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冬意笼罩了唐帝国京师长安，萧萧落叶中，佛寺浑厚沉重的钟声在京城中回荡。常年住在深宫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终于出城了。他带着一刻也离不开身的贵妃杨玉环以及跟杨贵妃有关的诸杨，依照皇室惯例，前往华清宫（天宝六年以前称温泉宫，故址在今陕西西安临潼县南骊山上）避寒。

队伍大张旗鼓，浩浩荡荡，吸引了众多长安士民的视线，但这些目光中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尊敬与崇拜，更多的是厌恶和嘲讽。此时的玄宗，早已经不是当年意气风发、处处果断的临淄王，也不是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皇帝了。人还是那个人，只是岁月如歌，在黑发变华发的过程中，“人君德消政易”，由此导致了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对唐帝国普通百姓来说，却要默默承受明君变昏君所带来的苦难后果。

那具有绝世美貌的贵妃，在人们眼中不再仅仅是一个绝世美人，还是红颜祸水。她的叔父兄弟都因她而位列高官，封侯加爵，远房堂兄杨国忠更是当上了宰相，权倾朝野；她的姐妹，都加封为“国夫人”，富比王侯。杨家人可以随意出入皇宫禁院，无人敢过问，京师长吏都侧目而视。所以当时天下有歌谣传唱道：“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为门楣”。人们既羡慕杨家的显赫权势，又痛恨奸臣玩弄权柄所带来的祸国殃民的灾难。

玄宗却没有丝毫觉察。他此时已经是70岁的老翁了，但在鲜花美人的簇拥下，显得格外容光焕发，这使他看上去年轻了不少。他的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身边的杨贵妃，哪里还会留意到百姓目光中的深意！玄宗已经忘记了，他曾经在洛水之滨奋笔疾书了《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一诗，其中就有“视民当如子，爱人也如伤”的句子。爱民如子？或许以前他爱过他的子民吧，但现在，他只爱眼前的杨贵妃，以及跟杨贵妃相关的一切。

杨贵妃真是肤若凝脂，艳如天人，娇媚不可形容。此时此刻，玄宗的一颗心仿佛已经飞到了华清宫中的温泉，看到了华清池中“温泉水滑洗凝脂”的一幕，沐浴中的杨贵妃雪肤玉肌，宛如婷婷出水的芙蓉。在玄宗看来，温泉不但掩映着胴体的美丽，还象征着爱情的热力。

骊山除了温泉吸引着玄宗外，还有梨园。梨园原是都城长安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玄宗喜欢音乐歌舞，特意在梨园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皇家戏剧学校。并挑出300人，专门在梨园学习音乐，这些人号称“梨园弟子”。后又有宫女数百名，均居于宜春北院，也被称是梨园弟子，还专为她们配置了三十余人的乐工队伍。众人丝竹音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能觉而正之，跟三国时周瑜的“曲有误，周郎顾”很相似。玄宗先后建有四大梨园。骊山绣岭下的华清宫梨园不算最早，却是最盛，仅“坐部伎”弟子，就选有300人，可见规模之大。

于是，本来平静无波的华清池畔，又多了鹤发红颜，身影双双。玄宗与杨贵妃朝夕相伴，比肩施乐，或乐舞于梨园教坊，或贪欢于芙蓉帐里，或醉饮于沉香亭下。种种画面都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得到了鲜活的描绘：“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他们的爱，如梦如幻。

唯一的遗憾是，这个时节没有荔枝。杨贵妃生于蜀地，爱吃蜀地的特产荔枝。荔枝多产于巴蜀和岭南，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洁白如冰雪，浆液甘甜如醴酪，味道极其鲜美。然而，荔枝采摘以后，保鲜非常困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五日外色味俱失。为取悦于杨贵妃，玄宗在每年夏天专门派人前往四川涪州运输荔枝，往往是先把即将成熟的荔枝连根一起装船运输，待计算好了成熟日期，再派专人由特设的贡道飞马进贡到长安。如此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劳民伤财，只为了将荔枝保鲜运到长安。一路上马不停蹄，越山涉水，沿途践踏农田、伤害禾稼无数，至于人僵马毙更是稀松平常的事儿。有一次，玄宗游幸骊山，正逢杨贵妃的生日，便命乐工在长生殿演奏乐曲。当时因奏的是新曲，还没有名字，正好南方派人来进献荔枝，于是便命名新曲为《荔枝香》。玄宗命乐工黄幡绰撰拍板谱，其他乐工奏乐，热闹非凡。看起来不仅是“独乐乐”，而且是“群乐乐”。只是这个群，仅仅限于玄宗身边的人。

有“解语之花”杨贵妃陪伴在身边，玄宗的日子如诗般美好，他真是恨不得自己再年轻些。然而，惊天动地的消息就在这时候传来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又兼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谎称“奉命讨伐杨国忠”，发所部三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15万，号称20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大张旗鼓，南下直趋两京（指长安与洛阳）。十一月十五，安禄山起兵反唐6天后，消息才传到骊山华清宫。

此时，正值华清宫梅花怒放，玄宗正与杨贵妃一起击羯鼓赏梅，杨国忠直奔进来，大叫：“安禄山反了！”竟然是一脸兴奋之色。玄宗毫不惊讶，但并非他已经预料到安禄山谋反，而是根本不信，天真地认为是“恶禄山者诈为之”。杨贵妃也在一旁帮腔：“陛下待禄山甚厚，几似家人父子一般，他若恃宠生骄，习成狂肆，或未可知。至如造反一事，他未必敢然。他子庆宗，尚主留京，他若造反，难道连儿子都不管么？”三个人的态度各有不同，极见微妙之处。

第二天，太原和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飞报传来，详细报告了安禄山谋反的经过。残酷的事实无情地摆在大唐天子的面前，玄宗这才恍如大梦初醒，悔不当初。这便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说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当时大唐帝国的精兵大多为安禄山所掌握，玄宗想到极为严重可怕的后果，不免惊慌失措，急召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杨国忠却无半点忧色，还很为他的“先见之明”而“洋洋有得色”，并大言说：“现在要反叛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而已！三军将士和他左右的人都是不想反叛的，不过十天，三军将士一定会杀了安禄山前来归降朝廷。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陛下再派大军前去讨伐也不迟。依仗大义，诛除暴逆，一样可以兵不血刃而平定叛乱。”平庸的宰相并没有提到，如果不是他先前的咄咄逼人，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安禄山也许并不会谋反。

朝廷大臣们对杨国忠和安禄山长期以来的明争暗斗心了如镜，如今战火已经点燃，宰相却还在说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不禁都相顾骇然。而玄宗却还没有完全醒悟，竟然相信了杨国忠的大话。

皇帝确实已经老了，不仅在岁月的侵蚀下苍老了，还在酒色的浸泡中变得昏聩不堪。那个曾经器宇轩昂、处事果敢的天子到哪里去了？

就在一年前（754年），玄宗最亲信的宦官高力士曾严肃地提醒皇帝说：“边将拥兵，祸发恐不可收拾。”然而，也就在这一年，唐朝户口达到了自建国以来的最高数字：户八百九十一万，丁口达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由于有相当多的逃户不在簿籍，所以政府统计的户口数比实际户口要低。据杜佑估计，天宝年间全国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百万至一千四百万，按一户5口计算，唐朝全国约有六千万至七千万人口。玄宗依旧陶醉在开元盛世的辉煌成就下，根本就没留意高力士的话。

同样就在一年多前，宰相杨国忠开始极力向玄宗进言，说安禄山将要谋反，但杨国忠是在没有任何证据、完全出于私心的情况下这样说的。前任宰相李林甫阴狠毒辣、老谋深算，每次会见安禄山，必定先派人打探安禄山的虚实，揣摩安的意图，所以，安禄山一见李林甫又是敬畏又是佩服。而杨国忠性情浮躁，才能平庸，完全是靠堂妹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才能爬到宰相的位子，安禄山十分看不起他。有一次安禄山入朝时，杨国忠与杨贵妃姊妹都出外远迎，视其若贵宾。当时杨国忠任御史中丞，正开始承恩用事，便有意讨好安禄山，希望结为自己强大的外援。他见安禄山身体肥大，行动不便，每逢上下朝登殿阶时，都赶去亲自搀扶。但安禄山对庸碌无为的宰相杨国忠的态度却是“视之蔑如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根本就不屑一顾，弄得杨国忠非常难堪，当众下不了台，“由是有隙”。

杨国忠为人心胸狭隘，自然要伺机报复，于是，他与安禄山长期互相倾轧，在玄宗面前争宠，都想压倒对方，好抬高自己的地位。当时安禄山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长年在边关，权重一方，实在没有比“谋反”更好的罪名了。杨国忠还极力奏请玄宗召安禄山入朝，这样可以寻找机会置其于死地。在宰相杨国忠之前，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已经上书密告安禄山谋反。玄宗并不相信，因为觉得对安禄山恩遇甚厚，宠爱过于他人，认为他不会背叛自己。此时，与杨国忠一向不和的太子李亨似乎也发现了安禄山的不臣之迹，上奏说安禄山欲反。玄宗仍然不大相信。不过，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玄宗心中开始不那么踏实了：安禄山毕竟是三镇节度使，手握19万精兵，占当时边兵的将近一半，占大唐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哪怕有一点意外，都将会酿成大祸。所以，这次玄宗总算听进了杨国忠的建议，试召安禄山入朝，以观其变。

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月初三，安禄山入朝，在玄宗的行在觐见，此举大出所有人的意料。后人认为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招，他认为玄宗不会怀疑他，于是应召驾车来见，这样，玄宗就会更加相信安禄山的忠心，不再相信杨国忠的话。

安禄山一见到玄宗，就痛哭流涕说：“臣本是个胡人，目不识丁，承蒙陛下不弃，格外宠爱信任，所以就引起了杨国忠的嫉妒。杨国忠忌恨我，定置臣于死地。”玄宗见状颇为怜悯，立即大加抚慰：“有朕亲自给你作主，你不必担心。”并立即给安禄山加官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又封其一子为三品官，另一子为五品官，奴婢十房，住宅各一所。（事见《安禄山事迹》）

安禄山见玄宗对自己的恩宠依然如故，趁机上奏说部下讨伐奚、契丹等建立了功勋，请“不拘常格，超资加赏”。玄宗制书：“可。”安禄山部将因此被超资破格任用为将军的有500余人，为中郎将的有3000余人。这些将军的任命书都是书写好后交给了安禄山，由安禄山授予，为他极大地笼络了军心。

玄宗还打算给安禄山任命新官职，本想让他当同平章事（宰相），并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垍起草制书。杨国忠闻讯立即进谏说：“安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识丁，怎么可以为宰相呢！制书如下，恐四夷有轻我大唐之心。”玄宗一想有理，这才取消了这一任命。

安禄山逗留在京城两月，玄宗恩宠无比，杨国忠始终找不到机会下手。安禄山将回范阳的时候，玄宗在望春亭为他饯行，亲自斟酒三杯，赐给安禄山。安禄山每饮一杯，必举杯环视四周，然后痛饮，以示荣宠，饮罢三杯，就叩头谢恩。玄宗此时还对安禄山有极高的期望，说：“西北二虏，都委托你镇驭啦！你，休负朕望！”安禄山得意地说：“臣蒙皇上厚恩，怎敢怠慢！只要有我安禄山一日，外敌就决不能入侵一步。”玄宗听了十分高兴，便脱下自己的衣服，亲自披到安禄山身上，这是无上的恩宠。玄宗还对众臣说：“你们这些官员，如果都能像安禄山一样为朕效忠，朕就高枕无忧了。”

安禄山心中却是相当警惕，生怕杨国忠奏请玄宗把他留在京师，赶紧谢恩拜辞。他一走下望春楼，便立即上马，疾驰出关。玄宗远远看见，不但不怀疑，还认为这是安禄山为人憨厚，受宠则惊。为了抚慰“憨厚”的安禄山，玄宗又命高力士赶去长安城东的长乐坡，再次为安禄山饯行。玄宗不曾想到的是，这，是他与安禄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面。此后不久，他们就由温情脉脉的君臣变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仇敌。

高力士送行回来后，玄宗特意问他：“安禄山高兴吗？”高力士回答说：“看上去好像有些不高兴，他大概是愤恨没有当上宰相。”预备任命安禄山为相一事当时没有外人知道。杨国忠在一旁阴险地说：“这肯定是预备起草制书的张垍泄露了消息。”玄宗大怒，贬黜张均为建安（今福建建瓯）太守，张垍为卢溪（今湖南泸溪）司马，张垍弟给事中张俶为宜春（今江西宜春）司马。

张垍娶玄宗女宁亲公主，为玄宗女婿，之前一直亲贵无比。玄宗因为杨国忠一句挑拨的话便如此不近人情，对安禄山的宠信由此可见一斑。张垍为此怀恨在心。他后来投降安禄山，与玄宗轻率地处理这件事有很大关系。

安禄山这次来京，实际上冒了很大的风险，如果杨国忠奏请将他留在京师，他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因此一旦离京，便急急如漏网之鱼，骑马飞奔出了潼关。出关后，早有心腹接应，然后到淇门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他还嫌船太慢，命船夫拿着绳板立于岸边拉纤，十五里一换班，“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由此可见他内心深处的惊惧。

平安返回范阳后，安禄山仍然心有余悸，忧虑不自安。唐德宗时的宰相杜佑（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在《通典·卷一百四十八》中指出：“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凝，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开始下决心起兵叛乱，进攻唐朝。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他其实是被杨国忠逼着走到了这一步。

而长安的玄宗却没有丝毫怀疑，因为杨贵妃喜欢这个安禄山胡儿（大杨贵妃许多岁的安禄山称杨贵妃为母），甚至杨国忠告“安禄山欲反”时，杨贵妃还为安禄山辩解。公平地说，杨贵妃并不像之前的武则天和太平公主那样有勃勃的政治野心，她自始至终没有干涉过朝政，然而，玄宗对她无以伦比的宠爱，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大唐的政治走向，以致她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个著名的“红颜祸水”。

天宝十四年（755年）二月，安禄山突然派心腹副将何千年到长安上奏，要求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实际上，这是安禄山的试探，想借机观察唐朝廷是否还对他照旧信任。玄宗倒是没有丝毫怀疑，一口同意，命中书按安禄山的请求办理。吏部侍郎韦见素却起了疑心，但他担心玄宗听不进去他的劝谏，就先去对杨国忠说：“安禄山久有异志，现在又请以蕃将代汉将，其反意已明。明天我要进谏极言，陛下如不听允，请你继续谏说。”杨国忠一心要铲除安禄山而后快，自然满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杨国忠与韦见素一同去见玄宗，二人还没有说话，玄宗便已经知道来意，先问道：“你们是怀疑安禄山有反心吗？”于是韦见素极力说安禄山反迹已明，不能让其以蕃将代汉将。玄宗当场黑了脸，很不高兴。杨国忠见此状况，竟然不顾韦见素的一再暗示，不敢再说。于是，安禄山以蕃将代替汉将的要求得以实施。

之后，杨国忠时不时地找机会大谈安禄山有心谋反。这样的话听多了，玄宗也开始半信半疑起来，于是派宦官辅璆琳以送柑子为名，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大行贿赂之事。辅璆琳回京后，对玄宗盛言安禄山是如何的竭忠奉国，绝对没有二心。于是玄宗对杨国忠等人说：“我推心置腹地对待安禄山，他必无异志。东北的奚与契丹势力强大，非靠安禄山镇遏不可。我会认真处理，你们不要担心。”

杨国忠、韦见素为了削弱安禄山的兵权，又建议将集中在安禄山一人身上的三镇节度使改由三人分担，玄宗也未采纳。

当杨国忠正在想方设法除掉安禄山时，安禄山也针锋相对，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预谋叛变。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指使京兆尹李岘（不久便被杨国忠排斥出朝）包围了安禄山在京的住宅，四处搜求反状，并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送御史台缢杀。当时杨国忠杀李超并没有真凭实据，他只是打算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激怒安禄山，期望对方赶紧造反，以表明自己有先见之明，好取信于玄宗。而玄宗对此竟然毫不知情。

安禄山最喜欢的长子安庆宗当时官封太仆卿，娶宗室女荣阳郡主，住在京师长安。玄宗一直不相信安禄山要造反，安庆宗在京城为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安庆宗见杨国忠日夜催逼，便秘密派人将京师的种种情况报告了安禄山。安禄山得知后心中大为恐惧，总觉得杨国忠很快就要对自己下手，便加快了造反的步伐。

因为杨国忠反复制造“安禄山将要造反”的舆论，于是玄宗在六月、七月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但安禄山不再上当，均置之不理。

七月，安禄山突然上表献马3000匹，每匹牵马夫2人，以蕃将22人护送，车300辆，每辆车夫3人。河南尹达奚珣（后投降安禄山）怀疑其中必有阴谋，立即上奏提醒玄宗，建议推迟到冬天再献马不迟，并由官府统一配给马夫，不能用安禄山的马夫。经达奚珣提醒后，玄宗才稍稍醒悟，“始有疑禄山之意”（《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就在这个时候，辅璆琳受安禄山贿赂一事败露，玄宗也不敢张扬，生怕由此激怒安禄山，只是借其它小错将辅璆琳处死，但对安禄山竟没有采取丝毫戒备的措施。

即使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玄宗还是几乎无法相信安禄山起兵谋反的事实。他是何等信任安禄山呀！许多人都说过安禄山将要谋反，可玄宗是怎么做的呢？凡是上言安禄山谋反的人，玄宗皆命执送于安禄山，任其处理。“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而如今，血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安禄山果真反了！

渔阳烽火汹汹，九重城阙将要升起更大的烟尘。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期待重新看到那个曾经一举诛杀韦后和太平公主，稳定大唐动荡政局的李隆基，那个开创了大唐盛世的英明天子，期待他能在紧急关头再次力挽狂澜。然而，当了近50年的太平天子后，昔日威风的李隆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