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丘吉尔会见罗斯福时，美国人对中国的感伤情绪曾使他大为惊异。45年之后，这种感伤情绪仍在白宫中弥漫，尽管它已减弱到仅仅关心台湾的命运。这是一个需要历史学家做出解释的问题。我们必须把美国的中国政策放到美国人对今日外部世界不甚关心这一社会背景来看。美苏对抗就像好莱坞电影中反映的同克格勃进行戏剧性争斗一样，它使得美国人养成了不切实际的思维模式。里根先生使他的听众们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美国横贯欧洲和环太平洋扩张的传教士与牛仔精神——正言相劝要发展民主，无论如何，应迅速用武力支持我们为之承担义务的盟友。

美国常把这些与文化相关的福音传道用强暴的手段施加给邻国，但对处于特殊环境的中国，最初却并未这样做。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为得到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在中国干了这种不体面的勾当，这使美国人能够不必使用武力便享有了进行贸易和改变中国人政治信仰的机会。我想，这正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永久性情感。他们对中国怀有基督教式的冲动感情，但同时又没有承担政治义务。英国海军提供了炮舰，美国人就可以布道了。今天，里根先生对台湾的优虑和撒切尔夫人对香港的态度同帕默斯顿时代英国人的政策是一样的。回顾帕默斯顿时代，英国人利用了与清王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外国与中国的贸易能在外国法律下繁荣兴隆，同时，治外法权保护着外国人在中国的人权。不要嘲笑我们的先人，人权仍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话题。

美国人在朝鲜、台湾海峡和越南进行战争的起因，可以追溯到迈克尔·亨特所称的“门户开放的支持者”身上，他是指那些“负有公共使命的利益集团——美国的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这些人渗入到中国，并在美国国内宣传保卫和改革中国的观点”。1784年以后，美国人从广东的鸦片、茶叶和丝绸贸易中获利，开拓了久未实现过的神话般的中国市场。183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的先驱发现并没有皈依者，便发展了其作为精神造物主的双向职能。一方面，他们把基督教、民主和物质进步一并传给中国人，另一方面又向他们的家人描述中华文明在腐朽、罪恶和偶像崇拜的沉沦中渐渐失去了它的绚丽光彩。19世纪90年代，他们要求得到门户开放的机会，寻求中国的买主和依者，贸易和福音的利益合二为一了。

这种“特殊关系”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非常不公平。19世纪中叶，广东的过剩劳力发现了加利福尼亚，很快，到那里去的中国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到中国的美国人。其中的对比是很有趣的：在美利坚的中国苦力和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很多是移民，并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在通常情况下，这便在他们各自的故乡产生了许多仇视异邦的百姓，“这明显反映出人们对想象中堕落的传教士和移民的忧虑，他们公然反对禁欲而以利用毒品和麻醉剂诱骗轻率的妇女和儿童……中国的教试和美国的唐人街都被认为是颠覆活动的温床”。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传教士有时为中国的暴民所伤，而受雇建造美国西部铁路的中国劳工又被美国工人的暴行所伤。在这些对应但并不相关的暴力骚乱中，死了许多中国人，却几乎没有美国人。由于中国非常缺少坚船利炮，所以中国人只被视为普通的外国人。

正如美国传教士兼公使秘书威尔斯·威廉姆斯早在1868年指出的：“如果在中国的美国人所忍受的痛苦超过了自1855年以来在美华人所受痛苦的1/10，肯定会发生战争。”中美条约规定了双边贸易和居住的权利，但仍在为获取生存权利而斗争的美国劳工运动，却不允许中国劳工拥有这种权利。在美国西部，排华运动不断高涨，由广东到加利福尼亚的开放门户骤然关闭；同时，中国摆脱传教士的运动导致了1900年不足称道的义和团起义。这之后，传教士越来越多，中国的门户开放对美国人来说已是陈词滥调了。

中国长期企求美国的亲善、调解、中立或与美国结成完全的同盟来反对其他列强；美国人始终使中国对美国抱有很高的希望。中国人觉得，美国没有帝国主义的腐败、堕落，美国人的意图是诚实和公正的（他们不需要不公正）。美国的公使和领事官员告诉中国人，他们不相信其他列强，美国人热心于和平、友好，并准备帮助中国。美国人的姿态几乎完全不带功利色彩，但这种高谈阔论的友好没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只是把中国人引上了歧路。每当需要行动的时候，美国人总是采取消极态度。

以李鸿章为例，他试图利用同美国的外交合作来防止在朝鲜有不幸事件发生。美国的海军军官、外交官、顾问甚至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每次总是很快在言辞上做出反应，但从不采取有效行动。国务卿约翰·海受英国人门户开放构想的启发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但他从未就此同中国人磋商。20世纪初，张之洞和其他政治家为把东北（满洲）从俄日共同管辖下拯救出来，曾多次向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求助，但丝毫没有成功。与此同时，美国移民局经常刁难和侮辱试图进人旧金山的中国学生、学者甚至政府官员。亨特发现了一份骇人听闻的反映美国种族傲慢的报告，美国的这种种族主义触发了1905年中国第一次反对美国利益的爱国运动。

美国的新教领导人把他们表达的理想模式同对现实的估价混淆了起来，詹姆斯·里德就是由此人手开始研究所谓传教士思想的。他们所说的“基督教文明”的扩张，实际上就是北欧和北美白人基督教的扩张。在提到“基督教的中国”时，希望总是和现实纠缠不清。因此，1914年，刚从中国复兴宗教大会上归来的福音传教士舍伍德·埃迪宣称：“我们丝毫不怀疑，我们将为耶稣基督赢得亚洲。”总之，新教传教士是靠臆想生存的。1912年，英国的“中国通”布兰德把美国人热心于中华民国的革命看成是一种传教机构的“美国人天性同情失败者和乐观主义”的反映，“对他们来说，乐观主义是一种职业的需要”。

这种臆想和十足的非现实主义观点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因为只有美国的传教团体掌握着第一手资料，而且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他们有着切身利益。里德估计，假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有300多名在中国的传教士回美国休假，他们在公众中露面的机会一年至少有3万次，这足以保证大约500万新教徒成为他们的支持者。但当时，美国的商业机构发现，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只占美国对外贸易的2％。南北战争之前，美国人在同古老中国的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人已准备打开中国市场、从总体上看，美国的决策者关心的是欧洲事务。外交在美国还未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美国人的翻译上要来自教会系统。

因此，由传教士思想形成的美国对华政策是有偏差的，“1905年到1915年间，建设基督教文明的运动成了一种十字军东征……上千名年轻聪慧的新教学生志愿者从旧金山出发航行到亚洲，建设基督教文明……到1915年，外国传教士将近一万……每1500名新教徒中，便有一个外国传教士”。

由于得不到更大经济、战略利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只在中国扮演具有仁慈心和高度原则性的角色。这使他们能广泛接触中国人，而中国人常常被外国的友好所哄骗。保罗·S·瑞恩慈牧师几乎一手推动了美国声明反对1905年日本的“二十一条”的行动，他并没向国务院透露此事，只是每大晚上和一个年轻的外交官威灵顿·古秘密协商。古极力描述日本人的威胁，但没有透露太多细节。古求助于瑞恩慈教授仁慈的政治温情主义，并最终受到另一位政治科学家伍德罗·威尔逊教授的支持。威尔逊后来当选美国总统。

亨特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支持者”的观点和里德对传教士思想的阐述都认为美国的政策有家长制作风和傲慢侵略的性质，这两位作者认为后来发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正是由此引发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不现实和误人歧途的。里德写道，这是因为“美国人意图虽好但很危险”，而亨特认为“这是有缺陷和本质上有种族优越感的设想造成的”。亨特还观察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员众多，在节新和衰落间徘徊，为美闰的扩张主义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可以进一步认为，中国不仅提供了一种机会，同时还需要具体的帮助，这包括传教士有益的工作和后来约翰·D·洛克菲勒所提供的帮助。在中国方面，这种特殊关系可以从导致中国革命的错综复杂的反抗中找到起因。这种特殊关系和为耶稣赢得中国的理想循环往复地出现在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之中，中国向现代变革发展的潜能不断增强。

受现代变革压迫的中国文化比起历史上别的文化是最独特、鲜明和古老的，也是最自给自足、平衡和庞大的。因此，中国在过去150年中间断发生的周期性革命，是历史所需的最深刻和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信奉变革的美国人隐约意识到这种变革是伟大和曲折的过程，他们所做出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对此，历史学家已做了充分描述。由于中国人陷人重重困境之中，因此他们对美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要求。确实，现在这种情况仍未改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亨特关于中国人在美国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报道，会增加老传教士们的负疚感，而且只有行善事才能赎罪。历史需要不断修正，但终将会慢慢消逝。台湾和香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甚至传教士与牛仔都将慢慢消逝，但这一切尚没有结束。

此篇发表于1983年6月24日出版的《泰晤士文学增刊》，评论的是迈克尔·亨特所著《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3年）和詹姆斯·里德所著《传教士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马萨诸塞，坎布里奇，东亚研究委员会，哈佛大学，1983年）。