈奴正好占据河套平原,正对着秦朝国都咸阳所在的关中平原。这个战略要地被他们拿在手里,整个中国北部就都暴露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想打就打,想抢就抢,原先的赵国和燕国此时也已经灭国,当地虽然有秦军留守,却也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了,在这种局面下,不解决匈奴是不行的。

而国内经济问题也同样严峻,秦国连年用兵,花费巨大,自身的财政窟窿就很大。而六国经历过战乱,正是民力疲敝、经济困顿的时期,这时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六国地区的经济制度不一,新的国家财政体系,必须马上建立起来。国家要想振作,必须要通过经济体系的整合掌握国家的税收,这样军队才有资本打仗,边防才能够巩固。

秦始皇是知道这个问题的,所以他登基之后,首先采取的是两个政策。一是迅速地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在新占领的领土上设立官衙,巩固统治。与此同时,秦国由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进,经过浴血奋战,从匈奴人手中收复了河套平原,建立了防备匈奴的核心基地。暂时解除了匈奴对南方汉地的威胁,“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正是这一段时期。必须承认,秦始皇北击匈奴的一战,并非是穷兵黩武,如果当时不主动采取出击政策,任凭匈奴肆意劫掠,那么北方的汉地就永远无法安宁。而且在收复河南地后,秦始皇为了节省开支,命令蒙恬就地屯田,结果河套地区的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还可以供应给其他周边军镇。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是明智的。

在内政经济方面,秦始皇很快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全国分为46个郡,中央在地方确立了严格的集权统治。在经济方面,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使黔首自实田”,也就是说,让老百姓自己核查土地数量,然后上报中央,这就等于是彻底扫除了残存的井田制,使新的封建土地制度在全国迅速成型。这一条对于秦国统一后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关键意义的。在此基础上,秦王朝的土地赋税制度也建立起来,国家的赋税征收,分为口租、口赋和杂赋,这也基本是沿用秦国时代的土地税收政策。这其中,口租就是农业税,即田赋;口赋就是人头税;杂赋就是每年临时征调的赋税。秦朝的农业税,是交十分之一,人头税的数量,和西汉文景之治时期基本持平,大约120钱左右。这两样在当时,都算不得太重的税。至于杂赋,一般都是在遭遇战争的时候临时征调的,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的负担,表面上看也不会太重。与此同时,货币、度量衡、文字,也都在这一时期统一了,秦国的法律《秦律》也颁布全国实行。分散的中原六国,渐渐被秦始皇捏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观这些行为,我们必须承认,早先的秦始皇,还是很有励精图治一面的,在捏合整个国家合力,加强中央集权方面,他都做得很不错。

秦国国事的恶化,通常的说法是“暴政”,暴政的内容,主要包括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修筑秦始皇陵墓、阿房宫等。但真正劳动百姓最甚的,是三项重大工程,一是修筑长城;二是修筑国内的驿站道路;三是整治国内的河道。

这三项大工程,几乎都是前后脚展开的。秦始皇开凿运河,范围非常广。在平灭六国后的第二年,就曾经发动10万民夫整治江南的邗沟,以及山东的济水运河。与此同时,秦始皇派30万大军收复河套平原后,又一口气征发了40万民夫整修长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又再次征伐40万民夫,整顿国内的驿站,以关中平原为中心,修筑了连接中原以及南方的驿站道路。这三项大工程,从作用上来说,都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修筑长城可以起到抵御外敌的作用,后来作为封建王朝盛世的汉朝就从中受益颇深。开凿运河,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这也具有长远的意义。而修筑驿站,更可以促进国家交通,加强各地的联系,保证国家的统一。这三条从出发点上是好的,但是就在这短短几年里,秦始皇连续征调了90万民夫,要知道,当时全国的人口才不过2000万人。这90万民夫,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青壮年,都被秦始皇拉出来干工程了。

这样的结果也就很简单,生产当然遭到破坏,老百姓家干活的,就剩下老弱了,生产能力自然大打折扣,生产能力打折扣,国家的财富税收当然也要打折扣。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在进行着征讨南方越族的战争,不断向南方越族地区征兵,打下地盘后,一面要修筑中原通向南方的驿站,一面又要修筑南越地区的水利工程。这样,原本刚刚在中原地区干完活的民夫,一下子又尽发到了南方地区,中国人从来都是恋家的,离乡背井永远是最痛苦的事情,怨声载道也就很自然了。当然,我们也同样可以说,开发越族地区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说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但这些后来的伟大意义,当时的人是没感觉的,士兵们只知道,他们被派到一个艰苦的环境下作战,常年得不到休整。老百姓只知道,天下好不容易统一了,皇帝却又逼着我们干活,拿着我们当牲口使唤,对秦始皇的愤懑,也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积攒起来了。

而秦始皇最大的错误,不是在于他做了这些事,而是在于他同时做了这些事。看看当时南北方的分布就知道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最初六年里,秦国30万大军压在北方对付匈奴,50万大军压在南方对付百越。这一南一北就是80万大军,等于两线作战,即使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两线作战也往往是兵家大忌,何况是一个立国不久、经济凋敝的新兴封建制国家。军队的事情还不算,民夫的使用却更触目惊心,在南方越族地区平定后,秦始皇陆续调动了40多万民夫南下开凿运河,打通驿道,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回来。也就是说,秦国在立国之初,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却一直还在做着大动作,一直在折腾。这些原本没错的事,却偏偏超过了这时期中国的承受底限。

但问题是,秦始皇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有说他好大喜功的,有说他不知下情的,有说他性格残暴的,然而从根子上,我们不得不说,秦始皇做这种事情很正常,因为这就是秦国国君的习惯。

看看战国时期秦国的历史就知道了,秦国在秦孝公改革后的130多年里,就一直处于折腾中。从秦孝公到嬴政,秦国除了有过短暂的罢兵外,几乎是无岁不征,年年打仗,但是秦国的国民经济不但没有拖垮,反而越来越强。秦国历代国君在使用民力上,从来都是不吝啬的,比如秦昭襄王时期,就曾下令全国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都从军,开赴长平战场,也因此一下子奠定了长平之战的胜利大局,这一场战争让秦国伤亡过半,但是仅仅一年后,秦国又以50万大军包围邯郸,却遭到了魏国、楚国的联合夹击,大败亏输。即使如此,秦国也很快地恢复过来,不管每次他们付出的牺牲有多大,伤亡多惨重,他们这种迅速的疗伤能力,是六国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及的。

秦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疗伤能力,不是因为秦国人觉悟高,而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商鞅变法后,经过两个阶段的持续推行变法,确立了秦国人对法律的绝对敬畏感,这种敬畏感,制造了秦国令行禁止的特征,几乎所有出使秦国的六国使臣,都曾羡慕过秦国官员的严谨守法。但这样的条件,是无法短期内复制给其他诸侯国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当时秦国有奖励军功的政策,发动战争,本来就是给草根们出头的机会,而秦国人天生彪悍尚武的性格,使他们从来不惧怕死亡。但是那些新被平灭的六国,却不是这样的,拿着对秦国百姓的政策对待他们,只能说是找错了对象。

但秦始皇显然认识不到这一点,当年,以秦国区区一二百万人口,就可以发动百万人的军事行动,七八十万人的大型水利工程,现在我手里有2000万人,又怎么能说滥用民力呢。但问题是他手里的2000万人,来自于五湖四海,他的百姓也不止包括关中平原。在国家刚刚统一,人心思治的情况下,却依然继续在折腾,任谁也不会满意的。

当年秦国变法的实质,就是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树立严格的法律,建成一个高效率的专制国家。在统一了六国之后,秦始皇也打算这么做,但是无论时机还是经济条件,都不成熟了。

偏偏秦始皇自我感觉好得很,折腾的事情越来越多,至于他这时期被人指摘的各类劣迹,比如修阿房宫,修秦始皇陵,整日骄奢淫乐,其实这些都是做皇帝的“小节”问题。大节问题是,他没有搞清楚这个国家建设的主次问题,需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而且这不是他突然犯的错误,而是一个经常有的软肋。

秦始皇这个人,具有果敢的性格,顽强的精神,豪气干云的做派,确实是一个天生的王者。但是秦始皇的一大毛病,就是他的战略选择问题。早年在灭六国的时候,为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顺序,他曾经辗转反侧,举棋不定,最后还是在尉缭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国家统一最后一步的钥匙。秦始皇具有坚决的执行能力,狂热的工作欲望和权力欲望,但是他最缺少的,恐怕就是有的放矢的素质。这一点素质的差别,使他演出了在登基之后的这一出闹剧。

秦始皇犯了错误,但更大的悲剧是,他的这个错误从他即位之后就一直在继续着,秦始皇从公元前220年起,就开始营造富丽堂皇的阿房宫,而在公元前218年起,他的骊山墓葬群也开始修筑,一个秦始皇陵,又调动了70万民夫。全天下的青壮年,都要绕着他来转。他忘记了一件事:六国灭亡后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大工程、大面子,最需要的是要医疗战争的创伤。平定越族的战争,原本是可以暂缓的,秦始皇偏偏想几手都要抓,既要恢复经济,又要上马工程项目,最后长城修起来了,秦朝却摇摇欲坠了。

秦始皇的错误,他自己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相反还很是洋洋得意。在他登基之后,曾多次出去巡游,比如东巡、南巡,劳民伤财更是无数。但巡游同样也是有理由的,此时国家初定,各地人心惶惶,巡游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稳定国家大局。理论上说是没错,但中国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他们想的是安安心心地过日子。秦始皇晚年的另一个搞笑事,就是他开始信任方士,到处求神仙,甚至还出了徐福东渡的典故。统一大业完成后的秦始皇,其表现做派,和他统一六国的征战时期判若云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呢?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像这种国家结束分裂后迅速陷入战乱的典故,不止秦朝这一家。比如西晋,比如隋朝。而且西晋和隋朝,都是经过了几十年修养生息后完成国家统一的,国家的财政储备和人口数量,都要远远好于这时候的秦朝。但即使如此,一旦使用民力不当,国家内外政策失调,就会立刻陷入分崩离析之中,无论是古代王朝还是现代文明国家,他的内外政策都好像是天平的两端,只有天平保持平衡,国家才能保持长久的稳定。而在秦始皇时期,他的政策是在天平的两端,都拼命地加砝码,结果就是整个天平的断裂。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其实所有关于秦始皇的评价中,或许有一个人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就是曾经在秦始皇手下做过国尉,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军事家:尉缭。

尉缭这个人,在辅佐秦始皇时期,最出色的地方,就是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在确定灭六国的方案时,正是他制定出来正确的政策,保证了秦国顺利完成国家统一。然而尉缭却还有一个能力:看人的眼光。当年秦始皇还只是秦王的时候,他就一眼看穿了秦始皇最大的弱点:“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谦卑待人,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当时的秦始皇听到这个评价,反而对尉缭非常赏识,因为在他眼里,这本身就不是什么缺点。

这正是秦始皇的悲剧所在,一个心似虎狼的人,也许在沙场上是一个出色的将军,但是在皇位上,却注定不是一个出色的皇帝。同样和秦始皇一样有暴君称号的隋炀帝,当年也是一个出色的将军,可是在成为皇帝之后,照样干得稀里糊涂,心似虎狼不要紧,缺少恩德也不要紧,中国历史上那些名垂青史的好皇帝,心似虎狼的也不在少数。但秦始皇最大的弱点,就是尉缭那番评语里的最后一句“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这句话被尉缭不幸言中。说到底,秦始皇不懂得压制自己的欲望,一旦志得意满,就立刻露出了虎狼的面目。

在秦始皇活着的时候,各地对秦始皇的反抗就开始了,秦始皇一生最不缺少的,就是“被刺杀”。而且刺杀的次数日益增多,但是他自己却到死也不悟,之后四处巡游,耀武扬威,泰山封禅,炫耀荣光,秦国的气数,也在这股过程里日益被他透支干净了,同时被透支干净的,还是他个人的气数。到了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于东巡路上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抗暴运动,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在秦始皇的悲剧中,似乎还藏着另外一个原因,一个后人关注不多的原因:秦国的法家传统。

众所周知的是,秦国的强大,来自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思想。在乱世争天下时期,通过严刑峻法,外加残酷的外在生存条件,只要树立起足够的国家威严,就可以确保国家迅速集结战斗力,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并且日益走向强大。但是当国家走向统一,开始和平建设的时候,法家思想却暴露出他致命的缺陷:至刚而无柔。

法家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严刑峻法,让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恐怖的刑罚监督中,用严苛的刑罚来镇压一切反对者。但是随着国家主要矛盾转移,法家思想在休养生息时期,却完全失去了它本身的积极作用,相反成了消极作用。与此同时,法家常年压制所造成的怨怒,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会发生从民间的彻底反弹。引发巨大的抗暴动作,就像马背上打天下,马背下治天下的道理一样,法家思想可以打天下,但是法家思想却难以治天下,一个缺少温度,用冷漠和刑罚来约束的王朝,他的生命力也注定是僵硬的,即使强悍如秦军,即使气吞万里如秦始皇,都不能挽救它的衰亡。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法家思想在到达历史顶点之后,迅速走向衰亡的历史。事实证明,单纯的法家治国,在乱世或许立竿见影,但在太平盛世,反而会成为国家动乱与衰亡的催化剂。百家争鸣的各类思想中,法家注定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而真正有资格成为中国之后2000年封建社会传承的学说,是后来的儒家学说。那时候的法家,也只能将其核心要义化入儒家思想之中,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家思想在战国时代的风光,也只能留存在战国时代了。

这就是秦始皇的悲剧所在,他在得天下后的种种暴政,有他个人性格使然,却也有法家思想的影响使然。作为一个在法家文化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少年,更兼带有祖上法家的代代传承,要求他主动地在得天下后转换思路,实行仁政,这是一个何其高难度的动作。对于秦始皇来说,做到这一点是不现实的,所以秦国的持久强大,也因此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