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明武宗正德五年八月间的一天：我没有考证出到底是哪一日。当然也无从知道那天北京的天气怎么样：比如是不是晴朗，扬不扬沙——人们有没有换上夹絮的长袍。反正，泛黄霉臭的史书中，记载着这天的那一页透着难得的金黄，以至几百年后，人们翻到此页，眼前似乎还会不自觉一亮，像是在漫天阴霾中见到了一抹灿烂的阳光。

大部分人想象中的那天，天应该特别高，特别蓝，空气特别清新，就像一个欢乐的节日——几年来如铅板般重重压着大明江山，使天下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的乌云被萧飒的秋风卷得干干净净。可再强劲的秋风也卷不尽那触鼻的血腥——

那天是一个人承受凌迟之刑的日子。对凌迟，我实在不想说太多。看看它的得名吧：“陵迟”，原指山陵斜坡逐渐低下，含慢慢之意——让人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也叫“磔”，俗称“剐”，受刀从八刀、十二刀、二十四刀直至几百几千刀不等。

当时的一位监刑官留下了笔记，明明白白记着那人承受的刀数：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甚至记了他第一天受了三百五十七刀后还能喝下两碗稀粥——以证明这次剐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还有人记了，他那几千片剐下的、如“指甲片”大小的肉，被仇家以每片一文钱的价格抢着购去，生生吃了。

没人谴责嘴角滴血的人们的残忍和兽性，大家都理解彼此的心情。更没有人怀疑此次酷刑的正义：谁都相信这个受刑的人是有史以来最为臭名昭著的坏蛋之一，完全是罪有应得。很多人甚至还很遗憾——遗憾世界上已经找不到比凌迟还惨烈的刑罚了。

受剐的人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间被人们私下称之为“站皇帝”，除了武宗，大明朝权力最大的人物，天字第一号宦官——司礼掌印太监刘瑾。

受刑那年，刘瑾正好六十岁。

刘瑾的罪状不外乎三条：谋反、贪贿、残害忠良。

谋反的证据是抄家时得的一些物件：“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带诸违禁物”；还有他平日所持的扇子“内藏利匕首二”，似乎刘瑾真的想凭这两把匕首和区区几百件兵器（衣甲千余弓弩五百）夺得大明天下。

贪贿则不用多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选出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五十人：在入选的包括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内的五十人中，有六名是中国人，而刘瑾就是其中之一。据说抄家时搜出了黄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万两。

有人算了，明朝时一两银子大约折合现在人民币377.6元（据吴思《刘瑾潜流》）。

一些史书晦晦涩涩地暗示，尽管直接导致刘瑾覆灭是因为谋反，可那些兵器违禁物不过是刘瑾的收藏玩物、甚至可能是抄家时太监的栽赃——所以真正相信并对刘瑾所谓的谋反光火的应该只有武宗；贪婪固然可恨，但也不至于使他遭受如此极刑——千百年来国人仅仅因为当权贪贿而受磔的实在很少很少。

史料里密密麻麻连篇累牍的大都是刘瑾如何如何处心积虑、如何如何睚眦必报、如何如何“威福任情”——疯狂无情地迫害对手。

史书上的蝇头小楷，照例是规规矩矩横平竖直，一撇一捺中透着股寒气。但尽管每个字都像是饱经沧桑的老人昏花的眼，冷漠而疲惫，我似乎还是听到了当初下笔之人咬牙切齿可怕的吱吱声——

朗朗乾坤，岂能容一个阉人如此蹂躏大臣、残害忠良！活该千刀万剐！

《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里写到了刘瑾的一次哭泣。那是一次在亲信面前的失态，刘瑾哭得很伤心：“从前宫里人担心受外臣欺凌，推举我来对付他们。我舍身豁了出去，打击的人实在太多了——如今整个天下的怨恨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真不知自己的结局会是怎样啊！”

这篇史料还记载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景。文坛泰斗李梦阳得罪了刘瑾，下狱等死。康海，弘治十五年状元，出马了。昂昂然到了刘宅，颇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势力如日中天，气焰不可一世的刘瑾“大喜，为倒屣迎”。康海一点也没客气，辟头便问：“昔日高力士宠冠群臣，且为李白脱靴——公，能之乎？”说着斜眼乜着刘瑾。刘瑾不含糊：“即当为先生役！”弯腰便欲动手。康海忙说李白不是自己：“今李梦阳高于李白，现下有难，而公不为之援——奈何谈为李白脱靴呢？”刘瑾立即承诺“当为先生图之。”第二天就放了李梦阳。

康海不是什么在政治上很有能力，能给刘瑾多大帮助的人物。尽管文名很大，不过是个小小的修撰、单纯的文人。《明史》里说刘瑾此举是“以海同乡，慕其才”。重乡情好解释，发达了谁都想在乡人面前显摆，连楚霸王都未能免俗，不顾被人讥笑沐猴而冠硬是要立自己老家为都。可那时的刘瑾除了皇上，肯在谁面前弯一弯腰呢？何况亲手替人脱鞋子！看来他对于康海这等文人，确实是慕才。如此“慕才”的刘瑾，如何就与以才气自任的外臣搞得如此势如水火呢？

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句废话。对于正常人，有史以来，好像还没有别的问题有如此惊人的一致：宦官，原本就是不能接近的、肮脏的、丑陋的异类！不是吗？自盘古开天地，世界上就应该只有两类人，男，或是女。没有男根的男人，到底是什么玩意？——妖孽！

这不仅仅是对异类本能的排斥吧：男权社会，经纶天下的只应该是堂堂须眉，连女子都属于祸水，都是晦气色的，只该呆在家里，惶论不阴不阳的怪物！

从先师孔圣人开始，投射到这个群体上的眼光就是鄙夷、不屑的。孔子周游列国时，离开卫国的原因就是感到了屈辱——让他跟在卫灵公的车子后面。这原本很合理，孔子是最讲究礼节的，绝不会狂妄到想僭越诸侯。一切只是因为：卫灵公与夫人同车招摇过市倒也罢了，最难以容忍的是，车上居然还有个宦官陪侍！

对这个群体，称谓多种多样，除了比较中性的“中官”、“中涓”之类外，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就有“阉人”、“腐人”、“腐夫”、“内竖”、“阉狗”等等。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到一张张道貌岸然的脸上的厌恶不齿之色。

可谁也不会建议皇上废除制造这个群体的制度，谁敢说皇上身边不需要这些人呢？皇上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何况还有三宫六院，这么多人吃喝拉撒，难道皇上皇后自己动手不成？抑或，大伙轮流换下朝衣，短打扮了进宫干活去？笑话，即使大伙放得下架子皇上也不放心啊？——皇上难道就戴不得绿帽了吗？

起初，外臣士大夫对宦官仅仅只是当皇宫中干活的杂役——奴才——看待的，就像古印度婆罗门、刹帝利种姓对吠舍、首陀罗一样，完全是高高在上的态度。任何将自己和宦官相提并论的言行都是最大的侮辱。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痛苦地提到：“刑余之人，无所比数。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连平庸之人有事涉及到宦官，都个个垂头丧气的，何况慷慨之士？

高者自高，卑者自卑，如果能一直这样倒也相安无事。

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饱读圣贤书的外臣们渐渐发觉，形势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昔日毕恭毕敬唯唯诺诺的奴才，竟然开始慢慢直起了腰、慢慢抬起了头、肃穆庄严的朝堂上不时响起了令人作呕的尖厉腔调……最可怕的是，这些不男不女的阉人，发布一道道荒唐的命令时，竟然口口声声说这都是圣上的意思——不信你看，至尊的圣上不是面无表情或是低眉顺眼、一声不吭吗？

就这样，宦官攀着皇上的肩膀一步步爬上来、一步步踩到自己头上来了！

自有政权以来，几千年里外臣间的争斗其实没有片刻停息。文人输给文人、武人输给武人、文人输给武人、武人输给文人……无论谁输谁赢——尽管也常有人为败给向来不屑一顾的草包、下僚、文盲、莽汉而痛心疾首——可实际上心里总觉得没那么过不去：对手再狠毒、再卑鄙、再不堪，毕竟还和自己同属一个档次、都是一朝之臣、最起码是个男人是条汉子、都能算个堂堂正正的对手。

可要是被那些阴阳怪气的奴才给踩在脚下呢？

用个粗俗的比喻：世代名门、明媒正娶的夫人，竟然沦落到要和青楼出身的小妾平起平坐，还时不时得让她当家、听她吩咐——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像淫荡的小妾总是容易得宠一样，宦官总是很容易从皇上手里窃得权力：毕竟天天在身边，亲切而放心；又无儿无女没有为后代挣基业的私心；而且聪明伶俐百依百顺，绝不像外臣那样整天板着脸满口让人倒胃又无法反驳的大道理——朕累了，你们替朕看着办吧。

从宦官如羊蹄子试汤那样小心翼翼战兢兢地迈入政坛的第一天开始，外臣和宦官，这两个原本高低悬殊、河水不犯井水的阶层就成了不可调解的对手。皇宫高墙如一道鸿沟，重重地划在交战双方之间，简单粗暴地将所有人分成了两个阵营：忠良，或是奸佞的妖孽——这是天下第一等的大是大非。这道鸿沟是如此的深不可测，以至与它相比，其他所有的沟壑都成了些浅浅不足道的裂纹：各自阵营中，如果还有必要进一步细分出三六九等、分出忠奸善恶，那都是同一战壕内的事，纯属内部矛盾。——清清楚楚的，不是黑就是白：只要白了，再脏也是白的；一沾黑，那可就再也洗不回来了。

反正，从外臣眼里看去，此岸统统都是受屈的忠良，彼岸则整窝是正肆虐的、或潜伏着预备肆虐的妖孽，当然还有那些自甘堕落跨过鸿沟的妖党。

修史向来是士大夫的义务和权利，而士大夫向来是鸿沟此岸最庞大最坚定的战士。于是，自诩才、学、识、德俱全的一代代史家，充分发挥了孔子修《春秋》传下的笔法，在薄薄的宣纸上向鸿沟彼岸发出了一笔笔凌厉的征伐——不畏强权、不隐恶、立场分明、慷慨激昂、仗义直言，这就是他们自诩的史德吧。

他们当然不会怀疑自己的正义性，更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代表了天下民心，以至很少考虑那些胼手胝足终年挣命为衣食的人更关心的是什么：到底发号施令的是不是正常人重要呢，还是号令本身要不要命重要？

就算天下大义相同吧，但，果真只要仗了义，言一定就直了吗？

看看刘瑾最为士大夫痛恨的罪状：残害忠良——是不是只要受到刘瑾打击迫害的，就都是忠良呢？

我无意纠缠于每个被打击的人在德操上是不是都无愧于忠良二字，但从字里行间仔细看去，却发现，残害忠良的大题目下面，刘瑾以“矫诏”的名义，曾发动了一场雷厉风行的吏治整顿！

很多大臣受到陷害，罪名是查盘查出了亏空。查盘，指的是对天下军民府库、钱粮、各边年例银、盐引、军器，乃至夫运、柴炭，方方面面经济帐务的一个彻底清查。该赔的赔、该罚的罚、该充军的充军、该杀头的杀头！

还有清丈。清丈，指的是重新丈量天下田地，将被豪强勋戚蚕食隐没的部分重新丈量出来，超过限额的给“无田民种之，如例起科（征税）”。从正德元年把执朝政开始，刘瑾多次开展了大规模的清丈，尤重视清丈被边陲武将吞没的屯田。

整顿吏治，历代都是极艰难的事。刘瑾的整顿相对历史上其他能臣，却也有其独到之处：他有一般外臣不敢施行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手段，客观上对畏恶不畏善、长于敷衍的奸猾之徒是极有效的鞭策。清丈时，居然有官员畏惧刘瑾的严厉，自劾其父。当然效果也很可观：仅正德三年，山东巡抚周熊一次就清出隐没田地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余顷。

对此，史家自有看法，说这不过是如武则天时的《罗织经》一样，只是刘瑾打击反对派的一种手段，再说动机很明显，完全是太监贪财的本性——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残害忠良！

尽管历次整顿都没有回避刘瑾的亲信——连已经做到兵部尚书的刘宇，都因其前任大同巡抚时耗费过多惴惴不安，上疏请求“少垂优礼，将远年巡抚任内事听与开释。”但大家还是异口同声：奸宦的手段罢了！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一般宦官通常牢牢抱成一团相反，刘瑾的紧箍儿竟然套到了自己同类身上。他当权期间，禁止宦官干政，限制太监势力，还搞了个内厂，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监视其他太监主管的东厂、西厂。法令严得连同党都叫苦连天，背地里称其为可怕的洪武皇帝再世——“小太祖”。

史家的解释是：还不是为了专权？——你内厂难道就是善男信女？

整顿的内容应该远远不止这几项，刘瑾倒台后，廷臣奏请恢复在刘瑾手里调整变动的法令有：“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几乎涵盖了政务的所有方面。据说包括整顿了历来最头痛的盐政、甚至还降低过赋税、也逼过寡妇改嫁、穷人火化。

仅仅为了打击对手，似乎是不必要把摊子搞得这么大的。

但后人很少对整顿的内容感兴趣，反正一切都不重要。

还是那句话，凡是在这场整顿中受了苦的，无论是不是贪污的、受贿的、霸占田地的，只要是刘瑾的对头，都是忠良！

拂去史书上厚厚的灰，站在鸿沟中央冷眼看去，刘瑾正是死在了这几项整顿上。这场整顿，正如他自己说，使得天下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了他一人身上。

清丈、查盘，从人家嘴里生生抠回肥肉，能怨人恨你入骨吗？宁夏之变，安化王朱寘鐇以诛瑾为名振臂一呼，被刘瑾抢了家当的武臣纷纷响应造反，杀机来自边陲；征伐回师途中，大臣杨一清见时机已到，几句话说动监军太监张永，杀机来自外廷；早已被刘瑾压制得浑身不自在的张永回宫后，和同党一番精心布置，杀机来自身边……

终于，一切具备，众人合力磨快了刀，把个刀柄递到了酩酊的武宗面前。

“他刘瑾想要什么？”醉眼朦胧。

“要天下呢。”

“那就给他好了！”舌头还打着结。

“那该怎么安置皇上您呢？”

酒立时醒来，一身冷汗的武宗不能不震怒了。很快，武宗眼前出现了刘瑾家抄出的违禁物品、扇子内的锋利匕首等一干物证，他咆哮着一拍龙案，干脆利落地结束了一个时代。

天下人终于迎来了这场等了很久的、皆大欢喜的凌迟！

尽管谁也不能否认正德年间的大明王朝是多么需要一场深刻的整顿，但我无法替刘瑾翻案。不仅是现有的资料都是鸿沟这边的士大夫留下的，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说明这次整顿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多大的益处；而是我相信，不管刘瑾出于什么目的实行了这场整顿，第一天就注定了失败。

几千年来，治理我们的国家，靠的都是两种手段，道德和刑罚，缺一不可。尽管每个王朝立国宗旨不同，在二者间有偏倚，但儒家看来，道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刑罚。以德治国，首要的条件就是执政者自身做好表率，圣人在《大学》里说得明明白白，要治国平天下，先得修身齐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不知刘瑾是否看到过这几句话，假如见过，当时他的心情是什么呢？身，还能算是完整的身吗？家呢？自小净了身，连姓也是跟前辈太监的，还有家吗？死后连祖坟也进不了啊。尽管太监大多没读多少书，但那几句话是谁都听过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刘瑾打了个寒战，他强迫自己不去想——可事实上，无论哪个宦官都将一生纠缠其中。

身、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最基本最起码的道德载体，却是宦官永远的缺憾。

既然不可能做成万民的表率，那么以道德自命的外臣就永远不会真正敬服自己，如此只好用刑罚的手段了。像溺水的人抓住唯一的浮板，得志的太监死死攥着这根沉重的大棒，高高举了起来——打到尔等仰视我辈、乖乖听话为止！

都说太监毒、太监狠，不错，太监下手的确是残酷无比。既然被道德拒之门外，那么道德对人的约束也就不会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他们真正是肆无忌惮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太监都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一有机会，当然要疯狂报复：凭什么你们三妻六妾儿孙满堂？扒下裤子，打！凭什么你们觉得自己清高伟岸而把咱家当奴才？打！

凭什么你们称公，我们就得叫公公呢？——打！

刘瑾有两个发明，一是创造了一百五十斤重的大枷；二是训练了一支神奇的杖刑队伍，可以将板子使得出神入化，据说用衣服包了青砖做试验，可以打得青砖粉碎衣服却丝毫不破。

看着大枷下的人气息奄奄、看着板子下去血肉横飞，太监绝不会有半点的怜悯，甚至还可能有这种念头：如果老天能使我重新当个堂堂正正完整的人，我宁愿天天受枷受杖！一时间，太监跋扈的脸上不自觉对着血肉模糊的犯人生出了嫉妒之心。于是转眼又一种恶毒从心底升起：这点折磨算得了什么？当初咱家净身时，那百来天的苦楚，尔等可曾体会？钻心的痛、拉撒满床，还得提心吊胆，生怕过不了这鬼门关——谁不知道伤口是多么容易感染，十个中总有两三个就此了账？再想到平日里这些鸟官总是趾高气扬视我辈如无物，于是又一叠声声嘶力竭的尖叫：“打！给我狠狠的打！往死里打！”

离开了道德的协调疏导，光靠重枷大板来治理天下，成果如何，谁都可以预料——尽管一时间大明王朝的政治机构在刘瑾的威压下似乎运转得特别快。

刘瑾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得不用一些卑鄙无能的小人来进行他的事业，毕竟天下事不是仅仅依靠太监自己就能控制的。

凭良心说，刘瑾算是比较重才的。不仅体现在对康海之流文人的敬慕上，他尽量把手里的人用得合理，不是由着性子乱来。死党焦芳想让儿子中状元，遭李东阳抵制，找刘瑾诉苦，刘瑾答：“你儿昨天在我家写了首诗甚是拙劣，你还能恨李东阳？”另一个死党刘宇，化万金入了内阁，但他要真正入阁办事时，刘瑾拦住了：“你还真想当宰相？”言下之意你小子没那本事。对有才干的人他尽量拉拢，如韩福，做知县时就有政绩，后来因事下狱，刘瑾得知，立即赦免，拜户部侍郎。

在历史上，明朝是外臣士大夫拜倒在宦官脚下最多的一代。可能是历史发展到那时，太多为善不报为恶善终的教训使得人们都聪明现实了起来，尽管心里对阉人的鄙夷不会改变，却无论如何先得到眼前利益再说；还可能是明朝体制在太祖的精心规划下，所有权力牢牢地集中在了皇宫之内，反抗宦官缺少如唐朝时地方藩镇那样有力的支持；还可能是入仕途径只剩下了科举，不同于汉时，仅仅凭着不畏强暴的好名声就可能被人推举去当官，旗帜鲜明地和宦官作对更是迅速出名的终南捷径……

问题是，有多少正人君子，多少真正有才干的人敢跃过那道鸿沟呢——跃过这道鸿沟的，大多是在那边混不下去了豁出去到这边搏一搏富贵的下流货色。

鸿沟就像一道精钢滤网，把所有铁骨铮铮的真豪杰真好汉统统留在了那边。而他们，自古就是天下人心目中正义的代表、真理的化身……

就算有几个如张居正之类不世出、不为世俗所拘的伟才能坦然来往两岸，可那种角色岂能为旁人驾驭？那时，台上的主角还能是不伦不类的太监吗？——一番心机，还不是只落个插科打诨的二花脸？

既然你们不为我用，满身本领留着策动百姓与咱家作对，那休怪咱家无情！

木枷越来越重、板子越来越狠……

屈辱和仇恨在重枷大板下悄悄地堆积着……

以重枷大板、小人庸才来进行艰难的吏治整顿，来对付满天下的怨恨，刘瑾下场早就注定了……

从刘瑾那次哭泣可以猜想，也许他是预料到自己的下场的。

但他是聪明人，他很清楚自己已经回不了头。

他不会不知道历史上那几次宦官的灾难：像汉末袁绍那回，杀得性起，见了没胡须的就砍，吓得那些嘴上没毛的只好脱下裤子验明正身才能逃过一刀。他明白外臣和宦官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他理解千百年来外臣对宦官的极度厌恶，就像他本人其实也很厌恶自己那样：别的不说，每次往身上喷洒香料就令人懊恼，可不这样做怎么掩盖身上那股尿骚味呢？——外臣们是死也不会理解做一个宦官的痛苦的：去势的人十有八九伤了尿道，整日的总是淋淋漓漓的。他们叫我辈什么来着？腐人？腐臭的人，一点没错啊！我辈腐人骑在他们头上，他们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别看他们此刻在面前跪得规规矩矩的，谁不知道一个个恨得连肠子都磨成了利刃啊。自己万一一松了手，大权旁落，他们肯定是会立即翻脸，一窝蜂扑上来噬咬的。没办法，只好一天紧似一天的捏着，做梦也睁开一只眼。

当初怎么骑上这可怕的虎背的呢？开始仅仅是为了能得点自尊罢了，不敢奢求外臣平视，只希望他们看自个时眼白少些、眼珠放下些，同时捞几个钱养老——太监无儿无女，要想晚景不那么凄凉，只有及早替自己赚够棺材本。天下之大，对太监来说，真正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冷冰冰的玩意啊。可不曾想游戏越玩越大，贪玩的武宗干脆把整个朝政扔过来了。但话说回来，六月暑天，让人撑着伞坐在交椅上，看满朝文武整整齐齐列了队，大汗淋漓地跪在奉天门外，自己咳嗽几声都有几个不济些的当场晕死过去，那种快意怎么形容得出呢？将天下衣冠在脚下践踏了这几年，也算出息了，就是千刀万剐，也认了！

刘瑾的聪明在于，他从一味胡行的前辈王振那吸取了教训，明白了若想尽可能久的掌握大权，就不能游戏任性。像一条船，你想坐得稳，就千万别自己乱凿乱锯，更千万别让混帐的外行来掌舵——起锚后，你身家性命可全都在这船上呢。

再说刘瑾很明白，太祖皇帝定下的周密制度不可能容忍皇权真正转移到自己手里，武宗皇帝不过是不耐烦琐碎的具体事务才让自己暂时掌管朝政罢了，搞过分搞砸了他随时可以变脸发作。

想不失去权力，最明智的做法只有尽量负责地掌好已经到手的权力。

这就是我不能为刘瑾翻案的另一个原因：除了牢牢地抓住政权，延迟不可避免的覆灭的到来，此外谁也难为刘瑾的整顿找出别的什么高尚动机——反过来说，仅是对财物的疯狂攫取，就已经充分暴露了他的思想不可能纯洁到哪里去。

在讲究先义后利、看重动机的传统下，即使是正常人，即使干出了功业，如果动机不纯也得遭到当时后世的非议责难，何况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而动机又如此驳杂的事业？

再何况制造这场纷纭的是个阉人呢？

所以史家用“残害忠良”轻轻掩盖了这场整顿，应该是很有些道理的。

大义凛然之外，是不是史家还有暗暗的担心，怕如果对刘瑾之流说了那么一句半句好话，对其政绩来点小小的肯定，即使是模棱两可，也会像大堤上一个小小的蚁穴，将导致洪水滔天而来呢？这种邪恶的势力是一刻也不能纵容的，否则这许多寒窗苦熬的人还会有出头之日吗？——谁不知道宦官是天底下离权力距离最近的，只要一刀下去，说不定就抵得过我等一生苦读呢？

世上权力就那么点，饶是我等撇开了女子自分，还打得你死我活，哪容尔类染指？何况攻击尔类乃顺应天地人心，何乐不为？

所以刘瑾所全部的罪状，其实可以归纳为一条：阉之罪，一条就足够了。

阉人，窃取至高无上的皇权，该杀！阉人，践踏天下忠良，该杀！阉人，搞什么吏治整顿，该杀！

不仅仅是你刘瑾，只要混得在史书有专传的阉人，十之八九有罪，都该杀！

阉人，离开了奴才的岗位，就该杀！

杀、杀、杀、千刀万剐……

我不知道那天当刘瑾弯腰准备脱靴的一刹那，康海心里有没有一点感动。反正，那个晚上，他和刘瑾喝酒喝到了天亮。

当然，他也为这场交往付出了预料中的沉重代价：“逾年，瑾败，海坐党，落职。”（《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

据说当时康海救的李梦阳已经复职，目睹康海受株连却一言不发。康海大怨，做杂剧《中山狼》影射李梦阳忘恩负义。

康海当然有理由愤慨。

可他难道不明白李梦阳的苦衷吗：

几千年来，有几位正人君子敢和鸿沟那一方扯上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