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了,民国了

新的新年

1912年1月2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向各省都督发出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决议,由本总统颁行。”

几乎所有省份在独立后,都立即改用了黄帝纪元,不过,历法还是阴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力主废阴历,用阳历。改元正朔,本是改朝换代的惯例。不过改用“西历”,还是引起了很大争议。表面上的理由,大抵是夏历已用了二千年,何必轻改?反驳者则说西历“进于世界大同”,而且更符合轩辕黄帝“以冬至为岁首”的原则云云。

私下的说法就多了。有说孙中山本人是基督徒,又在西方受教育,所以坚持用洋历法;还有人怀疑,“黄帝纪年”是章炳麟核定的,孙黄系竭力反对,会不会要跟光复会别苗头?

不管怎么说,孙中山声称,如果不用新历法,他就留在上海,不去南京就职。这种时候自然就有人出来斡旋。不过中国人一向讲名正言顺,历法并非小事。僵局始终没有打破,直到1911年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开会讨论历法,据吴铁城回忆,“至深宵才算决定,即连夜电复总理”。孙中山接电后,立即启程,不过他的专车“沿途城市都有地方官吏军队迎送”,开得很慢,一行人赶到南京时,“天色已黑”,总以为就职典礼至少要明天了。临时总统秘书任鸿隽吃过晚饭,倒头便睡,次日清早起来,才知道大总统就职典礼已经举行过了。(《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

孙中山显然刻意要在1月1日这天就职,以完成民国改元的象征意义。因此尽管已经入夜,尽管路途疲惫,他仍然坚持立即举行就职典礼。等到各省代表聚齐,已是夜里十点。典礼时间当然不可能太长。最遗憾的是,南京一时间找不到镁光灯,典礼竟未能留下一张照片。

抛开历法之争,手创民国这样的大事,还是足以让当事者兴奋莫名。夜深人静,也没有足够的车辆,“各代表在半夜里由总统府步行回三牌楼旧谘议局”,那夜的月亮很大,有人说,这样惊天动地的大喜事,不可以毫无动静,于是有人带头高喊口号,众人欢呼雀跃,有些代表干脆大声唱起歌来,沿途居民被吓醒的不少,纷纷隔着门缝往外张望,还以为南京又闹兵变哩。

就职典礼这事各省都不知道,不过改元倒是早传出去了。1月1日上午,苏州草桥中学学生叶圣陶正准备上课,有同学告诉他已改用阳历,大家都不相信(政府还没公布嘛),推出一个人去打电话问苏州军政府,那边答话说:“是的,今天就是元旦。”这个消息让这些十八九岁的中学生非常兴奋,叶圣陶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乃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而吾之日记,亦于今日始改用阳历矣。”这时,孙中山的就职典礼还没举行呢。

叶圣陶是新政府的热烈拥护者。1月5日,他亲自动手,为父亲剪去了发辫。1月8日,苏州公立中学监督袁希洛自南京回苏,袁是各省代表联合会议里的江苏代表,也是阳历的铁杆拥趸,“阳历更符合黄帝历”的说法就是他提出来的。师生见面,分外高兴,1月9日,叶圣陶与同学们与袁先生摄影留念,大家都穿上西装,以示“咸与维新”。叶圣陶对新政府的热爱明显受到了袁希洛的影响,照完相,叶在照相馆就手买了孙中山的小像,“印工纸料皆非常精美”。

元旦没得及庆贺,真是个遗憾,叶圣陶与同学们决定庆祝“第一元宵”。经过几天筹备,到了1月15日那日,学校里彩灯遍挂,旗杆高竖,“悬五色国旗及校旗焉,更悬小灯十,其色一如国旗。校门以内则遍经五色灯及万国旗,门前杨树一带亦经绳而悬以灯”。不仅是草桥中学,苏州城这天也遍燃灯火,“恍入不夜城矣”,学生们循例提灯出巡后,在校门前燃放花炮,观者如堵,鞭炮声夹杂着“民国万岁”的欢呼声,“乐不可支之狂笑声拍手声,声声相应”,归途望去,家家门首,尚红灯闪闪。

民国元年的正月,于叶圣陶而言,可谓喜事连连。1月28日,叶圣陶正式从草桥中学毕业,成为一名社会人。本来他还颇为就业担心,但经袁希洛郑重介绍,苏州教育课长吴讷士聘叶圣陶为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小学教员。叶圣陶家境不宽裕,有这份教职,家困可以纾解不少。

同时,叶圣陶也与顾颉刚等朋友一起,加入了中国社会党。这个由江亢虎创建的政党发展迅猛,苏州支部1月14日成立,2月初已经发展了三百多名党员。中国社会党主张“社会主义”,党纲声明“赞成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普及平民教育”等等,叶圣陶他们却认为自己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

叶圣陶与顾颉刚、王伯祥等友人一同“研究社会主义”,在参加王伯祥一位朋友婚礼时,叶圣陶送的一幅贺字,被当场一位女士相中,找人介绍,把自己的侄女胡墨林许配给了叶圣陶。这可真是革命带来的又一件好事。

44天:交织的时光

与春风得意的叶圣陶相比,同是十八岁的年轻人,吴宓的日子可不太好过。他从北京辗转逃来上海,已经有两个月了。清华复学无望,而且随着局势的发展,好像是越来越无望啦——首都都改了地方,庚子赔款还会继续投往北京的海淀镇吗?

回归清华既然希望渺茫,学业总要继续。吴宓思量再三,终于决定与几位同乡一道,报考设在上海梵王渡的圣约翰学堂。这是教会办的学校,比较稳当,学的课程与清华也较易对接。

1月29日,吴宓与同乡到黄浦滩游逛,下午回寓时落了大雪,絮飞片片,南方的阴冷让北方青年吴宓很不习惯。当夜三点,对街的馥康里失火,迅即延烧了六七家。寄居在姑丈家的吴宓冒着雪后的冷,披衣站在弄堂口观火。“当火之时,居人号呼,警吏奔驰。火映水汽,半天空皆红色辉耀,火星四迸。而屋之焚烧或倒落,复时作劈拍震击之声”,吴宓不禁在日记感慨:冯国璋攻入汉口时那场大火,自己虽然未能目睹,看看这场小火,也能想象当时的惨状啊。

第二日清晨,吴宓又到火场看视,火烧后的余烬,雪化后的水流,混在一起,流得遍街都是。失火的家庭,站在寒冷的户外,守着仅余的什物,衣冠不整,面色懊丧。听说,这些住客大都是避联军攻城之乱,从南京迁来的……

吴宓的故乡陕西,此时也在水深火热之中。甘肃的升允仍在猛烈地向东攻伐,《时事新报》甚至报道说西安已被攻陷。陕西多番告急。旅沪的陕西商人,连日在一品香等处聚会,策划成立救援队与运输队。民立报的于右任伯伯,吴宓的生父吴建寅都参与其中。

这些事轮不到吴宓管。他的头等大事是应考,2月5日,四点即起,六点半出发,八点钟入考场。出乎吴同学的意外,英汉考题都相当浅易。在考场还碰到三位清华同学——看来大家对清华前途都很悲观。可惜吴宓太紧张,竟然忘了问他们的住址,不然也可以联络联络,抱团取暖。

两天后,圣约翰学堂的录取名单登在《民立报》上,吴宓与清华的两位同学都取中了。接下来是陪未考中圣约翰的表哥胡仲侯报考麦伦书院,忽忽又过了五六天,中间几次去民立报馆看望父亲,多见不着,只听说有“同乡败类”集会反对于右任伯伯,大家公推吴建寅去南京向于伯伯说明情况,以谋对付之策。

待得2月12日,终于见着了父亲。吴建寅告诉吴宓,圣约翰的学费不必担心,陕西商号汇款。吴宓希望能跟父亲长谈一次,但吴建寅忙着送“豫晋秦陇红十字会”乘船往西北战场,只能向吴宓点点头:“改日吧,改日咱们谈谈。”

2月13日,上海大雨。几天来都觉得身体不适的吴宓“枯坐楼中,寂寥实甚,无术消遣”,终于病倒了。吃了几粒仁丹,似乎也不管用。而且上海的冬天实在过不惯,吴宓口角冻裂,张不了嘴,吃饭说话都很辛苦,“诸种交至,益觉怅怅”。这“怅怅”中大概不包括昨日清帝的逊位,今天孙中山的辞职。

密切关注政权交接大事的上海客,是早就自许“清国遗老”的郑孝胥。他的日记自然坚持不用阳历,但人在上海,对新历要敏感得多。1912年1月1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乃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他“惜哉”的是南北所争,不在大局,而在私怨。在郑孝胥看来,“前日朝廷所颁信誓十九条,大权全在国会,政治改革之事已无可争。今革党欲倾覆王室,清臣欲保存王室,实则王室已成虚号,所争者乃对于王室之恩怨,固与改革政治毫无关涉者也。若争此而战,则所谓自乱自亡而已。”

郑孝胥觉得,南北议和尚未成功,南京方面就召集国会,决定政体,企图以此逼北京政府屈服,还自以为得计,实在愚蠢兼搞笑。“使政府在北京亦集国会,决定君主政体,亦行颁布,则如之何?”而且,“此次选举总统,止十七人,孙文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遂自称全国公举,真可笑杀人也”。

1月14日,郑孝胥在日记里怀念起故人端方来。当日端方两次来电,求郑孝胥同往四川,郑孝胥坚决不允。如果阴阳异途,总不免会想:倘若当日我去了,是不是端陶斋就可以不死?而今回头想来,有两条路:一,未从武昌出发,先请入都,声称要密奏方略,电报发出马上启程北上,到了北京,再设法拖延,那时武昌事变或许已起,或许被平,连四川或许都不必再去,这是上策;二呢,是入川后驻兵重庆,武昌新军不稳,让他们直接赴成都平乱,自己再从陕西、贵州调兵来护,即使来不及,重庆的新军也靠不住,至少兵变时可以逃进某国领事署,也不至于被害。郑孝胥盘算了半晌,觉得端方号称满臣能员,智不足以自救,难怪清室倾覆在即……

这些话都只是在日记里说说,对外,无论是南京来人联络,还是上海领事会要反对陈其美,郑孝胥都不参与,表示“久无动静,真守中立”。

从1月1日到2月12日,中国存在着两个政权,两套历法,同时也处于“战”与“和”的十字路口。这一段交织的时光,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不同的烙痕。

郑孝胥希望南北议和成功,但国会必须在北京召开,否则“南方人民惧革党之恫喝,终不能抱定主见”,所谓主见,便是君主立宪。郑孝胥引《大陆报》上的评论说:美国虽号共和,却接近立宪专制,总统的职权很像从前的英王,反而今日之英国,“虽曰君主立宪,实最有共和之精神”。

吴宓也支持南北议和,因为他的家乡陕西,正在承受着新旧两个阵营的拉锯战,只有南北实现和平,陕事才能平复。即使回不去清华,也能在上海好好念书。

叶圣陶则最激进。他赞同《天铎报》发起国事纠正会的举动,认为连“优待清室条件”都大可不必:“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曰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进而言之,是谁之位而乃曰‘逊’?必待其逊,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见机而自去,则为至善;如不自去,则北伐军队在,令之肯去亦去,不肯去亦去。”(2月13日日记)不肯让位,那就打呗!

我们印象中主持语文改革、写童话的白胡子老先生,那时真是年轻啊。

1643~1912

侍卫武官唐在礼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廿四日接到内阁秘书处通知:明日清晨,护卫各国务大臣前往乾清宫参加接奉皇帝退位诏书的仪式。

十一月廿五日,也就是阳历2月12日,天刚亮,唐在礼与其余三名侍卫武官一道,进东华门,奔乾清宫。只见东华门外戒备森严,“像是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的样子”。后来听说是各大臣很担心,怕闯出几个宗社党来拼命,“宗社党”在北京传得很厉害,说是连袁宫保都没把握制住他们。

到了乾清宫宫门内东南角的长廊上,国务大臣们都已经到齐,袁世凯自从1月16日遇炸,便称病不朝,内阁交胡惟德代领。十名国务大臣中,满人有度支大臣绍英、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汉人有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养心殿里,就这么十位袍帽顶戴的大臣,四名军装军刀的武官。

没过多少时候,有人来说“太后要上殿了”,大伙儿依序往殿里走,大臣们走到离宝座一丈的地方,面向宝座,横列一行排开。四名侍从武官站在他们身后。

两名太监走了出来,分站两旁,像京剧里打旗儿的。隆裕太后带着小皇帝出现了。唐在礼也顾不得什么天颜不天颜,从两位大臣的肩膀之间望过去,仔细看了看小皇帝。他后来记道:“溥仪生得很清秀,只是看上去天庭虽还饱满,口鼻生得迫近,下颏尖促。我心里就想:‘这个小皇上到底不是个福相。’”(《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

唐在礼有机会细看小皇帝,还发此大逆不道之想,全因当日臣下没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而只是由胡惟德带领着,向皇上、太后三鞠躬——这是商量了好些回才定下来的,所以隆裕也不吃惊,宣统可能有些奇怪,但他没说话。

隆裕落座之后,与胡惟德自然有一番早经设计好的对话。隆裕的大意跟逊位诏书一致,就是说希望全国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国家早一天得到统一,过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照议和的条件把国家的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办共和政府”。胡惟德赶紧安慰几句,说“太后睿明鉴远,顾全皇室,顾全百姓”,“今后这个天下就是大家的太平天下了。敬祈太后保重,太后放心。”这种时候,在场诸人当然都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据说此时宫外也还有些人想阻止诏书的发布,自然被拦住了。隆裕太后这几天被袁世凯、小德张等人吓得够呛,什么路易十六全家上断头台之类的故事听了不少,此时也就下了决心,对内阁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一旦用印,木已成舟,再反对也没用了。

饶是如此,往逊位诏书上盖印之事,仍然没有让隆裕亲自动手。倒不是怕她悲痛过度手劲不足盖歪了,而是有人担心这位太后会效仿汉元帝皇后那样,面对王莽逼宫摔玉玺,所以专设了用玺官。其实隆裕哪有这份勇气?不过也反映出大伙儿潜意识里都觉得今天这事儿很像西汉末年。

因为诏书里言明“即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退朝之后,十大臣便直奔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袁世凯早已在那里守候,外交大楼今天重重警卫,比皇宫守卫得还要森严。里面早设下一张大条案,条案中间放着一个紫檀雕花的大帖架。大楼内外人很多,但静静地都没有声息。

十大臣站在上首,袁世凯站在下首。袁世凯深鞠一躬,胡惟德将诏书递过去。袁世凯并未宣读,只是将之放在大帖架上。胡袁两人谈了两句,仪式结束。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外交大楼剪了辫子,据说“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在袁的一生中,如此感情外露,似乎是唯一一次。

第二天,各家报纸都发表了诏书全文。警察厅用黄纸缮写了逊位诏书,供在天安门外一个牌座上,供人观览。辛亥年的最后几天,皇城内三殿与社稷坛都对外开放,任人游览,不收门票。不过游社稷坛的人多,进皇城开眼的人少。

龙旗都收起来了。北京人还不是太清楚逊位意味着什么,不过至少是不打仗了,马上就是年关,愁云惨雾了四个月,强行挤出一丝喜庆来,逛逛未曾去过的社稷坛、太和殿,也是好的。

新的国

仿佛真有天人感应,2月12日这天,上海的天气居然是“骤暖,甚有春气”。

逊位诏书,南北政府各拟有稿。北方的那份,之前几天报章便有披露,开头便说自武昌变起,朝廷已俯顺人民之请,颁布“十九信条”,“将一切政权付诸国务大臣”,早已显示朝廷“不私君位之心”。但是现在情势危急,“若徐待国会之召集,诚恐延长战祸,大局难支”,而总理大臣之权势,“对内不足统制全国,对外不足综理外交”,所以将总理大臣名目取消,改为大总统,“一切政权悉由大总统主持,其大总统即由国民公举”。

诏书稿强调说:“惟皇帝之尊严,除谢去政权外,与前定‘十九信条’无甚差异”,然后是“特命袁世凯会同南北官绅暂行组织临时统一政府,以消乱萌”。最后说“凡我军民人等,须知朝廷此举纯为国利民福,维持治安起见,一切事宜悉如其旧,万毋听信谣言,致滋纷扰”。

这份诏书稿,可以用俗谚形容,叫做“倒驴不倒架”,又叫做“鸭子死了嘴还在”。可以想见,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不太可能为南方接受的。这一点,清廷中人何尝不知?所以他们最终还是采用了南方张謇主持拟定的诏稿,只是加上了“即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这句话,有人说是袁世凯加的,有人说是隆裕太后的主意。从清廷的角度说,将政权移交给一位大臣,总比移交给“孙汶”之流的乱党,来得稳当,也来得体面。

郑孝胥直到辛亥年的除夕(2月17日),才在日记中抄录了逊位诏书。在诏书之前,他写道:“北为乱臣,南为贼子,天下安得不亡!”抄完又大骂列名诏书诸大臣:“干名犯义,丧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今日之谓也。”

辛亥的上海除夕,热闹倒似乎过于京师。漫天的爆竹声中,郑孝胥写道:“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他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由他来逆天而行,重兴大清?大概连郑孝胥都不曾梦到,二十年后,他将站在今日紫禁城里那个六岁稚子身边,出任“满洲国第一任总理”。

而此时,青年吴宓站在上海大马路一带,看着灯火光明,听着笙歌嘹亮,“回忆昨年今夕,其情况真不可问”——去年除夕,吴宓随父亲进京考清华学堂,被大雪堵在河南府,住在泰安客栈里。听栈里诸客谈论,有说京中鼠疫盛行,京奉铁路已停开,又有人谈起清华园,离城二十余里,靠近颐和园,风景优美,听得从未离乡的吴宓心中七上八下。路上雪厚近尺,无处可游,街道旁的人家都已换了新的门联,晚间爆竹声大作,“劈拍可厌”,想起家乡,吴宓又不免黯然神伤——可是,跟辛亥年的动荡坎坷比起来,旧年除夕“真不可问”矣。

叶圣陶于旧年除夕毫无感觉。他正沉浸对“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的失望与愤恨之中。“以专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国之总统,吾不知其可也!如火如荼之革命,大雄无畏之革命家,竖自由旗,策国民军,血花飞舞,城市尽烬,乃其结果为不三不四之议和,为袁世凯任大总统!呜呼,吾希望者已失望矣!”那么,在叶同学,不,现在是小学堂的叶先生了,在叶先生心目中,辛亥革命是失败了。

整整一个月,他都在与顾颉刚等朋友讨论“无政府主义”,认定“政府之行为断不能为吾人造福”。仿佛为了印证他的观点,3月27日,苏州发生兵变,军队持枪抢劫,“将阊门马路及上塘街、下塘街、山塘街、南濠街各商铺及民家尽行抢完……抢毕后复各处放火,延烧竟夜”。这场兵变当然不像2月29日北京曹锟兵变那样具有政治意义,却足以打击一般民众对“天下从此太平”的向往。叶圣陶写道:“触我目入我耳者,无非此不情世界之恶消息。余本热心人,乃欲作厌世观矣。”这种厌世的情绪,在今后数年内,还将压在许多人心头。

也许,还是让大清最后一任侍从武官唐在礼说着了:“很多人只知‘共和’,但是这个共和怎样共法,怎样建立新局面,新局面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