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

新年

宣统三年辛亥,正月初四。

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坐在马车里,望着窗外香厂北口拥堵的长龙。马车一动也不动,一阵阵笑闹声、叫骂声、吆喝声传入车内,他不禁大为愤然,慨叹“甚矣,京师少年之游惰也,甚至高车驷马亦厕其中,此岂尚有人心耶”?可是回心想想:这景象关自己什么事?顾自在车里愤不可遏,大翻白眼,这样的心境,还能在这权贵麋集的帝都待下去么?

新年这天的拥堵有它的原因。这个冬天的雪特别多,去年十月迄今,已经有六场大雪,从旧年除夕到新年,大雪彻夜,直下到初一下午四点来钟,积雪足有一尺多厚。在恽毓鼎的记忆里,二十多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

雪太大了,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初一一整天也没有一辆拜年的车驾到门。恽毓鼎自己也没有出门。雪刚停,就有清道夫分段铲雪,这一点让恽毓鼎很满意,他在日记中评论说“新政中唯路政最见益处”。

初二晴了,但午后忽起狂风,高屋积雪漫天飞洒。恽学士出门贺年,发现虽然雪风相继,“马路剗垫平匀,车行极快”,若是在二十年前,雪后初霁,一层融雪一层冻雪,车辙之深,能淹没车轴,那就只好望路兴叹了。恽毓鼎又一次念及了路政的好处。

恽毓鼎1907年出任过宪政研究所总办,当然不是那种一味反对新政的冬烘头脑。他一直订阅梁启超主笔的《国风报》,也正在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梁任公的文集里包罗万象,从西藏问题、俄国虚无党,到《康德学案》,应有尽有。但恽毓鼎最喜欢的还是梁任公论本朝学派变迁那篇,认为“二百六十年宗派当以此为定评”。对于腾喧一时的宪政,这位曾经参过瞿鸿禨与岑春煊的都老爷明显保留着自己的看法。

就在恽毓鼎坐在拥堵的马车中大发感慨时,道旁的行人里晃动着一位少年的身影。他昨天晚上才从陕西抵京,准备进清华学堂读书,今日先与同伴一道来领略一下京都的新年。在这位外省少年吴宓兴奋的眼中,耍把式的、卖玩物的倒还罢了,这游人如鲫、男女相轧、拥塞异常的场面,才是他们久仰的京师繁华。

四十九岁的恽毓鼎是光绪八年中的举,同一年的福建乡榜很出名,出了好几位大名士,如陈衍陈石遗、林纾林琴南(恽毓鼎很爱读他译的小说),还有一位,比恽毓鼎大三岁,是目下京师的红人,前广西边防督办郑孝胥。

比起恽毓鼎,郑孝胥离政治核心要近得多。他去年为了锦瑷铁路的事,在奉天、京津之间跑了好几趟,年下正好闲在几天。初一上午躺在被窝里,与夫人聊天,“甚欢”。

自初一至元宵,郑孝胥的活动无非是赴宴、作字。他是闽派的首领,诗和字都很有名,求的人极多。不过这两年,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新政上,与当红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即将起复的前两江总督端方都走得很近。酒席宴前,当然不会完全不谈政事,有人议着宪政预备,京师该到了组织政党的时候,有人还在愤愤于六年前的科举废除,冀望朝廷重新用八股取士。

初四这天,又是赴一处饭局,只是从午后开筵,边吃边等,等到快三点半,还有一位主客严复未至,最后索性派人来通知说“不来了”。大伙儿摇摇头,对这位福建同乡的惫赖无可如何。饭局散后,郑孝胥去访端方——端午帅年后估计会有任用,一直想带郑孝胥出任。但是不在,家人回称“上山去了”。新年上妙峰山进香,满洲权贵流行这个,汉臣基本无此兴趣。

辛亥的新年就这样开始了。这三位身份各殊的北京客,各自在自己的生活中摸索前行。

春和

吴宓刚十七岁,初次入京,虽然时时与同学议论时政,但他的心情,不似恽毓鼎那种宦海沉浮的萧疏,也不像郑孝胥大用在即的自得,而是兴奋与新奇之中,藏着忐忑与迷惘。

他此次由陕西省咨送来京,要考入的“清华学堂”,其实在宣统二年十一月底才正式更名。之前叫做“游美肄业馆”,成立一年多来,几乎是纯粹负责留美考试与派遣,学生从考取到出国,只有一至三个月时间,像梅贻琦、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人,名义上在清华园过了一水,还是像爆肚一样生猛。

改名后便有所不同,按《清华学堂章程》,采用四四制,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又四年,而且学分要修满212个,平均成绩要达80分以上,才能留美。像吴宓这样的,虽由陕西省咨送,就是保送,仍要通过笔试、体检,入学四个月后还要举行甄别考试,宁缺母滥。难怪吴宓跟其他同学一样,心下栗六,前途未卜。

他本来觉得自己在家乡三原已经接受了中等教育,不料来京看过游美学务处告示,原来也必须先入中等科,想想要在这里磋磨四年才能入高等科,未免有些不甘心。不过八年后“能靠住往新大陆一游”,还是难得的机会。又想到如果学堂里功课腐败,教师荒疏,再设法退学也还来得及……问题是现在考得上考不上还两说,想那么多干啥!

吴宓决定先放宽心,每日看看《纳氏英文文法》——他来自内地,跟沿海学生比,英文是块短板,便是与同乡们逛逛琉璃厂、青云阁,再不就是到大栅栏看“升平电影”,陕西也有,叫“活动影戏”。不同的是京师的影戏有色彩。吴宓同学猜测那是往胶片上涂了色彩,或是放映的石灰灯里加了什么药粉。

值得一提的是,正月十一他在劝业场买了一具剪发机,回寓后就将辫子剪了。用水洗了头,觉得“轻快异常”,索性又出去买了顶洋式软帽,揽镜自照,很像个洋学生了。于是发感慨曰:“京师各校现虽不许学生剪发,已剪者则弗过问,余剪之毫无妨碍。”

剪了发的吴同学,次日又跟友人去天乐园看闻名已久的王钟声新剧。王钟声!慕名久矣,是南方来的新剧大王,传闻他是个革命党!但这不妨碍大家热捧他的新剧。今天这出《缘外缘》,首演是前年冬天在天津大观新舞台,据《大公报》报道,王钟声一身西装女子打扮,在洋琴伴奏下,娓娓道来,“座客无不击节称赏,掌若雷鸣”,接下来,舞台突然一转,外庭变为内室,把台下众人看得一楞一楞的。论者称为“实梨园中从未有之奇观”。

吴宓头次看这种“纯用说话,弗须锣鼓等乐”的新剧,大开眼界,只觉得它演的都是家庭上、社会上的真情实状,感人之深,超过了旧戏数倍,“每到惟妙惟肖之处,台下观察直觉现身局中,亦若果有如此其人,而亲睹其如此之事者”,他完全沉浸到戏中了。

阴历二月初五、初六,吴宓终于参加了延期举行的入学考试。头一日的国文、历史、地理,还算容易,而且出题只问本国,事先准备的外国历史、外国地理都没有用上。第二日的英文、数学、英文默写,可就有些艰涩了。吴宓知道自己英文不够好,但没想到今天在数学上折了跟斗,两道大题未能完卷。虽然嗟叹,但觉得省里保送来此,落榜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可能会编入低级班。

考试见得多,五天后的体检,倒真是新鲜。检查者为三位洋人,上身衣服只剩一件小衫,还得敞开。先查体温、脉搏,再遍察眼、耳、鼻、喉、气管、牙齿,再用器械量脑部前后左右之长短及胸围,又用听诊器听上身血管流动情况,最后是手触按各处的淋巴腺。完毕。

又消磨了一个礼拜,看榜,陕西来的六个人,都中了。阴历二月十九,正式搬入清华学堂。这是吴宓将托身寄命半生之处,今日初见:“地域颇大,略成方形,而墙壁亦多弯曲之处。外墙以虎皮石砌成。内部地方颇大,势殊空阔,洋式房屋错综散布。此外有土岭,有溪水,有小桥,有曲廊,风景极清幽而佳旷宜人。”

宿舍每间住六人,早餐馒头二个(到梁实秋四年后入学,馒头增加到三个)、小菜四碟、粥,午晚餐是四碗、四盘、米饭,九点半就寝,六点半起床。一切都规范了,不复刚入京那一个半月的闲散矣。

交通很方便,京张铁路设有清华园车站,每天从张家口入京,从北京发张家口的火车,各有两趟。最让学生们得意的,是京张铁路公司特地为清华学堂学生开了一趟周末票车,周六下午五点从清华园发车,经西直门、广安门抵丰台,周日下午又从丰台开回清华。票价,到西直门两角,广安门三角,不算贵,京师物价,照相须二元,一本《普通英华字典》也要一元哩。

刚刚入学,新学生就与校方起了交涉:清华的伙食免费,学生须交洗衣费与理发费。但校方规定学习用品都必须自购,而学生被咨送来时大都以为是官费全免,不愿意负担各科教材与体育课操衣费用。教务长的官方回复称无商议之余地,只是可以先领教材上课,费用缓交。可是流言很多:有人说庶务长承诺教材可以由学校借给,毕业时交还,操衣必须自购;又有人说管理员称操衣免费,教材必须自购。吴宓被推举为陕西省代表,参加交涉,虽然没什么结果,却跟时行的宪政一样,有了民主的初步感觉。

夏闰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的长,因为有一个闰六月的缘故。

四月初十(5月8日),上谕宣布新内阁官制。这是所谓“立宪筹备方案”的实践头一炮,难免引人注目。结果等来了这么一个“皇族内阁”。

此前的立宪风潮中,对于立宪后如何任人有其共识,如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后挂名撰写的《欧美政治要义》即称:“决不以其私意进退宰相,又不必以其忠于王权始加任用,唯考政治之实况,察舆论之趋向,而取其有适良之主义,堪以为辅弼者授之大命。”但原则归原则,真到作用时,“忠于王权”和“私意”的因素仍然甚重。

郑孝胥只是记录了内阁名单,未置一评,以他与内阁多人交往频仍的位势,也不便评。少年吴宓倒不在乎皇族不皇族,气魄很大地一笔扫去:“中国政府今日并无一人才能出众,可为国家有所建树者,终日改头换面、掉此易彼、往复其间者,实不过此数人而已。吁,国事尚可问哉!”

从政治立场上说,吴宓对革命党颇有同情,曾在3月15日日记里对上海《民立报》报馆被焚深表遗憾,而且怀疑有人播弄其间。因为《民立报》主编于右任,是他的乡党,吴宓生父去上海,也是借住在于寓。因此吴宓看清廷变革,眼光要更冷一些。

只有念念于光绪的恽毓鼎,反而最为愤激。他在三月底刚刚申请翰林侍读学士开缺,而且不打算再谋起复,一心行他的医术,办他的学堂。恽毓鼎对内阁名单的分析,更能代表权力中心之外的非革命者的心声:“共计十七人,而满人居其十二。满人中,宗室居其八,而亲贵竟居其七。(国务大臣)十三人中,而满人居其九。九人中宗室居其六,觉罗居其一,亦一家也。宗室中,王、贝勒、贝子、公,又居六七。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其不亡何待?”

“皇族内阁”并非外界的命名,上谕发布两天后,奕劻请辞内阁总理大臣,并称“诚不欲开皇族内阁之端,以负皇上者负天下臣民之望”。不过,摄政王载沣还是拒绝了他的辞呈。

内阁上谕发布一个星期前,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息才传到京师。郑孝胥、吴宓日记均未记,恽毓鼎记了一笔:“革命党自香港入广州,以火弹、手枪轰击总督张鸣岐未成,焚毁督署大堂,伤人无算。凶犯旋就擒,并搜获军火甚多。”事情不能不算大,但闻者似乎有些麻木,国事中枢糜烂,这些边地疥癣之疾,已经引不起强烈关注了。

即使仕途正热的郑孝胥,也未尝不时刻打着归隐抽身的小算盘。就在黄花岗起义的次日,他接到儿子的信,在上海营建的海藏楼初步选址已见眉目,女词人吕碧城也愿意将徐家汇的一块地卖给郑家。内阁上谕颁布两天后,郑孝胥赴六国饭店,与预备立宪公会同仁(郑是会长)商讨开报馆推行宪政。孟昭常主张在北京办一份《宪报》,郑孝胥表示,如果报馆要成为将来政党的根据地,还是以在上海为宜。

然而就算有了皇族内阁,具体办事还是离不开汉人。力主铁路国有的盛宣怀,是眼下最炙手可热的实权派。6月9日,盛宣怀急电正在上海收拾房产的郑孝胥:“川、粤汉大局粗定,朝廷注重速成,午帅、莘帅会商,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本拟即日发表,午帅欲请公来面商办法,已发公电,务乞速临,至盼至祷!”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了局,是近期朝廷举措的重中之重,已确定负责川汉路的端方,负责粤汉路的瑞澂,都眼巴巴地指望着郑孝胥帮手,足见海藏楼主人位置之重,也足见如吴宓所说,朝廷可用之人太少。

6月13日中午,郑孝胥从上海赶回北京,一到宅即急电盛宣怀。盛宅答,正在宴客,请即来。席间郑孝胥见到了状元商人张謇,他也是被朝廷征调进京备咨询的。就在这天下午,张謇入大内,应对摄政王载沣。

郑孝胥开始了新一轮的频繁交际。仅在回京次日,他便连续两次约见端方,又一次见到盛宣怀。就大佬们最关心的铁路问题,他还是向盛、端建议他一贯的主张:铁路包工,并说“此策既定,则风潮皆息,省费而工速,不可忽也”。

事关天下大局,《时事新报》等媒体很快就对郑、盛、端的谈话进行了报道。郑孝胥的一贯主张,简言之,即认为铁路国有,是“救亡之策”,政府必须将路权掌握在手里,才能在国际政治中谋得话语权;而只有采取包工筑路政策,才能快速而稳定地将铁路由商办转化为国有,重点在“省”和“速”。他对盛宣怀举例说:现在中国修铁路,最高的费用达到每里合银五万余两,这都是“点工之害”(点工就是散招人工筑路,计时付酬),而采用郑在去年手定的《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中规定的方式,“嘱包工公司承修其路”,“所有该路事宜,由铁路公司经理,仍受邮传部节制”,“平均每华里合华银一万九千余两,连山工、桥工、车站、道房、车头、车身在内,期限极速”。

6月20日上谕颁布:“湖南布政使著郑孝胥补授”。对这一任命,《申报》立即指出“其原因确为收路一事”,郑的前任杨文鼎对于湖南愈演愈烈的反对风潮,应对失当,朝廷希望郑孝胥前往收拾人心,因为郑力主铁路国有,又有对付广西会党的经验。

6月21日至7月10日之间,新任的湖南郑藩台马不停蹄,连续拜会权贵闻人。满人有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那桐、载涛、载泽、载洵,汉官有徐世昌、于式枚、李经方、陈宝琛、严复、林纾、杨度等。“郑苏勘”这个名字也不断地在《申报》、《时事新报》的新闻标题中出现。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6月21日入宫谢恩,被摄政王载沣召见。面对摄政王的垂问,郑孝胥再度强调了铁路的重要性:

“中国如欲自强,机会只在二十年内。以二十年内世界交通之变局有三大事,一帕拿马运河,二恰克图铁道,三俄印铁道是也。欧亚交通恃西伯利亚铁道,俄人始为主人,战事之后,日人经营南满,遂与俄分为主人。今中国若能急造恰克图铁路,则由柏林至北京只须八日半,世界交通得有四日半之进步。从此以后,中国与俄分作欧亚交通之主人,而南满、东清皆成冷落,日本经营朝鲜、满洲之势力必将倒退十年。此乃中国自强千载一时之机遇也,愿摄政王勿失机会。”

郑孝胥还对摄政王说,变法之本,总括为四个字“借债造路”。他看见摄政王频频点头,脸色甚悦。

这场奏对持续了二十分钟。

据郑孝胥日记说,没几天,《北京日报》就刊布了他入宫与摄政王的对话,但全系捏造,其他华文大小报纸也纷纷附和,指责郑孝胥为政府收买利用——在之前的国会请愿运动中,郑孝胥是坚定的立宪派,舆论不免认为,在欺世盗名的皇族内阁成立之后,郑居然坦然接受湘藩的任命,并力主铁路国有,借债造路,不啻是一种背叛。为此郑孝胥将与几位湖南京官的对话记入日记,以明心迹:

“仆未尝为实缺官。今入官场,殆如生番不可以法律拘束者,不知闹何笑柄。然决不能合格,明矣。”又曰:“天下明白人居多数乎?少数乎?”曰:“少数耳。”“然而则作事宜求谅于少数之明白人,抑将求谅于不明白之多数乎?”

为了辨明舆论对自己的误会,郑孝胥在日记中大段摘抄外报如《太晤士报》对自己的评价:“新任湘藩郑苏戡,其奏对之辞……大抵审度时势既极精当,复极博大,无论世界何国之政治家,固莫不以能建斯言自豪。倘中国能简拔如是之人才十数辈或数十辈,列诸西津,畀以政权,则中国之应付时局,其和平坚卓自应远过于今日也。”

他甚至在日记里大放豪语,如“吾今日挺身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携炸弹而来,必先扫除不正当之官场妖魔,次乃扫除不规则之舆论烟瘴,必冲过多数黑暗之反对,乃坐收万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观其效!”

写下这番话时,郑藩台已经离京,往长沙赴任的途中,绕道苏州,拜会了江苏巡抚程德全。郑孝胥当然不会想到,他称为“雪帅”的程抚台,距离摇身一变为独立江苏的程都督,只有不到五个月了。

秋凉

10月10日那天,恽毓鼎访友,收信,晚上赴一个饭局。在饭局上他听说七天前四川的嘉定府、雅州府相继失守。恽毓鼎很相信谶讳之学,他觉得今日午前“无云而雷,兵象也”,只不过,他以为这天象应在保路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四川。

恽毓鼎对于朝廷处置四川事变的举措一直颇为不满,9月18日,他在日记里数落朝廷张皇失措的表现:“已命端方,复起岑春煊;又寄谕滇督李经羲援川,李以不能离滇辞;旋又寄谕陕抚钱能训援川,钱以栈道不便行军辞;又谕粤督张鸣岐分兵援川,张以粤乱方棘辞。”朝廷把能调的人都调了个遍,还是找不到稳妥的解决方案,恽毓鼎认为是“阁臣不明地势,不达军情,故疆臣多不受命”。

吴宓已经融入了清华的“洋学堂”气氛之中。他参加了英文演说会,10月10日这天正好有活动,他讲的题目是“How to Make Our Future Life”(如何创造我们未来之生活),会后投票,吴宓竟以十一票居首,少年心性,不免得意。

郑孝胥从湖南布政使任上,被湖广总督瑞澂派入京师参与厘定省制行政,已经有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中,一路向西的钦差大臣端方,不断直接或通过盛宣怀向郑孝胥致意,希望他能入蜀帮助平靖川事,一会儿说“艰难险阻,谅所不辞。缓急扶持,交情乃见”,一会说“在宜昌专候”。郑孝胥颇有些不胜其烦,有几封端方来电,干脆不译,他是决不肯去蹚四川这道浑水的。

10月10日,郑孝胥去前门西站送他的随员李宣龚回湖北。之后仍是一连串的访友。最近上海各报对郑孝胥意见很大,不断攻击他为政府收买,从立宪派变成清廷的能吏,而上海那边的商务印书馆、大豆公司也牵扯着他的精力。

此次入京参与讨论的政制大纲,进展颇为缓慢,但主旨很明显:分权。各省督抚由内阁任命,督抚对内阁负责,督抚拥有对地方官吏的任命、监督权力,可以节制巡防队,而且兼理司法行政。裁汰冗员,道这一级官制基本取消。关、盐、粮、河这些独立的官制系统,不得兼管地方行政。

最早知晓武昌事变的,当然还是离权力核心最近的郑孝胥。10月11日,他就从不同的渠道闻知武昌起事的消息。要知道湖北湖南同气连枝,他身为湖南布政使,家眷还留在长沙,武昌一乱,难保不波及湖南,郑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

12日中午,盛宣怀电邀郑孝胥到度支部大臣载泽府第吃饭。载泽表示,盛宣怀今早已入宫应对,明早自己也要被“叫起”,希望郑孝胥能帮他参酌应对之策。郑孝胥提了四点:一、以兵舰速攻武昌;二,保护京汉铁路;三,前敌权宜归一;四,河南速饬戒严,更请暂缓秋操。

13日,郑孝胥登门求见盛宣怀,府里说盛大人一早入宫,还未出来。郑孝胥在盛府等到中午,仍未等到,只好出门找别人打听消息。外间纷纷传言“长沙有变”,有人还说得绘声绘色:同事里有湖南人,已得到家里电报,说省城被革命党攻陷,家里人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说的人多了,郑孝胥“虽不遽信,亦颇震动”。这一天,还有人传说南京两江总督衙门被焚,芜湖也发生事变,等等。

郑孝胥跑到前门西站,大概想从来往旅客那里打听一些消息。不料车站寂无一人,只有二十余辆军用专列开拔。另外,就是两队禁卫军开入正阳门。夜里连月色都没了,北京气氛一变为肃杀惊怖。加上前几天天气骤凉,棉袍也穿得住了,人心也和天气一样冰凉。

好在夜里得到长沙来电,称湖南尚算平靖。湖南巡抚余诚格也有电报来,表示已派遣防营往武昌,防止革党入湘。告诉郑孝胥这件事的,是外务部副大臣曹汝霖。

恽毓鼎10月11日午后赴天津办事。晚上住进旅馆后看报纸,还只知道四川叙州府(乐山)失守的消息。他内心替朝廷着急:川事糜烂至此,为什么还不肯罢斥赵尔丰?难道四川就不要了么?想起在火车上看见“月出时其色如血”,益发觉得那是刀兵之象。

第二天早起,接到儿子快信,才知道这刀兵之象应在武昌。而且旨意已下,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军赴援。他儿子宝惠正是在荫昌手下当差,少不得随同出征。这一下,武昌事变也就与恽毓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13日,恽毓鼎回到北京,见到即将出征的儿子宝惠,“意气甚壮,心为宽慰”。从宝惠那里他听到更多的武昌消息:汉阳失守,铁厂、枪炮厂都已落入革命党手中。在恽毓鼎看来,最可恨的无疑是湖广总督瑞澂,听说他半个月前就已经将眷属全部送回京师,还运载了多年受贿所得,分明已经打算好了要逃离武昌这个是非之地。八月十三(10月4日)听说有革党起事的消息,立刻把铺盖搬到楚豫号兵轮上,白天在总督署办公,晚上住在兵轮上。10月10日一听到枪炮声,瑞澂立即逃上楚豫号,属员们自然作鸟兽散,让革命党毫不费事就占领了武昌。恽毓鼎恨恨地写道:“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

吴宓10月12日晚上看报才知道武昌事变。前两天他一直在抱怨清华学堂选拔留美学生不公,选择班长舍长不公,管理学生亦不公,这时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了清华园外的中国:“乱事方炽,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国前途如何?果于何时灭亡也!吾辈又将如之何而可乎?”

13日,报纸腾传郑州北黄河铁桥已被割断,郑孝胥去火车站,发现车票确实只卖到黄河以北,而且南北通信已断。

14日,北京的大恐慌终于爆发了。政府下令各报,禁止刊载各省乱事,这反而为谣言拓展了无限的空间。远在清华园的吴宓,都能感受到“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谣传长沙、广州、南京均已失陷,四川乱氛愈炽,连江西、安徽也不安靖。清华学堂原拟本月二十五日(8月16日)举行秋季开校仪式,如今学部通知延期,可见情势紧急。

恐慌其实是从官场开始的,官吏们的信息渠道最多,谣言也传得最多。京师的管理者也变得张皇失措,如外城突然勒令所有戏园子停止唱戏,并让巡警在各路口稽查行人,一副革命党已大举入京的征象。大批京官携亲带眷,涌往前门车站,想逃往天津租界,邮传部为防止出事,声称要停开京津火车,这一来恐慌更甚。逃不走的市民,则围堵大清银行与各银号,挤兑现银,银行银号经受不起,只得关门。银行关门,引发恶性循环,所有商铺拒收银行钞票,只收现银。接着便是米价飞涨,恽毓鼎称,每石银要卖十二两(郑孝胥记载是二十元,即十六两)。幸好新政办巡警还算得力,不然庚子年的惨象又将重现北京。

吴宓听人说,这次的银行挤兑风潮是政府诸大老挑起的,总理大臣庆王奕劻率先向大清银行提取金币三十万两,转存入外国银行,大小官员纷纷效尤,才导致没有任何真实威胁的情形下,市面大乱。

郑孝胥身边的同乡好友,如林琴南,也都在忙着送眷属去天津租界避祸,郑孝胥的家眷在湖南,倒省了这份心。15日一早就被盛宣怀叫去,要他拟一个电报给湖北,悬赏十万元,希望能收买已反正的四十一标,并要求保全兵工厂与铁厂。盛宣怀还告诉郑孝胥:不管鄂事如何,这次不会再放你回湖南了。从盛府回来,郑孝胥拟了一个条陈,希望朝廷明发上谕:赦从匪之学生、兵士及许匪首以悔罪自投,俟其抗拒乃击之。权力中枢希望湖北之乱早日平息,不要引致各省的连锁反应。

陆陆续续有人从武汉归来,但传说的消息很不一致。吴宓听到的说法是“革党此次极为文明、极守秩序,商民人等毫未受及扰害”,而恽毓鼎则亲耳听闻,革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并请过江到武昌晤商。只有美国领事因为省城教堂、侨民众多,过江去查看,“匪党排队鼓乐迎入,美领睹死尸遍街巷(皆旗兵之被杀者),怫然曰:‘公辈自命文明,乃残杀无辜若此,岂文明举动乎?’”于是认定革党为“草寇”。恽毓鼎无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说法,自洪杨之变以来,叛乱者每因得不到洋人的支持而失败,清廷当然希望此次亦能如此。加上10月19日,听说清军前队马继增、王占元部在刘家庙击败革党,黎元洪、汤化龙均已遁逃,恽毓鼎不免推测革党“大约溃散在即矣”。

郑孝胥当然不想回湖南,但又牵挂家眷安危。10月19日,清军小胜,20日,郑孝胥便收到内阁交片一件,其文曰“交湖南布政使郑孝胥即请训,迅速回任。钦此。此交,八月二十九日。”公文随便写在一张白竹纸上,相当草率,但这毕竟是公文。郑孝胥不敢不从,当日即往琉璃厂花八钱银子买了一挂朝珠,备请训之用。

10月21日,郑孝胥连续拜访朝中显贵,也许是想就鄂事商讨一二对策,并取得王公大臣们的支持,毕竟他马上就要面对湖北乱党。谁知访盛宣怀,不在,拜谒庆王,称病请回,再去找内阁协理大臣那桐,那桐根本不见。最后终于见到了另一位协理大臣徐世昌,谈了良久。

10月23日,郑孝胥请训,召见。这都是过场,这日见到了庆王,也没什么话,只说自己带病坚持办公,最后去辞别盛宣怀。这位不可一世的重臣也“意绪颇仓皇”,他告诉郑孝胥,长沙消息很不好,连电报局都已被乱党占据。

10月25日下午四点,郑孝胥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晚上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他在旅途上盘算万端,仍然认为中国今日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清廷未到覆灭之时。如今朝廷谕袁世凯总督湖广,“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之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亦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郑孝胥认为到那一步,获渔人之利者将是日本,但日本国力还不足以吞并中国,则中国必将瓜分豆剖,为列强分据,列强再以华人攻华人,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

念及此,郑孝胥不禁哀叹:“官,吾毒也;不受官,定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饮鸩酒,饥渴未止,而毒已作。”他有些后悔接受湖南布政使的任命,弄得现在与所爱者天各一方,音讯断绝,无由拯救。轮船停在烟台,悲痛伤心之下,他笔端变得凄厉:“魄之将狂,魂来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又举远镜,见玉皇顶峰峦千迭,皆积恨耳。”

29日,船抵上海。上海的消息比北京还是灵通得多,郑孝胥这才知道,离京前的22日,湖南已由谘议局宣布独立,他肯定是去不了长沙了。补看这几天的《申报》才知道,他从天津出发的26日,资政院正式弹劾盛宣怀,清廷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想起辞行时盛宫保的神色,郑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

吴宓有着另外的担忧。清华园如今每天都有二三十人离校,吴宓寝室六人中已经走了一个,自修室里无人学习功课,都聚成一堆一堆地讨论何时避逃,避往何地。吴宓和他的同学们,最担心的是:(一)北京一乱,必然而盗贼蜂起,土匪到处,清华园孤悬城外,危险程度可以想象;(二)海淀是满旗聚居地,清华园周围住的都是满人,如果全国起了满汉仇杀,他们肯定会对清华学生下手。传说前几日禁卫军中已经有人倡议,要杀尽北京城内外的汉人,从没有辫子的学生下手。这个倡议虽说被带兵官阻止,但随着南方的革命消息不断传来,难保不会变为现实。(三)政府混乱,经费缺乏,就算没有外忧,清华的食物供应也成问题。

针对这些忧患,有人提出,应该由学校管理者主持“公同防御之法”:要求诸生公约不得离校,每人发枪一枝,练习军事,厚储粮米。一旦事变,全校有五百余男学生,抵御土匪绰绰有余。

这个提议颇有群众叫好,但马上有人泄气:管理人肯发枪给学生?做梦吧!而且学生已经逃掉不少了,每天还在往外逃,如何说服他们,及他们的父母?还有,这几天,城内不断派出侦探进校,调查学生里有没有革命的迹象,清华园的校警都是满人,一旦学生人手一枪,难道不会被指为谋逆?

说来说去,只有逃了。家在北京、直隶的同学好办,最惨的是来自湖北、四川的学生,家乡正在扰乱,北京也不太平,简直无处可去。

吴宓的同乡都在商议如何从京师去正定府,再从那儿搭正太铁路往太原,转道回陕。吴宓跟他们不同,他父亲在上海经商,自然是奔赴天津,从天津搭海船去上海为宜,可是这条线路是逃难热线,无数达官贵人官亲吏眷都挤在这条道上,火车挤得不行,船价涨了数倍,哪里去筹措这笔盘川?

吴宓坐困愁城,想起以前读历史与诸小说,“至末世乱离之际,戎马倥偬、颠沛流荡,则谓人之生彼时者,不知其心境如何”?现在虽然尚未身经大乱,但恐慌的滋味已经体验,中国还不知会乱到何时,乱到何种地步,将来自己也会身受其害吧?

冬寒

进入十一月后,时势变得日益紧急。朝廷任命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但上海邮来的《民立报》仍在天天报道民军胜利的消息。11月3日,清华有同学接到了城中家里的信,说政府已有逃往关外蒙古库伦一带的打算,且已预备八百部车辆以供运载。

就在这一天,清华学堂向度支部领取当月款项,竟没有领到。

清华园外的铁路,火车隆隆驶过,彻夜不绝。晨光中走过去看,“犹见一长列车满载兵士及炮械等物由北而南,云系他处调来之兵以守卫京师者”。

11月5日,上海失陷的消息传来。这一来,吴宓往上海依附生父的念头似乎也可以断绝了。尤其亲人身居沪上,虽说租界或不致有难,但音信断绝,不免惶急担心。

当晚,清华学堂当局在高等科礼堂召开全校大会。管理员一个不缺,但学生却只剩下可怜的一百一二十人。大会的主旨,便是告知学生:因为同学已多数出校,中国教员也纷纷请假,教课殊难进行,故决定停课一月,到期再议。

功课停止后,“诸生中有愿回家及他往逃避者,即可自由他往”。逃避变成合法,如果不愿或不能离校者,也可留校,饮食如常。诸管理员并美国教员及眷属都不走。范监督并说,其实留校也不见得如何危险,因为:(一)本校巡警原为十八名满人,已经换成二十名汉人,如有必要可以再招;(二)美国公使答应事情紧急之时,由使馆派兵若干保护。

然而人心并不因此而稳,当晚便有学生在食堂召聚商议,希望校方能将手里所有资金分给学生做路费。吴宓听了此议,“大愤而出”。他在日记里质问:像我这样无地可去的,分到手一二十银元,又不能留校,在外流荡,岂不成为饿莩?他认为这些提议的学生自私到了极点。好在这一提议没有后续消息,想来得不到校方支持。

也有传闻说教务长张伯苓出面安慰学生,称如不得已,可以将诸君送到天津南开中学暂居避难。但这也并非确讯。

停课无事,又无心温课,只好踢球,或闲谈。四川同学刘庄说,清华园旁村庄里住着一位汉人老翁,年纪八十开外。数十年来京师种种劫难,无一不与:咸丰英法联军之役;火烧圆明园;庚子事变。老翁说,满人平日不谋生业,一旦有事,则首起为土匪,抢掠人民,比如英法之役,敌军还未来到,满人已经先自大乱,圆明园之毁,是满人挑的头儿,英法联军只是跟着放了把火。

这些闲谈于眼前无补,却似乎能让清华学生理解眼前事乱的起因,生出一些身外的感喟。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位武汉反清小英雄的故事,并慨叹:“坐是则光复大业,其或可期。余等之碌碌无行,有愧此童多也。”

吴宓本来已经决意留校,然而他无法抗拒时势的演变。11月8日,多日的传言被证实:天津已陷。北京陷入了更大的惶惑之中。最糟糕的是,美国公使致函清华的美国教员,称使馆兵力不足以分护清华,于是连美国教员也纷纷外迁。

原认为不可行的建议似乎成了唯一的办法。监督召集诸生,通知暂行解散清华学堂,每人发给旅费二十元。这离吴宓预计到上海的费用(三十元以上)还有缺口,但也没法子了。

七位江浙同学愿意同行,于是匆匆收拾,走向未知。那一夜,也不知几人成眠?

11月9日,这些清华学生5时即起,9点,行李由两辆大车运送往前门车站。大部分人还是乘火车进城。刚才开篇的人生故事就报了暂停,“回顾清华园风物,怆然欲涕,未审他年得一重睹此景否耶”?

打这一天起,三位北京客,在京的,就只剩了恽毓鼎。

前御史、光绪帝的不二忠臣恽毓鼎学士从不相信大清朝会就此完结。他坐在家中,骂降臣,骂亲贵,骂二张(张之洞、张百熙),一面读《唐纪》天宝末年那一册,“觉长安失陷景象如在目前矣”,而这种景象,十一年来已是再次见到。

天宝之乱,有郭子仪、李光弼只手挽回,今世之李郭是谁?恽毓鼎可不相信袁世凯,这家伙虽然出山,却按兵不动,“各省不费一兵一炮,失陷相缮,而朝廷置之不问,求诸中国四千年历史,真绝无仅有者”。

无奈之下,恽毓鼎又起了神课,为大清朝命运占卜。得出的判词是:“手持利剑(专刂)犀儿,迎刃而解差可喜。自郐以下无讥焉,其余不足观也已。”他认为这说明“大河以北犹可保全,其余各省皆无救矣”。

其实这正是恽毓鼎自己的政治观点。几乎每日都是某地失陷或独立的消息传来,再乐观的人也不会相信清廷能够不伤筋动骨就渡过此劫。按照恽毓鼎的想法,清室应当放弃边省,全力经营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新疆这些革命党势力不强的省份,划江而治,虽不易为,却未尝没有万一的转机。

但朝廷的事他一时说不上话。只好照旧大发忧愤之情。11月21日。资政院建议“剪发改历”,摆明是向南方示好,表明改良的决心。恽毓鼎却大不以为然,认为“当此分崩离析之秋,救亡不暇,忽为此大变革,惑民观听,愚氓误以为国家已亡,必生变动,是无故而搅之也”,接着便在日记中大骂“亡国三妖”:一东洋留学生,一新军,一资政院谘议局。

他又听宫里太监回忆,西太后临终之时,忽然叹了口气:“不该让他们立宪。”过一会儿,又说:“错了!还是不该立宪!”想起来忍不住埋怨摄政王载沣,如果不是他在两宫殁后,大力支持立宪,何至于沦落至斯?

他忆及当年咸丰朝天下糜烂,无省不乱,且洋师进京,但因为人心未失,终能挽回。现时则“无一事非因贿而成,无一官非因贿而进”,报载庆亲王奕劻金银、珠宝、衣饰详单,价值在一亿两白银以上,这已经超过史上最大贪官和珅所积。真是天良丧尽!

满城讹言,风雨欲来,恽毓鼎自己的处境也颇尴尬。26日,他与朋友去春仙戏园看夜戏,不料碰上三百余名禁卫军也来看戏,一拥而入,喧哗骄噪,无人敢管。这些兵士见没有辫子像留学生的人,立即怒目而视,破口大骂。恽毓鼎目睹此状,心情十分矛盾,在日记里一面批评禁卫军“骄纵不守纪律如此”,另一面又恨恨地指责留学生“此次乱事皆成于留学生,背负国家,荼毒生灵,天道犹存,此辈断难幸免”。可是如果真应了流言,北京城里满汉互杀,秀才与兵对战,恽毓鼎又该何去何从呢?

袁世凯入京,恽毓鼎因为自己已经辞官,没有去拜谒。11月30日,袁世凯命长子袁克定来府致意,请恽毓鼎相见,去了,袁世凯阁议未归,没见着。不过,这似乎让恽毓鼎见到了一点儿期望,日记里的称呼也从“袁世凯”改为“袁总理”。

从此恽毓鼎便不日奔走于袁世凯、冯国璋官邸,贡献己见。按照他的意见,对付南方,必须采用强硬手段,不可姑息。12月28日,恽毓鼎赴冯国璋举办的同乡会(他们都是河北人),席间冯国璋询问保卫京师之策,恽毓鼎答以“非镇以兵力不可”、“非解散谘议局,封禁报馆不可”。

有些话在外场不太好说,依恽毓鼎内心的意见,最好能逼朝中诸亲贵毁家纾难,估计可以得银二千万两,以充军饷,然后责成袁世凯主战,诏告天下,召回在上海议和的唐绍仪、杨士琦,斩首于菜市口,“如此而士心不感,乱党不平,吾不信也”。

但时局不会依着这位退职翰林学士的想象发展。他只能愤闷特甚,饮食锐减,看看戏,翻翻史书,再在日记里发发牢骚。他也曾代拟一电,以北京总商会名义,让资政院代发给唐绍仪、伍廷芳“二贼”,声明不承认南北和约,也曾会齐满汉老臣,往内阁面见袁世凯递交陈情书,力陈和议不可行,宜急筹战备。然而前者也没有什么回音,袁总理又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恽毓鼎只能徒唤奈何。

民间传说也很不利于大清,有朋友说京西潭柘寺有棵古樟树,每有新皇帝即位,必定生出一根新枝,而旧枝枯萎,人称帝王树。同治末年,光绪末年,都是旁生小枝,因为光绪与宣统都是自宫外迎立。最近老根旁突然生出一枝新树,与象征宣统的三年新枝全然无干,“闻者骇异”。

也有令人振奋的流言,据说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人心不服,就在南京英国领事馆门外,被其党羽章太炎连开三枪,第三枪打中肋骨。反正的江苏都督程德全被人下毒,口不能言,据说心中极为悔恨,甚至写信给黎元洪,劝他一起归降清廷。

天意虽渺,人心尚存。眼见腊月将至,又是画“九九消寒图”的时候,这图共九字,双钩空心,每字九笔,一日一笔,字写完而寒消。以前大家都是用道光帝所拟的“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今年有了新花样,有人拟了九个字,是“春風柔南京幽革軍俘”(“京”字中间的“口”可写为“日”),忠臣们纷纷效法。

这些还是挡不住局势江河日下。日子艰难地来到辛亥年阴历腊月廿五日,即1912年1月13日,民政部大臣赵秉钧告知恽毓鼎,隆裕太后已下懿旨,宣布辞位。

恽毓鼎那天的日记写得很长。他想起武昌乱起,至今不过一百二十日,好好的一统江山,就此完结,“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也”。而这亡国的根苗,实起于十年前,庚子之后,西太后畏首畏尾,只求己身无事,不做长远打算。到了摄政王手里,继承老醇王的习性,重满轻汉,排斥汉人。而这一帮满洲亲贵,哪个是能办事的?即使没有革命军,也就长久不了啦。“呜呼!二百余年培之而不足,三年余覆之而有余”,恽毓鼎立誓“嗣此不复论朝局矣”。

然而心中其实念念。腊月廿八祭灶,又是大雪飘飞,地上积了四五分厚。给友人写了一副对联,不管退位诏书已下,特意还是署着宣统年号。翻看古书,偏偏又是太康失国,为后羿所灭,后来少康借遗臣之力复国的那一段。

辛亥年就这样过去了。国家不幸,家宅倒还有喜事。次儿媳难产,只好请了妇婴医院美国女医生来接生,用机器把婴儿取出来,是个男孩,取名清宝。降生之时,正好是壬子年正月初一子时,为了他,还误了一会儿祭祖的时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