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董仲舒诞生在赵国广川县一个名叫董家庄（今河北省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的普通村子。有关他的家世，史书未见记载。但从他小时候就接受启蒙教育这一点来看，当是出生在一个家境比较富裕的庄户人家。董家庄没有学堂，小孩读书，得走上十多里路程，到邻近的十里长村去就学。十里长村有一个源自官宦人家、推崇儒家礼义的苏氏大家族，因此，学堂所教，不外乎也就是儒家的那一套学说。儿时的启蒙教育就这样决定、影响了董仲舒一辈子的人生道路。此后的学习、研究与发展，也只能沿着早年的儒学一脉深掘精进。

学业稍有所成，董仲舒做过一番继续向外发展的努力，但都没有取得重大成功。于是，他就回到故乡，当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民间教师。

在教学的同时，他一直都在潜心研究《春秋》，寻求该书的微言大义。

春秋时期，各个封国都有编订史书的传统，《春秋》，本是一部记载鲁国历史的史书，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编年史。然而，经过孔子对它的一番刻意修订与整理之后，《春秋》顿时身价倍增，由一部普通的历史书籍变成了一部著名的儒家经典——融褒贬于其中，以儒家思想为宗纲的政治哲学典籍。《春秋》经文不长，只有一万六千多字，语言简练而意义朦胧，后人争相为之注解，流传且有名的主要有《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及《春秋梁传》。这三传分别阐述了作者不同的思想，它们各自成家，在历史上成为三门独立的学问。

《左传》是《春秋》的第一个注释文本，出自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之手，《春秋》只简单地记载史实，而《左传》则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事件的具体过程，它以事实解释《春秋》，是一部政治史书；《春秋公羊传》与《春秋梁传》皆得孔子正传，孔子将《春秋》的政治思想口授给弟子子夏，子夏又分别授予弟子公羊高与梁赤，这一口授心印的传承经过公羊高与梁赤的发挥，终至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春秋》学理论体系——《公羊传》与《梁传》，它们于汉代才形成文本，但《梁传》比《公羊传》还要稍晚一些。两书体例同一，很少叙述史实，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发挥、注说《春秋》大义，其差异主要在于解释《春秋》的思想观念各各有别。

董仲舒早年曾到齐地求学，拜在公羊氏的门下，在公羊学馆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深得公羊学之真传。此后，董仲舒便将春秋公羊学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主要研究目标。他的所有著述，其引文大都来自《春秋公羊传》。

董仲舒为探究《春秋》奥义，几乎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据《御览》八百四十引《邹子》所载：“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研究一深入，他书也顾不上教了，将自己关在屋内不分白天黑夜、废寝忘食地旁征博引、苦思冥想，三年时间，连到自家菜田边散步行走都不曾有过；骑马时也没想到要去分辨胯下所乘为雄为雌，一门心思所系，全在“经传”二字。上述文字虽然有点夸张，但多少反映了董仲舒那种锲而不舍、刻苦认真的钻研劲头。不仅如此，他还以儒家思想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一言一行，都染上了儒家的色彩，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具有了儒者的风范，乃至“进退容止，非礼不行”。

以董仲舒这种拼命的刻苦精神及他那与生俱来的聪明颖悟，可以想见的是，他在研究春秋公羊学方面肯定会取得超越他人的突出成绩。因此，在四十多岁时，他就被景帝拜为春秋公羊学博士，当时同拜这一官职只有两人，另一位是年事高迈的公羊学研究专家胡毋生。古代的博士并非现代的学位名称，而是学官名。秦朝时，只要通达某一领域的理论学说，都会授予博士官职，充当君王的参谋顾问，制定政策法令。由此看来，博士官不过是君王手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一个工具而已，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御用文人。而专为春秋公羊学设立博士位，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董仲舒被当朝皇帝授予博士，自然是春风得意、喜不待言，这可是自己长年努力的一种报偿，是学术成果得到社会承认的一种标志呵！然而，景帝时的博士官大多不过是一个空空的头衔，他们只能“具官待进”，等候皇帝的任用。于是，董仲舒与胡毋生一同待在京城，一天到晚眼巴巴地盼望着景帝的招用。他们在一起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传来皇帝那掷地有声的神圣御旨。景帝只重黄老之学，其他学科的博士只是当当“摆设”，做出一种重用天下知识分子的姿态而已，根本不会受到朝廷的真正任用。

胡毋生早已等不及了，就对董仲舒说：“与其这样等着干耗，还不如回家找点事做呢。”于是，跟董仲舒道过一声别，就匆匆离京返乡走了。董仲舒又在京城待了一阵，实在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曙光，只得无可奈何地清点行装打道回府，准备重操旧业。

董仲舒一脚踏上故乡的土地，便与京城的冷落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在，他可是受到皇帝钦点的博士，在普通人眼里，博士就是学问与权威的象征。听说他要正式收徒讲学，前来报名、求教的年轻人络绎不绝。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零碎而肤浅地讲说儒家学说，而是系统地向学生们传授春秋经传理论。学生一多，教室坐不下，有时不得不改在露天广场授课。董仲舒传授儒家经学，其规模与成就虽不如孔夫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但也培养了不少在中国历史具有一定影响的优秀人物。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记：“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就连《史记》作者太史令司马迁本人，也曾拜在董子门下求学。

董仲舒除在家乡授徒教学外，还游学四方，并受到河间献王的召见求教，一时声名鹊起，颇受世人尊崇。表面看来，他的日子似乎过得十分风光，可内心深处，却缠绕着一股无法化解的“从政情结”。“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儒者们一贯的精神支柱与人生追求，深得儒学精髓的董仲舒更是如此。不能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哪怕学问再多、名气再大、日子再风光，似乎也是没有多大的“出息”与价值的窝囊废。一晃悠，他已六十多岁的人了；再一晃悠，一辈子的时光可就过完了，于是乎，心里免不了有着一种难耐的急迫与焦灼。然而，除了热切渴盼与静心等待外，也别无他策。

机会终于来了！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经过前几代君王“无为而治”的积累与铺垫，汉代的政治、经济都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武帝认为，时代的发展再也不需要过去的黄老思想了，他可不想让无为而治束缚自己，他要站在祖辈的基础上实行有为而治，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刚一即位，就征召贤良，表现出对儒家的极大兴趣，并相应地采取了一些重儒措施，结果受到他的祖母——执掌汉朝实际大权、深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干预而夭折。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早就跃跃欲试一展鸿鹄之志的汉武帝认为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时代已然来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改年号，将建元改为元光。也正是从他开始，此后的帝王动不动就养成了更年改号的陋习，陶醉在一种虚幻的信仰、夸耀与自我安慰之中，却给历史平添了一份人为的繁杂。

接着是一番对内对外的“综合治理”，然后，汉武帝那鹰隼般的目光又投向了天下文人学士身上，再次向社会广召贤良，让他们出谋献策，辅助君王治国，使得天下英雄“尽入彀中”。

汉武帝初次征召贤良时，董仲舒正游学四方，停留在河间献王处与他切磋学问。他人居河间王国，户籍却在赵国，因此初次举荐的贤良之士中便没有他的名字。“福兮祸所伏”，如果初次征召进朝任用，以董仲舒的才能与性格而言，将很有可能遭到窦太后无情的压制与打击，当初建议、帮助汉武帝重用儒学的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赵绾就是在窦太后的威逼下撤职，尔后又自杀身亡。然而，董仲舒毕竟在年轻的皇帝身上看到了儒学振兴的曙光，并对他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因此，他对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也更加努力了，“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等到汉武帝完全执掌朝政再次征召贤良这一年，董仲舒已是六十三岁的垂暮老人，虽然晚了一点，但他一直葆有着一颗“参政议政”的勃勃雄心，哪怕再老，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一难得的也许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于是，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又一次欣欣然地来到京城长安。这次，他不仅没像上次那样“坐冷板凳”，似乎为了补偿似的，还享受到了一份难得的殊荣：在所有被推荐的一百多名贤良中排列第一，考试结果出人意料地令人满意，汉武帝又特地为董仲舒加试两场，以虚心的态度向他垂询较为系统、完备的治国之策。汉武帝三次策问，董仲舒三次答对，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为：一、君权虽为神授，但上天总是警告、谴责、威胁人间君王的恶劣行径。因此，君王要努力实施德教，贬抑刑罚，更化旧的陋习；二、兴办太学，培养贤士，知才善任；三、文化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是董仲舒的落脚点之所在，他抬出毕生都在潜心研究的儒家经典《春秋》为据对汉武帝说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思想理论的一个总纲，其展开、充实与完善都反映在他此后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之中。

董仲舒所言，可谓“正合孤意”。汉武帝审阅这些策论之后，自然大加赞赏，大多采纳，严厉推行：兴太学、建庠序、置明师，将儒家所存的五部经典《易》、《诗》、《书》、《礼》、《春秋》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经”成为儒家典籍的专称；废除诸子博士，专立五经博士，博士之官由此为儒家所垄断，儒家之学也一跃而成为官学；将帝王的封禅活动及五行说纳入儒家体系，以神化儒学，运用五德始终说诏令天下，改定历法，使得普通百姓加深对儒家的神秘感，将其思想渗入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此一来，儒学不仅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社会生活行为的一种准则与规范。“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假汉武帝之手，将儒学奉为永恒不变的大法，奠定了儒学在当时以及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中的主宰地位。

独尊儒学，虽然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岁月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其中一个最为直接的恶果，就是导致了儒学的政治化。对此，翦伯赞曾在《秦汉史》中论述道：“儒学哲学变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的政治原理，变成了衡量文化思想之标准的尺度。一切与这种原理相冲突的古典学说，即使比儒家学说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从头到尾被摧毁。从这一时代起，孔子便从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来，变成了东方世界之罗马教皇，而儒家哲学也就变成永恒不变的真理。谁要批判儒家哲学，谁就是名教的罪人，文化的叛逆。”直到今天，儒学仍被不少“卫道者”奉为不可更移的圭臬。

定儒家于一尊，这是类似于秦始皇大规模焚书的一次文化浩劫，所不同的是两者运用手段有别，一用强制毁灭的方式，一以柔性打磨的策略。汉武帝、董仲舒的钳制手段远比秦始皇、李斯高明，其改变也更为彻底，影响也更为深刻。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认为：“秦以后的文化曾遭受到三次厄运：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一次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又一次是明初的科举制度。在这三次中，要算董仲舒所发动的这一次对封建政权的长期巩固所起的作用为最大，其在文化上危害也最长远。”

儒学一旦成为“国教”，也就变成了一门不是宗教的准宗教，广大民众的信仰在此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将那独一无二主宰宇宙的上帝降格为封建帝王将相与儒家代表人物。一个没有真正宗教的民族其想像力必然退化，思辨必然贫弱，信仰必然世俗，一个两眼只盯着自己脚下的极端实用主义者永远也不可能成长为一名伟大的巨人。

罢黜百家，使得全国只剩下了一门异化了的政治学问——儒教。当官的、教学的全都成了清一色的儒生，研究儒学成为一条通达之道，其他学说自然地就冷落了。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确立为正式的文官制度。从上到下，国人所读之书、所明之理全部都是儒家的一套“玩意儿”。而儒家经典不过就那么少量的几本，其教义更不能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两千多年来，全体儒生（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知识分子）所干的事情，不是诵读六经，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左冲右突，怎么也突破不了那张无所不在的“儒教之网”。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智慧、才华与创造就这样白白地空耗浪费，他们留下的所谓成果就是一大堆在数量上相当于其他诸子研究总和的没有半点用处的儒学专著。国民性中的自我封闭、盲目自足、因循守旧、不思奋进等莫不与儒学的定于一尊密切相关。

儒教以礼为规范，仁为思想核心，义为价值准绳，知（智）为认知手段。而礼教压抑人性，仁义限制经济的竞争与自由发展，一味地讲求道德使人变得虚伪，实用主义态度让人变得卑微委琐，怀旧复古使人陶醉于往昔的荣光中不思进取，三纲五常捆绑手脚束缚行为……人们没了自己的选择与思想，只能以统治者规范的儒家圣人与儒教经典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日子一长，国民的思想萎缩了，精神麻木了，情感异化了，创造僵化了……而封建统治者却从中大获其利，虽然君王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但封建制度、专制政权两千多年来却一以贯之地延续不断。

思想归于一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干预学术的恶习，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成为文人志士们只可缅怀的“绝响”。两千多年来，学术成了政治的附庸与奴婢，没有独立的地位，更没有竞争与争鸣。不论学术，还是思想全都僵化、凝固成一潭波澜不兴的“死水”。于是，社会除了原地踏步兜圈子外，哪里还有什么别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