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杀人事件

清江浦

他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的驸马巷,小名叫大鸾。

他家本是浙江绍兴人,祖父来山阳当知事,就此落地生根。父亲常年在外谋事,很少回家。母亲是前清河县知事万青选的女儿,因此他幼时也去清河县清江浦镇住过一段时间。

清江浦和山阳县在清末之前都是非常重要的城市。清江浦(今淮阴)驻着朝廷委任的江北提督,军事上与驻南京的江苏提督划江而治。一省而有两提督,什么意思?这说明苏北地区的重要。自古以来,号称天堑的长江从来起不到决定南北胜负的作用,决战的战场往往在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地区,得江淮者得天下。

1905年,清廷甚至有计划,将江苏分为两个省,北部称江淮省,巡抚就驻在清江浦。虽然此议因为太多官民反对未果,但清江浦的枢纽地位非常明显,以前的漕运北上,这里是转运点,北方运河水浅,只准漕运通行,客船货船,到此都得弃舟登陆,换乘大车或马驴进入山东。更重要的是,江北提督、江淮提督分属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统辖。以清末论,清江浦便是袁世凯的势力范围,而袁世凯对此地的看重,从江北提督的人选可以看出:先是“北洋之龙”王士珍,继任者是“北洋之虎”段祺瑞,北洋三杰倒有两名经历此职。

山阳当然也是重镇,人称“七省之咽喉,京师之门户”,因为漕运总督署,就设在山阳城内。清后期,漕运转为海运,山阳热闹不如往昔,然其“襟吴带楚”的地理位置仍十分紧要。

说到此,我们不禁很期待这位十三岁的大鸾,生长于“东南第一州”,官宦之家,素爱诗书,而且有一位与同盟会走得很近的表舅,他会怎样观看辛亥光复这幕大剧在运河岸边上演?

很遗憾,大鸾在1910年春天去了东北投亲,他的一位堂伯父在奉天省银州,就是今天的大城市铁岭。秋天又搬到了奉天(沈阳)一位伯父家,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读书。辛亥年武昌事变后,大鸾剪去了辫子,并在一次修身课回答老师“读书为何”的提问时,说出了那句名言:“为了中华之崛起。”

少年周恩来知不知道,遥远的故乡,正在经历何等的扰攘不安,与血的洗礼?

九月初十(10月31日),袁世凯出山前夕,段祺瑞奉调入京,将往武汉前线接替冯国璋,朝廷调狼山镇总兵杨慕时任江北提督。杨慕时未到任前,由淮扬海兵备道奭良护理督印。当时清江浦驻新军十三混成协,相当于后世一个旅的兵力。奭良是旗人,已经六十多岁了,“平日专肆饮博,喜人逢迎”,现在忽然要他来暂管一协新军人,实在是勉为其难。

段祺瑞离开才四天,九月十四晚九时,突然有数十名新军士兵,跑步到道台衙门,列队,举枪,放!放了两排枪,并未伤人,各回本营。

这是什么意思?奭良摸不着头脑,跟幕僚们商量,大家觉得阿兵哥闹事,无非要粮要饷。于是第二天,奭良买了九十多头猪,大摆筵席,犒赏全协官兵,又承诺本月多加一个月的饷。这是收买军心的意思。

没想到当夜十三协的骑兵、炮兵同时举事,进攻城池,黎明时甚至动用了火炮轰击城楼。奭良带着家眷从南门冲出,由洪泽湖面驾船逃遁。十六日晨九点,清河知县率满城绅民悬挂白旗,宣布清江浦光复。

可是领头起事的两个人,一个姓赵,一个姓龚,在十三协里只是辎重营、工程营两个队官,身份不明,起义成功后竟然不知去向,大部分士兵来自北五省,本来就是跟着起哄,哪有什么革命思想,队伍一进城,立刻由起义转为兵变,大肆抢劫,商铺民宅,无不被灾。连江北提督署存的十多万两库银,也被抢走大半——有人说,十三协这些兵哪里是在革命排满?根本就是冲着库银来的。

扰攘了几日,终于由不曾参加哗变的一部分新军,联合城南的数营巡防队,杀入城内,平息骚乱。然后,军官们会合城里绅商,推举出督练公所参议蒋雁行为临时江北都督。

蒋雁行是段祺瑞的部将,当年王士珍离职段祺瑞未到任时,就是由他与靳云鹏共同管理清江浦守军。他当了都督,并未得上海或苏州方面的认可,据上海《民立报》载,旅沪清江人士组织的“江淮规复团”开会,甚至直斥蒋雁行是假革命,因为蒋都督的告示上落款居然是“钦加三品衔暂任公举江北提督”,“可知其尚属清国官吏而于民军实无丝毫感情,其不可靠可想而知”。清廷派去继任江北提督的杨慕时,此时也到了清江浦,被当地士绅推举为临时民政长。清江浦的政权,委实是换汤不换药。

眼看局势稳定,突然有部分乱兵,主要是徐州人,去而复返,驻在城北的桑园。领头的一个人叫刘炳志,去找蒋雁行,要饷要粮。蒋雁行先是表示城内商家被抢厉害,无力承担,后又说刘的军队“有多少人,也没有个花名册子,我有钱也不能给你”,这句话把刘炳志惹毛了,掏出枪来往桌子上一拍:“没有饷,我不回去,请你打死我吧!”蒋雁行大吃一惊,只好息事宁人,拨给他一些钱。

刘走后,蒋雁行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这支军队是个祸害,谁是他们的头儿?有人说“陈兴芝”。蒋雁行就调兵打算围歼桑园,苦于力量不太够。

正好陈兴芝来见蒋雁行,说要讨论改编事宜。蒋雁行认为他又是来要钱,没说几句话就翻了脸,将陈兴芝绑到后花园荷花池枪毙了。

哪知杀错了人!陈兴芝是革命党人,徐州中学学生。他在家乡睢宁碰到一批从清江浦跑回来的徐州兵,就劝他们说:“如果分散回家,将来追查起来,连命都难保,还不如回去干革命,大有可为,比抢劫划算。”连劝带吓,居然把这帮散兵游勇又聚拢起来,由他带回清江浦来革命。只是饷粮解决不了,才派刘炳志找蒋雁行通融,谁知谈崩了,连累陈兴芝被杀,他带的部队也被缴械遣散。

民国成立后,徐州籍众议员陈士髦(传说是陈兴芝的弟弟,误)不断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民国总统袁世凯上诉,要求为陈兴芝申冤,还写了本书,向社会血泪控诉。然而蒋雁行是段祺瑞的老部下,谁敢动他?说不得,把当时的清江民政长,就是那位本来要当江北提督的杨慕时,做了替罪羊,先是撤了他的职务,再是命令江苏检察厅拘杨候审。杨慕时只好连夜逃出南京,后来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这桩讼案平息。

这几乎就是山阳县周阮案的翻版,只不过后者要惨烈得多。

山阳血案

清江浦一乱,四乡也大不安生。邻近州县生怕乱兵滋扰,纷纷组织团练自保。其中最紧张的自然是四十里外的山阳。城内几乎没有驻军,如果有乱兵或乱民来攻,该怎么办?

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熟人:还记得景梅九在北京办《国风日报》,发起的“拔丁运动”吗?是的,那位被拔掉的山西巡抚丁宝铨,就是淮安府山阳县人。他从阴历六月去职还乡后,家里新造了花园,好不惬意,哪知还没过上两个月富家翁的好日子,就听说武昌有变,紧接着便是上海、苏州,吓得举家逃往上海租界。不过他逃的时候恐人知觉,未能多携行李,第二天才有几个家仆运大皮箱四口上船,此时山阳已经成立“大局”,民团日夜巡逻,正好拿获,将皮箱搬回大局封存。几个月后,大局有职员穿着狐皮袍招摇过市,局董们赶紧开箱检查,满箱都是瓦砾,而局里职员已经大多辞职了。

受丁宝铨影响,城里豪绅纷纷逃亡。有下属官吏上府衙禀事,才发现淮安知府刘名誉已经携眷潜逃,还卷走了大部分府库藏银。剩下的士绅只得依赖“大局”,集资成立民团,招募乡勇百多人,好吃好喝招呼着,日夜巡逻,四门设立分局,“城头上灯笼火把,川流不息”,碰到可疑不顺眼的乡下人,就抓到漕运总督衙门大院照壁前砍头,一连杀了二十多人。

防备四乡乱民,民团足够了,但如有清河乱兵到来,估计无法应付,而且这些乡勇本身多是地痞,自己就把山阳城弄得乌烟瘴气。这时本乡就有革命党人站出来,为首的是周实与阮式。

周实是两江师范学校学生,他是南社的创社社员,被称为“社中眉目”,今年方廿七岁。周实本来想在南京城内聚众起事,以配合江浙联军攻城,不想南社大佬柳亚子一封书信,把他招到上海。柳亚子认为苏北处南北之间,位置紧要,形势复杂,劝周实回乡革命。于是他在11月7日,清江浦兵变的次日,回到山阳。

他的好友阮式,是他宁属师范学校的同学,世代书香,家境富饶,虽然没有离乡外游,但在山阳高等小学当教习,兼着上海《女报》的编辑,在地方上也是名人。宣统元年(1909)南社成立,周实曾有书信给阮式,请他在山阳创立南社分社“淮南社”。

周实有革命党身份与革命计划,阮式有家财与地方的人脉,而且山阳“祸在眉睫”,必须尽速安定,再谋光复。正好因为上海南京的战事,不少在宁在沪的山阳学生都返回家乡,周阮二人召集这些学生,再加上阮式在山阳高等小学的弟子,也有八九十人,立即成立“学生队”,自行巡逻,兼防内外。

政权瘫痪,无人可恃之际,绅商最大的希望便是有人出来主持大局,哪管你姓革还是姓立?看这支学生队每日巡逻,城内秩序果然有所改观,于是局董开会商议,决定由大局供给学生队枪枝子弹,替代那帮纪律松弛的乡勇。

学生队一掌握武装,第一件事便是跑到知府府署前,放了一排枪,把龙旗扯下来撕得粉碎,再插上白旗。这等举动本是大逆不道,然而知府潜逃,知县闭门不出,谁去管他们?而且自学生队接管城防后,城内秩序井然,商店也照常营业,周实派了南京陆军中学、小学回乡的学生各一名,教操、训练,山阳县俨然有了自己的精良武装,便是十三协的乱兵到来,似乎也不足为虑,人心大定,插什么旗有何相干?

按说,下一步应当是成立淮安军政分府。然而周实是受命回乡,似乎不便自行宣布成立。他依足规矩,一面派人向清江浦的江北都督府接洽,一面将学生队改为“巡逻部”,周、阮分任正副部长,只待江北都督一声令下,再宣布光复。

这就有了一个真空期。扯了龙旗,又没有宣布光复,不曾成立新政权,清江浦那边,自己还没有理清楚。山阳绅商,虽然依靠学生队守城,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学生掌权,总归放心不下。于是局董们又开会商议,推举前山阳知县姚荣泽出任县知事,总管商民政事。巡逻部尚无政权名义,也就未加反对。

好在11月12日,清江浦举出蒋雁行为江北都督,立即传檄山阳县反正,要求山阳官绅派代表赴都督府议事。不料县知事姚荣泽,比“钦加三品衔”的蒋雁行还顽固,拒不赴会——姚荣泽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有人说,姚荣泽是逃到上海去的丁巡抚的学生,丁宝铨人虽离乡,却一直在遥控着山阳的局势。

自然是周实等人代表山阳赴清江浦。周实前脚一走,姚荣泽便在山阳城内散布谣言,说周实是上海回来的革命党,他一回来,就要当山阳的都督,就要“杀官劫绅”。绅商们大抵不看报纸,只听传言,据说武昌事变就杀了很多满官汉官,商铺也被洗掠得厉害,想象“革命”两字是如何的杀气腾腾,不由得信了周实回来会如何如何的谣言。

“杀官劫绅”的说法有其来由。据巡逻部宣传主任蒋象怡回忆,姚荣泽当上县知事后,曾“私募”兵士四十名当卫队。之前绅商选县知事,巡逻部可以不管,现在要自招武装力量,周、阮等人立行干预,不准招募,并要求姚荣泽交代县库的款项账目,说到火起,阮式拔出两管手枪,指着姚荣泽胸口(是不是很像刘炳志拔枪威胁蒋雁行?)。姚荣泽吓得面如土色,连忙保证解散卫队,三日内造册交清。

蒋象怡向周、阮建议:旧官吏对革命前途有碍,如不加以击毙,也该驱逐出境。如果留他们在城内,还予以事权,但又对他们临之以威,恐怕是取祸之道。“周颇是予言,阮则漠然视之”。

11月14日,周实自清江浦回山阳,在漕署召开光复大会,到会的有五千多人。偏偏县知事姚荣泽不来参加大会。这下把阮式惹火了,他在演说时放言“姚荣泽避不到会,即为反对光复之行为”,顺便把县里的“劣绅”痛骂了一顿。

许多绅士商人,因为县知事不到,虽然与会,都一言不发。阮式的演说,似乎也在印证着那个“杀官劫绅”的传言。

当晚,姚荣泽召集典史、参将等一众士绅在海会庵开会。据说姚荣泽提出“必杀周阮”,“诸绅士不加可否”。

11月17日中午,周实应邀到乡绅何钵山家午宴。归途走到学宫前,突然有人拿着姚荣泽名片拦住马头,说姚知事在学宫等候议事。周实欣然前往,大约以为文官无力行刺。不料一踏入俗称“文庙”的学宫,当胸便中了两枪!

此时的记载有分歧。一说周实倒地,前清参将杨建廷上前补了五枪,立毙;也有人说,两枪之后,姚荣泽打算让人用刀砍下这个乱党的头颅,周实“从容曰”:“文明世界,请用枪毙。”于是弃刀用枪,连发五弹。

杨建廷撂下枪,立即带领团勇直奔阮府,先将宅子包围,自己再进门去请阮式:周部长与姚知事在学宫议事,请副部长即往。阮式刚刚吃完饭,一出家门,就被捆上了,绑到学宫。

阮式见到姚荣泽,破口大骂“虏吏”,然后回头对押着自己的团勇说:“兄弟们,要杀就杀,快刀立断,别拖延!”

姚荣泽恨阮式入骨,你原本是老爷我的子民,却一来持枪威吓,二来当众詈骂,我跟你阮家前世有什么仇?周实便容他好死,你阮梦桃休想!

他为阮式准备了当地一个无赖,叫朱二。别人下不去手,朱二可以。这个冬日的午后,二十三岁的小学教员阮式惨死在供奉至圣先师的学宫里,“刳腹剖胸,肝肠俱出”,来不及消化的白色饭粒洒了一地,被血浸得通红。按民俗讲,阮式仍然算不得一个饱鬼。

缉凶

姚荣泽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杀了周阮,还能平安在山阳当县知事。但他也没想到外军来得如此之快,两天后,镇江军分府都督林述庆就派北伐支队一部来到山阳“平乱”。镇军首领当然首先追查杀周阮凶手为谁,却被姚荣泽不知如何敷衍过去,而且卑词盛筵,每日款待镇军,满口答应找出凶手为二位烈士报仇。

稳住镇军,姚荣泽打开银库,分了部分银两给参与此事的士绅,自己带着巨款逃了。去哪方?南通张詧家。这应该是姚荣泽早就与老师丁宝铨商量好的退路。

而周阮的同事周人菊等人当日连夜逃出山阳,立即往上海寻人鸣冤。首先出面的是南社领袖柳亚子,他联合南社首脑上书同为南社社员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有“虏令无状,一日杀二烈士,不扑杀此獠,无以谢天下”之语。淮安学团也派出五十余名代表往上海请愿,“一时军界、政界、学界,被害者家属的公函、公禀、呈文雪片般投向沪军都督府”。

但是姚荣泽这边的势力也不弱。首先南通张詧拒不交人,丁宝铨在上海,也发动旅沪山阳绅商,为姚荣泽“辨诬”。上海各报,根据背后势力不同,各执一词,合力掀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民国元年从一月到四月,报章上的报道与评论无日无之。

事情闹这么大,自然惊动了临时大总统孙文。孙文批令江苏都督讯办,于是江苏检察厅派人到南通拿捉姚荣泽,仍然被张詧拒绝——三大人绝无如此担当,他的态度,就是张謇的态度。

这场斗争的背后,实则仍是共和模式之争。江苏士绅要的是“咸与维新”,推翻清廷,可以,但只要旧官吏可以任事,愿意合作,大可采用苏州模式,平稳过渡;而革命党人要的共和,岂是换汤不换药的守成?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奋勇激进,在上海,在苏州,在南京,在浙江,在在都与绅商发生矛盾,在苏北亦是如此。即不论利益相关,革命党人的跋扈,也颇让从前居高临下的士绅憋气,柳亚子在悼念文字中也承认“两君赋性刚直,不能奄媚取容,而烈士(阮式)尤喜面折人过,不少假借,虎虎有生气,故忌之者尤烈云”。山阳血案,是一次集中的爆发。

这里面还有一个法理之争,张詧坚持说,此案属地在江苏,不在上海,轮不到沪军都督陈其美过问。但同盟会与南社又不同意将姚荣泽交给江苏都督程德全(以程德全与张謇的关系,他们的担忧也颇可以理解)。

法律手段不能奏效,陈其美的白相人脾气又发作了,他让柳亚子拟了长电,发往南通,电文中说“如仍庇抗,则义旗所指,首在南通”,还表明说:“如果诬姚,愿甘伏法”。

士绅方面有些怕了。用柳亚子后来的说法是“倘若张詧再不就范,我们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派兵舰去攻打南通了。老张见了这电报,知道英士(陈其美)是说得到做得到的”。

在孙文进一步干涉下(大总统电明确指出“毋庸再行解交江苏都督”),姚荣泽被移往南京,又经过大量的往复交涉,才确定由南京、上海组成“临时合议裁判所”,审理这场媒体口中的“中华民国第一案”。

这场案件,带有很强的“舆论审判”的色彩。公开来说,因为革命党死了两名烈士,舆论大抵同情于周阮,而士绅集团在背后的活动也非常剧烈,包括能否使用外国律师,是否应用西方的陪审团制度,争执后来集中于制度而非案情,司法总长伍廷芳与陈其美往复辩难,不知打了多少笔墨官司。

民国元年2月11日,为了制造声势,给法庭施加压力,南社、淮安学团等组织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召开“山阳殉义周实丹、阮梦桃两烈士追悼会”。孙文、陈其美都送了挽联。孙文的挽联只表达了对“喋血于孔子庙中”“阴灵绕淮安城上”的痛悼之情,陈其美的挽联则斩钉截铁,杀气满盈:

“不忍见徐淮亡,以一身殉国;誓平反锻炼狱,为二公雪冤。”

3月23日下午,姚荣泽案在上海开庭。法庭经过23日、30日、31日三次的审判,最后判定姚荣泽死刑,“自3月31日起,在三个星期内执行”。

判决后,法庭给姚荣泽五分钟做最后陈述。姚荣泽申辩说:杀死周实、阮式并非出自本意,而系受地方绅团的逼迫所为,请求减刑。

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也认为,本案发生在光复未定、秩序扰乱之际,与平静之时不同,“该犯虽罪有应得,实情尚有可原”,便决定由陪审员集体禀请大总统“恩施轻减”。这时临时大总统已经换成了袁世凯,遂由张謇转请北京,特赦了姚荣泽。

姚荣泽“死而复生”,令革命党人愤怒异常。他们大呼“天理何在?国法何在?”可是革命党在江苏的势力此时已无当三月前那么浩大,姚荣泽被特赦后即匿藏在上海法租界,同案如杨建廷等八人也消失无踪。你能怎么办?

山阳血案的终结颇有中国特色。民国二年七月,丁宝铨又出面了。他提出的调停条件是:由八名案犯捐出田产六百亩、现款二万元充作两烈士遗族赡养费,并修改一所二烈士祠堂,革命党方面不再追究往事。这个提议得到了两位烈士家属的支持——他们实在也很艰难,已到了“悬釜待炊”的地步,而且此时二次革命一触即发,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力量再来理会此事。于是几经交涉,加了一个条件:此八人以后不得再过问地方事务。

祠堂建起来了,供奉着周实、阮式的塑像,有二百亩祭田供维持之用。另外,还配享着一位杨楚材。他在周阮死后,为同志奔走控诉,但无法雪冤,神经失常,在案结后独自再往南京控告,反被关押。南社友人救他出来,送他回乡。船走到半夜,杨楚材落入邵伯湖身亡,是自杀,还是失足?没有人知道。

扬州皇帝

孙天生进入扬州,是在九月十七日(11月7日)晚八点。扬州士绅连忙组织自卫团与民众,列队夹道欢迎。

从南门方向,远远来了一群军人,大概有四十余名,看服色是驻在南门外静慧寺定字营的兵。六七个人骑着马,识得的有警局巡长、江都县知县、绿野茶社老板,当先一骑,煞是古怪,从头顶到脚踝,都用白色洋绉缠满,只露着一张面孔,不认得。前导两名卫队,举着两面大旗,一写“还我山河”,一写“光复大汉”。

见他们了,道旁人众轰然叫好,说“革命军光复扬州了”!

扬州此时也是“无王管”状态。武昌事变近一月来,扬州一直很平静,只有一些在外读书的学生,因为时局不靖,纷纷回乡。他们倒是打算响应革命,保卫桑梓,发动组织了“旅外学生队”,苦于没有武器。两淮师范倒是有学生操练用的步枪,但校方不借。后来答应借了,枪刚到手,听说扬州已经光复。

直到11月7日,镇江林述庆宣布光复,扬州一水之隔,这才惊慌起来。扬州绅商为首的,一是取中过解元的盐商方尔咸,一是商会会长周谷人,迅即召开各界会议,议定组织自卫团,全城发动,每家出一至二人,自备红字灯笼,分区编队,担任夜晚巡逻。事到临头,效率甚高,当天便编成二十四队,一万五六千人。

然后方尔咸、周谷人联袂去见扬州知府和盐运使,劝他们离开扬州。因为这两位是旗人,留任的话,可能给革命党人以进犯扬州的口实。

知府嵩峋不肯走,反而说:“我只希望革命党不伤害百姓。如果还需要问事,我愿意继续维持下去,如果用不着我,我就走。”真跟这位大爷说不通,各地光复,用旧官吏的很多,你几曾听说过用旗人来维持的?

盐运使增厚倒还好,经过反复劝说,他带着家眷和印信,于11月7日下午五点越墙逃走。

咦,为什么要越墙?因为已经有人来报,南门外定字营一群士兵,荷枪实弹,冲进城内,直奔盐运使署,声称是索饷。这下不但盐运使大人要急急逃离,连来劝说的绅商代表,也慌忙作鸟兽散。

定字营冲进运署,将运库洗劫一空。这天傍晚,扬州街道突然多了许多独轮车,每个独轮车上都坐着两个定字营士兵。这很古怪,扬州从来也没有用独轮车运人的习惯呀?后来才知道,兵大爷抢的元宝太多,沉甸甸的,路都走不动,只得抓了一帮运盐的苦力,用独轮车把他们运回兵营去。

当晚,乱兵散后,自卫队出来巡逻。九点,突然呼喊声响彻夜空,江都、甘泉两县监狱大门打开,囚犯们一冲而出,大喊大叫,铐镣声“震动全城”,军警根本不见踪影,自卫队不敢也无法制止,只好逐段卡死道路,持枪而备,驱送他们出城。

后来才听说,乱兵冲击运署,两县大狱放囚,都是孙天生在背后的鼓动所致。这两件事震动人心,但并未扰民,市民并不恨孙天生,但组织自卫队的绅商心里的惶恐忐忑,可想而知。

11月7日的扬州,是多么的忙乱啊,组织自卫队,劝说知府与盐运使离开,乱兵抢劫运署,自卫队巡逻,两县监狱报破,孙天生进城……真称得上一日数惊。

孙天生进了城,第一件事就是问方尔咸周谷人:运司的库房里,盐课(贩盐交的税)还存着多少银子?方尔咸忙说:“今岁盐课已多数解往南京,剩下的也被定字营抢得差不多啦。”孙天生大失所望:“我还指望拿库里的银子发军饷哩!”

运署自然就成了新的都督府,孙天生骑马走到衙门门口,突然停下马,看看围观的民众,道:“署内的家具什物,你们随便去取。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下民众一拥而入,将运署物件抢个精光,连木地板也被人撬走了。随行士绅哭笑不得,只好从别处找来床椅桌凳,不然新都督睡哪里呢?

当夜也没有别的事,只是吩咐全城悬挂白旗。这本是各地光复都有的举动,但扬州独立来得太迅急,各家来不及准备,一时找不到白布的,有用白纸糊的,有用毛巾代替的,总之,闹到半夜,扬州总算光复成功啦。

当合城民众终于在惴惴不安中渐次睡去时,方尔咸、周谷人派出的使者已经渡过了长江,去迎接徐宝山。

迎徐是早定下的方略。徐宝山,人称“徐老虎”,本是扬州盐枭,江南一直流传着他与“白寡妇”的故事(看过高阳小说、李翰祥电影的举手),早几年被刘坤一、张謇收伏,反过来巡防江淮,为朝廷效力。他与扬州盐商,亦敌亦友,曾多次到方、周等人府上做客。此时徐宝山已向镇军都督林述庆投诚,变成了光复军。把扬州交给他,当然比交给那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行径乖张的孙天生要放心得多。

第二日起身,听说知府嵩峋终于不敢再留,逃到天宁禅寺去躲起来,临走时把知府大印扔进了瘦西湖,总算他尽了守土之责。再看满城的白旗,都写上了字,写的是“大汉黄帝纪元元年”,这未免有些启人疑窦,有那从外府来的,或是喜欢看报纸的,都说别处光复,没有“大汉”的国号,而且黄帝纪年今年也不是元年啊?一问才知道是孙都督下的令。莫非传令错误?

于是又上街去看都督府告示,落款写的是“大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年数倒对,“大汉”总是怪异。再仔细一看,更不对了,都督府的印信居然是“扬州都督孙天生之印”,把自己名字刻到印章里,莫非他日换个都督,大印又要重刻?这,这不是儿戏吗?

正在疑虑不安,议论纷纷,孙天生颁出了两条命令:(一)扬州百姓三年不完粮,捐粮全免;(二)严禁奸商哄抬物价,限定大米每石不得超过三元(时价已超过七元),猪肉每斤不得超过二百文。孙天生还传见了商会会长周谷人,要求他约束全城商贾一律遵奉。

这些措施无疑坚定了扬州绅商迎徐代孙的决心。但扬州市民很欢迎这个皮五辣子(扬州评话《清风闸》主角,喜欢以无赖方式劫富济贫)式的都督,短短一天,孙天生周围就集合了一批市民与游民,姓名可考的有:

袁德彪(甘泉县公差)、刘癞子(教场口卖拳的)、夏菩萨(小东门做泥菩萨的)、曹小癞子(东关居民)、谢大花(东关削筷子的)、陈长林(教场口做厨子的)、夏恩培(教场口卖膏药的)、尹祺祥(运署附近卖古董的)、黄石岩(警局文牍)、姜善放(城营西门汛官)

显然,孙天生在扬州建立了一个“流氓无产者乌托邦”。绅士和商人都认为他是假革命党,而不少市民直到五十年后,仍坚持说孙天生是“革命党的坐探”。

乌托邦好景不长。11月9日上午,徐宝山进入扬州,绅商们赶紧在校场口设筵相迎。还未敬酒,孙天生突然带领一小队定字营士兵出现,破口大骂徐宝山贼骨头,祸害扬州。这正触了徐宝山的忌讳,马上下令麾下士兵放枪,孙天生身手敏捷,杂在人群中,倏忽不见。徐宝山命令举城大索。

抓到孙天生是在11月10日。徐宝山要他带路去起回埋藏的运库银两(大人们都相信抢劫运库是他的指使),徐军士兵押着孙天生走过扬州街市,只听他沿途大叫:“扬州同胞们,要学我孙天生的为人,我在扬州做了三天皇帝,谁敢说个不字!”

这个人从此没了下落。听说徐宝山怕在扬州城内杀孙天生激起民变,借口押他去泰州收集定字营流散的枪械,路上悄悄把他做了。

孙天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众说不一。他一口本地口音,肯定不是外乡人,有人说他在扬州妓院当过龟公,也有人说他是工匠出身,失业后跑到上海,起事前从上海潜回。相信他是革命党暗探的人,说他还有一方印布,是上海革命党发的,被捕后交出证明身份。李涵秋写《广陵潮》,说此人本姓黄,西郊廿四桥人。但也有人说他姓巴,是小牛肉巷人,光复时听见有人叫他“小巴”,祖上在甘泉县钱粮房当过公差。甚至有人说,孙天生在清江浦十三协办的学校里读过书,所以能跟定字营的士兵勾连。

五十年后,还有许多扬州人记得这首歌谣:

“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一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坐不成。”

这些扬州人记得孙天生的乌托邦,又模糊听说被杀的是个冒充的,他们以为孙天生是真的革命党,但是他没有来扬州,来的这个是假的,所以叫他“冒充孙天生”。(《孙天生起义调查记》)

孙天生从校场口逃跑后,躲在多宝巷一家花烟灯上(就是妓院,或许这就是“龟公”说法的来源?),有人向徐宝山告密,遂被捕。告密的人叫王德林,在得胜桥开一家剪刀店,扬州老人说,当皇帝的那三天,王德林“是孙天生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