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自当了皇帝，又翦灭了异姓诸王，过去的那种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不觉消失殆尽，自我意识日渐膨胀，就真的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以为自己是赤帝之子下凡有神灵附体神灵保佑，颇有一股子藐视天下、不可一世的味道了。然而，“白登之围”撕破了他那件“神化”的外衣之一角。他提兵亲征，本不无炫耀武力之意，心头也只想着凯旋而回。没想到被匈奴困在白登山怎么也突围不出，那个仗呀，打得真惨，敌人好几次迫近他都差点成为俘虏远押沙漠了；七日七夜，他提心吊胆，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睡过一回好觉；若不是买通阏氏，他现在还能回到都城长安稳稳地坐在宝座上吗？只要一回想，他都感到后怕不已。于是，刘邦再次从飘然的陶醉、从霓虹的云端回落现实。一旦回到现实，就想起了刚刚当上皇帝时与群臣的一段对话。他曾颇有自知之明地说道：“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是的，他并没有多么了不得的本事，只是会协调人际关系知人善用、有韧劲百折不挠，当然运气也相当地不错。一旦清醒，刘邦又开始注重眼前脚踏实地，讲求传统的实用主义，并将它游刃有余地加以运用。他抓住大好时光，充分地享受美好的人生。只要过去的流氓习性一露头，他就不加任何掩饰、无所顾忌、名正言顺地大耍一通。中国的皇帝，高高在上，全体人民仿佛就是为他一人而活，耍点小小的“流氓”，可真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农民出身的他也没有太多的欲望与奢望，他很知足。

在对生命的挥霍与享受中，刘邦一天天地衰老了。特别是他一生中最为突出的好色之癖，有时想做也有了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味道。

白登之围六年之后，公元前195年，刘邦过了一段长期安稳而舒适的生活，内心那不安分的“流氓”因素又开始涌动起来。正在这时，黥布起兵谋反，刘邦一时心血来潮，全然忘了白登之围的困窘与危险，又要提兵亲征。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被一支突然飞射过来的流箭射中。当时并没把它当回事，可在返回途中却病倒了，一病就病得相当沉重。吕后赶紧找来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良医诊断过后，刘邦问道：“你看我的病还能治好吗？”医生诚惶诚恐地回道：“能……能……”刘邦一瞧他那副畏畏缩缩、吞吞吐吐的样子就来气，不禁破口骂道：“我以一个布衣贫民的身份手提三尺利剑夺取天下，这难道不是天命吗？人的生死祸福、荣华富贵都是老天主宰，老天要我的命，就是神医扁鹊也无法医治；老天若是让我继续活下去，不用医药自然也会痊愈。”说完后就不肯治病，命人拿出五十斤黄金赐给良医让他走了。

就内心深处而言，刘邦并不惧怕死亡。这辈子，他在死亡的边缘行走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的绝处逢生使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还活在人间。这辈子，从一个布衣、一个流氓而贵为天子，金钱、美女、荣誉……该得的似乎都得到了，该享的福全都享受了，还有什么值得遗憾与流连的呢？要说有的话，恐怕就是太子一事最让他烦心、让他担忧了。平心而论，吕后对他的霸王之业起过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他对她也有感情。但是，女人年老自然色衰，色衰就会失宠。封为汉王那一年，刘邦在定陶遇见了他生平最为宠爱的戚夫人——就是那个被周昌撞见、一天到晚都恨不得抱在怀中的戚姬。他与戚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刘如意，爱屋及乌，自然是欢喜得不行。而戚夫人也一天到晚地在刘邦耳边絮絮叨叨，希望他废掉现任太子刘盈改立刘如意。刘邦对刘盈的仁弱早就不满，也有废立之意。可是大臣们、特别是吕后极力反对，刘邦无法一意孤行，只好听从“民意”，退而求其次，立如意为赵王后。他对吕后的阴险与能耐、对皇位之争将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心里十分清楚，他似乎预见到了一旦他崩驾后，自己心爱的女人与儿子的悲惨结局。然而，他已病重在身，来日无多，加之吕后又一天到晚守候身旁，他无力改变、挽救戚夫人与刘如意的命运，只有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刘邦不肯医治，病是越来越沉重了。随从、部下们都知道皇上快不行了，吕后赶紧上前询问后事。临死前，刘邦虽然病疼难忍，但头脑相当清醒，他有条不紊地一一作答。此后好多年，汉朝的人事安排及有关方略都是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在执行、发展。

刘邦之死，与秦始皇、项羽也迥然有别。秦始皇一直怕死、忌讳死，不断地求仙寻药，他之大修陵墓其实是为了追求另一种永生，对这种刻意求生的表现，广大民众一直不以为然；项羽不怕死，但他自我结束生命的方式却不可取，古人认为父母所赐之头发肌肤都不能随意对待，何况高贵的生命呢？唯有刘邦的死亡最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生死有命，既不要怕死刻意求生，也不能寻死有意自残自戕，应以一种顺应自然的方式对待生命。

不唯其死，就是刘邦的生存、生活方式，也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认同、认可。

刘邦最近人情，他不刻意拔高自己，不故弄玄虚故作姿态。他当了皇帝，可骨子里还是一介布衣、一个平民，大家觉得他最为亲切。如果以我们今日的“市民化”概念作为类比，那么他就是古代典型的“农民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这一性质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刘邦的性格、观念、行为就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典型与代表。他仿佛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五情六欲，从不掩饰。他时常跟着感觉走，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并不怎么苛刻自己，也不确立一个遥不可及的远大目标与远大志向。凭自己的能力与本事去做，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相信天命，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高高在上、大言希声的老天，谁也无法与之抗争。但他有韧性——一种“狗皮膏药”般的粘劲，他不怕失败，跌倒了爬起来，将身上的灰尘拍拍，抬头望望天空，又百折不回地开步前行。

是的，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喜欢刘邦这位老大哥似的皇帝。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是刘邦奠定了中国的“汉魂”。“汉人”、“汉族”之称，不都肇始于刘邦所开创的汉朝么？

汉朝，的确是一个令人值得怀想、令人感到亲切的朝代。他们对人间现实葆有一份难得的执著与热情，并希望长期延续、永存不衰。我们从那些汉代的艺术品中常能见到有关生活场景、人物对象的刻画与塑造，有时甚至是非常世俗的普通之物，比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

然而，也正是汉朝，使得中华民族的实用主义精神更加深入大地。老百姓只讲究实际与实惠，享受安乐与富足，长此以往，必定失去宝贵的追求与高尚的理想；过于世俗化，必然远离崇高、伟大与创造，变得短视、平淡而平庸。

刘邦的所谓“流氓性”，其实也包含着多重意义。它的正面效应如充满活力、视野开阔、权变通达、豁达大度、百折不挠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刘邦的帝王之业；它的负面因素如低级下流、放刁耍赖、为非作歹等常为人们所不齿而弃如敝屣；而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乃是它的中性效应，如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享受生活、讲求实际、精明圆滑、阴柔计谋等等。

刘邦的怀柔与流氓手段不仅成为后世帝王的典范，也使得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高贵之风、磊落胸怀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一股阴柔、世俗、庸常之风逐渐弥漫开来，残酷地侵蚀了民族健康的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