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正式签署所谓的“海上之盟”。

按照盟约，宋应该在1121年发兵北上和金人夹攻辽国，可一直到1122年，宋军还迟迟不见动静。

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金人纳闷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宋后院起火了。

签订盟约的这一年，江南发生了方腊暴乱，赵佶被迫将军队发往睦州（今浙江建德），焦头烂额地忙碌了一年才搞定内乱，正式北上。

这次发兵，纠合了国内大部分的精锐部队，号称两百万大军，主要是以西北战场上与西夏长年作战的边境防军为主，再加上刚刚在镇压江南方腊的战争中大胜，故而朝廷上下信心满满，志在必得。

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

到了高阳关，此次带兵的童贯命人“降黄榜及旗，述吊民伐罪之意”，放出话来：“若有豪杰能以燕京来献者，即授节度使之职。”

辽国驻扎在涿州、易州的常胜军在宋军的威吓下，竟然献上两州之地，不战而降。

常胜军是辽国和金国多次交兵之后硕果仅存的一支精锐部队，他们一降，留守在燕京的是辽主新募的民兵，全由燕京附近的饥民组成，纯属乌合之众。这对宋军来说，又是一大好消息。

形势似乎不是一般的好，是大好。似乎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赵佶振奋不已，不断派人前来催促大军速行，争取早日收复燕京。

然而，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宋军的战斗力实在弱爆了，燕京一战，几十万人竟被五千辽兵打得溃不成军，“士卒蹂践死者百余里”。

关于宋朝军队的作战力，一直以来，多为后人所诟病。

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大家所公认的，那就是太祖赵匡胤目睹了五代武夫之乱，立国即贯彻以文制武的治国方针。他觉得，文人掌权，最多就是贪点儿财，武将掌权，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兵变，危及国家安全，于是“杯酒释兵权”。

解除了武将的兵权，的确能有效地消除五代十国那种权力纷争、政权迭变的现象，可是时间一久，这种措施的弊端就渐渐凸显出来了。武将地位不高，作战的时候通常都由文人担任最高指挥官，文人不知兵，打仗的时候就会乱指挥，而武将在两军阵前舍生忘死拼命厮杀，打赢了，功劳是指挥官的，打败了，自己性命不保，这严重伤害了武将的积极性。

另外，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宋兵和辽人交战，还没有大的战绩，心理上多多少少有些怯敌，战场上有人大呼一声：“辽兵杀来了！”宋兵内心深处的阴影就一下子被放大了，恐惧之下，撒开大脚丫子就往回逃命。

在动物界的生存搏杀里面，一只老虎可以把几十甚至上百的野牛追赶得四散奔逃，这并不是因为一百多头野牛的力量比不上那一只老虎，而是野牛对老虎的与生俱来的思维定式，面对老虎，它们想到的只有逃命，根本就没有过对抗的念头。

宋军对辽军的恐惧，也和野牛相似。

宋军的伤亡严重，军用物资遗失殆尽，元气大伤，再也无力与辽军对战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赵佶竟然决定：请金国来打燕京。

这时的金兵早已按照盟约打下了辽国的中京、西京，军队在松亭关（今迁西北喜峰口）、古北口沿线驻扎，隔岸观火，坐看宋军履行协议约定攻取燕京。

接到赵佶的求助信，完颜阿骨打又好气又好笑，好气的是宋军的发兵时间已经比协议约定的时间推迟了整整三年零八个月！好笑的是宋军竟然个个都是玻璃人，一碰就碎，不堪一击。

鄙视之余，完颜阿骨打集结好部队，一路如摧枯拉朽，穿过居庸关，直逼燕京。

面对金国的赫赫兵威，辽国君臣略作挣扎，便开城出降了。

至此，宋金灭辽的计划算是大功告成，双方回到谈判桌分赃了。

金人一会儿指责宋朝没能按时出兵，一会儿又指责宋军没能打下燕京，不肯履行合约上的分配方案。

经过马植一行数月的软磨硬泡，金最后开出了一份新的分配方案：平、滦、营三州不属于当初石敬瑭的割让之地，不在归还之列，西京也不能归还，只能将太行山以东的燕、蓟、檀、景、顺、涿、易七州交还于宋朝，但还土不还人，金不但要把燕地人口全部带走，每年宋还得向金上交一百万缗的土地使用税及合约规定的岁币银二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而金帮宋打下燕京的劳务费也得折合成粮食二十万石，一次性支付。

得了“大头症”的赵佶觉得，只要收复燕京就是奇功一件，眼睛眨都不眨，满口应承。

金国所答应归还的七州其实只有五州，因为涿州和易州早在上一年由辽国的常胜军献出。五州交割之日，金军把燕地的金银财宝、图书典籍，以及全部的居民全部掳走，给宋留下了一座空城。

赵佶毫不以为意，宣诏大赦全国，举国狂欢，大封功臣，其中马植被封为近康殿学士。并命人在万岁山刻《复燕云碑》，以炫耀自己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