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实际上是许多微力因素聚集成合力的结果。提到因素，首先要从大唐的宰相说起。

国家动乱依赖于良将平定，国家安定依赖于贤相治理，这是封建帝王治理国家最经典的理论。宰相是辅佐皇帝，总领百官办理国家大事的最重要职位，它对整个国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朝实行多宰相制度。唐太宗时，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职务都是宰相。唐高宗以后，侍中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他官员的官职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便也是宰相。四品官员以下，只要加平章事名号，也列入宰相之列，共同参议国政，只是权柄要轻一些。这套制度终唐之世不改，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西汉初年相权太重、君权反而被架空的情况再次出现。

开元元年（713年）七月，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开始考虑任命宰相一事。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经久不息的宫廷政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这样的局面，非能人不能治。这时候，玄宗想到了姚崇。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玄宗时为避“开元”字讳，改名崇。他自幼受父影响，怀“王佐”之志，折节读书，精通吏道。长大后，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参军。几乎后至京城任司刑丞，参与审定刑狱。武则天后迁为夏官（兵部）郎中。时契丹侵扰河北，军务繁剧，而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深受赏识。圣历三年（700年）春，狄仁杰向武则天荐姚崇任夏官侍郎（四品）。不久，姚崇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又迁风阁侍郎兼知政事。

姚崇具有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当时武则天病重，他积极参与了复辟李姓唐朝的活动。复辟成功后，武则天被迫移居上阳宫，众人都欢呼雀跃，唯独姚崇为武则天掬了一把同情泪。毕竟，他曾经长期效忠于这个风格强硬的女人。复辟的组织者张柬之与姚崇交好，特意提醒道：“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姚崇答道：“元之事则天皇帝久，后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从公佚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姚崇因为此事被排除在新复辟的核心权力圈之外，出为亳州刺史，后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刺史。但中宗复位后，武三思等残余势力勾结韦皇后，卷土重来，张柬之等参与复辟的人或被贬，或被杀，唯独祟幸免于难。这确实应验了中国的那句老话：“塞翁失马，安知祸福。”睿宗即位后，因姚崇作风务实，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即召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迁中书令。当时李隆基还是太子，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姑侄二人斗得不可开交。姚崇和宋璟都站在太子一方，为李隆基出谋划策，建议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以防太平公主谋反。太子李隆基为避免触怒太平公主，反而罢免了姚崇和宋璟。姚崇在棋局中最终还是可怜的棋子，成为了李隆基的牺牲品。

然而，姚崇能先后在武则天和睿宗朝中为相，确实是有过人的才干。凡军国要务，皆了若指掌。他为相且兼兵部长官，凡军队的戍兵驻屯营地和侦察了望哨所，以及士卒仓储器械的数量，“无不精熟”（李贽《藏书·智谋名臣姚崇》），是众所周知的能人。所以，玄宗铲除了太平公主完全掌握了局势后，便立即想到了姚崇的可用之处。

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召姚崇入朝议论国事，欲加重用。姚崇侃侃而谈，针对当时弊端向玄宗建言“十事”。玄宗听完后，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又迁紫微（中书）令。

姚崇初为宰相时，有一次向玄宗奏事，玄宗却仰视大殿的屋顶，不加理睬。姚崇说了好几遍，玄宗始终充耳不闻。姚崇还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只好讪讪退了出去，心中忐忑不安。高力士也觉得姚崇挺委屈，劝谏玄宗说：“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玄宗说：“朕任元之（指姚崇）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耶！”（《资治通鉴卷·卷二百一十》）意思是嫌姚崇奏报的事情太小，以后这类的事都不必上奏，宰相直接处理就行了。高力士立即到中书省传达玄宗的旨意。姚崇转忧为喜，感激之余，放手施为，当断即断。

姚崇没有辜负玄宗的信任。他兢兢业业，辅佐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从整饬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各当其才；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故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明敏。有次，姚崇因私事向玄宗请了十几天假，从而使应当处理的政务堆积如山。同朝宰相卢怀慎自以为才干不及姚崇，凡事推而不专。姚崇假满复出后，只一会儿，就将未决之事处理完毕。于是，紫微舍人齐瀚称姚崇为“救时之相”，称卢怀慎为“伴食之相”。

只是，这救时宰相没有当得长久。姚崇善于治国，却不善于治家。开元四年（716年），姚崇的两个儿子招权揽贿，招来了非议，给姚崇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不久，姚崇的幕僚中书省主书赵诲又因为受蕃人贿赂而入狱。玄宗亲自审讯，定为死罪。姚崇却因为念旧，千方百计地营救，玄宗因此很不满意。姚崇为此忧惧不安，数次申请辞退相位。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姚崇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知政事。

姚崇罢相后，玄宗仍命他五日上朝一次。每有重大政事，便专门征询姚崇的意见，待遇甚厚。开元九年（721年），姚崇去世，享年70岁。在中国古代政坛如沙场、骨肉相残煎的社会中，姚崇能佐政三帝，三朝为相，这实在是不多见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到成都，当得知儿子肃宗任命房琯为相时，喟然长叹说：“此不足以灭贼也。”又说：“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并盛赞姚崇的“宏才远略”（《大唐新语·卷八》）。后房琯出军收复长安，果然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接替姚崇宰相职位的是姚崇大力推荐的宋璟。姚崇与宋璟共事多年，深知其德行和才能。姚崇的举荐，颇受后世史家好评。宋人洪迈说：“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容斋随笔》卷五）

关于宋璟，也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宋璟素以清廉正直和刚正著称。武则天当朝时，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贵宠用事，颇有野心。有人在长安右卫西街公然张榜揭发说：“易之兄弟、长孙汲、裴安立等谋反。”当时宋璟为御史中丞，认为榜中所揭发的事情严重，要求调查张易之、张昌宗。武则天自然不同意，宋璟坚持力陈。武则天很不高兴，命宋璟退出。宋璟慨然说道：“天颜咫尺，亲奉德音，不烦宰臣，擅宣王命。”这时候，左拾遗李邕说：“宋璟所奏，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武则天这才有所醒悟，传命张氏兄弟配合调查，并命张氏兄弟向宋璟辞谢。宋璟拒而不见，让使者转告张氏兄弟：“公事当公言之，私见即法有私也。”当时满朝文武称呼张易之、张昌宗为五郎、六郎，以表示亲热，唯独宋璟称呼官名。天官侍郎郑杲觉得奇怪，问道：“中丞奈何唤五郎为卿？”宋璟回答说：“若以官秩，正当卿号；若以亲故，当为张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张氏家僮，号五郎、六郎何也？”郑杲大惭而退。事见《大唐新语·卷二》。

武三思通过上官婉儿攀附上韦后，重新得幸于中宗。京兆人韦月将不堪愤激，上书揭发武三思与韦后的奸情丑事。中宗不听，命立斩韦月将。此时宋璟为黄门侍郎，认为应当“按而后刑”。中宗听说后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从侧门冲出，催促宋璟赶快将韦月将斩首，一副生怕韦后的奸情传闻被更多人知道的样子。宋璟当场拒绝，说：“人言宫中私于三思，陛下竟不问而斩，臣恐有窃议。故请按而后刑。”中宗勃然大怒，宋璟却丝毫不惧，大义凛然地说：“请先斩臣，不然，终不奉诏。”碰到如此强硬、以生命要挟的臣子，中宗也无可奈何，只得改判韦月将岭南流配。不过后来，韦月将还是在岭南被人暗杀。事见《大唐新语·卷二》。

宋璟在玄宗朝为相期间，建言行事，绳愆纠过，对朝政多所裨益，被玄宗称为“吏治之才”。他与姚崇并称为开元贤相，并有“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的赞词。后宋璟以年老为由退休，隐居洛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卒于洛阳，次年迁葬沙河先茔。

古代宰相的职能非常重要，国家政治的好坏，经济发展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宰相是否得人。玄宗任用了姚崇和宋璟，天下因而大治。姚崇和宋璟代表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一切都是为了皇权的巩固，没有任何劳民伤财的行动。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言：“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作为宰相，这二人不但才华出众，而且政绩斐然，是相当成功的。“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二人无愧于名相的称号。

大唐近300年，“房（玄龄）、杜（如晦）”与“姚（崇）、宋（璟）”并称四大贤相，前二人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后二人则在开元之治中功不可没。姚崇和宋璟二人的罢相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此时，天下已经大治，大唐都城长安生机勃勃，商贾云集，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各色人等，神采飞扬。唐王朝已进入到一个传奇而辉煌的时代，海内晏然，天下太平。天下人为生在盛唐而自豪，玄宗也为此而骄傲。需要克制的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