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大英雄的时代，即是产生大叛徒的时代。有多少至死不渝的忠诚，就有多少鲜廉寡耻的叛卖。将领与将领的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者。陈毅向真理低头，却从不向困难低头。孔荷宠没有龚楚幸运，却幸运地早早结束了吞噬灵魂的痛苦。

一、嬗变（二）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万党员。新发展一名新党员，要经过严格的手续和复杂的程序。本人申请，组织核准为发展对象，然后检验申请人平时表现，入党动机，申请人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路线的认识；对党员的基本条件、权利和义务的理解；然后是上级组织发公函对家庭情况外调，支部大会审议，介绍人谈被介绍人基本情况和培养过程，支部大会讨论，举手表决，形成决议报上级党委审批，预备期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算起……为了让各级党组织严格履行组织手续，把好关，组织部门编写了一本又一本发展新党员的说明。

国防大学副教育长谭恩晋谈起来感慨万千：“我1947年在北平入党时，就是一个晚上被叫到城墙根底下，只问了我一句：‘咱不怕死？’我说：‘不怕！’负责发展党员的那位同志说：‘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那个年代令听者，说者，都很感慨。

当时的回答没有今天这么复杂。只须：怕，或是：不怕。

虽很简单，却很严酷。确是一句顶一万句。

这是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把生命和热血留给自己还是交给党的抉择。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多么美好。还有什么比生死考验更大的考验呢？

共产党人的队伍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动摇与叛变。

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一次就是1934年红军长征。

“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党再次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敌人捕获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都是他们在铁窗中对中国命运的思索。

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一腔热血。

国民党南昌行营有如下记载：

“截止本月底（注：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步枪手枪两千余支，机关枪五十余挺。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枪身八千支，机关枪二百余挺，炮身十余门，迫击炮十余门，图书三十余箱，铜锡两百余担。”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

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孔荷宠叛变。

孔荷宠是湖南平江人，参加过湘军，1926年入党，先是搞农民运动，后组织农民武装，任游击队大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参加平江起义后任红五军第一纵队队长，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红十六军军长，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出任湘鄂赣边区总指挥兼红十六军军长。1932年因犯盲动主义错误受到朱德批评，被撤销职务，入红军大学学习。1933年调中央动员部工作。1934年7月利用去外地巡视工作之机叛逃。

叛逃后他供出了湘鄂赣边区中共、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组织情况，帮助国民党军制订“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特别是他提供的中央机关在瑞金驻地，为国民党空军轰炸提供了准确情报。后来他被委为“特别招抚专员”。1935-1937年间，组织便衣别动队，专门袭击红军游击队。

孔荷宠的叛变没有成为红军瓦解的先声，但的确成为了一连串投敌叛变的先声。

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先后出现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祜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

这些叛徒在叛变前，虽各有各的方式和嘴脸，但往往都很“左”。

孔荷宠对让他去红大学习非常不满，他说谁还不会打仗，用几挺机关枪就能坚持到底，什么正规训练和战略战术，都是一派胡言。

向湘林则常对周围人说：“中央苏区失败了，我们在这山里打埋伏可耻，不如出去拼个痛快，拼掉他几个算几个。”他在游击区还搞正规化，恢复分区司令部和各科室，搞沙盘作业，每天早上吹号集合出操，晚上吹号集合点名。这一套马上引起敌人注意，派来重兵清剿，弄得部队天天转移。陈毅找他谈话，他还振振有词：“红军主力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回来，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决一死战。”

敌人真的来了，他没有决一死战。

很左的人一瞬间突然变得很右，中国革命中至今不乏此例。

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还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

龚楚是广东乐昌人，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比孔荷宠资格更老。

龚楚还可以与彭湃、毛泽东相比，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5年6月他就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赴省农民协会从事农运工作，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乐昌，1926年5月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因龚楚进过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任过粤军连长，有军事工作经验，又成为乐昌县农民自卫军的指挥者。1927年2月中共乐昌支部成立，龚楚理所当然地担任了书记，成为在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1927年底到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辗转于粤北想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

朱德回忆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

井冈山斗争时期，又有军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

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

龚楚在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关系，百色起义时又与邓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关系。

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1929年12月参加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即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红七军辖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十九师战斗力最强，龚楚兼任师长，邓小平兼任政委。由于龚楚是从井冈山过来的，熟知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给红七军的建设的确带来不小帮助。龚楚后来担任的职务也闪闪放光：继李明瑞之后任红七军军长，然后是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起初连个明确的职务都没有，龚楚却出任了中央军区参谋长。

这样一个人物的叛变，对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守力量的严重影响也可想而知。龚楚的叛变出现得很突然。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就叛变投敌。陈济棠给他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调一支四十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

龚楚将自己的叛变隐蔽得很巧。10月中旬，他把卫队扮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和粤军余汉谋一支部队假打一阵，“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贺子珍的哥哥、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原来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科长，听说老首长龚楚参谋长拉起了游击队伍，便赶紧派人去联系。

龚楚说，他需要马上见到项英、陈毅，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热情帮忙，建议龚楚写一封信给项、陈。信写好后，何长林也在上面签了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

项英看过信后非常高兴。他不太了解龚楚，但这是第一次和其他游击区取得联系，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振奋。陈毅却没有那么乐观。他对龚楚是非常了解的。龚楚自恃资格老，井冈山斗争时期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彭德怀，便目中无人。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无人可比。彭德怀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因龚楚不执行命令曾经撤了他的职。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

陈毅告诉项英，斗争残酷，人心难测，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

就是这“过一段时间”，使龚楚现了原形。只见信走不见人来，他害怕夜长梦多，决意先下手为强，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

又是那位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帮忙，召集游击队员和干部在龙西石开会，贺敏学等重要干部都参加。待他们发觉情况不妙时，龚楚的伏兵已经将会场包围，这位中央军区参谋长开始撕下脸面，赤裸裸地劝他原先的部属们投降了。

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举枪边打边往外冲。他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其余的只有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五十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也是个软骨头，一看大势不好，未及走脱被捕，马上叛变。

这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龚楚没有抓到项英、陈毅不甘心。他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布置军队日夜搜查，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严密封锁，连在一些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置了暗哨、密探。何长林则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指出来，很多人被敌人杀害。

1935年10月，龚楚引导国民党三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方维夏壮烈牺牲，蔡会文重伤被俘，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就是这个“朱毛龚”的“龚”，虽然在红军队伍中作出过一些贡献，一旦叛变这支队伍，竟然对敌人作出了更大“贡献”。所以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最恨叛徒。从“四一二”反革命屠杀中过来的人们，深知在危难时刻叛变现象的不可避免和巨大危害。预见到这一刻的来临，他们便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起最后往往伤及自身的铁腕：肃反。

1934年5月17日，苏区《斗争》杂志第61期发表董必武的文章：《把检举运动更广大地开展起来》：“检举运动的火焰已到处燃烧起来了……这一运动尤其要与肃反工作密切联系着，经由政治保卫局的系统可以暴露埋伏在地方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和那些对反革命容忍的人。”

5天后的5月22日，张闻天为《红色中华》193期撰写社论：《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敌人愈是向我们基本苏区逼进，前线上的革命战争愈是紧张，在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也愈是积极”；“赤色恐怖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最迅速的处置。凡属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豪绅地主、富农、商人、资本家、老板、流氓，必须立即捉起，除个别最重要的分子须严究同党外，其余无须评审，无须解县，一概就地枪决”；“一切对于反革命的宽容与放任，一切‘讲究手续’与‘法律观念’，一切犹豫不决与迟缓，在目前同阶级敌人决一死战的时候，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和帮凶”。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董必武以宽厚著称，张闻天以冷静闻名。这些个性在斗争的非常时期，也被外界巨大的压力压迫得无踪无影。

1934年9月主力红军出发前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省县苏维埃的指示信》：“在直接战争的环境下，我们要特别注意工作的迅速与决断，每一临时的问题，必须最迅速地实际解决，不能有丝毫的等待”，捉到反革命便应立即“在当地解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便是张闻天。

根据这个指示，宁都起义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等人，长征前夕被秘密处决。

这方面最矛盾最典型的人物是项英。

项英是最先在苏区反对肃反扩大化的人。1931年初他刚到苏区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就反对对富田事变的处理。

对富田事变，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很肯定地说：“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4400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5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捕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

项英却持不同看法。1931年1月16日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他以中央局第二号通告下发《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虽然不得不讲“打AB团取消派是十二分的正确”，但不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只在“客观上”是反党的反革命行动。它批评了反AB团之错误所在：“第一，是非群众的路线”；“第二，赤色恐怖不是群众造成的去恐怖反动派，而是机关造成的反恐怖了群众”。

今天的党史工作者说，这是第一个对富田事变说了公道话的文件。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讲，确需有面对复杂形势的清醒冷静头脑和相当的勇气。当时不论毛泽东写的总前委的报告、答辩信，还是苏区中央局的决议、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布告，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曾山的宣言，以及陈正人等的信，都一致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是“罪恶滔天”、“破坏阶级决战”的“反革命活动”。对持不同意见者，当时是一律视为“AB团”、“取消派”、“改组派”的。

就因为项英对总前委抓AB团、处理富田事变的批评和抵制，从1931年1月中央局成立到4月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这三个多月里，赣西南的肃反扩大化得到抑制。这是项英一个重要的历史功绩。他为此受到中央代表团严厉批评，宣布“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被解除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

这样一位对肃反保持清醒头脑的人，红军长征以后也失去了清醒，大刀阔斧地搞起肃反扩大化来。项英说，地主、富农、反革命，我们不杀他，他就会杀我们。宁都起义的一部分五军团干部，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分局机关和各单位工作。项英觉得这些人在国民党军队干过，不保险。他对登贤县委书记陈梦松和县苏维埃主席钟家瑶说：“这些人靠不住，要解决他们。”

怎么解决呢？钟家瑶后来回忆说：

“项英紧接着就以开会为名，派通信员将五军团的十几人，一个一个地通知他们前来开会。他们来了以后，随同前来的通信员则被留在楼下。五军团的人上楼后，项英就说他们犯了错误，随后不由分说便将他们一个个捆起来，当晚就把他们杀掉了。”

第二天，部分被杀害人的家属来询问亲人下落，回答是调其他地方工作了。

面对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

但越是非常时期，不是越需要分清敌友吗？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还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准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两段话都非常深刻。都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被不同的人们反复引用。造反时，多引用前者，平反时，又多强调后者。一个个历史轮回中，反复发现冤屈了那么多本不该冤屈的好人。

毫不留情地解决“靠不住”分子的项英，其革命坚定性是无可置疑的，所以能在极其艰难条件下坚持三年游击斗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但要总结出这些血的经验教训、真正准确判断出谁“靠得住”谁“靠不住”，项英已经没有时间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他本已突围脱险，却在睡梦中死于叛徒的子弹。

打死他的贴身警卫刘厚总，恰恰是他认为最靠得住的人。

这是项英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肃反手段与方式的悲剧。

二、残兵·火种

红军主力突围西征后，中央苏区周围最大的部队，便是红十军团。

1934年10月，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寻淮洲红七军团到达赣东北根据地，与方志敏的红十军汇合。11月上旬，中革军委发来命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辖三个师，原七军团部队编为十九师，原红十军部队编为二十、二十一师，全军团共一万余人。

这支相当可观的力量，从1934年11月中旬到1935年1月底，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朱德后来心痛地概括成八个字：不编不散，一编就散。

军团编成后，首战谭家桥。

当时的考虑是，其他敌军距离尚远，唯尾随之敌补充第一旅显得孤立突出。敌人共三个团，装备比较好。红十军团是三个师，兵力和敌人差不多，但地形却十分有利。乌泥关至谭家桥两侧皆是山地及森林，地形险要，利于隐蔽埋伏。当时红军的弹药等物资极感缺乏，消灭补充第一旅，不但能获得人员和物资的补充，且能打掉追敌的气焰。

军团长刘畴西决定在这里打一仗，大家都无异议。

应该说这是一场立意积极的战斗，地形选择也不错，但作战对象的选择却不是太好。补充第一旅1933年冬由保定编练处的三个补充团改编，旅长王耀武，山东泰安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是蒋军中一员悍将。该旅装备好，干部多是军校毕业生，训练有素；士兵以北方人为多，战斗力相当强。

这是一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完全不似“补充”两字给人以二流部队的感觉。

但刘畴西没有把王耀武放在眼里。他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时，王耀武还是上海马玉山糖果公司站柜台卖饼干的小伙计。刘畴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第一次东征在棉湖战斗中失去左臂，照样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后去苏联，进了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

黄埔一期的资格，加上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历，在红军指挥员中除了左权，无人可与刘畴西相比。这一切使他充满了一种不可抑制的自信。担任红十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后，想立刻打一仗扭转局面，是他的迫切要求。

但他小看了当年曾经卖过饼干的那个对手。

刘畴西不知道，当年他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加堵截的，就有第一军补充团的少校营长王耀武。刘畴西担任红二十一军军长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时，率部坚守苏区战略要地宜黄24天未被红军攻破、被蒋介石称为“奇迹”的，也是王耀武。带兵与作战，是王耀武两大擅长。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军，即后来整编第七十四师，就是王耀武一手带出来的部队。

刘畴西对王耀武的补充旅基本情况掌握不清楚，王耀武对刘畴西的红十军团却一点不糊涂。他对手下的三个团长说：“共军第十军团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是方志敏，军团长是刘畴西，副军团长是寻淮洲。该军团辖三个师：十九师师长由寻淮洲兼，二十师师长王如痴，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军团长和师长的意志很坚强，作战经验丰富，尤以寻淮洲的作战指挥能力为最强。”王耀武只讲错了两处：方志敏任主席的是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不是“政治委员会”；二十师师长由刘畴西兼，不是王如痴。对黄埔前辈学长刘畴西，王耀武的评价不是太高，相反却对没有进过军校、红军中土生土长的将领寻淮洲作出很高评价。

谭家桥伏击战是红十军团第一仗，关系军团能否在皖南立足之胜败存亡。刘畴西以二十、二十一师在伏击地域右侧担任正面攻击；置十九师于左侧，待正面打响后，截敌归路。

十九师未放在主攻位置上。原红七军团军团长、现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和十军团参谋长粟裕均执异议。认为十九师野战经验丰富，战斗作风顽强；而二十、二十一师组建才一年多，缺乏野战经验，担任主攻存在问题。

刘畴西却很自信。二十师、二十一师都是他的老部队，他认为战斗力强于十九师。他坚持原来部署。

12月14日，补充旅出发，以第二团为前卫，其余按直属部队、第三团、第一团的秩序，经乌泥关、谭家桥向太平追击前进。

红十军团隐蔽得非常好。王耀武的前卫第二团经过乌泥关、潭家桥时，路旁百姓有的在砍柴，有的在种地，有的在公路上行走，如平常一样。前卫团长周志道以为没有可疑情况，也未派部队严密搜索，部队浩浩荡荡继续前进。

机会很好，但开火却提前了。敌人团指挥部还未进入伏击地域，二十师、二十一师部分干部战士过分紧张，提前开火。敌人立即警觉，马上开始抢占路边高地，整个伏击战斗被迫提前。否则待敌团指挥部进入伏击范围后，首先打掉指挥机关，那么整个战局就会大不一样了。

王耀武、周志道等人，事后想起来惊出一身汗的，就是基于此种设想。

野战经验不足、特别是打硬仗经验和思想准备皆不足的二十师、二十一师连续向敌前卫团发起猛冲，企图一举将敌人压垮。攻势很猛，几次开展肉搏，敌前卫团团长周志道都被打伤。但两个师动作不一致，连冲4次也攻不下来。未放在主攻位置的十九师在山峡里一时又出不来，局势很快由伏击的主动变成被敌反击的被动。王耀武一面命令部队不许后退，一面调加强营和第三团的三营增加到第二团的正面作战，同时令第三团团长李天霞率该团主力向红十军团的左侧背猛烈反击，令第一团团长刘保定立派一部占领乌泥关，并坚决守住。

补充旅本来曾经是寻淮洲指挥的十九师的手下败将，此番红军三个师伏击它，最初它被打得措手不及，最后红十军团反被它打得措手不及。

乌泥关制高点的争夺战成为胜败的关键。十九师终于抽出来发动为时已晚的攻击。寻淮洲亲自领头奋勇冲锋。王耀武后来回忆这场战斗说：“红军三次冲锋虽都受到挫折，但斗志仍盛，其打败补充第一旅的决心并未动摇，又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冲锋。这次红军出动了七八百人，分三路冲过来，一路针对加强营，两路对着第二团中伤亡较重的第一、第二两个营。大有一鼓作气击溃补充第一旅之势，情况紧张、危急。”

王耀武亲到第一线督战，令各部集中迫击炮、机关枪的火力，向冲过来的红军猛烈射击，战斗极为激烈。他回忆说：“据第二团团长周志道报称，在敌人第四次冲锋中，发现红军有十几个人冒着炮火的危险去抢救一个人，抬着向后方走去，看样子，被抬走的这个人可能是敌人的高级军官。”

被抢救下来的，是在猛烈的冲击中身负重伤的寻淮洲。

人们都以为25岁当军团长的林彪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其实寻淮洲1933年出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还不满22周岁。寻淮洲是湖南浏阳的青年学生，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与陈伯钧、王良同为红四军三十一团三个有名的青年知识分子连长。三人当中陈伯钧、王良都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算黄埔六期，唯有寻淮洲没有进过军校。但他一直是红四军战将、黄埔四期生伍中豪的下级。从这位与林彪齐名的红军将领身上，寻淮洲学到了很多东西，进步极快。他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1933年2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战斗中，率红二十一军直插敌后截断蒋军第五十二师归路，为全歼该敌创造了条件，获二等红星奖章，受到中革军委的特别嘉奖。

粟裕回忆说：寻淮洲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

粟裕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中极有造诣的一员青年战将，当时尚年长寻淮洲5岁。

寻淮洲曾经5次负伤，谭家桥成为最后一次，因伤过重，在转移途中牺牲。

方志敏后来在囚室中写《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样评价寻淮洲：“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同志，因伤重牺牲了！他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七军团，在两年时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缴获敌枪6000余支，并缴到大炮几十门。他还只有24岁。”一位优秀将领，陨落在谭家桥战场。

险遭歼灭的王耀武在谭家桥战斗中反败为胜，所获甚丰。他派出一个步兵连寻找寻淮洲的遗体，捉到一个参加埋葬的人，便由此人带路到茂林，把寻淮洲遗体挖出来照相，以作为寻淮洲确实被打死的证据。他们发现遗体尚完好，但上身无衣，由此认识到红军处境已极度困难。王耀武判断说：“共军官兵所穿的衣服破烂不堪，难以护体，因被服奇缺，在掩埋其阵亡的官兵时，顺手将死者的衣服脱下，以供活人穿用。”

王耀武领到了5000块大洋的犒赏。

谭家桥战斗的失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选敌不当、指挥不当所至。后来红十军团在怀玉山的失败，基因已经潜伏在了这里。

谭家桥战斗失利，皖南便无法立足。红十军团由方志敏、刘畴西率领，南下返回闽浙赣边。谭家桥战斗前那样自信的刘畴西，又变得如此优柔寡断。到达闽浙赣苏区边缘时，敌情已十分紧急。粟裕坚决要求部队不能停留，连夜行动突破敌人封锁线，但刘畴西觉得部队刚刚到齐，人员十分疲劳，当晚不能再走。方志敏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叫粟裕率先头部队先走，他留下来等刘畴西一起行动。

一留便成永诀。

粟裕率少数先头部队行动坚决，当晚就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却行动拖沓犹豫，前面一打枪便改换前进方向。转来转去，耽误了几天时间，在怀玉山陷入赶上来的国民党军14个团的包围。方志敏本可跟着粟裕突围，就为了等刘畴西，最后二人双双被俘，并肩走向了刑场。

浙赣边界的怀玉山成为红十军团最后的战场。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红军战士拿枪向敌人射击，但冻僵的手扣不动扳机；挣扎着向围上来的敌人投弹，又投不了多远；王耀武发现他所俘虏的红军人员，都面黄肌瘦，手脚冻裂，因喝不到水，嘴上起泡的很多，很多人数日不得饮食，冻饿交加，躺在地上动弹不了。

红十军团终遭失败。1935年1月底，军团主要指挥者方志敏、刘畴西在程家湾被俘。

国民党随即将他们解往南昌，沿途召开“庆祝大会”。到达南昌后，又在市内豫章公园召开“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美联社一名记者报道了当时的情景：豫章公园周围都排列着警察队伍，街上架着机枪……戴着脚镣手铐而站立在铁甲车上的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周围是大队兵马戒备着。观众看见方志敏后，谁也不发一言，大家默默无声，即蒋介石参谋部的官兵对此气魄昂然之囚犯，也表示无限敬佩及同情……

方志敏、刘畴西被浮后，蒋介石密令国家党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尽力劝说方、刘“归诚”，特别是针对黄埔一期毕业、第一次东征在棉湖之役任教导一团第三连党代表的刘畴西。那是奠定国民党党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蒋介石一直记得当时奋不顾身、因伤被锯掉左臂的刘畴西。无当年棉湖的胜利，便无后来的蒋介石。他命顾祝同对刘畴西要特别关照，一定要设法争取过来。

顾祝同是军校战术教官，管理部代主任，在黄埔既是刘畴西的教官，又是他的上司。但顾祝同怕自己一个人说不动，又借蒋介石任黄埔同学会会长时，刘畴西担任过总务科长，以此为由头联络来更多的黄埔同学做工作。于是从怀玉山到上饶，从上饶到南昌，押解方志敏、刘畴西二人的路上，来劝降之人络绎不绝。仅顾祝同本人就亲自来了三次。

今天回头仔细品味那段历史时，我们可以指责刘畴西在谭家桥战斗前听不进寻淮洲和粟裕的意见刚愎自用，可以叹息刘畴西在怀玉山突围中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但在敌人以友情、以官爵、以监禁、以死亡的利诱和威胁面前，我们只有衷心叹服刘畴西的意志之坚韧不拔。

对蒋介石、顾祝同的劝说和纷纷前来的黄埔同学，他丝毫不为之所动。

刘畴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方志敏一样刚强。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用“田寿”这个名字，记述了刘畴西在狱中的不屈斗争。

1935年8月6日凌晨，方志敏、刘畴西被秘密杀害于南昌。

蒋介石把消灭红十军团归功于俞济时、王耀武，尤其是在第一线大打出手的王耀武。王耀武参加追击红十军团的作战时，赣东北“剿匪”总指挥赵观涛曾对他说过一席话：共军装备虽差，但作战很机动、很顽强；闽北的部队及俞济时的保安团都受到了很大损失，俞济时本人还因此受了处分；你一定不能大意，大意必定遭受挫败。

赵观涛也是蒋介石的嫡系悍将，多次参加对江西苏区的“围剿”。王耀武牢牢记住了赵观涛的叮嘱，同时生出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一定要面对面见识一下这些装备又差、供应几乎没有的红军将领，凭什么本事令一个又一个国民党骄将如此头痛。

他在谭家桥战斗中打死了红军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失去了与这个暗中叹服的红军将领见面的机会，但在怀玉山却捕获了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

王耀武立刻利用了这个机会，但第一次见面就让他呆住了。他回忆说：“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磁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

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若不是被别的被俘战士指认出来，王耀武绝对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红军师长胡天桃。

他压下震惊，与胡天桃展开如下对话：王：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王：我们也希望国家好，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有什么根据？

胡：国民党掌握着军队不抗日，却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王：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胡：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你知道方志敏现在什么地点？

胡：不知道。

王：方志敏对未突入封锁线的部队有什么指示？

胡：不知道。

王：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

胡天桃后来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济时那里，也无多余的话。俞济时说：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胡答：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前夕，王耀武被作为首批特赦战犯释放出来，仍然清清楚楚记得25年前与胡天桃那次谈话。

王耀武当年一身戎装，与寒冬中衣衫褴褛、脚穿两只颜色各异的草鞋、干粮袋内只有一个破洋磁碗的红军师长胡天桃谈论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

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者。

胡天桃被枪杀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

红十军团三个师一万余人，最后冲出包围圈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只有粟裕率领的一个无炮弹的迫击炮连、一个无枪弹的机关枪连和二十一师第五连，以及一些轻伤病员及军团机关工作人员，共400余人。

对丧魄落魂者来说，这是一支残兵。

对前仆后继者来说，这是一堆火种。

以这支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成挺进师，粟裕为师长。

新中国著名的音乐家劫夫有一首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

中国工农红军就是这样的队伍。伍中豪牺牲了，带出了寻淮洲；寻淮洲牺牲了，又带出了粟裕。革命的理想、战斗的意志像一支不熄的火炬，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重兵合围济南城。以济南战役为转折点，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开始了惊天动地的战略决战。

指挥15个纵队共32万大军发起济南战役的，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当年从怀玉山冲出去的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

率14个旅共10万守军防守济南城的，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当年追击红十军团的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

14年前的生死对手再度交锋。济南战役发起时，粟裕一定想到了掩埋在茂林的寻淮洲，被枪杀于南昌的方志敏、刘畴西和慷慨饮弹的胡天桃。

他亲自拟定攻城部队的战斗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9月24日，济南全城解放。王耀武化装出逃，在寿光县被民兵查获。

“捷报飞来做纸钱。”

那些在天英灵，可能有知？

三、风火来去一陈毅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斗争最杰出的代表，是陈毅。

中央红军出发前一个半月，陈毅在三军团六师的兴国老营盘前沿阵地被弹片击中，身负重伤，开始采取保守治疗。待发现粉碎性骨折的右胯骨必须动手术时，医疗器械和药品都装箱准备出发长征了。

后来还是三人团中的组织者周恩来干预，取出电台的汽油发电机做电源，重新开箱为陈毅做了手术。他不能参加长征了。周恩来告诉他，中央让他留下来与项英一道坚持根据地斗争，负责军事。

1934年10月22日，转移中的中革军委来电，指示中央军区从22日起正式成立，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

陈毅没有职务。

叫他负责军事却又不给军事职务，他被晾在了一边。

这才明白周恩来也不能做主。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做了这个主。

1934年2月5日，新中央发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项转中央局：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而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中共中央书记处

就是这封电报和后来收到的“决议详情续告”电报，陈毅感觉到毛泽东很可能回到领导岗位了。这种电文是博古等人写不出来的。

陈毅对毛泽东有太深的了解。

陈毅为人独特，了解人的方式也独特。他是通过分歧完成对毛泽东的认识的。

他历史上两次被推举代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第一次是1928年7月中旬，毛泽东不同意红四军主力按湖南省委的布置去湘南，于是在有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出席的沔渡会议上，陈毅被推选担任前委书记，指挥二十八、二十九团去湘南，毛泽东只能以党代表的名义指挥余下的部队。

去湘南一路连连碰壁。先一鼓作气打下郴州，理发洗澡逛街道，天擦黑敌人一个反击打来，二十九团士兵枪上挑着郴州发的“洋财”，成连成排朝家乡跑，挡都挡不住。一个团最后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团部零星人员和萧克的一个连。若不是副营长萧克在混乱中严令率领的那个连坐下不准动，这连人也将跑散。

碰了壁也不想马上回井冈山。陈毅起草《告湘南人民书》，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武装力量，仍然把目标定在湘南，还派出二十八团二营和团直机炮连去沙田以及湘粤赣边区先期探路。

结果又是一次打击：探路的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队叛变。

湘南之行先跑散了二十九团，后又反叛了袁崇全，在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主持召开的党员代表大会上，陈毅与朱德一起受到尖锐批评。前委委员、特务营营长宋乔生更直接要求将朱德、陈毅撤职查办。会议最后决定分别给予朱德、陈毅以留党查看三个月的处分。

失败使得陈毅第一次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8月24日召开前委扩大会，决定一起回井冈山，取消前委，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

第二次是1929年6月22日的红四军七大。这次代表大会上，陈毅被大会选为前委书记，再次取代毛泽东。

大会前，红四军内部因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职权和军委职权等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在6月8日召开的白沙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掉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毛泽东提出辞职，前委委员们便决定陈毅代理书记，且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把各方的争论意见原文印发各支部，提出了红军早期幼稚口号之一：“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

只有林彪一人得知毛泽东提出辞职后，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要他留下来继续斗争。

林彪的信令毛泽东激动不已，通宵未眠。

今天再看当时那些异常激烈的争论，应该说在总的路线上大家是一致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党怎样更好地领导军队，军队怎样更好地建设根据地。

代理书记陈毅日夜工作。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他对争论的双方都作了批评和回答，主观上为了维护党内团结，客观便成了折中平衡，即所谓的“调和”。

毛泽东最反对的就是调和。调和之中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没有受到批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未被大会大多数代表接受。毛泽东还被给予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即是毛泽东后来说的“陈毅主义”。

不知道自己发明了“陈毅主义”的陈毅，在七大上当选前委书记，第二次取代毛泽东在红四军内的地位。

七大后毛泽东、贺子珍去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休养兼指导工作。在离开龙岩城时，闽西特委给发给每人30元钞票。随行的江华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灰溜溜的毛泽东却并不放弃自己的意见。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之前，到蛟洋同毛泽东交换意见，两人在交谈中又争论起来，各执己见，未能统一。

争论都是面对面的，一旦背靠背，陈毅绝对不打小报告。

他到上海最先见到的中共中央领导是政治局常委李立三，便向李立三如实报告了红四军七大情况。

陈毅是一团火，李立三更是一团火。两人同样不打不成交。当年他们一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又一同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归国的船上大家开玩笑，四川人说湖南人棋术臭，湖南人说四川人的棋也不香。于是四川人举出陈毅，湖南人推出李立三，摆开棋盘大战起来。结果李立三连连失招，棋局愈来愈不妙，在大家哄笑声中他气得脸色发紫，抓起棋盘棋子一把都甩进了海里。

几年不见，两个棋手一个是工农武装割据的领袖之一，另一个已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之一了。按照中央要求，陈毅写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等五个书面材料，公正无私地如实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正是陈毅的这些报告，使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者认识到朱、毛的很多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的，值得向全国推广。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反复讨论，最后在周恩来主持下，由陈毅执笔起草中央“九月来信”，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从路线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

这是一封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共中央指示信。陈毅帮助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认识了红四军，周恩来、李立三也帮助陈毅认识了毛泽东。

这是陈毅一生中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

回到苏区的第一个消息却令他凉了半截。

红四军八大上，一些同志提议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彭祜、郭化若还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回信说他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

这消息对陈毅震动很大。他未料到毛泽东对他的怨恨，超过了最先挑起争论、以反对家长制排挤毛泽东的刘安恭。

在上海时，中央认为他与毛泽东的矛盾已很深，有派他去鄂豫皖或广西左右江工作的意向。陈毅考虑之后回答说：还有一件事没有办好，没有把毛泽东请回来，等办好这件事再考虑工作问题。

现在毛泽东不原谅他，他真是进退两难。

进退两难也是个人进退两难，面对真理，只能有进无退。

陈毅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练就了后来照耀其一生的大度与豁达。他表示，毛泽东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自己也要和大家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他先向前委传达“九月来信”，再和好几位前委委员谈话，一个一个做工作，最后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蛟洋给毛泽东看，并附自己一信，请毛泽东尽快回前委工作。

陈毅从来不愿意向困难低头，却愿意向真理低头。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回来了。陈毅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检讨，并转达了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说“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他给中共中央和李立三写信，表示在中央正确指导下，四军党内的团结完全不成问题。信中有这样的话：“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毛泽东真切地感受到了陈毅那颗坦荡的心。后来谈起陈毅今后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同样真诚地对陈毅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后来真的成了“哪里也不用去”。86000主力红军长征出发了，陈毅却留下来坚持最困难最危险的根据地斗争。

遵义会议后，陈毅才成为中央苏区军分会委员之一。这一次是毛泽东使他重新上台。

重新上台也是受命于危难。

龚楚的叛变使北山游击队损失严重，陈毅冒着生命危险去处理。他带着两个警卫员昼伏夜行十几天，下瓢泼大雨也行进不停。劳累加淋雨，陈毅伤口复发，身边无医无药，就打来一盆山泉水，自己挤伤口的脓血，还叫警卫员帮忙。警卫员挤一下他的全身就触电一般颤抖，脸色蜡黄，大汗淋漓，实在不忍心再用劲挤。陈毅就叫拿带子把自己的伤腿绑在树干上，自己背靠另一棵树，硬是把开刀没有取干净的一块碎骨从伤口挤了出来。

就这样及时赶到了北山游击区。

游击区正在发生极大的动摇。为了防止逃跑，夜间派两个人放双岗，一个监视一个也不能制止。后来又放三岗，以为三个人中总有一个靠得住的，还是照样跑。两人一起跑变三人一起跑。十几天时间二百多人的游击队跑得只剩下一百多人。

陈毅集合起游击队讲话。他说，游击战争非常艰苦，打死、病死、饿死随时都可能发生。身体弱的，跑不动的，不能坚持，可以自愿回家，发给路费。不过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了，待不住，愿意回来的可以再回来。

说到这里，他站起来，摸着自己的脸说：“你们别看我面黄肌瘦，长着满脸胡子，我是要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这是党给我的任务。”

听了陈毅讲话，一个人泪流满面地站起来说：“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

这是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他情绪激动地向大家讲述了三天前陈毅在林子中把自己绑在树上挤脓血的情景。

众人深受感动，几个人同时站起来说：“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动摇！”

给人以火星者，必怀火炬。陈毅是一团火，即使面黄肌瘦、满脸胡须、只有一盒万金油治腿伤，也仍然是一团不熄的火。红军时期不少人对政工人员持保留态度，认为这些人满嘴空话，“卖狗皮膏药”。陈毅是我军最早的政治工作者，从来不卖狗皮膏药。他的政治工作不用语言技巧，也不靠权力威逼。他用自己的生命贴近别人的生命，用自己的热血激发别人的热血。

对北山这些剩下来的游击骨干，他高兴地说：“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说这些话时，他一定想到了1927年10月的天心圩。

那是南昌起义部队最困难的时候。起义军师以上党代表走得一人不剩，只留下一名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部队面临马上溃散的危险。

按照当时大多数人的去向，可以去香港避追捕，可以去上海找中央。还可以转去苏联学习深造，以待东山再起。更何况陈毅在北京还有同学、在上海还有哥哥、在四川还有朋友，路子宽得很。

陈毅搞武装的决心极其坚定。八一起义那天他还在汉口，不知道南昌要发生暴动。他对好友陈梦云等人说：“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他是星夜疾行、跑步追赶上起义队伍的。

分配他去七十三团当政治指导员，周恩来怕他嫌官太小。陈毅一句话：什么小不小，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一个决心干到底的朱德，一个除了搞武装哪也不去的陈毅，再加上一个革命不胜利就不剃胡须的王尔琢，南昌起义余部的坚强核心在天心圩建立了起来。

这个“余部”若真溃散了，还有今天的人民解放军吗？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排除在关键时刻，领导者的决心与意志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朱德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陈毅后来说朱德在天心圩讲了两条纲领：共产主义必定胜利，革命必须自愿。

1935年底他在北山对游击队员们讲的，就是朱德在天心圩讲的那两条。

星火燎原，他相信留下来坚持在根据地斗争的火种也会如此。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陈毅无疑是一位传奇人物。古往今来的传奇人物中，有些人靠经历曲折艰险，有些人靠性格磊落坦荡。陈毅主要属于后者。

他说人的一生要经过三个会议。一是庆功会，欢庆胜利，大家都高兴，应该多开，却不能开成批判会、斗争会。最后是追悼会，功过如何，盖棺论定，却只能别人开，自己不能参加了。

他用生命的全程参加了这三个会。

用忘我的奋斗，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更大的会场，超过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

用迷惘与激愤，面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960万平方公里的会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批判会场。

最后是在八宝山。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地位来说，那也许是一个最小的追悼会场。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前往参加，大多数中国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去世。

中国革命最困难的1927年，没有人怀疑陈毅革命的坚定性。同样的阿拉伯数字倒换到1972年，很多人连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也弄不清楚了。

决定是突然作出的，事先完全没有安排。毛泽东一觉醒来穿着睡衣就要去，谁劝也劝不住。周围一片忙乱。主席身体也不好。陈毅曾经是元帅，但军衔已经取消了；曾经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又早已靠边站了；只是个“九大”的普通中央委员，而且还是“右派代表”。“九大”前到京西宾馆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这个当年在天心圩维持南昌起义余部不溃散的唯一一个党代表，竟然被一些年轻服务员讽刺为“老右”，看稀罕物一样驻足观看了。很多人不明白，主席为什么要亲自去参加这样一个人的追悼会。

周围人不明白，毛泽东却明白。在轿车向八宝山疾驶的路上，他眼前可飘过当年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请他回前委工作的情景？

跑了林彪，死了陈毅，从井冈山一路走到天安门的毛泽东内心之悲哀，恐怕是簇拥在身边只会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人们，永远无法理解的。

四、万劫也复

佛家称世界从生成到毁灭的过程为一劫。万劫，言谓时间之漫长。万劫不复，意为永远不能复原。《景德传灯录·韶州云门山文偃禅师》云：“莫将等闲空过时光，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

1990年9月13日，广东乐昌县长来镇悄悄来了一位年过九旬、双目失明的老先生，从海外返回定居。他离开大陆前，曾是国民党中将。

老先生姗姗来迟。别说中将，就是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不也照样回来了吗？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国民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来来去去多少个，谁也不像他这么谨慎多虑。

他必须谨慎多虑，如果人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话。

他就是当年的大叛徒龚楚。

龚楚在红军内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央军区参谋长。

他在国民党那里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韶关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韶关地区被人民解放军解放，龚楚被迫率部投诚。

1935年，他也是这样在重兵压迫之下，向国民党“投诚”的。

不过这回实在令他心碎。向之投诚的对象是林彪——当年龚楚担任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被并列称为“朱毛龚”时，二十八团那个年纪轻轻、沉默寡言的营长。

现在林彪是共产党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的统将，他龚楚不过是国民党一个小小的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见林彪一面连想都不要想。林彪下级的下级的下级就会非常得心应手地像掸掉一个跳蚤一样处理掉他这个反动派，更别奢谈“朱、毛”了。

投诚的龚楚又逃往香港。

降将可纳，叛徒难容。古往今来，任何政治集团皆是如此。这一点龚楚倒是十分清楚。

在香港当寓公期间他写了一本书：《我与红军》。与后来张国焘写《我的回忆》颇为相似的是，谈起曾在中共党内和红军内任过的高级职务便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对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也记忆清晰，那种颇有几分资本的心情详见笔端；对脱离红军以后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其余的，便多是大江东去之慨了。

香港似乎也有几分不保险。他被子女接往美国的亚特兰大。对共产党领导的那片土地，他要离得越远越好。

位置越远，感情越近。身体越远，灵魂越近。龚楚是片落叶，身居海外，却一直紧紧盯着那片布满他喜怒哀乐的土地。

一直盯到双目失明。

他一直在等待。等待得既无言，又长久。他眷恋自己的故乡，又深知自己给共产党带来的伤害。看着别人先后返回，他心潮难平。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不再追究新中国成立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刑事责任之后，他才下了回乡的决心。

1990年9月13日，年过九旬的龚楚回到故乡广东乐昌。63年前的1927年，他在这里组织农民运动。担任中共乐昌支部书记；41年前的1949年，他却在这里担任国民党的保安司令，率残部向共产党投诚。

63年过去了，41年过去了，现在乐昌县人民政府在长来镇为他修建了一幢两层楼房。他住进去后写了三封信，一封给邓小平，一封给杨尚昆，一封给王震。海外归来的龚楚，在信中向当年红军中的这些同事、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表示敬意和问候。

他还给邓小平单独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已从香港返回故乡。他从百色起义开始就与邓小平一起共事。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时，龚楚先任红七军参谋长，后任红七军军长。

羊城晚报海外版报道，邓小平从北京亲自给他挂了电话。

龚楚当年曾在自己的家乡给朱德、陈毅带路寻找根据地，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给自己的队伍带路。他后来又给陈济棠、余汉谋带路诱捕项英、陈毅，那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给敌人带路。“朱、毛、龚”中的朱、毛都不在了，项英、陈毅也不在了，陈济棠、余汉谋同样不在了，却还剩下他龚楚。入党与脱党，忠贞与叛卖，打白军与打红军，投降与再投降，出走与回归，人生90年对他来说，变成了一剂难于言表难以下咽的至苦之药。

失明的龚楚什么也看不见了，却能颤抖地紧握着话筒，听着话筒那一边当年红七军政委、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声音，涕泪纵横。

孔荷宠与龚楚一样，在国民党内最后的军衔也是中将。他1943年因为贪污薪饷，被国民党军法部门判处三年徒刑。出狱后失去了官场地位，在汉口、南京等地经商做小买卖。虽然他早已在国民党内无职无权，但鉴于自己的叛变行为，这位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得不像躲避阳光的蝙蝠一样，在重庆、昆明、云南建宁等偏远之地隐名匿居。

1955年2月，孔荷宠被公安机关查实后逮捕归案。

这样的人还需审判吗？历史已经对他完成了审判。

1956年8月，他病死在北京公安医院。

1995年7月，95岁的龚楚在故乡乐昌县长来镇家中去世。

一个人的生死，不过一劫，万劫不过是形容而已。“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有些禅语听来竟像警钟。孔荷宠万劫不复，龚楚竟然万劫有复。

孔荷宠没有龚楚那样幸运，他死得太早。

却也幸运，早早结束了活得太长的龚楚那种吞噬灵魂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