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不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也不是共产国际钦定的领导者。共产国际让蒋介石作报告，却给毛泽东发讣告。蒋介石办杂志，毛泽东办报纸，皆由笔杆到枪杆。蒋介石以黄埔起家，毛泽东以井岗山起家。毛泽东通过枪杆子认识了蒋介石，蒋介石也通过枪杆子认识了毛泽东。

一、领袖·思想·意志

中国有句老话，叫时势造英雄。

还应补充一句：“英雄仍须识时势。”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乘火车，在从美国西海岸前往中部东部募捐途中。行前收到黄兴从香港拍发的一封电报。因为密码本已经放在行李中，无法取出译电，所以直到在丹佛下车取出行李后，才知道电报内容。

黄兴告之，武昌革命党人吕志伊向香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并前往主持。”

疲惫的孙中山把电报轻轻撂到一旁。他一生不知领导了多少次革命党人的武装暴动和起义，但无一成功。一遍又一遍做的，是失败后设法掩埋烈士的遗体，安抚烈士遗孤，然后满腔悲愤地写下一篇又一篇祭文。眼下他正四处筹款，无任何感官使他意识到：数十年来牺牲奋斗所追求的目标已近在眼前。

既无款可汇，更无法前往主持，这是他看完电报后的第一个念头。本想立即回电黄兴，要武昌新军暂时勿动，因夜已深，旅途又十分劳累，便决定次日晨再回电。

第二天却一觉睡到11点。起床去餐厅用膳，在走廊上购报一份准备入餐室阅看。随走随手展开，立见一则令他浑身血液停止流动的醒目黑体大字专电：革命党人占领武昌。

辛亥革命爆发。

后来有人说，孙中山看到这条消息时，手中的玻璃杯失手跌落摔碎，杯中的牛奶泼洒一地。不管是否属实，这一点却是无疑：他当时所受震动之大，绝非我们今天所能想象。

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王朝从此坍塌。

虽然正是他用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础，但最具决定性且唯一成功的武昌暴动，他不但事前未能参与，还几乎去电阻止。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一个如今发展为七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就此诞生。但颇让党史遗憾、颇让后人遗憾、也颇让革命博物馆内那些大幅“一大”代表照片遗憾的是，“南陈北李”这两个中共建党的中坚人物，一个也未出席。

陈独秀当时在陈炯明手下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校务纷繁，难以抽身前往。

两人当时都忙。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

并非理想，却是真实的历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其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旧中国在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也不能强令“南陈北李”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

常人也能觉出眼前的量变。但很多时候，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

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也有例外。

1917年6月16日（俄历6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在1000多名代表中，770人声明了自己所属的党派：社会革命党人，285名；孟什维克，248名；

布尔什维克，105名。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连10%都不到，人数最少。孟什维克党人、临时政府邮电部长策烈铁里在会上高声宣称，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政党敢于单独掌握全部政权，并对国家今后的命运负责。

代表席上一个身材不高、目光锐利的人站起来，大声回答：“有这样的党！”

回答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俄国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宁一人。

中国有毛泽东。或许蒋介石觉得自己也算一个。

1924年7月30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演讲。他以丝毫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第二个主义可以救中国吗？若是没有这个三民主义，我们中国的危险究竟怎样解除，我们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我们就是拼命地去革命，究竟从哪里下手，这样想来，几乎要发神经病。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因为发了神经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

蒋介石一直活到88岁也没有发神经病死掉。如果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将有多少优秀的领袖人才能够从屠刀下保存下来？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信：“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就是预见中国革命未来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自己担负的使命，表现出一种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

列宁的自信来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来源于对过去和未来的透视。

1917年4月，列宁回国，在火车站欢迎会上就喊出“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口号。当时二月革命刚刚成功，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党内外对这一口号均感到不可思议，怀疑列宁犯了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真理报》声明说：“对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那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结束，指望这一革命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

但列宁言中了。6个月后，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

蒋介石在手中握有杀人的枪杆、膛内压满杀人的子弹之时，他对他的党和他自己是雄心十足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第六天，在《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中，他除了表示“伟大任务在于拯救中国”外，还说出了那段广泛流传的名言：党在，国在，我亦在；党亡，国亡，我亦亡。

毛泽东却并非穿上笔挺的哗叽军装、面对台下肃立的队列和如林的刺刀，才会自信得口若悬河。他的果敢和自信来自他对中国大地的深刻了解。就在他只是一名踯躅于橘子洲头的穷学生时，他也敢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果敢自信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却都没有见过列宁。

1923年9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列宁正身患重病。“闻俄国革命党首领苏维埃共和国之创造者列宁，积劳成疾，不能谒晤，深致感咨”，蒋介石后来颇为惋惜地写道。没见上列宁是他一大遗憾。

毛泽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第一次访问苏联。1950年1月11日，他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墓敬献花圈时，列宁已经去世了26年。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便极其钦佩“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的“列宁之百万党员”，终生对列宁敬仰之至。

未见过列宁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又与列宁一样，都曾以极大的热情办刊办报。

1900年列宁西伯利亚流放结束，立即着手实施在流放岁月中酝酿已久的想法：创办一份报纸，让它成为团结俄国地下革命者的组织中心。很快，革命的精英聚集在编辑部里了：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两年以后又加入了两个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该报的德国莱比锡创刊号上，用十二月党人给普希金回信中的一句诗作报头题词：“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烈焰！”

所以该报命名为《火星报》。

俄国十二月党人写给普希金那句诗，今天翻译即是“星火燎原”。

这几个办报人后来几经分化，果真在俄罗斯土地上燃起了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焰。

列宁30岁在德国创办《火星报》。

蒋介石26岁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自撰发刊词。当时沙皇俄国诱导外蒙自治，蒋甚愤慨，著《征蒙作战刍议》《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等文，称征藏不如征蒙，柔俄不如柔英；研究外交与军事，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也26岁，也自撰创刊宣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都全身心地寻找真理。又都十分自信，手中握有的就是真理。都不乏对历史的深刻领悟，不乏对未来的精心安排。就各自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凡的领袖。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

政党的核心是领袖。

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意志，与思想。

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

但列宁本人，既提供了意志，又提供了思想。

毛泽东也是如此。

蒋介石却仅为他的党提供了意志。提供思想的，是孙中山。

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

二、谁人发现蒋介石

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被认为是对当代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

三人又都是犹太人。

对中国革命产生很大影响的，也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两位犹太人：鲍罗廷、米夫。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发现了蒋介石，米夫在共产党中发现了王明。

被发现的这两人，皆因此居于各自政党的高位。

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于是就说，接班人选错了。

蒋介石也常以“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据说是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

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

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的回忆是：（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撒手尘寰，魂归天国。

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

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该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谓“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力的人物。

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蒋介石于1905年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就认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陈其美殉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他对陈炯明寄以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他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

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军事才能，是上书陈述欧战情势及反袁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仅此而已。

于是，孙中山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和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与陈炯明关系不错。192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但陈炯明一叛变，蒋立即抛弃与陈的友谊，站到孙中山一边。

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人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性格及处事方式却甚感头痛。

蒋介石脾气暴躁，经常与周围人关系紧张；动辄辞职不干，未获批准也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召他不回。

1922年10月，孙中山任蒋为许崇智的参谋长。仅月余，蒋便以“军事无进展”为由离职归家，孙中山派廖仲恺持其手谕都无法挽留。

1923年6月，孙中山命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到任不满一月，又以不受“倾轧之祸”为由，辞职返回溪口。

1924年初，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以“经费无着落”为由辞筹备委员长之职。9月，再辞军校校长之职。

自1918年7月辞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9月辞黄埔军校校长，6年时间中，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竟达14次之多。

孙中山容忍了蒋介石历次辞职，独对其辞黄埔军校之职不能忍受。创办军校建立革命武装，是马林1921年向孙中山建议的。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签署后，越飞又表示苏俄将提供款项、武器和教练人员，帮助建立军校。孙中山革命奋斗几十年，吃尽了无自己武装的亏，梦寐以求想建立这一武装。直至晚年刚有实现的可能，蒋介石又动辄撂挑子不干，确实大大伤了他的心。他对蒋介石深感失望。

历来极重兵权的蒋介石又何尝不知黄埔军校的重要。他真正不满的，并非仅仅“经费无着落”，而是在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上，孙中山没有指派他为代表，各省党部亦没有推选他，国民党党史上极其重要的这次大会，他连一张入场券都未弄到。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起程北上。国民党党史记载，北上前两天，“总理令（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孙中山北上至去世4个月时间内，再未给蒋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蒋介石1963年11月在台湾回忆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言语之间，饱含当年的不遇与委屈。

孙中山不曾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何人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呢？

蒋介石上台就其必然性来说，将是一部现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来说，则该归于苏联顾问鲍罗廷。

他第一个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

鲍罗廷也是一个谜。被派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或苏俄革命者，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富有创造性地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也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

他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出生于拉脱维亚，先后投身俄国、西班牙、墨西哥、美国、英国和中国革命运动。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

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伦敦举行。参加会议的共有5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43人，一个特殊情况是其中8人享有两票的权力，所以大会的实际总票数是51票。

这些数字枯燥乏味，难于记忆，但对20世纪却有极大意义。

第二十二次会议讨论党章草案第一条关于党员的规定时，分裂发生了。

列宁的草案建议“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的草案也认为接受党纲和在物质上帮助党是党员的条件，但认为只要“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就行了，不必非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

分歧由此产生。冗长的辩论之后，列宁的草案以23票对28票被否决。

是马尔托夫而不是列宁首先掌握了多数。在随后大会的每一次争论中，马尔托夫都以优势票数获胜。

一直到第二十七次会议，一个小组委员会把“崩得”的地位问题提交大会讨论时，变化发生了。五名“崩得”代表因他们的自治权被否决，愤然退出大会。两名“经济派”代表则认为他们的组织“俄固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在大会之后便不存在，没有理由再参加会议，也离开了会场。

7名代表突然离去，大会总共只剩下44票。更富戏剧性的是这失去的7票竟然全部是马尔托夫的！

还有一名代表临时改变态度。

列宁的票数由23票上升到24票，马尔托夫则由28票跌到20票；列宁立即获得24票对20票的坚定多数。

大会进程瞬间发生的逆转，是历史性的逆转。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列宁的二十四人集团”控制了大会。

大会之后，列宁一派把自己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把马尔托夫一派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四票之差，两个惊动全世界的政治派别就此产生。各种语言的词典都不得不根据翻译音，增添上两个崭新的政治名词。

一部世界革命史便要重写。

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崩得”，来自犹太语Bund，即“联盟”之意，全称“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它是俄国早期宣传马克思学说的最大的工人组织。马尔托夫就曾是“崩得”早期组织的领导成员。1900年，一个叫米哈依尔·马科维奇·格鲁森伯格的16岁犹太青年加入该组织。1903年，因“崩得”的退出而产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那一年，19岁的格鲁森伯格也退出了“崩得”，投向列宁的布尔什维克。

格鲁森伯格就是鲍罗廷。

鲍罗廷是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介绍给孙中山的。

孙中山说，他见过的共产国际人员中，印象最深、最为钦佩的人物，就是鲍罗廷。他称鲍罗廷为“无与伦比的人”。

加拉罕没有叫鲍罗廷去改造国民党。鲍罗廷也想不到，他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也是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对国民党的改造。

鲍罗廷之前，国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无法算作一个政党。它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也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有30000，注册的却只有3000。交纳党费又是6000。入党要打手模向孙中山个人效忠，但连孙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

鲍罗廷告诉孙中山，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

孙中山大为震动。此前没有人对他说过这种话。他已经在着手准备对国民党实行改造。《中国国民党党纲》等一系列文件也起草完毕。但以前孙中山多次依靠本党力量改组党，皆收效甚微。这一回他看好了鲍罗廷。他对鲍罗廷说，老党员不行了，新党员还可以。孙中山下决心“以俄为师”，依靠鲍罗廷，运用苏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经验改造国民党。

鲍罗廷像一部精细严密、不知疲倦的机器那样高速运转起来。他严格按照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开始了彻底改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份至关重要的“一大宣言”，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鲍罗廷亲自起草、中共党人瞿秋白翻译、国民党人汪精卫润色的。

鲍罗廷死去近40年后，台湾的李登辉成为国民党主席。西方资深评论家称李登辉使国民党彻底摒弃了列宁的建党模式。我们很多人听到后颇为吃惊。他们从来就不知道，几十年来天天喊“打倒共产党”的国民党，竟然也用了列宁的模式建党。

见过鲍罗廷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而且极富个人吸引力。他讲话时手不离烟斗，对任何事物都极其敏感，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记者，都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将他们征服。只要他一出现，就能控制住在场的人，成为他们的中心。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鲍罗廷能够看到局部现象的历史意义，能够从一系列广泛的、相互交错关联的事件中综合出局势的发展趋向，而别人在这些事件面前却只能感到眼花缭乱。

这正是他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他又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习惯和礼节。他的房间不挂列宁像，只挂孙中山像。凡与他接触的人，都对他的非凡气质和征服听众的能力长久不忘。他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极强。只要他在，广州的各种势力基本都能相安无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解决，他也总能提出恰如其分的办法，让人满意而去。时间一长，他的住地便自然形成一个人来人往的中心，李宗仁回忆说，当时人们都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

鲍罗廷给广州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他的风格深深感染了周围听众。他的名声传遍了远东地区。革命者称他为广州的“列宁”。上海租界则说他是“红色首都”的“红色猛兽”。西方评论家则说他正在广东重复俄国革命的历史。

连宋美龄也为鲍罗廷的个人风采所倾倒。

她后来回忆说，鲍罗廷站在听众中间仿佛鹤立鸡群，他一进屋，你就能听到他那清晰的、不慌不忙的男中音；他讲英语不带俄语口音，很接近美国中部方言。

后来蒋介石翻了脸，全国通缉捉拿鲍罗廷，宋美龄仍然说，鲍罗廷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周恩来也有着鲍罗廷的风范。他表现出的遇事冷静、对棘手问题不动声色的沉着、待人接物的细致周全、迅速行动能力与长期忍耐能力，有效地和背景不同、政见各异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事无巨细、每每亲自办理的工作风格，与当年鲍罗廷的做法很像。

如此精明的一位鲍罗廷，在孙中山去世后却被蒋介石弄花了眼。

当时蒋介石要想成为强有力的人物，面前至少有三个障碍：军事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长廖仲恺。从一般规律上看，他是不可能越过这些障碍的。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几个月内却发生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鲍罗廷。

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廷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的鲍罗廷说了算。他在广州的权势和影响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楼上经常坐满广州政府的部长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楼下则是翻译们忙碌的天地：将中文文件译成英文或俄文，再将英文或俄文指令译成中文。印刷机昼夜不停，各种材料、报告、指示从这里源源而出。鲍罗廷实际已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大脑。

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

鲍罗廷设想，这是一个类似苏俄“契卡”的组织，目的是用特别手段肃清反革命。他自己则担任特别委员会的顾问。

他的建议实际就是决议。建议被迅速通过。

“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的特别委员会三人中，汪精卫本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长，唯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他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

魔瓶最先被鲍罗廷开启。

其实此前鲍罗廷就看好了蒋介石，为此和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发生了很大分歧。

加伦认为应该用许崇智，培植与黄埔并行的军事力量，不能以某个人或某一派系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鲍罗廷却认为许崇智的粤军为旧军队，不堪大任；蒋介石的黄埔新军有主义为基础，颇具革命性质，可当大任。7月国民政府成立，加伦再提出要防止军事独裁，主张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以许崇智为军事首脑；鲍罗廷不同意，支持蒋介石。两人分歧日趋严重，只有莫斯科出来裁决。

加伦将军不知道，1905年在芬兰塔墨尔福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鲍罗廷就认识了比他大五岁的斯大林。当时斯大林还是一个叫柯巴·伊万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的格鲁吉亚青年，与来自拉脱维亚的鲍罗廷一样，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

裁决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加伦将军被调离广东。

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任，很大一部分就是受鲍罗廷的影响。

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提出了颇含政治意义的考虑，而政治顾问鲍罗廷却在关键时刻被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蒙蔽，陷入了个人政治视野的盲区。他亲自把极大的权力交到蒋介石手里。

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这一失失得太大、太关键了，以致以前导致其成功的“千虑”最终被毁于这“一失”。

巴斯德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蒋介石为这一天的到来作了充分准备。他运用这个突然降临到手中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是毫不犹豫的。军事机器立即开动，首先针对几番压制他的许崇智。

利用廖仲恺被刺案，蒋介石指挥军队包围了许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许崇智仓皇逃往上海。

然后就是胡汉民。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胡汉民先被拘留审查，后被迫出使苏联。

廖仲恺则被隆重地下葬。

廖案处理，蒋介石一石三鸟。三个阻碍夺取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

半年以后鲍罗廷才明白自己打开了魔瓶。许、胡、廖三人消失之后，他已经不能照原来没想的那样遏制蒋介石了。

他帮助蒋介石迈出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一步。

鲍罗廷重看蒋介石，与他轻看中国共产党同时发生，而且互为因果。他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40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待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他尤其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孙中山1924年8月21日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鲍罗廷竟然向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控制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毫不客气地致电鲍罗廷：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但是，这个决定传到广州为时已晚。会议上鲍罗廷和瞿秋白为共产党党团问题进行了象征性辩解之后，赞同成立国际委员会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陈独秀得知此结果后极为愤怒，接连几次上书共产国际，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强烈谴责并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特别是对其不同中共中央讨论“单独行事”，表示“非常不满”，要求共产国际警告鲍罗廷，并告之其无权领导广东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

但鲍罗廷在斯大林那里如日中天，共产国际也只有保持沉默。

在广州的苏联顾问也不完全同意鲍罗廷重国民党轻共产党的态度。继加伦之后担任总军事顾问的季山嘉就说：“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赶走了加伦的鲍罗廷又开始反对季山嘉。他说：“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复杂的阴谋勾当”，为此“需要玩弄权术”；鲍罗廷认为1926年初广州的革命形势是他个人以苏联军事援助为钓饵、依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军政力量、在国民党上层“玩弄权术”的结果，并且以为自己完全控制了广州的局势。1926年2月，鲍罗廷在北京向将赴广州的以布勃诺夫为团长联共政治局使团得意扬扬地说：“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并将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说：“军队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蒋介石等四个军长“完全可靠”。

在鲍罗廷的主观意识主导下，联共中央政治局也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须向国民党右派和中派让步。

但这位权术大师很快要开始尴尬了：他严重低估了蒋介石的能量。

埋葬了廖仲恺，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后，蒋介石还剩下最后三个障碍：前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后台的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心目中的死敌中国共产党。

下一个将是中山舰事件，又是一石三鸟。

蒋介石将这后一个一石三鸟推了7个月。国民党被鲍罗廷由一个松散的组织造就为一个虎虎有生气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全部力量转到自己门下之前，它还需要鲍罗廷的力量和影响。鲍罗廷的话在汪、蒋、鲍三人之中，仍然起决定作用。西山会议派攻击他将鲍罗廷“禀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说作为总司令，只有法国福煦元帅的地位可同鲍罗廷相比。他反复引用孙中山曾说过的话：鲍罗廷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因此，追随鲍罗廷就是追随孙中山。

他相当客观地把他的擢升归于鲍罗廷的政治提拔及俄国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他在等待时机。

时机来临了。

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的军功威名如日中天。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道为之塞；至汕头盛况达到空前：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民众簇拥，万头攒动；一路军乐悠扬，鞭炮毕剥，工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连孙中山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

广州的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古应棻、宋子文联名电蒋：“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功成，省中大计诸待商榷，凯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祷企。”

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249张，蒋介石得票248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说的，21岁入党到40岁当上中央委员，相距了20年之久。

这一年蒋介石40岁。

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差的一票也许是他未投自己？起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反而显得更加谦虚。

248强于249。

得票245张的宋庆龄在“二大”讲话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

一句“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从宋庆龄口中说出来，便是最高的夸赞。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二大”达到顶点。

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

人们再也不记得还对什么人有过这种夸赞。

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又是一石三鸟。

这回打击的重点变成了中国共产党、苏联顾问团，还有汪精卫。

鲍罗廷恰巧不在。苏联顾问皆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廷架空。

共产党人也在“整理党务案”后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和苏联总顾问季山嘉被驱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说是陈独秀对蒋让步的“妥协政策”的恶果，但真相是事件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联共政治局使团长布勃诺夫在鲍罗廷的协助下亲自处理，妥协让步政策是他们强加给陈独秀的。布勃诺夫事后讲了6条理由，第一条就是怕“吓跑大资产阶级”，否则中共“无论如何不能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事后报告处理“三二〇”中山舰事件的报告中，布勃诺夫甚至认为中共只要做“保证这场革命彻底胜利”的苦力，不要去争领导权，否则“任何过火行为都会吓跑大资产阶级”，“造成广州政府的危机。最终加剧国民革命失败”。

布勃诺夫的高参，当然就是鲍罗廷。

布勃诺夫回国经过上海时，把他的态度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对事变情况一无所知，匆忙表态，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令，认为蒋受右派挑拨中，“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应该“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竟然成了帮助蒋“从深渊中拔出来”。

蒋介石的回报只是赶走吴铁城、孙科、伍朝枢等人，虽然这是蒋追求个人独裁所需要的，鲍罗廷却在1926年5月30日写给加拉罕的信中，十分得意地说这样的交换“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

蒋介石打击的三方之中，只有汪精卫对“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保持着明白和清醒。

汪精卫后来回忆：“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3月20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没有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

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怎样也不怎样。

4月初，汪精卫以就医为名，由广州而香港，由香港而马赛，远走高飞。

蒋介石就是指汪精卫与中共串通，想用中山舰劫他去海参崴，所以发动“三二〇”事变。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他，自己老老实实就上了远走他乡的外轮。

自此，没有人能够阻挡他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

革命斗争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纵横捭阖之术，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鲍罗廷恰恰丢掉了这一点。中山舰事件再次成为鲍罗廷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通过这次交易，表面上鲍、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廷，称鲍罗廷是“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

但这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已经开始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

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鲍罗廷说出了他规划的“让蒋自然灭亡”的策略：当时除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而蒋与“保定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保定派”必定压倒蒋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

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已经不信任这位权谋大师了。主持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是列宁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使者，1920年3月就来华与中国革命者发生关系。1926年9月12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向联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报告：北伐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革命的作用，但同时也使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神圣化了；而这种危机是鲍罗廷自“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推行牺牲共产党和左派、在国民党上层对蒋无条件退让和投降的机会主义策略的结果。9月22日，维经斯基再次向莫斯科报告，指出“鲍罗廷同志在如何对待我们总的对华政策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相当完整的与总的方针相背离的观点”，明确提出“撤换鲍罗廷”。11月6日，维经斯基在继续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感叹道：“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中国共产党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

维经斯基的这些报告引起斯大林的震怒。

斯大林于11月11日主持联共政治局作出答复：“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提出警告。”同时决定非但不撤换鲍罗廷，反而加强鲍罗廷的权力，“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廷同志领导”，而“鲍罗廷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并给鲍罗廷颁发红旗勋章，“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

戏剧性的场面很快就出现了：被撤职的不是鲍罗廷，而是维经斯基。1927年3月10日联共政治局改组远东局，任命列普谢为书记，鲍罗廷正式进入远东局。维经斯基还在以远东局书记的身份指导中共筹备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远东局内部却已经被撤职。

远东局随后也置于鲍罗廷的领导之下。

此时斯大林还不知道：历史给鲍罗廷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5月5日，斯大林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为此还作出了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团和提供50万卢布的决定。但让谁去“组建可靠的部队”？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斯大林语焉不详。5月13日斯大林讲了另一段话：“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所以5月5日的决定很快不了了之，转而实行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将领”提供军事援助的方针，令共产党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保持领导”。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斯大林得知此讯坐不住了，于5月30日给鲍罗廷等人发出“紧急指示”：（一）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5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二）“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

斯大林不会不知道，4年来联共政治局推行的“只武装国民党不武装共产党”的政策，根本无法通过一份“紧急指示”改变。而权谋大师鲍罗廷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是执行武装工农政策的人。他鼓动陈独秀出面给莫斯科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复：“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本来这个紧急指示是发给鲍罗廷等3个俄国人的，本应由他们回复莫斯科。但是他们都十分清楚向斯大林说“不”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于是推给了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让陈一人独自承担了违抗斯大林指示的责任。

局面已经完全无法靠鲍罗廷的权谋来收拾了。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决议“分共”，大革命完全失败。

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美丑、胜败。原先的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大放异彩者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黯然失色。发现、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廷就在1926年到1927年一年的跌宕演变中，由蒋介石所谓“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出现沧海桑田的演变，完成让人瞠目结舌的思维转换。

鲍罗廷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复杂，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廷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个前日本士官生内心深处还是钦佩那些直面反对他的人，却深恶痛绝那些他以为要利用他的人。

当年反对鲍罗廷独用蒋介石的加伦将军回国后，1938年10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的报告，还想保加伦一命，要孙科以特使身份赴苏转告斯大林，请派加伦至中国做蒋的私人顾问。但苏联的肃反行动太快了，加伦从被捕到被枪决仅有一个月的时间。斯大林告诉孙科的，已是他的死讯。

想保加伦性命的蒋介石，却一直想要鲍罗廷的性命。

加拉罕当年给孙中山的礼物，是鲍罗廷。

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廷的礼物，是通缉令。

三、笔杆子，枪杆子

说到枪杆子，人们马上想到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著称于世的毛泽东；以为枪杆子理论出自他的天才创造。

袁世凯最先给中国政治带进来了枪杆子。通过对枪杆子的纯熟掌握运用，满清王朝不得不接纳他，辛亥革命也不得不接纳他。

孙中山则最先给中国革命带进来了军事。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基本就是对武装起义苦心竭虑的策划与发动。

于是中国的革命或反革命，一开始便具有了与别国的革命或反革命截然不同的特色。

把枪杆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的，还是蒋介石。

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首先利用了鲍罗廷提供的机遇，其次便是手中的枪杆。

首先也来源于其次。鲍罗廷错以为他是一支革命的枪杆。

毛泽东对枪杆子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

他最初并不赞成暴力革命。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第一期《创刊宣言》上，即针对“打倒强权”提出了一番颇为温情的理论：（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毛泽东当时对一切暴力——包括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力——皆表现出极大的忿恨。

他1920年以极大的热心投入湖南自治运动，把各省自决自治看做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方法。他说：“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之外，一概不理。”

7年以后，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的毛泽东到主张暴力革命的毛泽东，其间经历了怎样由实践支撑的思想历程。

真正教会他认识枪杆子的，是蒋介石。一个1926年的“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一个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蒋介石在共产党人面前把枪杆子的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后来描述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毛泽东通过蒋介石对枪杆子的运用，真正看清了他的真面目。而从枪杆子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出路。

教会的又何止毛泽东一人。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陈独秀已经看出蒋介石利用北伐实现个人军事独裁的危险，当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问是帮助蒋还是削弱蒋时，也只有回答：“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面对刀枪如林的蒋介石，手无寸铁的陈独秀认识到其野心也毫无办法，只有采取这种消极态度。

另一人是张太雷。他是中国共产党中较早认清蒋介石面貌的人。1923年随蒋访苏，他在代表团中就与蒋分歧很大，几乎天天争吵，弄得苏俄方面人人知晓。蒋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立即将其清出代表团了事。这样一个对蒋早有认识的人，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还要发表一篇《关于蒋介石同志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的自我辩白，回答蒋的质问。他说：“如果我真是说了‘国民党是排斥共产党党员’，我自己亦要骂‘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非但我没有这样说，并且不会有这样的事。”并说，“介石同志是不会排斥CP的，大家都是知道的。”

今天的人已经很难领悟，张太雷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内心有多么的痛苦。没有实力又不得不仰仗实力，即使很早就认清其面孔，但直到屠刀举起之前，还要去赔着笑脸说“介石同志不会排斥CP”。

最终，张太雷牺牲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共产党人曾经就这样一忍再忍。对蒋的忍让，实际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子的忍让。“四一二”政变不久，陈独秀悲痛地说：“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对这一如此明显的事实，连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也不得不被迫承认：“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

缺乏实力的共产党人，不掌握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即使有再深奥的理论修养，再犀利的政治判断，再庞大的民众组织，在一个只凭实力说话、谁力量大谁就嘴巴大、声音大的社会里，也难于成事。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所以有了1927年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有了会上毛泽东激动的发言：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段话后来被总结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知道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等于就知道了武装割据，知道了农村包围城市。

共产党人并非不喜欢城市。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原定目标是南下广东，二次北伐。

开辟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秋收起义，原定目标也是会攻长沙。

最先打出苏维埃旗帜的广州起义，则几乎一步不改地走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之路。

南昌起义队伍转战到广东，还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义队伍则连个浏阳县城也蹲不住就被迫后退。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范围没有超出广州城。

毛泽东最早将失败的起义队伍转向罗霄山脉。这是在黑暗中面对失败思索的结果。它不是神的选择。是踏踏实实的中国革命者面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立足于现实的选择。

是人的选择。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留他在中央工作他不肯，说是要去搞“土匪工作”。结果秋收起义队伍没有攻打长沙而上了井冈山，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照办。消息传到根据地就变成了开除党籍，毛泽东很长时间连组织生活都不能参加。

这些都没有阻止他在罗霄山脉扎根立足，建立农村根据地。

毛泽东的根基在井冈山，不在白区，更不在共产国际。不能设想他在大城市租界内外压低帽檐东躲西藏，更不能设想他像小学生一样端坐在共产国际会议厅里背诵冗长的决议。他属于那片实实在在的土地。只有在武装割据的中国农村中，他才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第一个上山搞起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游刃有余的毛泽东，用武器的批判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也为世界革命开创了一条“毛泽东道路”。

仅此一点，功在千秋。

毛泽东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袖。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选定必须得到莫斯科批准。“一大”选陈独秀为书记，事先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同意。陈独秀以后的负责人瞿秋白，是鲍罗廷一手包办。“六大”总书记由向忠发出任，因为斯大林看中了他的工人身份。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掌权，则完全出于他背后的国际特派代表米夫。

唯毛泽东无任何国际背景。

共产国际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了解毛泽东其人。

一直以为共产国际最早系统介绍毛泽东的文章是1935年《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的《勤劳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结果新近发现不是这篇，是1930年3月20日《国际新闻通讯》一篇共产国际官方公报：据中国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历史使命。中国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这篇讣告，就是共产国际最早介绍毛泽东的文章。

有人说，讣告表明远在莫斯科勒克斯大厦里的共产国际总部对中国革命实情隔膜之甚，否则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

还不能这样简单。中国共产党也曾经为李立三开过两三次追悼会，每次都由他的战友周恩来主持。并非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不了解李立三，而是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时期，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随时包含着这种不可预测性。

共产国际发表的这份官方公报也是如此。

但以一篇讣告作为最早介绍一位著名领导人的文章，不能不说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个极大的遗憾。

其实共产国际1927年就注意到了毛泽东。

1927年5月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为反驳托洛茨基所说北伐加强了资产阶级力量、削弱了工人阶级力量，布哈林专门引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批驳。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在同月出版的第22期转载了毛泽东这篇报告。布哈林说，“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很有意义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北伐对于革命的最重要成果是唤醒了广大的工农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逐渐成为一支新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北伐中群众的力量成长壮大了，从革命发展的观点看，这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托洛茨基同志忽略了这一点”。

这位共产国际总书记实用地用毛泽东去驳托洛茨基，颇像后来中国大地上对毛泽东语录的用法：只想去驳倒对手，却并不在意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但从此共产国际也便知道了中共有个毛泽东。

知道了距离承认还有很远。毛泽东当时提出了一种与共产国际传统理论不同的理论，但还没有证实这一理论的实践，也还没有支持这一实践必不可少的实力。

后来有了实践了，也有了实力了，国际开始重视，也只是几次致电中共中央，要与毛泽东搞好团结，发挥他的作用和影响，仅此而已。

就如列宁在中国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是孙中山而不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样，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也是蒋介石而非毛泽东。

斯大林曾对蒋介石给以长久的信任。开始说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19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仅把对蒋介石的认识由“左派”调整为“中派”；蒋介石的反苏反共面目已经十分明显了，也只承认其是“中间偏右”。最后大家都公认蒋介石是右派了，斯大林还说：“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直至“四一二”事变之前，还把一张有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了蒋介石。

“四一二”事变让斯大林看到了他以为蒋介石不可能有的“其他作为”，令斯大林伤透了心。

被蒋介石伤透心的斯大林却对毛泽东抱有长久的怀疑。他以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仅是一些“土地革命者”；1944年6月，斯大林对美国特使哈里曼说：“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吗？他们对共产主义来说就像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

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还怀疑毛泽东是否会走南斯拉夫道路，成为中国的铁托。

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与美军直接作战，这种看法才开始改变。

此时，离斯大林去世只剩下不到三年。

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认识，这是一张艰难的、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没有答好的问卷。

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共产国际的选择，而是历史的选择。

对蒋介石的选择也不是孙中山的选择，而且归根到底超出了鲍罗廷掌控之外，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憧憬，在现代中国猛烈碰撞，用一场又一场生死拼杀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蒋介石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所向无敌。他通过辞职、下野、收买、驱逐、行刺、战争等手段，使如此众多的对手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倒地。他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机关枪压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袁大头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中国政治舞台上从古到今那十八般武器，他样样会使，而且每一件都烂熟于心。原本不太拿这个奉化人当回事的众多风云人物，纷纷被他如挑滑车一般弄翻在地。

1930年9月8日，蒋、冯、阎大战之间，阎锡山在北平第八次总理纪念周上给反蒋派打气，说蒋介石有四必败：一曰与党为敌；二曰与国为敌；

三曰与民为敌；

四曰与公理为敌。

被称为“十九年不倒翁”的阎锡山所言极是。很长时间之内，没有人比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总结更为准确、更为精辟、更为深刻的了。

但蒋纵横捭阖，就是不败。

这对众多北洋老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来说，此谜也是终身不解。

从客观因素看，他们不明白蒋代表着比他们更为先进的势力；与衰亡的封建残余更少粘连，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更多关系。

从主观因素说，他们也忽视了这个人的精神底蕴。

1906年，蒋入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前身），有日本军医教官讲卫生学，取一土块置于案上，说：“这一块土，约一立方寸，计可容四万万微生虫。”停片刻该医官又说：“这一立方寸之土，好比中国一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比微生虫寄生在这土里一样。”话音未落，课堂内一学生怒不可遏，冲到台前将土击飞，大声反问道：“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微生虫寄生在1/8立方寸土中？”军医教官毫无所备，稍许缓过劲来，发现是学生中唯一不留辫子的蒋介石，便指其光头大声喝问：“你是否革命党？”该事在陆军速成学堂掀起轩然大波。

1908年，蒋第一次读到邹容的《革命军》，而邹容已在5年前被清廷处死；蒋对《革命军》一书“酷嗜之，晨夕览诵，寝则怀抱，梦寐间如与晤言，相将提戈逐杀鞑奴”之句，对革命与造反的情怀难以言表。

1912年，蒋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社，自撰发刊词，并著《征蒙作战刍议》一文。当时沙俄引诱外蒙独立，蒋十分愤慨，“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也”。

不可否认，这个人青年时代一以贯之的极强的精神气质。

1924年6月24日，蒋给黄埔军校学生作《革命军人不能盲从官长》的讲话，说：“十三年来，中国的军人被袁世凯辈弄坏了，他们专用金钱来收买军人，军人变为他们个人的利器，专供他们做家狗”，“官长权限一大，便可卖党卖国”；又说：“我们革命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革命的，决不是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其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是叫做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他人的奴才走狗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这篇讲话的思想甚为解放，后来的人们却有不同解读：据称讲话前半部分在说陈炯明，后半部分在说孙中山。因为陈炯明在广东搞军阀割据，也因为孙中山在广东搞个人崇拜。

也许当年蒋介石真如所指。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能够这样讲的人，必定具有一些信念的底蕴和精神的力量。

不爱钱，不怕死，是他不离口的革命军人二信条。

蒋介石1923年访苏，至彼得格勒参观冬宫。五彩大理石建造的金碧辉煌的沙皇宫殿，没有给他留下太深印象，他觉得“所谓金间、银间、翡翠间者，皆不过镀饰其外表，无足珍贵者”；而“惟新立一历史馆，标树其革命党过去之伟迹血状，皆足怵目悚魂，殊令人兴感也”；后来赴莫斯科城苏维埃参加纪念活动，“听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演说，又见海军革命发难二官长及一水手，登台表述其勋劳光荣，心颇感动”。

他胸中曾澎湃过怎样的激情。

所以黄埔军校门口有一副铿锵作响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蒋介石的力量不仅仅来源于兵力和金钱。这些方面，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皆不敌。

苏联军事顾问契列潘诺夫1968年在莫斯科出版回忆录《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中这样描写蒋介石：“在军事工作人员中，他与我们关系最密切。懂政治，自尊心强得可怕。读日文版的拿破仑著作……能很快作出决定，但经常考虑欠周，于是又改变主意。倔犟，喜欢固执己见。他在政治进步中应该会走到合乎逻辑的极点。”

这是共产党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对手。

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2年零5天，三次上台三次下野，可谓“三上三下”，回回依靠枪杆起死回生。

第一次下野是1927年8月14日，因为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争夺权位；但不到5个月便被请回来上台。

第二次下野是1931年12月15日，因为“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占和“剿共”不力，仅44天就重返南京中枢。

下野成为蒋介石的一种聚集力量的策略。枪杆子在手，自会有人来请。结果每一次上台都比原来的实力更加强大，手段更加老辣。国民党把能够把蒋赶走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离不开这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但毛泽东让他第三次下台。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官邸宣布“引退”。这一次是他统治大陆22年的结束，真的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遇上了毛泽东，蒋介石便也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共产党人。

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通过“整理党务案”被赶出国民党中央的，就有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

毛泽东不是蒋介石面对的第一位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之前，蒋介石用法庭审判了陈独秀，用死亡压垮了向忠发，用子弹射穿了瞿秋白。对付这三个共产党的第一把手，他甚至不用亲自出马，部下们就把审讯陈独秀的记录、枪毙向忠发、瞿秋白的照片，规规矩矩放到了他的案头。

使蒋介石真正认识毛泽东的，是他亲自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和举世震惊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他最终也是通过朱毛红军对枪杆子的运用认识了毛泽东。

所以不得不于1945年在重庆恭敬地请毛泽东吃饭，还举杯互祝健康。

对手之间本不用互相尊重。蒋介石从第一次“围剿”起便以5万大洋悬赏毛泽东的人头。毛泽东1934年7月在江西苏区写《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一文，也嬉笑怒骂道：“试问蒋介石这个蠢货懂什么？”

对手之间又是相互尊重的。

悬赏了毛泽东人头的蒋介石，1945年抗战胜利后3封电报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讨“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两次留毛泽东下榻于自己的林园官邸。抵达重庆的毛泽东得知蒋不抽烟后，虽然自己烟瘾很大，一天能吸几十支，但只要有他当年骂为“蠢货”的蒋介石在场，便一根烟不吸。会谈连续达4个小时之久，也是如此。以后他对任何政要皆无这种特殊的礼遇。

双方通过各自的方式，表达出各自对对方的尊敬。

这种尊敬与其说是对个人的尊敬，不如说是对实力的尊敬，对各自的历史地位的尊敬。抛开各自信仰的主义和各自行进的道路，有一点是两人共同的：皆以为自己必定且注定要完成某种不可言喻且不言而喻的历史使命。

蒋介石最终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去世前说他一生办了两件事，头一件便是把蒋老先生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

为何而败？是败于主义，还是败于枪杆？是败于对历史的把握，还是败于对未来的规划？蒋终生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