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

1911年11月7日凌晨，吴禄贞在石家庄火车站遇刺。就在北方革命党人最优秀的领导者身首异处前几个时辰，北京刑部诏狱大门缓缓开启，三名囚犯被释放，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叫汪兆铭。

定格。时间点往前推，武昌事变半月后，以《国风日报》为中心的北京同盟会以及北京、天津、保定等处的共和会、铁血会等革命团体，联合派出同志冷公剑，前往武昌，请求派人北上主持革命——武昌战事正紧，为什么北方的革命要请求湖北的支援？显然，北方同志等待的不仅仅是一个领袖，他们更需要的，是湖北军政府的经济支援。

冷公剑10月25日自北京启程，沿京汉线到了孝感，火车停开，他只能步行，一共走了十天，11月9日才抵达武昌。

他这才知道，在这些天的辛苦跋涉中，北方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山西独立，吴禄贞授山西巡抚，娘子关和谈，燕晋联军组成，吴禄贞被刺于石家庄。武昌的同志一面翻着报纸与来电，一面叹惜：如果阎锡山、吴禄贞、张绍曾能三路进兵，北取京师，南断汉口清军归路，诛袁世凯于彰德，革命已经成功了！

“其实之前的机会更好，”身在武昌的共和会创始人之一胡鄂公对冷公剑说，“武昌举义之初，清廷震恐，束手无策，京师谣言横行，八旗官民，九门军警，相互惊扰惶惧，听说有时半夜听见叫卖声，都吓得弃枪而逃，高喊革命军进城了！那时，若有数百人于正阳门、宣武门、天安门之间奋臂狂呼，兵不血刃，可取北京！”

冷公剑没有反驳，其时他在京师，非常清楚那时混乱之极的情形，胡鄂公说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可是，哪儿来的“数百人”？北京革命势力本就薄弱，又没有新军，办报呐喊的人有，要得数百死士，除非经费充足，从北京周边会匪流民里招募。

“北方革命确实需要推动，”胡鄂公转头对黎元洪说，“如今吴禄贞被刺，北方军政大权一统于袁世凯之手，有消息说过几天他就会自彰德进京。这一来，北方革命形势将更趋暗淡……”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的特使蔡廷干、刘承恩二人已经抵武昌，希望与鄂方谈判。胡鄂公主张拒绝接见，并通电各省揭露袁氏阴谋。但孙武等多数人赞成答复。

南北和谈势不可免，这个时候，清廷腹地直隶山东一带，革命形势越好，越能为湖北军政府在谈判中赢得更多主动。这一点黎元洪看得也很清楚。

北京同盟会又派了人来，仍是请求派人北上主持。于是黎元洪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胡鄂公此前久处北方，人地两熟，就派他为鄂军政府全权代表，前赴北京、天津一带，主持北方革命。“国库拨款一万元，作为办公之费，到北方后，如有急需，当陆续汇寄”。

当时北京同盟会的经费支绌，已达极致。《国风日报》全靠四处打秋风勉强维持，景梅九甚至干出过写信敲诈的勾当：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要求他出资若干，否则“将在报纸上登载君一件隐事”。哪知该朋友看穿了这些革命党色厉内荏，回信说“好极了！请你编出来，奇文共欣赏，大家看！”逼得景梅九莫办法，只好在同志间搜求，连某人冬天的狐皮马褂都当掉了，也才当了三十元，可见有多困窘。而今胡鄂公携有万元，要算一笔巨款了。

胡鄂公是革命党中的激进派，坚决反对以大总统为饵诱袁世凯反正，他更认同吴禄贞的判断：清室已败，革命党的对手就是袁世凯。路过上海时，他去会见宋教仁与陈其美，提出只有速取南京，早日北伐，北方同志从内部响应，方可以“击败袁氏而消灭清室”。宋、陈二人也深以为然。

十月初四（11月24日），胡鄂公抵天津，住在法租界紫竹林长发栈，召集北方同志开会。天津一带的同志，同盟会加上共和会、铁血会，大约也就一百来人。这一天，正好山东巡抚孙宝琦通电全国，宣布取消11月13日发起的山东独立。据滦州来的同志说，二十镇官兵颇有加入革命团体者，本来希望山东独立，与滦州互相呼应，可以择机起义，现在山东十一天即取消独立，对士气肯定打击很大。

但滦州仍是北方举事最大的希望，虽然张绍曾已被清廷免去统制职务，离开滦州，但各营士兵，加入铁血会的人极多，尤其三位营长施从云、王金铭、张建功，都是铁血会成员。问题是这几位关系一般，互相猜忌，不能协同作战。因此现在的关键是派人去滦州，沟通上下，待机发动。

又有人提出：海阳镇驻军二十镇八十标第三营营长冯玉祥是否可以动员他响应革命？负责联络滦州方面的孙谏声摇头反对，他给了冯玉祥一句评语：“多谋而无学，多言而无信，非可以共死生者。”他既如此说，别人也就不再提。

正计议间，汪兆铭从北京派人来，请胡鄂公拨款二千八百元，说是十月初九，即五天后北京同志起事，进攻清室之用。汪兆铭此时名头极响，他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成，被捕后在狱中写的绝命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大江南北，腾传人口，有人甚至预先给了他“烈士”的称号。现在汪被放出来十多天，又在筹划北京举事，胡鄂公当然不会对他有任何怀疑，当即指派人携款往北京交付。

天津共和会负责人白雅雨冷哼一声：“不过是袁世凯用来威吓爱新觉罗家族罢咧！”

胡鄂公大是诧异，问他是怎么回事。

白雅雨就谈起他的见闻：汪兆铭等三人出狱，原是袁世凯会同两广总督张鸣岐保释，释放诏令中虽有“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委”等语，其实不过是一道幌子。汪兆铭等一出狱，袁世凯即从彰德电令其子袁克定往见诸人，称“请诸君勿他去，宫保来京时，尚欲一见汝等”。其余两人闻听大惊，催促汪兆铭一起出京躲避。汪不听。于是一人连夜赴上海，一人逃到天津租界匿居，只有汪兆铭留在北京等袁世凯。

等到袁世凯11月13日自彰德入京任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接见汪兆铭，并让他与杨度、汪大燮等人组织“国事共济会”，表面主张由国民会议解决国体，私下却帮助袁要求满清亲贵捐款镇压革命。

我听说那个国事共济会很快就解散了？

是。后来汪兆铭在天津成立京津同盟会分会，自己当了会长。但他……他跟老袁一直有来往，不少同志都认为他是在给老袁办事……最近老袁要求清廷罢免载沣、奕劻、载洵、载涛等人的军政大权，满清亲贵大不高兴，很有反对之声，因此我瞧汪兆铭搞的这个事，多半是在帮老袁吓唬亲贵咧。

哦。虽然如此，现在不能因为这个怀疑同志。胡鄂公仍然打发人把二千八百元送去北京。

事败

胡鄂公万万没有想到，三天后，十月初七，他去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接自北京来的《国风日报》白逾桓等人时，竟然在一群来客中看见了汪兆铭那张俊美的面孔。

“兆铭，”他们是老熟人，“你这种时候来天津，后日北京的大事，谁来主持？”

此时已是在租来的小洋楼里。汪兆铭微微一笑：“九日进攻大内，自有人运筹指挥，我辈就不需要留在北京冒险啦。”

这话更启疑窦。胡鄂公看白逾桓等人脸上，均有不以为然之色，也猜到了八九分，“到底是谁在运筹指挥呢？”

“项城呗。”

“袁世凯吗？”革命同志一般不用“项城”称呼当今的内阁总理大臣。

“是啊，”汪兆铭很大方地承认，“其实这次举事，就是由世凯发起的，袁世凯资助我党运动费五千二百元，但是需要购买枪械，还要租房、安家等等，钱不够，所以我才找你要了二千八，凑够八千元。”

汪兆铭兴冲冲地讲起九日的计划：夜十点，炮响为号，革命同志即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等处发难。袁世凯则命禁卫军第四标由西直门进攻西华门，再命袁克定率兵三千攻打东华门，清廷还有什么可抵抗的？所以我党只负责发难，其余的事情都是世凯的，我们还留在北京作甚？

胡鄂公自然马上想到了白雅雨日前说的那番话。但此刻汪兆铭俨然以北方革命领袖自居，自己初来乍到，也不便干涉太多。而且，当天下午，清军攻陷汉阳，京津一带谣言四起，有说黎元洪已经自杀的，也有说黄兴带着黎元洪坐上兵舰顺长江逃往上海的，人心慌乱，一时也就顾不上北京之事。

十月初十清晨，天还没亮，胡鄂公住的老西开吉祥里十四号，有人砰砰地敲门，还伴随着哭喊的声音。屋里住着十来个人，有人赶紧忙地开了门，轰一声，白雅雨扑了进来：

“袁世凯、汪兆铭果然狼狈为奸啊！杀我北京革命同志啊！”

十月初九夜，北京革命党人照汪兆铭与袁世凯约定的那样，十点起事，分三路攻向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但袁世凯答应的禁卫军第四标、袁克定的三千人，踪影全无，等着革命党人的只有严阵以待的军警。北京的党人本来就不多，被捕者十余人，愤而自杀者两人，被捕者也几乎尽被处决。

这消息来得太快，胡鄂公不禁要问：雅雨，你怎么就知道了？

警察总监赵秉钧昨夜以长途电话告诉天津警察局，警察局有位文案姓周，住我隔壁，他告诉我的。

于是“举室为之惘然”。

当天下午，天津同志开会，决定成立津军司令部，预备在天津举事。汪兆铭也在。诸人拿不住汪兆铭勾结袁世凯的证据，但无人推举这位同盟会京津分会会长当司令。汪兆铭没等散会就匆匆辞去，临去倒很有风度地与在座同志一一握手。

白雅雨说：“兆铭此去，必将自行其是，我们的计划不用考虑他了。”

大家看他很激愤，又问其故。“兆铭早把我党在京、津、保的情形都告诉了袁世凯，老袁告诉他：只要你能控制他们，团体如何发展，暗杀如何进行，都随你而为……现在他当不上津军司令，肯定会自己组织队伍，不跟我们这班人厮混。”

白雅雨还说，汪兆铭在京，定期谒见袁世凯，每次都是一个人，每次是暮夜，有时汪兆铭不去，袁世凯“必使人召之”。有一次他带在法国加入同盟会的外交部主事魏宸组去见袁世凯。出来后魏宸组怪汪兆铭：你想让我助袁世凯杀革命同志吗？汪辩解说：不是，我是想让你在外交部刺杀袁世凯，所以让你先熟悉他的样子。魏宸组推辞说：暗杀事不是我熟习的勾当。汪兆铭反驳道：不能暗杀，何言革命？——汪兆铭注目于暗杀，是无疑的了，而暗杀，无非也是制造恐怖气氛，帮袁世凯夺权而已。

雅雨，你这些消息也是从姓周的文案那里听来的吗？

不是，老袁的秘书张一麐告诉赵秉钧，赵又告诉华世奎，华告诉许朗轩，我是听朗轩说的。

怎么都是通过赵秉钧？

胡鄂公绝不怀疑白雅雨，他们一起在保定发起共和会，白雅雨对革命的热情与忠诚有口皆碑。不过，他对袁汪交往了解得如此清楚，消息又都是通过袁的警察总监赵秉钧传出来的，会不会这也是一种离间呢？

胡鄂公有此疑虑，只好安抚众人说：“老袁肯定是想借兆铭来杀革命同志，但兆铭是老革命党，我不相信兆铭会甘心为老袁利用。”白雅雨见如此说，也道：“我也不想兆铭甘心被老袁利用。不过事实……我们姑且这么说，再看看罢。”

十月十一日晚九时，汪兆铭突然召集在京同志，声明要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这次因为比较怀疑汪兆铭的白雅雨等人是共和会领袖，刚加入同盟会不久，不便阻拦，遂由众人推举汪兆铭为支部长。会后，胡鄂公等人归寓，汪兆铭却留下了一些人，说另有要事商议。

路上，孙谏声很不解：“同盟会支部已经成立，还有什么要事？”白雅雨冷笑道：“他肯定要成立暗杀团体，才好向老袁回报啊！”

过了一阵，被汪留下的人里有回来的，一问，果然，汪兆铭找了七个人，成立暗杀队，名额以二十人为限，他自己当队长。

有人非常气愤，认为汪兆铭是在分裂革命，提议另组共和会总部，与汪各行其是。胡鄂公劝他们说：同盟会创自孙中山先生，希望国人知革命先知团结，凡革命者，皆得为同盟会会员，这个组织不是汪兆铭一人能私有的。现在共和会、铁血会都已加入同盟会，大家还是统一名义为上。

话虽如此说，见解不同终究无法合作。汪兆铭再来过问这边的举动，胡鄂公等人也是敷衍而已，后来终于另行成立了天津暗杀团。京、津两个暗杀团各自为战。刺张怀芝、刺袁世凯、刺良弼，一系列的暗杀，确实很长革命党志气，但也让清廷更依赖袁世凯了。

结拜

12月14日，北方革命协会在天津成立，胡鄂公任会长。这个革命协会整合了同盟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克复堂、北京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北京共和团、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等十多个团体。北方革命协会的成立，用胡鄂公的话说，正是鉴于革命团体日益增多，“以汪兆铭任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部长故，咸不欲参加同盟会，然又不可不使之以尽其用也”。

会章第六条规定：“本协会一切经费，概由鄂军政府或其他军政府接济。”显然，胡鄂公能当选会长，跟他是鄂军代表不无关系。

可是他带来的一万元已经用完，买枪支还找人借了七千元。屡次去电武昌，也不见有回音。滦州起义官兵，自然不用发动费，但这关内外的会党可不能白手革命。

比如，振武社的丁开嶂表示，他们关内外有廿八路领袖，可以号令有枪会员上千人前往滦州，接应起义。那都是些绿林豪杰，旅费安家费总是要的，胡鄂公问丁开嶂，每人要多少钱？

至少得一百吧。

那么，总数就是十万。哪儿来钱？

胡鄂公叹口气。那就分期分批吧，每次来五十人，先把一二两期的款子凑出来。

现在只要一万元，但也不那么易筹。再加上汪兆铭到处宣扬，说南北议和期间，如果革命党举事，就算背盟，不仅道义上有亏，也于革命事业不利。按汪兆铭的意见，议和是当前惟此惟大之事，袁世凯之利，即革命党之利，因此切不可起义举事，阻挠和议者，倒是可以暗杀对待之。这段时间，汪兆铭来往京沪之间，调停折冲，风光得很。

北方革命党人，无兵无饷，加上心态动摇，12月18日，直隶任丘五百人起义，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石家庄无一响应，坐视任丘举事失败。

南京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决定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胡鄂公虽在天津，也看到了这个消息，他马上决定，从民国元年元旦开始，所有纪事、通告、文牍都改用阳历，不再用大清朝的旧历法。

12月27日晚上，胡鄂公都睡下了，被两位北京来的同志叫醒。事情不好了！

据他们说，孙中山于12月25日抵上海，袁世凯顿觉唐绍仪在上海的谈判难以胜任，打算派汪兆铭南下周旋，于是派长子克定去找汪兆铭。

他们描述的场面非常戏剧化：

“当兆铭、克定相偕见世凯之夕，室中预设盛筵以俟之。兆铭、克定见世凯，四叩首。世凯南面坐，兆铭、克定北向立。世凯顾兆铭、克定曰：汝二人今而后异姓兄弟也。克定长，当以弟视兆铭；兆铭幼，则以兄视克定。吾老矣，吾望汝二人以异姓兄弟之亲，逾于骨肉。兆铭、克定则合辞以进曰：谨如老人命。于是又北向四叩首。叩首毕，兆铭、克定伴世凯食，食罢而退。”

兆铭与克定结拜异姓兄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昨晚。

怎么知道得这么快？

嗯……是程克听赵秉钧说的。（又是赵秉钧？）

正说着，白雅雨来了，他报告说：汪兆铭今天已经出发往上海了，你说，这还不是谄附老袁，破坏革命？

众人连夜计议，汪兆铭南下，肯定会宣扬北方同志均遵守和议约定，可是现在孙中山先生已经归国，正应放弃议和，实现“南响北应”的既定策略，我们北方同志的意见，可不能由汪兆铭代表！

次日，北方革命协会在英租界小白楼开会。与会众人痛切陈述近日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迫害，个个义愤填膺，尤其以王钟声之死，最让全场震恸。

王钟声是清末名闻天下的新剧家，利用新剧宣传革命，报章屡屡报道，他所到之处，观众为之疯魔。年初王钟声在北京被捕，由京师警察厅递解回浙江上虞原籍看管。武昌事变后，他从家乡逃到上海，参加攻打制造局，上海独立后出任都督府参谋长。11月，王钟声又潜入熟门熟路的天津策划举事。12月2日，被直隶总督陈夔龙派警察逮捕。12月3日，天津镇总兵张怀芝将王钟声枪决。此事一出，津门哗然。直隶总督衙门告示称王钟声系“不安分之匪棍”，可是并无犯罪事迹，而且为什么被捕后不交审判厅，而由公认最黑暗的营务处枪决？据说王钟声曾质问军法官：九月九日上谕，大开党禁，非犯法不得擅自逮捕，我是革命党，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总督陈夔龙也感为难，直接请示朝廷办法。袁世凯为首的内阁批了“尽法惩治”四个字，王钟声遂死。

胡鄂公对众人说，王钟声死后，他也曾责问汪兆铭：停战期间，擅捕擅杀党人，难道不是袁世凯背信弃约？汪兆铭居然回答：王钟声吗？他不过是一名无行的伶人，或者是因为干犯租界法令被捕，与革命何干？

又有人说，王钟声被捕之日，汪兆铭由天津早车赴北京，据云是应袁世凯之召，难保他跟王钟声之事无关。

越说越激动，越说越生气，暗杀团团长孙谏声带头大哭，全场哭声一片。在哭声中，拟好了致南京孙文先生的电报，请他“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领导各省军民同志，扫平伪满，肃清官僚，建立真正共和政体，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初旨”。

电报交出拍发的第二天，丁开嶂从滦州来津。他说，关内外带枪同志前两期一百人已经抵达滦州。他同时带来了王、张、施三位滦州军营长的快电，邀请天津革命同志往滦州指导革命。

那我去吧。白雅雨决然地说。

就在这一天，滦州全体官兵通电主张共和。辛亥年北方最惨烈、最震撼的一场起义，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