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诗是清人何焯所写，直言宋朝统治者对武将的猜忌到达了极点，以致军事疲软，只得任由异族欺凌。

事实如此，有宋一代，历届统治者最担心的事就是武人跋扈，权力过大，威胁皇权。

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怀黄袍加身之疑，以痛折武夫。”

当年，为了压制武将，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将全国的正规军分别划归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兵司三司掌管，但明令规定他们无调兵之权，调兵之权由枢密院掌控。造成有兵的三司无权调兵，有权调兵的枢密院无兵可调，从根本上消除了武人专权的制度。倘有武将胆敢手握权柄，就坚决予以剪除。这既是制度，也是祖宗家法，代代相承，纵是在风雨飘摇的危急关头也不例外。

靖康之乱以来，政府正规军的编制基本被打散，国内的军事武装大都在战争中建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统军将领的私人武装，既不属三司统管，枢密院也调动不了，只听命于主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如“岳家军”、“韩家军”、“刘家军”等。

赵构迫于大敌当前，承认了这些军队的合法性，并做了很多表面工作（如提高武将的地位、增多物质奖励等），收买人心，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但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赵构的战争目的很简单，以战求和，通过战争乞求偏安一隅。

随着抗战的深入，武将的权力不断膨胀，赵构也就越来越坐卧不安。

他无法容忍本朝基本国策发生任何改变。

在他看来，国内武将的威胁比金人的威胁更严重。他之所以不惜放弃大批疆土，一退再退，偏安江南，甚至屈膝求和，就是不愿意让武将的权力在战争中进一步膨胀。

为了恢复北宋那种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朝廷的文人士大夫一致力挺赵构。宰辅一类首席大臣担心战功日著的武将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也日夜谋划着怎样解除武将的兵权。

建炎初年，户部侍郎柳约就直言不讳地进言道：“诸大将提兵入觐，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军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建炎四年（1130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上疏斥责诸大将：“现在有的大将官兼两镇之重，跻身于执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出入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祸患甚于金虏，可谓上负国家，下负百姓，罪恶如此，用古法皆当诛。”

到了绍兴元年（1131年），汪藻再次上奏章，大谈“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献上“驭将三策”，建议赵构要“渐销诸将之权”。当时，赵构的回答是：“后十年卒如其策。”

兵权迟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绍兴八年（1138年），监察御史张戒也进言说“诸将权太重”，提醒赵构早日削减诸将的兵权。赵构对此大为赞赏，当即表示“一二年间事当自了”。

左宣议郎王之道更是不顾金人在侧，虎视眈眈，上书赵构，强烈要求收缴诸将兵权，恢复以文臣统军的传统，他呼吁说：“臣愿陛下深思熟虑，选择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钺，俾统六师。”

可以说，对于岳飞、韩世忠、刘光世等人的兵权，几乎每一任宰辅大臣都动过削夺的心思。

张浚在相位时，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为由，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但也因此引发了淮西兵变，他本人坐谪引退，第一次收兵夺权的行动只能草草结束。

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两人依旧想收夺武将兵权，他们将各大将部下的偏裨将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将的兵权，达到化整为零的目的。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张俊，但因为秦桧回来了，赵鼎、王庶相继罢官，这一次收兵夺权行动还没来得及展开就无疾而终。

有第一、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

不解散“岳家军”、“韩家军”这几支庞大的军事武装，赵构无法安睡。

赵构虽称“中兴之主”，但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那么有追求。

从他写给粘罕那封肉麻的投降信就可以看出，他胆小怯懦，畏敌如虎，贪图享乐。

故土能不能收复，他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能拥有多大的生存空间，会不会被金人俘虏，能不能安全地苟活下去。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求和投降之路——只要和议成功，所有的担心就可以通通归零。

有人推测，赵构之所以不支持、不赞成、不响应北伐，是担心北伐成功，二圣归来，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说这种话，实在是抬举赵构了。

金人的数次入侵，赵构早被吓得患上了严重的“恐金症”。在他的心中，金国永远是那样的坚不可摧，北伐根本不可能成功、金国也根本不可能失败。

而宋徽宗赵佶早在五年前被金人虐待致死，所谓的“迎回二圣”就只剩下宋钦宗赵恒了。赵恒与赵构是同辈，按礼数，赵构并没有让位的义务，又怎么会担心自己当不成皇帝呢？

再者说了，赵恒是在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登基的，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就落入金人的魔爪，在位期间既无建树，对金策略又一错再错，整个皇族被人家一锅端。到了金国，又受尽凌辱，尊严尽丧，假使能回国，又有何面目与弟争登帝位？况且，现在南宋朝廷的文武大臣全是赵构在长达十四年的执政期间一手提拔起来的，根基稳固，他赵恒在位时间不过短短一年，手下的大臣被掳到金国，死伤殆尽，自己形单影只，又拿什么资本来跟弟弟争？

对此，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就认为：“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和肃宗，明正统和景泰的事例证明，即使宋钦宗回来，也未必会威胁到宋高宗的宝座。”玄宗和正统回朝的时候，他们在朝中还有一股潜在的政治势力可以倚仗，然而在新君面前，他们只能接受既定事实，俯首称臣——至于正统帝后来发起的“夺门之变”，其实是景泰帝没有儿子，帝位自动传回来的。

退一万步说，如果赵构真觉得赵恒会威胁到自己的帝位，他只需像朱元璋谋害小明王韩林儿一样，在大破金国之际，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赵恒办了，这样，所有问题不是全都解决了吗？

所以，赵构并不害怕赵恒回国，相反，为了提高自己在国内的声望，他多次打出“迎回二圣”的旗号。（很多人以为“迎还二圣”的口号是岳飞的专利，其实不是，赵构才是最早喊出这个口号的人，其即位后的第一封诏书中就有“同徯两宫之复”的言论）将赵恒接回，由自己直接控制，显然要比留在金国充当金人的棋子要好得多。

赵构坚持认为靠打仗是绝对要不回“二圣”的，他自己就说过，“今日梓宫、太后、渊圣皇帝毕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

自从得知父亲徽宗皇帝的死讯，每次和议，他都不厌其烦地要求金人送还赵恒。当然，送还赵恒只是和议内容中的一个附带条件，和议的真正目的还是为了争取到自己的生存权。

为了和议，他可谓处心积虑，绞尽脑汁。从逃亡的那一天起，他从来都没放弃过对和议的追求。

也许有人会为他辩护道：南宋初建，基础差，底子薄，又遭受金国连续打击，国民经济严重受创，民生凋敝，赵构既觉得金国过于强大，自己无力收复失地，他通过和议来解除来自金国的威胁，使国家得以生存，又可以休养生息，使国力得到恢复，不也很好吗？

是，赵构在这个问题上是太悲观了，他没能正确判断出随着抗战的深入，宋金的势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宋军收复中原失地根本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但是，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出发，赵构你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一半的领土被异国占领、自己的一半人民被异族奴役吗？

古罗马在皮洛士战争中曾对希腊人高喊：只要有一个外国人在意大利的土地上，罗马就决不谈和。再弱小的国家，也有责任去捍卫自己的领土和尊严，纵使国灭身死，也在所不惜！

但赵构既没有这样的血性，也没有这样的勇气。在蹂躏和欺凌跟前，他选择了卑躬屈膝。

金人摧毁了他的故国家园，掳掠他的臣民，残杀了他的亲人，甚至虐杀了他的父亲，奸淫了他的母亲，奸杀了他的妻女……但面对金人，他却能一口一句地自称“臣构”。

对他而言，只有和议，才可以获得自由、获得新生。

为了和议，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不会在乎岁币，不会在乎领土，岁币给得再多，也不会影响到临安小朝廷的侈靡生活，领土割让得再多，也还有半壁江山可以挥霍。

胆小如鼠的赵构是真的担心岳飞“稍有挫衄”，全盘皆输，战火一旦引到江南，临安就做不成安乐窝了，最好的选择莫过于见好就收，巩固现有成果。

而战场上的发展态势却被一代奸人秦桧正确地估摸到了，他非常清楚，金国一灭，他秦桧秦相公在南宋的地位将一落千丈、一文不值了。

现实的经历告诉他，刚回国便能跃居上相位，完全是因为自己背后有金国撑腰；而他在绍兴元年（1131年）之所以遭到罢免，则是没能成功地为赵构牵线搭桥搞好宋金关系。这次重返相位，他深谙其中奥妙，也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地位。

绝不能容许岳飞立有盖世之功，挟有震主之威！

秦桧和他的党羽殿中侍御史罗汝楫等人一天到晚在赵构耳边发表他的悲观战争论：“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然后鼓吹和议的种种好处。

“金人会同意议和吗？”赵构对着秦桧弱弱地问。

“皇上放心，这次一定会成功的。”秦桧胸有成竹。

这次的形势确实比绍兴八年（1138年）好得多，而金人也已主动放出了和议的风声了。

就在赵构和秦桧打得火热之际，岳飞奉命回来了。

岳飞知道朝廷有秦桧作梗，“终不得行其志”，觉得与其这样用兵动众，“今日得地，明日弃之，养寇残民，无补国事”，便恳切地向赵构申请解除兵权，回家养老。

岳飞主动解除兵权，应该是赵构希望看到的，但和金人的媾和才有一点点眉目，还远没到过河拆桥的地步，赵构不得不假惺惺地说：“朝廷之事，还须从长计议，现在还远不是休兵罢战的时候。虽然你梦想着逍遥山林，但也不能忘了水深火热的朝廷啊！”（“方资长算，助予远图，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虽卿所志，固尝在于山林；而臣事君，可遽忘于王室？所请宜不允。”）

也幸好赵构挽留了岳飞，否则，万事休矣！

兀术数次惨败，终究咽不下这口气，知道岳飞全军已撤，全速再次占领了颖昌、淮宁、蔡、郑诸州，还不满足，仍继续向江淮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