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岳飞临刑前的一个月（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赵构和秦桧已经在金人送来的和约书上签字。

这次的和议合同比绍兴八年（1138年）那一次更苛刻，其内容有：

南宋方面：

南宋向金国称臣；南宋每年向金国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南宋与金国东自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割唐、邓二州，以及商、秦二州的一半给金国。

金国方面：

放回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归还宋徽宗赵佶和郑皇后的梓棺。

就是这样一份不平等的和约，秦桧还担心给金人写制词的人“不能悦虏”，就把这个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养子秦熺和心腹程克俊，告诉他们要放开思想顾虑，放开手脚，极尽所能向金人表达歌功颂德和感恩戴德的心情，一切“必欲如其所要者”。

于是，在秦桧的指导下，一篇伟大的文告诞生了，文告上宣称，和议是“非常之盛事”，此后“敢忘莫报之深恩”。

文告发出，赵构心神不宁地等待着金人的回复。

金国根据赵构的恳切申请，撰了一道《册文》，云：“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涎诱尔衷，封奏狎主，愿身列于藩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大功告成！认认真真地读遍了《册文》上的每一个字，赵构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放心去睡了。

岳飞三人遇害的第二年春，“证人”董先被带到临安。最先接见他的是奸人秦桧，秦大奸人满脸堆笑，做出一副亲热的模样，抚摸着董先的肩头，说：“你用不着紧张，皇上召见你，只是想让你证明一句话，证明了就可以回去。”（“止是有一句言语要尔为证，证了，只今日使可出。”）

岳飞父子横遭惨死，人心震恐，朝野上下，噤若寒蝉。

在血色恐怖下，董先当年独据桥头，单骑退敌的威风和霸气消失殆尽，表现得唯唯诺诺、诚惶诚恐。

被秦桧的两名党羽带到了大理寺，董先一见到刑吏，马上“叩伏”，有问必答，对方要什么样的答案就说什么样的答案，说到对方满意为止。

秦桧得知董先这么乖巧，就没怎么为难他，很快将他释放了。其后，姚政、庞荣、傅选三人因为主动附会指证岳飞的罪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迁。王俊更是因为揭发有功，官职一下子就从左武大夫、果州防御使转为了正任观察使。万俟办事得力，审讯有功，被秦桧荐为参知政事。杨沂中积极引岳飞下狱、负责监斩有功，拜少傅，后来又封恭国公、拜少师，数次出任枢密使，封同安郡王，“赐玉带，朝朔望”。

相比之下，张俊枉做小人，他“力赞和议，与桧意合，言无不从”，满以为追随秦桧整倒了韩世忠和岳飞，自己就是军界中的头牌，可以独揽全国军队的指挥权。可是到头来，秦桧却把整韩岳二人的手段转用在他的身上：指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他的心腹握兵于行在，爪牙拥兵于上流，“他日变生，祸不可测”，到后来竟然指证他谋国篡位、罪大恶极。将张俊整得丢官弃职，晚景凄凉。

王贵在开始的时候，不肯和秦桧合作，于是秦桧指使王俊改了口供，说岳云写的那封信，上面的收信人除了张宪外，还有王贵。

王贵听到这个消息，大惊，赶紧“抗章而自列”，“引疾以为辞”。

宿将牛皋反应没有王贵快，事情过了很久，他还在为和金人议和的事心存不满，经常借酒发牢骚，结果被田师中命人在酒里面放了一点儿东西——耗子药，毒死了。牛皋临死时，不无沉痛地说：“我年逾六十，官至侍从，已经满足了，但可恨的是，故土未复，我不能战死疆场，反而死在家中，不甘心啊！”（“皋年六十一，官至侍从，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马革裹尸，顾死牖下耳！”）

此外，岳飞军中的多名将佐和幕僚，如王敏求、杨浩、邢舜举、朱芾、李若虚、高颖、王良存、夏珙、党尚友、张节夫等，全被贬遭流放。

曾为岳飞仗义执言的赵士褭、何彦猷、李若朴、薛仁辅、于鹏、孙革、王处仁、蒋世雄，智浃、刘允升、范澄、刘洪道、张戒等，或为高官，或为宦官，又或是布衣，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迫害，或贬或流放，或下狱，或处决，或暗杀，其手段狠毒、惨烈，令人发指。

就连秦桧的党羽何铸，由于“谓议狱不合”，也被秦桧开除了“党籍”，赶出朝廷。

经这样筛过一遍，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史称，“殿堂之上，莫非秦氏朋党；朝野冲要，无不桧贼爪牙。”

既然恨岳飞，“恨”屋及乌，丧心病狂的秦桧又下令将岳州改名纯州，其节镇的岳阳军改为华容军。

然而，公道自在人心，时间会证明一切。

南宋使臣洪皓当时被金人扣押在燕京，听到岳飞的死讯，万分悲痛地写信给赵构说：“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