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夺取了三大将的军权，除了他对武将本能的恐惧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原因了吗？读者一定了解，这当然有其他原因了。

《皇帝中兴两朝圣政》上记录有赵构本人极为自得的一段话：“绍兴以来，所以为国者有二：金欲战，则分江淮之镇以授将帅；金欲和，则收将帅之权以归朝廷。规模既立，守备益固，操纵自我，比之谓定论。”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之所以紧锣密鼓地“收将帅之权以归朝廷”，是因为金人同意讲和了。

早在颖昌大战结束，战争狂人兀术就不断放出和谈的讯息了。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金国内部主战呼声最高的统帅一改初衷，开始热衷于和议了呢？一仗打出十年和平！一语道破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辩证关系！

顺昌、郾城、颖昌几场硬仗下来，兀术仁兄被打得七荤八素，服了。

既然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强攻难以取胜，而赵构又这么渴望和议，那就和议吧，说不准和议获取的东西比战场上得到的更丰厚呢。

这年（绍兴十一年，1141年）九月，他调整了侵宋思路，亲自写了一封信，让羁押在金国一年半之久的宋使莫将和韩恕带回来交给赵构。

这就意味着宋金双方的和议从互相试探阶段转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了。

在信中，兀术倒打一耙，横加指责赵构不该破坏了两国在绍兴八年（1138年）时签订的和约。

读到兀术在信里的抱怨，赵构笑了。

他回了一封言辞极其谦卑的信，说：“是是是，我错了，我该死，这一次能得到四太子您的书信，不胜荣幸。上一次蒙上国皇帝割赐河南之地，德厚恩深，可惜小构我愚识浅虑，处事不慎，致使两国产生了误会，战祸重开。唉，这件事，都怪我，怪我，现在我每一念及，真是又惭愧又后悔。上国远道征讨，我们恐惧万分，正不知如何是好，四太子您又慈悲为怀，放还莫将、韩恕，可见您还不忍心抛弃我们，我们更加惭愧难当。从今以后，我一定谨遵训谕，唯命是从。”

赵构这一番毫无出息的自我埋汰让兀术胆气更壮，气势更盛，回信说：“如果你真对此前之事，反躬自省，那这次就应该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官员来谈。”

这分明是在主动邀和，赵构心花怒放，又写了一封信，称自己一切听从四太子的“钧诲”，然后派了“一品大员”魏良臣和王公亮以“禀议使”的名义，乞求兀术先不要动武，一切都好商量。

兀术哈哈大笑，大笔一挥，回信连恐带吓道：“魏良臣带来的书信已收到，念你语意殷勤，能自讼前失，我特意请示了我们主上，同意和你们议和。现在江南凋敝日久，如果得不到淮南之地相为表里，恐怕难以生存，又兼魏良臣再三叩头，哀求甚切，于情可怜，我们就以淮水为界，南北分治。不过西面的唐、邓二州，按照地势划分，属于淮北地区，不在所割之列。至于魏良臣请求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之事，我们也同意了，这次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划淮水为界，比上次议和时划黄河为界足足多出了好几千里，兀术摆明了是在漫天要价，等着赵构坐地还钱。

赵构急于求和，无心议价，满口应承了，并主动写了一篇坚决投降的《誓表》，表文上称：“小臣赵构既蒙恩造，以藩国自居，从此以后，世世子孙，对大金帝国谨守臣节，若有违此盟，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派遣签书枢密院事何铸和曹勋二人作“报谢，进《誓表》使、副”，朝拜兀术。

看得出，赵构已经开始全身心，不惜一切代价地投入到这场和议中去了。

据负责掌管南宋朝廷文献的官员查龠后来揭发，金人撕毁了绍兴八年的盟约，单方面发起战争，岳飞大举雄师，直闯中原，秦桧与金人暗中勾结，力劝赵构班师，兀术忌惮岳飞之勇，便给秦桧写了一封信，特别交代：必先杀岳飞而后再和谈。（“虏自叛河南之盟，岳飞深入不已，桧私于金人，劝上班师。金人谓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这就是历史上迷离扑朔的“兀术遗桧书”的由来。

兀术清楚地知道，岳飞作为一面抗金旗帜，意志坚定，英勇善战，虽然被罢职赋闲，但仍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曾写信给赵构说：“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兀术本人也不无忌惮地对手下说：“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早晚欲除之而后快。

对兀术的这个议和条件，秦桧完全赞同，一直以来，他就认定“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

为了和议成功，岳飞在劫难逃。

在南宋初年的许多史料都被秦桧、秦熺父子销毁的情况下，兀术写给秦桧的这封信已经查不到了，那么，它到底有没有存在过呢？千百年来，众说纷纭。

著名历史学者邓广铭先生认为这封信之所以查不出来，是因为它只是兀术口授给南宋使臣魏良臣，由魏良臣捎带给南宋朝廷的口信，并不是用笔墨记录在纸质材料上的实体信。其依据是在兀术和秦桧的通信中，有“其间有不可尽言者，一一口授，惟阁下详之”的语句。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则不但认为这封信曾经出现过，还推测过它的出现时间是在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中旬，当时颖昌大战刚刚结束，兀术自料在正面战场上难以取胜，就写了这样一封信派人秘密送给内奸秦桧。

应该说，这个推测相当靠谱。

上一年（绍兴十年，1140年），赵构火急火燎地要岳飞从朱仙镇班师，就是从秦桧那儿间接地得到了兀术有意和议的口风。

岳飞从朱仙镇回来，主动向赵构恳请解除兵权，因为赵构还不敢完全确定和议能成，他当时的回答是：“方资长算，助予远图，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

而绍兴十一年（1141年）三月，兀术刚从淮西撤军，赵构就对刘锜动粗，接着又紧锣密鼓地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显然，赵构通过秦桧已对双方停战有了十足的把握，并掌握了具体的“息戈之期”。

兀术既然有意议和，就必须着手解决“诸将权太重”的问题。当然，收回兵权与向金媾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成功媾和，才能收回诸将兵权，反过来，只有收回诸将兵权，才能确保议和的顺利进行。

王夫之在《宋论》中称：“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而秦桧收夺武将兵权的心思比赵构还迫切，他“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岳飞、韩世忠等人对宋金议和一直持反对态度，如果不把他们及他们的幕僚从根本上加以摧毁，和议就难以达成；即使达成了，也不能保证以后不被他们破坏。所以，他多次向赵构“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

在那段议和使者频繁来往的日子里。赵构最热衷的事就是“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两人天天黏糊在一起商议兵权收回问题。

收兵夺权行动结束后，赵构还不许岳飞告老还乡，那是因为岳飞一旦过早地离开了这个舞台，就没有机会在他身上安插罪名了，戏就没法往下唱，对兀术也就没法交代，和议也就无法成功。

赵构得到兀术正式写给他的第一封信，是这年（绍兴十一年，1141年）九月。随着和议的日程不断推进，岳飞也越来越危险。

除了通过杀害岳飞促成媾和外，赵构也有自己的私心。

王夫之说：“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然。”赵构认为来自国内的武将的威胁比来自金人的威胁更严重，“所至驱掳，甚于外患”，因此才迫不及待地秉承祖宗家法，与官僚集团联手收取武人兵权。但为了进一步震慑武人，将他们牢牢控制在股掌之中，他一直想杀鸡给猴看。

岳飞抗金心切，要求增兵，提议立储等等，都无一例外地触动了赵构的神经。而岳飞整军训兵、礼贤下士，也让他疑神疑鬼。所以，尽管岳飞一再表示要功成身退，一旦“恢复两河之地为汉家江山”就到庐山东林寺读经论佛，以度余年，从赵构的角度看，这是不可能的，谁能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同时，在抗金过程中，岳飞屡立战功、权高望崇，治军严明、秋毫无犯，不仅得到岳家军将士的爱戴拥护，而且也受到百姓的尊崇。赵构担心岳飞会挟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越来越深。

说到底，赵构最忌恨的，是岳飞出众的能力和威望。这就叫功大而谤兴，德高而毁至！

岳飞文武兼备的才能、仁义兼爱的品格、千秋赫赫的战功、克己奉公的威望，根本不能见容于专制政权的统治阶层中。

诚如朱熹所说：“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同其他大将相比，岳飞既无家世背景，个人资历又浅，长期在外打仗，和朝中大臣交往少，根基浅，没有任何关系网。

综合上述几条，岳飞无疑是最适合拿来开刀的人选！

杀掉一个岳飞，不但可以促成和议，还可以充分显示皇权的威严，震慑警示其他武将，使他们只能匍匐在自己跟前“效媚以自全”，何乐而不为？！

传召岳飞的消息一传出，“百姓皆昼夜不安”，似乎暗潮涌动，一场大地震就要来临。

的确，以岳飞这时在国内的威望和声誉，如果他真的是如王俊诬告的那样，策反了岳家军，其爆发出的威力，依然可以撼山动岳！

那么，岳飞知道了这个消息，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